《达尔文与设计：演化有目的吗？》 - 迈克尔·鲁斯，张刘灯 - 商务印书馆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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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达尔文与设计：演化有目的吗？

書城自編碼： 4111507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迈克尔·鲁斯，张刘灯
國際書號(ISBN)： 9787100236430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 2025-04-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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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复杂生命是源于智能设计还是由演化而来的？为何后达尔文时代的科学研究仍然需要目的论的语言和思维？本书是一部细节丰富、富有哲思的科学思想史著作，以贯通古今的视野叙写自古希腊以来的目的论思想所形成的文化土壤与达尔文演化论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及其在当今的影响。
★融会贯通的思想史著作，思考科学与其文化土壤的相互作用
科学是否充满价值观？价值观和利益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出现在科学中？著名科学哲学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迈克尔·鲁斯融汇生物学、哲学、历史等不同学科的理解，探索演化论与其诞生的文化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叩问科学的本质。这是一部视野广阔、细节丰富、富有哲思的科学思想史佳作。
★深入西方思想史脉络，全面理解演化-设计之争的内涵和意义
自然界中的生命是源于智能和设计，还是经由自然选择演化而来？为何后达尔文时代的科学研究仍然需要目的论的语言和思维？这又说明了我们人类思维方式的何种特质？本书回到西方文明的开端，审视目的论思维对于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有何影响，以及达尔文的演化论是否完全颠覆了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全面而公正地评价了双方立场。
★重返科学观念诞生的历史现场，展现科学家的学术人生

內容簡介：

生物的复杂形式意味着“设计”，因而也意味着存在一位造物者。——当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对这一论点提出质疑近150年后，我们仍然会从设计的角度来谈论生命，例如眼睛的功能、蹼足的用途、鳍的设计。为什么设计论观点如此顽固？历久弥新的达尔文主义必然会推翻这一论点吗？本书以清晰晓畅的辨析，梳理了自古希腊人引入设计观念，到达尔文演化论的出现，直至延续至今的演化-设计论争的思想史脉络，对双方观点做出了全面而公正的评价。

關於作者：

迈克尔·鲁斯，加拿大科学哲学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生物学哲学、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创造-演化论争，以及科学内部的分界问题。著有《生物哲学》《达尔文革命》《盖娅假说》等。
译者简介：
张刘灯，毕业于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于美国得克萨斯医学中心工作。

前言
导言
第一章两千年的设计史
第二章佩利与康德的反击
第三章播下演化论的种子
第四章问题层出不穷
第五章查尔斯·达尔文
第六章一项伟业
第七章达尔文主义者的内讧
第八章演化论的世纪
第九章适应进行时
第十章理论与检验
第十一章形式论的回归
第十二章从功能到设计
第十三章设计隐喻
第十四章自然神学的演变
第十五章溯时而回
参考文献与建议阅读书目
致谢
索引

內容試閱：

前言
《达尔文与设计：演化有目的吗？》是我所著三部曲中，继《从单子到人：演化生物学中的进步概念》（Monad to Man: The Concept of Progres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和《奥秘中的奥秘：演化是一种社会构建吗？》（Mystery of Mysteries: Is Evolution a Social Construction?）之后的第三本。通过这三本书，我的目标始终是将来自几个学科——哲学、历史和宗教——的理解汇聚起来，以回答关于科学本质的问题，或是反过来用科学回答我所探讨的这些的主题中的问题。这本书中，贯穿始终的核心关注点是科学与产生它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是否相互作用，如何相互作用。我关心的是价值观和利益问题，它们是如何、又在何种程度上出现在科学中，以及它们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或被消除——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是否总是充满了价值观。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然主义者，我相信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观察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因此，我以一个具体的案例研究来展开我的讨论：自18世纪以来直至今日的演化思想——一个关键性事件是查尔斯·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
在《从单子到人》中，我追踪了演化思想与文化进步概念之间的共生关系。我想要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为演化思想所吸引，以及为什么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觉得它令人不安——如果不是彻底令人不快的话——尤其是它的达尔文版本。在《奥秘中的奥秘》中，我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即用演化的历史来探讨一个广为讨论的问题：科学是对客观现实无偏见的反映，抑或仅仅是文化的一种主观表现形式、一种社会构建。在《达尔文与设计》中，我回到西方文明的开端，审视了一种强大的思维方式——目的论思维。这种思维不仅在传统上对于理解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创造者或神的概念也具有重要意义。人们普遍认为，达尔文主义破坏了或者至少是扰乱了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而我的目标是看看是否确实如此。
近年来，一些具有哲学倾向的思考者提出，物理世界的性质可能需要用目的论和神性来理解。这些所谓的人择原理的热情支持者为一系列主张辩护，从相对无害的观察——任何支持生命的世界必须是能够支持生命的世界——到更强烈的结论——我们所居住的、支持生命的世界是如此不可能，以至于它的存在不可能仅仅是巧合，因此必定是超乎自然的力量的证据。这些主张的批评者至少和支持者一样多。在本书中，我完全避免了对这些不同主题的讨论，并且将对于物理科学的引用仅仅限制在它们与生物学相交的点上。虽然我不反对争议，但在这三本书中，我的主题一直是演化论：现在不是扩大我的视野的时候。要充分公正地讨论人择问题，我们将不得不进入现代科学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不仅超出了不同历史语境下各种物理科学的范围，也超出了与现代生物学相关的目的论问题。
在我的这三本书中，我希望我的发现本身就足够有趣，并且能在更为形而上的层面阐明科学与文化之间的整体关系。虽然我希望这些卷册足够吸引人，以至于读者会想从一本跳跃到下一本，但我已将它们写得彼此独立，可以单独阅读。在此过程中，我获得了巨大的乐趣，也学到了很多。演化是一个奇妙的想法，演化论者（及其批评者）都是迷人的人物。能与他们共度时光是一种乐趣和荣幸。

“知识是我们探究的对象，人们只有掌握了一件事物的‘为什么’（即把握它的主要原因），才会认为自己了解了这件事物。”
伟大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这番话，无论是在公元前4世纪还是在今天都一样正确。在尝试理解我们周围和我们内在的世界时，我们试图找到那些使其他事物或事件发生的事物或事件：我们试图找到原因。例如，在试图理解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掌权的原因时，我们会寻找这一事件背后的原因：战胜国在1919年凡尔赛会议上对战败国强加的屈辱条款，许多有权势的德国人对魏玛共和国民主的厌恶，20世纪20年代末经济萧条的沉重打击，希特勒个人的狂热，等等。所有这些情况和其他情况都被认为是纳粹胜利的原因。
现在注意，这些假定的原因有一个显而易见却重要的特点：它们都发生在被解释的事件之前。《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大约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的14年前。对民主的厌恶至少也是那么早，或者更早。其他原因也是如此。原因不会在效果之后出现。这种不对称是怎么回事？
有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解释，通常被称为“缺失目标对象”（missing goal object）问题。如果原因在效果之前，那么你就永远不会陷入必须解释没有原因的效果的困境。凡尔赛会议发生了，然后希特勒执政也发生了。如果效果可以在原因之前出现，你就会解释凡尔赛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是“效果”）是由希特勒上台造成的。但假设希特勒在1923年的慕尼黑政变中被杀，那么他就永远不会成为总理，因此凡尔赛会议就没有原因了。或者更糟，你理论上会有两个相同的凡尔赛会议（“效果”），相同的事件导致了它们，原因却截然不同。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一个逻辑上不可能的情况，但从理解的角度来看，这肯定非常不便。
原因在效果之前。但总是如此吗？以一名试图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为例。她必须参加一些课程和考试，然后撰写一篇论文并参加答辩。她的人生目标是获得那个学位。在此，我们当然可以说，未来正在回溯并影响现在。她将来会获得的学位是她今天上课的原因。但这真的可能吗？经常有学生退学、放弃学位。或是他们考试失败，被踢出项目。我们的学生在法语资格测试中遇到了困难，她的计划破灭了。我们在此怎么能说未来导致了过去的事件呢？
一个解决办法是重新整理论点，认为她今天的行为的原因不是将来实际获得学位的事实（这可能会，或者可能不会实现），而是她希望或期望或渴望获得那个学位这一事实。这些心理动机可能参照了一个想象的未来，但它们存在于今天。因此，即使没有通过法语考试的学生也有通过考试、进入毕业论文写作阶段并最终获得学位的愿望。无论是成功的学生还是不成功的学生，愿望可能都是一样的。鉴于生活变化无常，没有人说相同的原因必然会有相同的结果。
事实上，在这种面向未来的理解中，未来的结果显然影响了现在的事件，其范围包括人类的渴望直至人类制造的工艺品。我和我的家人喜欢当地面包店的新鲜面包，但当我们试图用普通刀子来切仍然热乎乎的面包时，效果不是很好。面包太软了。但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案，即买一把可以锯开新鲜面包的锯齿刀。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未来的参照：我现在买刀是为了将来可以切面包。现在的刀是通过参照未来的面包切割来解释或理解的。即使刀在使用前断了，它也没有缺失目标对象。我过去和现在的意图转移到了刀上，导致它因为锯齿而被购买；即使刀没有按预期使用，这一点也成立。刀的目的或功能或目标是切割软的、橡胶状的物体。它是为了切新鲜面包而制造的。这是它的制造者的意图。
现在问题来了，或者至少是我们问题的背景来了。撇开人类及其工艺品不谈，奇怪的是，在没有任何人类意图干预的情况下，似乎适合运用面向未来的理解——哲学家称之为目的论理解（teleological understanding）——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依然合适。以剑龙为例，这种恐龙因其脊椎上交替排列的一系列骨板而引人注目。剑龙为什么会有这些骨板？是什么导致了它们的出现？在一个层面上，我们可能会说，其原因是动物本身的胚胎发育。各种蛋白质由携带遗传信息的核酸产生，然后由这些蛋白质构建了骨板。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人们的兴趣是面向未来的。这些骨板是为了什么？这些骨板的功能是什么？
人们为此提出了许多答案，我们稍后会深入讨论。今天流行的答案是，这些骨板可以帮助这种冷血恐龙调节体温。剑龙有骨板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体温。在此，并没有人类意图的干预，但我们仍然觉得使用面向未来的语言——一种通过参照未来结果来解释过去的语言——是有意义的。这些骨板是为了调节热量而存在的。
剑龙的骨板代表了生物学家归因于适应的生物属性的一个巨大类别。适应有助于其拥有者很好地生存；它们服务于某个目的。我们人类有许多适应性器官：眼睛、鼻子、耳朵、牙齿、阴茎、阴道。其他生物同样拥有丰富的属性。例如，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研究的小雀鸟，它们有着各种各样形状和大小的喙，都非常适合其主人吃的特定食物。拥有非常厚实强壮的喙的雀鸟以仙人掌、坚果和浆果为生。其他拥有非常细腻、精致的喙的雀鸟专门吃昆虫。还有其他拥有不同大小和形状的喙的雀鸟，则吃各类食物。甚至有些物种的喙适合捡起并携带树枝，帮助它们在树皮和灌木丛中寻找隐藏的昆虫和幼虫。
植物也有适应性。想想枫树的叶子，它们对于我们的眼睛而言是美丽的，但对于枫树来说，捕捉阳光并利用光能来生产食物才是至关重要的。叶子在树的生命周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不幸的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缺失目标对象”的问题再次凸显其丑陋的一面。如果恐龙在有时间利用其骨板之前就遭遇了不幸怎么办？如果一个人成为牧师，从未用他的生殖器官进行繁殖怎么办？如果加拉帕戈斯发生了干旱，所有的鸟，无论喙是什么样的，都饿死了怎么办？如果酸雨杀死了所有的枫树怎么办？
传统的回答是，这一切都表明，我们人类不是唯一有意图的生物。适应是上帝的创造，旨在帮助有机体（包括人类）在地球上发挥功能。例如，从未使用过的骨板、未得到锻炼的生殖器官、雀鸟倒地死去时所拥有的喙、时节未至就已经枯萎的叶子，仍然是上帝出于未来的目的或情况而创造的。这里有一个关于上帝存在的标准论据，即所谓的源自设计的论证（argument from design），或目的论论证。眼睛（以人们最喜爱的例子来说）类似于望远镜：望远镜有制造者，因此，眼睛也必须有制造者。我们人类有我们的意图和目的，所以上帝也有他的意图。
直到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在书中，他主张所有有机体，包括人类，都是长时间的、缓慢的、有法则的（自然的）从“一个或几个形式”开始的演化变化过程的最终产物。他提出一个解释这种变化的机制：自然选择，也称适者生存。其工作原理如下：由于出生的有机体数量超出了能够生存和繁殖的数量，因此产生了生存竞争，而在这场斗争中获胜的功能正是成功有机体所具有的特征。这一自然过程类似于饲养员实施的人工选择，他们从每一窝幼崽中挑选出具有所需特征的幼崽。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自然选择也会导致彻底的变化。最终结果是生命浩如烟海的多样性，不同物种的每个特征都有其作用，这使每个生命与众不同；特征能发挥功能，因为它是适应性的。
达尔文无疑是正确的，他的理论似乎为生物学中的未来导向性思维方式敲响了丧钟。已经很少有人会认为无机世界——恒星、行星、山脉、海洋——具有证明造物主设计的目的。很少有人会问月亮有什么功能（除了那些声称其目的是为喝醉的哲学家照亮归家之路的玩笑者）。没有人会说尼亚加拉瀑布的存在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的确，这道瀑布（又被称为加拿大瀑布）产生了类似彩虹的喷雾，很多蜜月酒店经营者和其他人因此赚了很多钱。但瀑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产生彩虹，当然也不是为了给当地酒店特许经营者增加收入。
类似地，在达尔文之后，生物学家可能会认为，把剑龙身上的骨板说成是为了调节热量而存在是错误的。骨板可能确实调节了热量，就像尼亚加拉瀑布产生了彩虹。但在《物种起源》之后，大多数生物学家不再尝试用上帝的意图来解释或理解骨板的调节功能，即使他们相信上帝存在。对他们来说，生命世界和非生命世界一样，都是自然的、有法则的——也就是说，并非超自然的——领域。生物学中的功能性讨论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多余的，糟起来则可能是具有误导性的。
然而，无论有没有达尔文，我们所有人——包括生物学家——仍在使用功能性语言。我们谈论剑龙骨板的目的和眼睛或手的功能。我们仍然说，雀鸟有强壮的短粗喙是为了咬破坚果。换言之，我们仍在使用达尔文时代神学家所使用的语言。最达尔文式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一位杰出的科学作家和狂热的无神论者——为他致力于目的论思维方式的研究而感到自豪。在他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盲眼钟表匠》（Blind Watchmaker，1986）的开头，道金斯谈到了他的信念，“我们自己的存在曾是所有谜团中最大的一个”，更让人惊讶的是，很多人“在很多地方实际上根本没意识到首先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谜团是什么呢？“问题就在于复杂设计的谜团”（ix）。道金斯并不是唯一持有这种信念或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在一本由仍然在世的演化论者撰写的备受推崇的书中，美国鱼类学家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他开玩笑说他从教区牧师那里得到的唯一好建议是关于去教堂前门的方向）明确表示：“每当我相信某种效果是作为被自然选择所完善的一个适应性功能而产生的，我就会使用与人工技艺和有意识的设计相匹配的术语来描述。将某物描述为某一特定目标或功能或目的的手段或机制，将意味着所涉及的机制是通过选择、为其所归因的目标而制造的。”（Williams 1966，9）
这就是《达尔文与设计》一书所针对的悖论。达尔文似乎已经将设计从生物学中驱逐出去，但我们仍然继续使用并似乎需要这种思维方式。我们仍然使用适合有意识意图的术语，无论我们是否相信上帝。在生物学中，我们仍然使用一种在物理学或化学中被认为不恰当的面向未来的语言。这是为什么呢？这又说明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呢？作为一名演化论者，我相信关于现在的问题的答案可以从过去之中找到，这一原则将在此指导我。我将首先回顾前达尔文时代面向未来的或目的论语言的历史，然后继续审视达尔文自己的思考，包括他所推广的一般立场及其对于我们研究的具体含义。我还将察看在后达尔文时代，自然选择演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各自有何作为。
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能探问，如今类似设计的思维的立场如何——从活跃的演化论工作者的想法，到科学哲学家的思考，再到当今神学家的信仰、希望和论点，面对《物种起源》，这些神学家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顽抗到底。我认为我们的悖论存在解决方案，并且我将提供它。不仅如此，我相信设计问题打开了一个通向自然世界与我们对它的思考，以及二者间关系的重要而迷人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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