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研究：区位、行业与技术》 - 袁珮，郭伟著 - 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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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研究：区位、行业与技术

書城自編碼： 4107496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經濟→經濟學理論
作者：袁珮，郭伟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12218369
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5-04-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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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本书明确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活动存在的异质性，即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产权优势和效率优势，进而分析得到基于经济人假设的效率追逐成为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动因。其二，在效率动因的驱动下? 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行为途径就可归结为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活动，即通过利用新的技术来提升
企业的生产效率或通过市场的扩大来寻求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达到企业进一步发展和效率提升的目的。其三，本书对经典ＨＭＣ－ＦＭＥＣ模型进行修订，行业进入壁垒、生产效率的跨期提高、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两项经济活动的同时进行等因素引入经典ＨＭＣ－ＦＭＥＣ模型前提假设，从而由民营企业视角入手指出基于异质性投资效率所形成的区位、行业、技术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及影响机理，并且根据三大风险要素存在的关系，明确了民营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将效率作为前提，将技术作为支撑，将产业作为媒介，将区位作为重点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战略模式。

內容簡介：

本书通过研读和分析前人的理论成果和相关文献资料，从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开始，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聚焦于区位、行业和技术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以期为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借鉴。

關於作者：

袁珮，1977年2月7日出生，男，汉族。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于河南城建学院管理学院任教师。
郭伟，男，1985年8月出生，湖北黄冈人，硕士，河南城建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目录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1.1.2研究意义

1.2核心概念的界定

1.2.1民营企业

1.2.2对外直接投资

1.2.3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1.2.4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别

1.3文献综述

1.3.1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

1.3.2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类型研究

1.3.3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与控制研究

1.4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内容

1.4.1研究思路

1.4.2研究方法

1.4.3研究内容

1.5创新之处

第二章理论综述与评析

2.1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2.1.1主要学说理论

2.1.2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简评

2.2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2.2.1主要学说理论

2.2.2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简评

2.3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2.3.1主要学说理论

2.3.2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简评

2.4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2.4.1主要学说理论

2.4.2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简评

2.5相关理论对本书研究的指导意义

第三章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因素

3.1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影响因素构成

3.2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分析

3.2.1异质性企业的效率差异

3.2.2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3.3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识别

3.4基于投资动机的风险因素分析

3.4.1模型适用性分析

3.4.2经典HMC-FMEC模型

3.4.3HMC-FMEC模型的修正

3.4.4基于HMC-FMEC模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因素分析

3.5本章小结

第四章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风险

4.1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现状

4.1.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4.1.2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特点

4.1.3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基于效率视角

4.2基于引力模型的区位风险因素分析

4.2.1引力模型理论

4.2.2引入宏观风险要素的引力模型

4.3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风险的评估与规避

4.3.1区位风险的评估

4.3.2区位风险的规避措施

4.4本章小结

第五章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风险

5.1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5.2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

5.2.1企业内生边界模型

5.2.2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选择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视角

5.2.3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选择的综合分析

5.3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风险识别

5.4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风险的防范

5.4.1资源获取风险的防范

5.4.2行业竞争风险的防范

5.4.3市场效率风险的防范

5.5本章小结

第六章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风险

6.1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构成

6.1.1技术构成与技术促进作用

6.1.2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构成

6.1.3技术构成视角的技术风险

6.2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技术构成的测算

6.2.1非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测算

6.2.2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测算

6.2.3数据来源与测算结果

6.3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技术风险的实证研究

6.3.1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线性技术风险——基于技术溢出效应的视角

6.3.2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非线性技术风险——基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视角

6.4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风险防范

6.4.1对外直接投资中体现式技术风险的防范

6.4.2对外直接投资中非体现式技术风险的防范

6.5本章小结

第七章华为对外直接投资案例分析

7.1华为的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7.1.1华为简介

7.1.2华为发展历程

7.1.3华为对外直接投资进程及经验总结

7.2华为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分析

7.2.1市场驱动阶段

7.2.2技术驱动阶段

7.3华为区位风险分析

7.3.1发展中国家的区位风险及应对措施

7.3.2发达国家的区位风险及应对措施

7.4华为行业风险分析

7.4.1低端产业层次的风险分析

7.4.2中端产业层次的风险分析

7.4.3高端产业层次的风险分析

7.5华为技术风险分析

7.5.1体现式技术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7.5.2非体现式技术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7.6本章小结

第八章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8.1主要结论

8.1.1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识别

8.1.2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解构

8.1.3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防范

8.2降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政策建议

8.2.1国家层面——构建全方位的支持与监管服务体制

8.2.2企业层面——构建全流程的风险管控体系

8.3尚待解决问题及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8.3.1尚待解决的问题

8.3.2未来的展望

参考文献

111344568101113161818181922242424272828292929383838424345454747495354545564687072727273838484859191939596969999102107109113113116117118119119119121122123123126127128128129136136137139140140140141144147148148149149151152152153153154154154155157157157158160163163168170170170171

图表目录
图表目录

图1-1研究思路及研究框架23

图3-12007—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50

图3-22006—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投资案例
50

图3-3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51

图3-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52

图3-5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要素作用原理图69

图4-12015—2016年民营企业五百强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分布74

图4-22015—2016年民营企业五百强对外直接投资形式76

图4-32015—2016年民营企业五百强遭遇贸易摩擦类型79

图4-42015—2016年民营企业五百强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对策79

图4-52015—2016年五百强民营企业解决国际贸易摩擦依附的
外界力量80

图5-1波特五力模型及影响因素110

图6-1DEA模型数据结构图124

图6-2根据Malmquist指数与价格指数法获得的技术进步核算结果
127

图6-3以dofdi为转换变量的STR模型转换函数图135

表4-1中国对各洲投资净额（2007—2016年）73

表4-2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海外投资状况（2010—2016年）74

表4-32015—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动机
75

表4-42010—2016年民营企业五百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方式76

表4-52016年民营企业五百强境外经营类别状况77

表4-62011—2016年五百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内部困难
分类81

表4-72011—2016年五百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外部困难
分类82

表4-8加入风险因素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结果88

表5-1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百强民营企业名单97

表5-2中国39个行业资本密集度测算结果103

表5-3中国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取106

表6-1两种技术进步与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回归结果129

表6-2数据稳定性检测结果131

表6-3约翰森Johansen协整检测132

表6-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测结果133

表6-5线性假定检测与转换变量以及模型形式选取结果133

表7-1华为发展历程表141

內容試閱：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主要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改革开放后，摆脱束缚的中国企业以惊人的增速实现着“井喷式”的增长，国内市场一片繁荣，成长后的中国企业在国家“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的指引下，越来越多地把目光关注于国际市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明显提高。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逐渐由直接投资东道国转变成母国，而促成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企业实力的提高。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未来发展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也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逐渐变成了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

同时也应看到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环境发生恶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中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试图利用贸易限制、关税壁垒等手段对中国出口的产品进行打压，弱化中国企业的出口能力。这并未阻止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的信心和决心，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中国适时推出“一带一路”倡议，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发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化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在这些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之中，民营企业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这些企业虽然在长期生产中积累了一定的资源、人才、资金等优势，但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的风险问题，为了更好地在理论和实践中为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保驾护航，本书展开了后续的研究工作。

本书依据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并非高效的民营企业，而是在理论上被界定为国企。中国诸多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制度下所形成的产物，其在国内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得到了快速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产权清晰、运作灵活，这使得民营企业满足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表明：无论是投资规模还是投资区位，国有企业一直处于主导位置。是何种因素制约了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这是本书的选题依据之一。

第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行业选择上并不是中国核心竞争力最强的行业领域，而是在中国处于竞争劣势的行业。传统贸易理论指出，国与国的交易与投资形成于比较优势的差距上，林毅夫（2007）把这种差距称为满足本地优势条件的行业。通常来说，优势表现在劳动力资源充足、自然条件优越、资金明显匮乏等方面的行业，即不需要领先技术手段作为支持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应当在中国本土完成产品的生产、加工并进行出口，并不需要对境外实施投资，其原因在于这些行业在国际市场中缺少足够的竞争实力，难以和全球技术领先的行业进行竞争，也无须和利用新型商品与技术的研发来加强技术革新调整行业的国家同台竞争。因此本书试图把技术因素引入国内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分析中，深入研究一国技术发展水平和投资要素禀赋水平是否相适应问题，这是本书选题的依据之二。

第三，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是由来自外部环境以及内部条件因素导致的不确定性。其中由外部环境所导致的风险主要包括东道国的政治环境风险、行业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法律风险、区位风险等；由内部环境所导致的风险主要包括战略风险、制度风险、认知风险等。本书通过对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做深入的剖析，选取了区位选择、行业选择与技术选择风险来作为研究重点，以期对中国民营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实力带来借鉴和启发。

1.1.2研究意义

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本书明确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活动存在的异质性，即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产权优势和效率优势，进而分析得到基于经济人假设的效率追逐成为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动因。

其二，在效率动因的驱动下，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行为途径就可归结为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活动，即通过利用新的技术来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或通过市场的扩大来寻求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达到企业进一步发展和效率提升的目的。

其三，本书对经典HMC-FMEC模型进行修订，将行业进入壁垒、生产效率的跨期提高、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两项经济活动的同时进行等因素引入经典HMC-FMEC模型前提假设，从而由民营企业视角入手指出基于异质性投资效率所形成的区位、行业、技术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及影响机理，并且根据三大风险要素存在的关系，明确了民营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将效率作为前提，将技术作为支撑，将产业作为媒介，将区位作为重点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战略模式。

1.2核心概念的界定
1.2.1民营企业
20世纪30年代，学者王春圃最先提出“民营企业”这一概念，在其编写的《经济救国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将民间投资经营的企业称为“民营”，并与国民党政府经营的“官营”企业进行区分。他对概念的定义非常精准，获得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1993年，中国正式公文里第一次引入了“民营”概念，由字面意思来看，它指的是“民间经营”，这是和“国营”相对来说的。后来伴随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公私合营、企业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引起了学界对于民营企业定义的讨论，代表型的观点主要有：茅于轼（2001）提出“依据产权属性的差别，将民营经济划分成两大部分，首先是个体经营者，其次是私营经济体”。而王耀中（2004）则从企业的产权特征和本质属性两方面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指的是一些公司产权明晰、获益主体清晰，并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生产、经营，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的经济组织”。归纳来讲，民营企业主要包含三个特征：（1）由企业运营责任主体的角度加以区分，民营经济指的是民间经营组织形式；（2）从企业所有制视角入手加以定义，民营经济指的是非国有经济；（3）由企业运营责任主体和公司所有制密切融合的视角定义，民营经济指的是民间运营的非国有经济主体。

据此可知，学者们对民营企业的含义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定义。本书通过了解民营企业特点，综合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对民营企业含义做出了如下定义。

（1）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不可混为一谈

纵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将“民营”“私营”“国营”等概念均区别开来，所以笔者以为不可将“民营”和“私营”混为一谈。两者相比，民营的范围更加广泛，具体来说包含个体私营企业、非国有股份制企业与集体企业等。

（2）民营企业和民间投资企业不可混为一谈

“民营”更为关注企业运营模式，“民资”更为关注企业所有制的具体形式。中国在对经济制度进行变革时，一些国企与集体企业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及企业自身的发展，在企业运营模式上做出了创新和调整，使公司运营模式朝着“民营化”的方向发展，所以这种企业也应当归属民营企业的范围。

（3）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不可混为一谈

由实际经济状况来说，虽然大部分民营企业在从业人员、销售额、资产规模等方面属于中小企业，但也有一批民营企业通过自身的发展经营成长为大型企业，使其具有了很强的发展基础。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视角来说，有能力参与海外投资的民营企业，大部分规模庞大、发展实力强劲，比方说华为公司等。但许多中小型民营企业虽然是跨国经营，然而目的仅仅在于将产品销售至海外，并未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对外直接投资。

因此，为便于深入剖析，本书中将民营企业定义为：年营业收入高于五百万元的私营企业，并且没有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包含在内。

1.2.2对外直接投资

依据商务部所做的阐释：“对外直接投资指的是境内企业在境外与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通过实物资产、货币或无形资产的形式直接投资，并且将约束境外与香港、台湾、澳门等区域企业运营管理权作为终极目标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依据上述界定，本书认为这一概念包含三个要点：其一，运营控制权。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意图在于得到境外企业运营管理权；其二，形式多元化。为实现终极目标，企业可利用有形或无形资产参与股份等诸多形式来对外直接投资；其三，投资方向性。对外直接投资指的是境内企业对境外诸多区域企业所做的直接投资。

针对学术界运用较为普遍的FDI、OFDI、IFDI等形式，同样可依据上述定义做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指的是母国投资人为得到东道国公司运营管理权，从而对资金、技术、设施、能源等对外转移的行为。FDI这一概念强调了实际控制权，并没有清晰地确认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方向性。因此同一投资行为对东道国而言是其他国家直接投资的流入（Inward FDI，IFDI），对投资国而言，是直接投资的流出（Outward FDI， OFDI）。OFDI 缩写是ODI，它的内涵和OFDI基本统一。

1.2.3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现阶段，学者们对风险含义所做的界定并未达成统一。学术界因为研究风险问题的视角与对风险的认识存在差别，因此对风险所做的解读不尽相同。通过归纳和总结前人的文献资料，可把风险界定为：风险是不利事件将来出现的不确定性。

上述定义认为风险是一种可能性并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因为受到将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对企业达成计划目标形成了不良后果或导致企业面临经济亏损的可能。上述对风险所做的界定有四个关键词：其一，将来，风险是对公司将来运营活动与利润形成的影响；其二，不确定性，风险是由于不确定性所形成的，不确定性来源于外部发展环境或者公司本身运营管理问题；其三，计划目标，风险不但体现于对公司利润或业绩形成的影响，而且公司计划目标对风险影响范畴具有决定性影响；其四，影响，伴随风险的滋生，公司运营实际目标和计划目标会出现一定偏离，这类偏离既可能对企业带来正面的积极效果，也有可能对企业经营产生负面不利影响。

通过对风险内涵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一，风险源自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对未来事件认知的缺失（例如：未来事件发生的时间、发生的概率、未来事件的发生对企业经营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等）。第二，风险意味着与企业决策者预期相反的潜在损失，进而影响企业收益的多少。第三，风险是不随企业决策者和经营者的主观愿望而发生变化的客观存在。企业决策者和经营者可以根据获得、搜寻信息的多少预测和评估风险，并基于此控制和减少风险发生后带来的损失，但无法将风险消除。第四，风险是一个贯穿企业经营活动全过程的动态事件。相对于不同的经营主体，在各个阶段与不同运营条件下，相同类型风险出现概率、影响范畴、影响程度、表现出的特点等均会出现变化，这种动态变化的特征使得风险持续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说，风险是一种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预测和控制。

由此可见，风险是包含诸多内容的概念，不可把它看成单个要素所引发的行为。一般而言，风险可被划分成两种：首先是客观不确定性，其次是主观不确定性。风险所涵盖的这两个部分的差异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十分关键。客观不确定性即客观部分，是指风险客观存在的部分，企业决策者能够对风险可能产生的结果有统一的认知，并且这种结果是不随人的意志和愿望而改变的一种客观存在；主观不确定性，即从企业决策者主观评估的角度进行的理解，企业决策者和经营者能够根据其一定时期内获得的信息为基础，并结合自身的经验对企业投资活动进行预测和评估结果，从而使得这种预测和评价表现出显著的主观特点。企业运营主体与决策主体为确保评价精准可靠，减少预测和评估的偏差，需要不断地搜集更多的信息，对预测和评估的结果进行不断的修正，从而尽可能提高企业投资决策的正确性。从风险的可接受能力来看，即投资者能够并且愿意接受的最大风险，每个企业决策者和经营者会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对待风险的态度调整风险预测和评估的结果。

结合对风险内涵的分析，本书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定义为：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收益与预期结果产生偏差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会促使企业改变其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或降低其利润率。

1.2.4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别

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由于在组织形式、产权性质、市场地位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从而导致两者之间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动机、区位风险、技术风险、行业风险等方面存在着区别。

（1）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寻找境外市场，拓宽商品营销渠道，获取先进技术和战略资产，拓宽融资渠道，以此提升其产品质量和附加值，从而提高产品市场占有份额及市场竞争力；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双重动机，一方面，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与民营企业同样的经济动机；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还有为国家寻求稀缺资源、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等政治目的。

（2）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民营企业由于其受到国内政治约束较少，通常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方面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战略资源丰富、政治相对稳定的国家和地区；而国有企业由于其特殊性，更多的是考虑国家战略，倾向于选择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而对政治风险的敏感性不高。

（3）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风险

从经济工业化进程的客观规律和民营企业对比国企在资本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上的力量悬殊可知，国内民营企业倾向于选择劳动密集型行业，并通过拓宽融资渠道、获取战略资源等方式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种发展路径能够规避行业选择所带来的风险。而国有企业由于其自身的国家政治目的、资本优势、技术优势、市场地位优势倾向于选择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关系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战略性行业。

（4）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风险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选择投资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是规避技术风险的一种选择，民营企业通过投资于技术水平较低的东道国能够凭借其技术优势获利，从而导致其技术创新动力下降，因为采取更好的技术使得其产品成本提高进而缩小收益空间。对不具备任何技术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重点是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利用领先技术手段对母国公司技术发展与创新形成推动效应。在此之中，风险要素取决于母国民营企业对新型技术手段的吸纳与创造能力，如果可以短期之内掌握核心技术手段，那么必然可以在东道国或国际竞争市场里稳固竞争地位。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投资于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主要是集中于资本密集型的自然资源行业，面临的技术风险较低。国有企业投资于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其目的是为获取其核心技术并通过借鉴、吸收、再创新提高其技术水平。但是，由于国有企业体制相对僵化，在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创新方面能力较弱，面临着与民营企业同样的技术风险，但因为其有资本、国家政策的支持，所以抗风险能力较强。

由此可见，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动机、区位风险、技术风险、行业风险等方面更多的是体现的一种市场化的行为。民营企业更多的是以利益最大化作为出发点而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并自愿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而国有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多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国家战略等方面的因素。因此，本书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作为研究的主体，从而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出市场化行为所产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

1.3文献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20世纪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已然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并且日益成为各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方式和组成部分。国外学者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注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经济活动方式，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发展完善，已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不断丰富和完善。由于最初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主要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早期研究的目的在于为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理论指导与参考。Hymei and Kindleberger（1960）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开创了以国际直接投资作为研究对象的新领域，奠定了跨国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使国际直接投资开始成为独立学科。Vernon（1966）设计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帮助西方发达国家化解了“顺梯度”投资区位选取问题。Dunning（1977）归纳了其他学者们获得的理论成果，提出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伴随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数量越来越大，很多学者们围绕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获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此之中，具备典型性的理论包含边际产业扩展理论（小岛清，1978）、小规模技术理论（Wells，1983）、投资发展阶段理论（Dunning，1983）、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Kaner Will and Toland，1993）等等。这为本书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本节将根据本书的研究思路，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类别、影响要素、风险防控与预警等三大层面入手，对现有文献进行归纳总结。

1.3.1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

西方国家学术界很早便关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将重点放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体系研究。近些年，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日益复杂、国际政治格局不稳定等，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国外学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因素、制度因素、汇率因素、文化因素。

政治因素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最为重要的因素。Agarwal（1992）最早实证研究了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其实证结论显示：东道国政治环境平稳性和吸纳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对外直接投资受到东道国政治稳定性的影响。Jinjarak（2007）分别研究了水平型OFDI和垂直型OFDI与政治风险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相对于水平型OFDI，垂直型OFDI更容易受到东道国政治因素风险的影响。王建、张宏（2011）由东道国政府管理视角入手，探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取问题，结论显示：东道国“政策有效性”“贪污腐败控制”等诸多指标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市场环境约束程度”“法律有效性”“政治平稳性”等指标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关系并不明显。王海军（2012）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具有的政治风险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负向关系。韩剑、徐秀军（2014）以2009—2012年中国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指出：美国各个地区的政治倾向对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美国具备明显的正向影响，且中国企业会优先选择民主党派支持率较高的州进行投资。谢孟军（2015）将东道国政治风险指标纳入D-S区位选择模型做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加热衷于投资政治风险较小的国家或地区，发达国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较大的吸引力。张艳辉等（2016）深入探究了东道国十二种政治风险要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的影响，结论显示：政治平稳与腐败要素对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备明显的影响。

这几年，伴随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学术界意识到了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的关键影响。所以很多学者由东道国制度要素入手，分析了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产生的影响。韦军亮、陈漓高（2009）探究了东道国制度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取具有的影响，结论显示：东道国国家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备明显的约束作用。宗芳宇等（2012）利用研究东道国制度、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取具有的效用，结论显示：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并且双边投资协定能够弥补母国制度支持的不均衡性。刘凯、邓宜宝（2014）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建立了引力模型，做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范涛（2014）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偏向于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但与中国内部机制环境相差很小的国家，更有利于吸引中国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王永钦等（2014）以中国2002—2011年间的842笔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样本，研究了东道国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等六类制度要素对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取的影响，结论显示：很多民营企业并不重视合作国家政治制度与发展环境平稳性，而是非常重视政府监督力度、贪污腐败与监管效率等问题，并且尝试着规避法律系统较为严苛的国家。赵蓓文（2015）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投资动机和东道国环境。王怒立和向姣姣（2015）通过Heckman两阶段选取模型与投资引力模型，由母国投资动机与东道国机制制约这两个角度入手，考察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对不同类型OFDI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其研究表明良好的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是影响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行为最为关键的制度因素，对其投资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陈丽丽、林花（2011）认为，中国资源寻求型公司和战略资产以及市场寻求型对比，选择区位时，对制度要素关注程度明显低得多。

除了政治因素、制度因素，东道国的汇率因素也逐渐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重要因素。汇率水平及其波动都会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Aliber（1970）的研究表明，由于各国币种的差异以及外汇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等，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存在差异。此后，Campa（1993）、Blonigen（1997）、Gregory and Mccorriston（2005）、Halmi（2012）、Kun-Ming etc.（2015）均从实证角度研究汇率水平对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认为东道国汇率水平的稳定能够减少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成本，降低因汇率变动产生的风险，从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而Brzozowski（2003）、Rajesh and Barry（2006）、Lukman and Olalekan（2014）、Almukhtar（2015）则从汇率波动的视角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较小的汇率波动能够减少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就国内学者而言，刑予青（2003）、罗忠洲（2006）通过构建日元汇率与日本对中国投资两者之间的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日元实际汇率和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具备明显的正相关效应。田素华（2008）以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作为研究样本，并将风险变量加入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具有明显的影响。林远（2015）通过构建四部门博弈模型，分析汇率与厂商投资之间的关系。封福育（2015）通过构建非线性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其实证结果表明：汇率波动幅度较小的情况下，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对华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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