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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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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邪王氏，可谓东晋第一豪门，“旧时王谢堂前燕”中的“王”，指的就是琅邪王氏家族。王氏族人王导更是辅佐司马氏开创东晋王朝，留下了“王与马，共天下”的佳话。本书理清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再现波谲云诡的东晋朝局，解读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带您品读王导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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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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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北方长期陷入战乱。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的策划下，南渡长江，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建立东晋政权。王导官居宰辅，总揽晋元帝、晋明帝、晋成帝三朝国政，竭尽全力调和帝室与士族、士族与士族的矛盾，为东晋王朝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本书重现东晋政局，为您解读王导及琅邪王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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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赵毅，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委员，辽宁政协文史馆馆员。曾任东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第四届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普通高等院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委员会委员。从事明清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三十余年，主持完成中华基金项目、哲学社会科学“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项目，“面向22世纪重点推荐教材”项目等，出版学术专著（含编著）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核心期刊以上）百余篇。
王彦辉，男，吉林省敦化市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吉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秦汉史、简牍学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等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代表性论文有《早期国家理论与秦汉聚落形态研究》《论秦汉时期的正卒与材官骑士》《聚落
与交通视阈下的秦汉亭制变迁》《论秦及汉初身份秩序中的“庶人”》《秦汉时期的“更”与“徭”》等；主要著作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秦汉户籍管理与赋役制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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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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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开国重臣系列”序 ………………………………………………… 001
第一章 显赫家族 …………………………………………………………… 001
一、琅邪王氏族源 / 003
二、王氏家族的重振 / 008
三、江南侨姓第一族 / 016
四、花好终有凋零时 / 025
第二章 崭露头角…………………………………………………………… 031
一、宗王分封与出专方镇 / 033
二、太子“蠢钝如猪” / 037
三、南风猎猎吹黄沙 / 043
四、“八王之乱”的爆发 / 046
五、宗王混战、谋镇建邺 / 057
第三章 永嘉南渡…………………………………………………………… 063
一、狡兔三窟 / 064
二、江统“徙戎”与少数民族南下 / 069
三、两京沦陷 / 080
第四章 “王与马，共天下”…………………………………………… 091
一、周玘“三定江南” / 094
二、创建东晋政权 / 101
三、居朝执政 / 110
第五章 安抚江南…………………………………………………………… 119
一、抚绥新旧 / 120
二、创建侨置 / 124
三、倡行节俭 / 131
四、建置学校和史官 / 138
第六章 北方官民的抵抗………………………………………………… 143
一、前凉——西北汉文化的中心 / 145
二、王浚的皇帝梦 / 150
三、含冤而死的刘琨 / 160
四、“坞壁”林立 / 170
第七章 “克复神州”众生相…………………………………………… 175
一、南北士族对待“北伐”的心态 / 176
二、匈奴汉国的分裂 / 180
三、后赵的崛起 / 185
四、祖逖北伐 / 189
第八章 王敦之乱…………………………………………………………… 195
一、出镇江、荆 / 196
二、祸起萧墙 / 210
三、郗鉴之谋 / 219
第九章 平定苏峻、祖约之乱 ………………………………………… 231
一、坞主发难 / 232
二、乱兵入宫，太后受辱 / 237
三、再立新功 / 245
第十章 王、庾之争………………………………………………………… 251
一、庾氏因缘而兴 / 252
二、庾亮出镇与谋废王导 / 256
三、王、庾“江州之争” / 260
王导生平大事年表 ……………………………………………………………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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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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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开国重臣系列 ”序
展示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历代开国重臣系列”，共收录了中国帝制时代由秦至清辅佐开国皇帝创立基业的重臣李斯、萧何、张良、王导、高颎、魏徵、赵普、耶律楚材、李善长、刘基、多尔衮、范文程12人的传记，除东晋王导外，其余11位传主均为统一型王朝之开国重臣。共计10册，由10余位史学工作者分别撰写完成。
自秦灭六国，一统天下，至清军入关，定鼎中原，2000余年的帝制时代，王朝更迭反复无常，国运盛衰纷纭不定，形形色色的人物轮番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时代造就了这些历史人物，历史就在这幕起幕落中悄然前行。没人怀疑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至理名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睿智绝非虚语，杰出人物只有在顺应历史潮流和民众意愿的前提下，才能在时代变革中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但是，历史不可能将每个人的活动都详尽地加以记载，翻检正史、政书、实录，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之履历和业绩而已。因此，当今天的人们追溯历史、探究历史，只能披阅典籍，循着那些杰出人物的足迹去把握历史发展的脉动。
不仅如此，杰出人物的活动并非只是历史潮流、人民意愿的被动反映。他们是历史的灵魂、人民的代言，当关键时刻来临，他们敢于挺身而出，拔剑而起，建立不朽的功勋和皇皇伟业。
倘若没有这些杰出人物，历史将黯然失色，民众将无所适从。从这层意义来说，书写、研究杰出人物的活动虽然是我们认识历史的被动选择，但也是必然选择。
本套书所收录的12位开国重臣，是这类人物中的典型。他们或来自旧王朝的世家豪族，或出身旧王朝的基层属吏，或属于旧王朝的达官显宦，或是旧王朝失意的知识分子。他们所面临的形势正值新旧王朝交替。当是之时，沧海横流，匹夫兴志，群龙无首，兆庶失归，社会需要新的理念，群黎需要新的代言。
这些人物起于山泽草莽、陇亩幽隐之间，得逢明主，风云际会，展布平生大志。有人挟聪睿之资，经天纬地，一言兴邦；有人荷新主眷顾，克己尽忠，死而后已；有人以持重著称，审时度势，力挽狂澜；有人以刚正名世，规谏君主，勇揭逆鳞，以诤臣流芳后世；有人以博通经史为本，申明典章，恢宏治道；有人以勇略见长，深谋远虑，克敌制胜。
他们佐开国之君于基业草创，拯倒悬之民于水火，成就大业，建立奇勋，垂名当世，贻范后昆。从这一视角观察，他们是成功人物，是时代骄子。但是，从另一视角观察分析，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是失败人物，难以逃脱悲剧结局。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正值专制皇权日渐强化，尊君卑臣日益泛滥。
当大业未就的创业阶段，历史与社会的局限使他们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想模式重建公平与正义，如此局面之中，委曲求全，已是不可避免；当新朝既立，新皇位加九五之后，这些人虽身处国家权力核心，但地位往往微妙，甚至尴尬。功高震主，兔死狗烹者不乏其人；在权位角逐中，为佞臣诬诋，落职除爵，被赶回“高老庄”者大有人在；而因亲故失检、子孙败德受到牵连，身败名裂者更为常见。像西汉开国重臣张良佐高帝创大业，功成名就，急流勇退，保持令名者并不多见。
本套书作者探微索幽，铺排史实，目的并非仅仅在于重现12位传主的一生主要经历和功过是非，还在于透过这些人的升降浮沉，展示由秦至清2000余年间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大体脉络和基本规律；不仅使读者了解上述杰出人物对社会发展带来的推进和影响，也要使读者了解社会现实和文化环境印在这些杰出人物思想与行为上的烙印，从而获得对中国帝制时代历史较为深刻而具体的认识。该书若能在全民普及历史教育的活动中发挥作用，则是作者和编辑最大的心愿。
本套书曾在多年前刊印行世。此次，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再度修订出版。书中所叙述的内容，基本依据典籍所载史实并参酌部分民间传说。对问题的看法及对传主的评价，或基于作者个人的研究探索，或吸纳学界同行的成果，力求科学、实事求是，反映本领域的最新学术认知。
为了使传主形象生动、丰满，使文本富有可读性，在修订过程中，尽力搜求文献资料、披阅同行论著，对传主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建树乃至生活细节都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研究。在语言文字方面，力求清新流畅、简洁明快，融学术性和通识性于一体，雅俗共赏是我们期待的社会效果。
本套书规模较大，成于众手，风格互异，在所难免。本套书编撰之初，有的作者已是名满学界的教授，有的还是史学新兵，功力不同，水平必有参差，亦可预料。在本套书修订再版之际，我们诚恳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辽宁师范大学 赵毅
2023年5月12日
第一章显赫家族
王导（276—339），字茂弘，琅邪（今山东临沂东北）人。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先后辅佐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成帝（司马衍）三朝，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活跃了20多年，为东晋乃至南朝（包括宋、齐、梁、陈四朝）在江东的200余年统治奠定了基础。对王导应如何评价，历代史家褒贬不一，毁誉纷纭。褒之者说他是“江东管夷吾”，比同管仲（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相齐桓公首霸中原），有匡国之功；贬之者说他“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乃并无一事，徙有门阀显荣，为子孙官秩而已”。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位开国功臣的历史功过呢？恐怕需要在充分了解王导一生主要事迹的基础上，才能得出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王导出身于西晋时期北方的一流士族之家，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本身缺少杰出的才智和崇高的声望，在西晋王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取得帝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王导为首的琅邪王氏的支持。司马睿也因此把王导比作自己的“萧何”。由于王氏家族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以及东晋初年的政治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故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东晋南朝门阀统治时期，个人的地位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望——家族来决定的，个人的政治生命同本家族的兴衰休戚相关，可以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为了了解本书传主的政治生涯，必须先从王氏家族的发迹史讲起。
一、琅邪王氏族源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宗法家族制，中华先民的主体——农民，世代相沿，聚族而居，唐代诗人白居易对此作过十分生动的写照：“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这种由一个男姓先祖的子孙聚合而成的家族，因其经济利益和文化心态一致，形成稳固的、往往超越朝代的社会实体，成为社会机体生生不息的细胞。同时，随着小农个体经济的发展，这种社会结构在许多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五服之内聚族而居”的不成文习惯法，把家族规模限制在最适合自然经济发展的范围内。
秦汉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虽然在国家政权机构中，官僚成员间的家族关系有所淡化，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基石的，始终是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性组织——家族。简言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家族主要是作为社会的最基层组织，作为国与民之间的中介而存在着，发挥着生生不息的凝聚功能。它主要不是一个社会政治组织，而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在宗法家族制下，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价值由他在本家族中的地位来决定，但在通常情况下，家族并不决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皇族除外）。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之下，家族被格外凸显出来，一个人的门第、族望决定他在社会上、仕途上、经济上甚至婚姻上的地位和声望，个人的品德、才智反在其次。门阀制度形成以后，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仅影响、左右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而且干涉或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皇统的废立。琅邪王氏则是门阀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家族，王氏的兴衰可以说几乎同门阀制度相始终。有鉴于此，我们深入解剖这个家族，不仅有助于认识王导其人，而且有助于世族门阀问题研究的深化。
关于琅邪王氏的家族史，《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中著录有：黄鞠友撰写的《王谢世表》，1934年编印；孙以绣所著《王谢世家之兴衰》，1967年编印。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琅邪王氏的远祖可以上溯到周代，但可信者只能从西汉昭帝、宣帝时的王吉算起。
《汉书·王吉传》称：王吉，字子阳，是琅邪皋虞（今山东即墨东北）人，从小笃志学习，精通儒家经典，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县令。孝廉是汉代选拔人才的科目之一，每年由郡国向朝廷荐举，郎官是汉代官僚的预备队，平时在皇宫熟悉汉家典故，宿卫警备，随从护驾。郎官尽管没有具体职任，但出仕的机会特别多。王吉补若卢右丞，即由郎官直接拜授。按颜师古注：“少府之属官有若卢令丞。”《汉旧仪》记载，若卢令、丞主治库兵也。不久，王吉就迁为云阳县令。王吉的起家，在汉代属于正途，即以明经举孝廉为郎，汉人称之为“明经入仕”。其后，王吉历任昌邑中尉、益州刺史，官至博士、谏大夫。他“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一生志向清高，化民易俗。王吉年轻时，曾在长安游学，租室而居，房东家有一棵枣树垂到王吉的庭院中，他的妻子贪图小利，就摘取枣子给王吉吃。后来，王吉知道了这件事，一气之下，就把妻子给休了。房东听说后，有些过意不去，就打算把枣树锯掉，邻里们都品尝过这棵枣树的果实，纷纷表示反对，并请王吉让妻子回来。这件事在邻里中反响很大，人们无不勉励自己的儿孙向王吉学习，并编了一首民谣：“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
王吉任昌邑中尉时，因昌邑王刘贺之狱，险些丧生，赖为官忠直而获全。公元前74年，年仅21岁的汉昭帝不幸病逝，因昭帝死后无嗣，群臣举广陵王刘胥继位。广陵王刘胥是武帝之子，这位亲王“好倡乐逸游”“动作无法度”，但此时武帝诸子中，只有他还健在，故仓促之中，大将军霍光等即征刘胥准备继承帝位。可尚未登基，就有大臣奏广陵王胥不可承宗庙，于是又改迎昌邑王刘贺继位。刘贺是昌邑哀王刘髆之子、武帝之孙，即位不足一月又被霍光废黜。昌邑王被废，按史书记载，似乎由于他“素狂纵，动作无节”，实则是因为霍光出于巩固霍氏家族的权势而采取的行动。具体来说，昌邑王在国日久，业已形成一股很强的政治势力，将来势必要同霍光分庭抗礼，这是霍光所不能容忍的。加之刘贺刚愎自用，锋芒毕露，不甘心垂拱而南面称尊，其被废是在所难免的。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身为昌邑王属官的王吉，头脑一直比较清醒，他在霍光派人迎昌邑王的当天，就上书劝诫刘贺说：“大将军（霍光）仁爱勇智，忠信之德流誉天下，无人不晓，事奉孝武皇帝20余年，从来不曾发生过失。先帝（指武帝）抛下他的群臣，留下遗诏由大将军辅政托孤，大将军抱持幼君（昭帝刘弗陵）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无以复加。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这才拥立大王您。臣希望大王凡事对他礼让三分，政事一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
这封上书从表面看对霍光推崇备至，实际是给刘贺出了一个委曲求全的计策。王吉深知，霍光专权已久，在朝廷中的权势根深蒂固，刘贺只有“政事一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才能保住皇位，以图远谋。可惜刘贺并未听取，即位20余日就被废黜，结果“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只有王吉因上书谏王得以免死，被剃去头发，判为城旦（刑徒名）。在这场血腥的权力角逐中，王吉因上书措辞得体，含而不露，才幸免于难；如果王吉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恐怕早已成为霍光的刀下鬼，那样一来，便不会繁衍出一个琅邪王氏家族，也不会有王导辅佐司马睿创建东晋的历史了。
王吉子骏，以孝廉为郎，历谏大夫、幽州刺史、司隶校尉。汉成帝打算重用他，出为京兆尹，试以政事。京兆为京畿重地，掌治京师长安及下属12县，治所在长安。京兆尹秩2000石，与九卿同，且有资格参与朝政，故地位高于一般郡守。由于长安是贵戚官僚云集的地方，极难治理，所以任职者“久者不过二三年，近者数月一岁，辄毁伤失名，以罪过罢”。在王骏之前，先后有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以任京兆尹显名，至骏并有美誉，故京师为之语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王骏也以经学见长，宰相张禹和名士长孙顺等，都曾跟他学经。《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有“鲁王骏说”20篇，大概他对《鲁论》有较高的见解。陈咸推荐王骏，说他是“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光禄勋匡衡也极力荐举，故王骏后官至御史大夫。
王骏子崇，“以父任为郎”，历官刺史、郡守、御史大夫。汉平帝时，王莽秉政，紧锣密鼓地加紧篡汉步伐，树党营私，收揽人才，以王崇为大司空，封扶平侯。王崇深知王莽的居心，为避祸患，遂托病辞职。不久，被宠婢毒死，国除。
从王吉到王崇，世名清廉，“有累世之美”。究其原因，始则通经入仕，继则察举或以父任为郎，再由知旧荐举，遂成世家。
琅邪王氏自西汉后期显名，累世高官厚禄，号称公卿世家，这正是魏晋门阀的前身。我们说，魏晋门阀主要由两汉的“累世公卿”家族演变而成，这只是一种发展趋势，并不是说汉代的公卿家族都延续到了魏晋。事实上，由于中国古代地产的不稳定、王朝的更替，能像琅邪王氏这样相传不绝的家族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而从琅邪王氏的发家史来讲，其之所以能够累世高官，恰恰源于两汉的选举制度，是汉代察举、明经入仕、承荫等选官制度造就了门阀家族产生和发展的一股趋势，这也正是琅邪王氏到魏晋时期得以崛起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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