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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以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科学，反思美国科学在利益裹挟下所造成的恶果
科学史家克利福德·D. 康纳依据调查记者、公益事业的推动者、公益诉讼律师、有良知的吹哨人等提供的有据可查的资料，立足于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讲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科学如何在资本与军事利益的双重裹挟下，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公共话语，从而危害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与健康。
★资料详实、深具现实关怀的科学史著作，呈现科学对民众生活的渗透与影响
书中全面呈现了当科学的诚信遭到破坏后，它会如何影响民众生活各个基础而具体的方面：空气、水源、食品与药品，乃至导致最具悲剧性的荒谬：科学的极端军事化。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美国社会，其影响也是全球性的。
★呼吁重塑科学的廉洁性，展望一种以提升人类福祉为目标的科学
在批判性地反思现状后，作者指出，以提升人类福祉为目标的科学并非乌托邦式的幻想。书中结合不同国家的探索经验，呼吁将科学从资本与权力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使之致力于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贫困、饥饿、疾病、生态破坏等重大问题，重塑科学的廉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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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依据大量有据可查的资料，讲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杜鲁门主义的冷战思维及至特朗普政府所代表的反智主义影响下，美国的科学研究如何逐渐转变为主政者以及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从而污染、腐蚀了社会民生的各个基础而具体的方面。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探讨了美国科学如何在对资本和军事资助的极度依赖下，由促进人类进步的创造性力量转变为破坏性的、反人类的力量。数以万亿计的资源和科学人才并没有用于解决贫困、疾病与环境破坏等问题，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之一。但尽管根本性的问题看起来很棘手，作者也有力地论证了，以造福人类的科学体系取代现有的以利润为导向的科学体系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乌托邦式梦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认真面对上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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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克利福德·D. 康纳（Clifford D. Conner），科学史学家，曾任教于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职业研究学院。著有《人民的科学史》《亚瑟·奥康纳传》《德斯帕德上校传》等。
译者简介：
姚臻，南京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现就职于南京师范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英国文学、美国文化和当代国际关系等。
陈开林，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理论与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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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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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版前言
序 言
导 言
Ⅰ 美国科学的企业化
第一章 弥天大谎
第二章 绿色革命
第三章 从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
第四章 烟草策略
第五章 医药骗局
第六章 向喝水的井里吐痰
第七章 核能真能为和平服务吗？
第八章 学术-商业复合体
第九章 智库与理性的背叛
第十章 经济学无疑是沉闷的，但它真的是一门科学吗？
Ⅱ 美国科学的军事化
第十一章 科学驾驶着毁灭的战车
第十二章 原子弹和氢弹
第十三章 非核的死亡科技
第十四章 轰炸机、导弹与反导弹
第十五章 电子游戏战争
第十六章 致命性自主武器
第十七章 网络战真的如此重要吗？
第十八章 美国例外论与行为科学的终极曲解
Ⅲ 我们是如何陷入这场困境的？
第十九章 大科学的华丽诞生
第二十章 回形针行动：美国科学的纳粹化
第二十一章 兰德公司：从“去你的”博弈论到末日学说
Ⅳ 唯一的救赎
第二十二章 面向人类需求的科学可能存在吗？
后 记 新冠肺炎疫情
致 谢
注 释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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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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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初于2020年8月出版，笔者将初版的副标题定为《从杜鲁门到特朗普》，是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其涉及的时间脉络。而在本书初版问世三个月后，特朗普在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落败。在此背景下，笔者在本书2022年再版时将副标题更新为《从冷战到永世之战》。
与此同时，从本书初版到再版期间，美国社会风起云涌，政治纷乱加剧。要把有关美国当代的历史叙述延伸至当下，笔者有必再叙几点看法。不幸的是，本书初版中所揭示的美国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在今天依然存在，尽管这也是意料中事。美国正在加速推进科学的企业化和军事化进程。
“大企业”的势力前所未有地庞大
在所有以企业龙头化为趋势的行业中，依靠科学起家的大型制药公司和大型科技公司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时代成功地攫取了巨额利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居家令”带来的经济下行持续影响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生计，但与此同时，
对美国最富有的亿万富豪们来说，疫情期间是他们的高光时刻。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九位顶级巨头的财富暴增了3600多亿美元。这些富豪都是科技大佬，凸显了科技行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影响力。在疫情期间，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财富翻了两番多，开始与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争夺世界首富的头衔；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身家突破了1000亿美元；谷歌的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共获利650亿美元……这些富豪们财富的惊人增长与数百万美国人面临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对比，伴随失业率和驱逐率的飙升，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现象和财富分配等问题的关注。
而上述只是2021年3月的统计数据。2022年1月，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去年，全球近3000名亿万富豪的财富增加了5万亿美元，其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据乐施会透露，“预计将有超过1.6亿人陷入贫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范围内，社会财富的不平等现象已经愈演愈烈，面临失控风险。
通过药物研发揭秘大型制药公司
本书初稿完成时，距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仅过去数月之久，笔者匆忙增加了一篇“后记”，以说明疫情对社会的破坏力。到2020年8月本书正式出版时，新冠病毒在美国已经夺去近17万人的生命。2022年4月，死亡人数已超过100万。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前，制药巨头们的处境颇为尴尬。由于阿片类止痛药仅在美国范围内就造成了50万例不必要的死亡，大型制药公司在民众中的声誉已降至历史最低点。但仅仅两年的时间，大型制药公司就浴火重生，声望更胜往昔，而这都要归功于他们研制了不止一两种，而是好几种安全有效的疫苗，这些疫苗有望遏制噩梦般的疫情蔓延。
不可否认，大型制药公司在研发新冠疫苗过程中所做的科学研究，包括在疫苗中采用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术极具颠覆性，令人惊叹。这些跨国药企证明他们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完成非凡的科学壮举。但前提在于他们得想这么做。唯一能让他们想这么做的，就是在巨额利润冲击下药物研发的可期前景。
而这就是特朗普政府“曲速行动”的目的所在。辉瑞和强生等制药巨头，以及莫德纳（Moderna）、瓦格萨特（Vaxart）和诺瓦瓦克斯（Novavax）等风投初创的生物技术公司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这些公司此前从未有过任何一款疫苗上市销售。“曲速行动”被媒体宣传为彼此竞争的研发实验室之间在科学基础上进行的“疫苗竞赛”，但实际上它是相互竞争的对冲基金之间狂热的投机行为。
事实是由政府投入的大量资金，而不是私人资本，最终成功研发了不同类型的有效疫苗。但私人投资者却在此过程中获得了经济回报，而这种巨额的经济回报被故意隐匿在公众视野之外，因为政府默许参加“曲速行动”的药企和生化公司绕过了常规的联邦政府药品合同法规和监督监管。
然而，即使只是部分数据，也能让人们窥见在疫苗研发上市过程中的不公平本质。与其他疫苗一样，莫德纳公司的疫苗研发离不开美国政府的科技和财政支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对莫德纳公司疫苗的成功研发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联邦政府为该公司的临床试验和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了至少13亿美元的资金。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出资购买向莫德纳公司提供了价值15亿美元的市场担保，以销售当时还未经证实安全有效的产品。而这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还只是保守数字。莫德纳和辉瑞公司在2021年和2022年的新冠疫苗销售额总和超过了600亿美元。此外，分析人士预测，莫德纳公司2023年的收入将超过76亿美元，而该公司“最终预计年均市场收入将达到50亿美元左右或更高”。
实际上，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让这些私有企业大发疫情财。如果事实真如人们一再被告知的那样，疫情属于“战时紧急情况”，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像“二战”时实施曼哈顿计划那样，通过国家实验室生产疫苗呢？曼哈顿计划表明，私人资本对创新或生产而言并不重 要。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允许私人资本组织并掌控疫苗的研究和生产。在此过程中，他们攫取了所有的利润，赚得盆满钵满。事实上，政府应该采用一种更合理也更公平的解决方式，即通过国有化大型制药公司研制疫苗，而将私人资本完全排除在外。这只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乌托邦式的提议吗？古巴生物医学的显著成就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古巴的经济地位不显，但该国却能科学统筹其医疗和财政资源，研制出一套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正如《英国医学杂志》（BMJ）所言，“古巴政府管理下的生物技术部门在研制疫苗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
古巴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本国疫苗对全国人口进行接种，达到群体免疫的国家。10与美国大型制药公司对贫困国家不以为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巴计划与同区域的其他国家分享其疫苗研发成果，而其中许多国家正面临疫苗短缺和疫情蔓延的危机。阿根廷、墨西哥、牙买加甚至越南都在考虑购买古巴疫苗的可能性。伊朗在1月进行了第三阶段临床试验后，正在开始大规模地生产古巴疫苗主权2号（Soberana 2）。
反疫苗的非理性主义是一种社会恶瘤
笔者在完成本书第五章中所涉及的关于反疫苗运动的简要叙述时，美国尚未爆发所谓的疫苗政治，即2021年围绕新冠疫苗和疫苗授权而展开的广泛政治争论。美国社会早年就有过反对麻腮风三联疫苗运动的先例，当下的反新冠疫苗狂热进一步加剧了右翼分子煽动和宣传下的非理性恐惧。然而，不同于先前的煽动行为，新冠时代的反疫苗运动还牵扯了美国高层政客和大众媒体，后者的报道中充斥着大量有关疫苗的夸张不实的信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福克斯新闻台。该新闻频道竭力贬损科学，并呼吁民众将抵制疫苗视为公民不服从的表达，摧毁了政府试图通过群体免疫来战胜疫情的努力，从而对美国和全世界的公共卫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截至2022年夏季，全球已有600多万人死于新冠，足以证明这场反疫苗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太空竞赛的私有化：至关重要，不过尔尔，还是无足轻重？
2021年7月，上文所提到的美国富豪杰夫·贝佐斯和另一位敢于冒险的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上演了一场私人太空竞赛。大众媒体对此津津乐道，将其视为一项伟大的科学突破。但这场太空竞赛到底意义何在？布兰森的太空飞行高度是50英里，而贝佐斯则抵达了67英里的高空。按照“太空”的标准定义，太空距离地球表面约62英里的高度，从卡门线往上才算太空。据此标准，布兰森并没有到达太空，而贝佐斯勉强到达。就太空探索本身而言，早在50多年前，火箭科学就已经帮助人们实现了登月壮举，当时的飞行距离比贝佐斯或布兰森的私人火箭要远3000多倍。
那么，这场太空探索闹剧的意义何在？“载人”太空旅行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误导，旨在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旁枝末节上，偏离美国太空计划的真正目的，即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为此，新闻媒体详尽渲染了这些自诩太空先锋的富豪们的激烈竞争，以及他们滑稽可笑的大男子主义。
富豪们的太空争霸赛发生的两个月后，也就是2021年的9月，美国无人机在阿富汗发动的一次袭击，曾短暂地引发了媒体的关注。这次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亡，但人们对类似的新闻报道已经习以为常。这一事件之所以能成为新闻头条，是因为它恰好发生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拜登总统称撤军行为标志着这场“永远的战争的结束”。
这是否意味着本书刚更新的副标题已经不合时宜了？尽管笔者希望如此，但现实并不是这样。拜登故意用文字游戏把单数的“永远的战争”（Forever War）和复数的“永世之战”（Forever Wars）混为一谈。更重要的是，他明确表示，将确保美国军队拥有“超视距”的打击能力，使得“美军能时刻关注在该地区面临的任何直接威胁，并干脆利落地采取行动”。言下之意，战争永远不会结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位发言人解读了拜登的意思，“包括使用无人机在内的空袭，在传统的武装冲突之外发挥作用——而这是永世之战的核心内容和标志”。
这一切与美国的太空计划又有何关联？拥有这种“时刻关注”整个“区域”并“干脆利落”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的超视距能力，正是创建庞大的地球轨道卫星系统的目的所在——用来提供覆盖地球整个表面的军事指挥和控制。武器工业的利益相关者见风使舵地向政府高层表示，“超视距打击行动需要配足目前欠缺的资源。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和情报部门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显然，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并不会带来“和平红利”。巨额军费开支背后的理由已经悄然转变一直以来，“反恐战争”都是美国无休止的军费开支的正当理由，而随着“反恐战争”逐渐落幕，美国政府试图以遏制中国为由继续增加军费开支。虽然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在当时尚未成熟，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该战略已初见端倪，而将其发扬光大的则是拜登政府。拜登本人态度温和地否认美国正在对华发动新冷战，但这样的说辞根本不可信。尽管新冷战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美苏的冷战，但其危险本质并无二致。
人们曾寄希望于拜登在上任后能够扭转特朗普疯狂增加军费开支的局面，但事实令人大失所望。2021年9月，由民主党控制下的众议院投票通过了高达7777亿美元的五角大楼开支预算提议。该预算不仅比特朗普任期内的最终预算多出了370亿美元，甚至超出了拜登政府所提出的预算250亿美元！而美国的新闻媒体却对政府对军工复合体的妥协讨好行为一笔带过，以至于几乎没有引起民众的关注。但上述巨额开支数字还不是最终版。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给了美国军方高层及其游说者要求更多军费开支的绝佳理由。主战派的鹰派人士和政客们纷纷表示支持。美国右翼刊物《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编辑呼吁制定高达1万亿美元的军事预算，而美国知名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的专家马修·克鲁尼格（Matthew Kroenig）建议国会在不过度增加美国负担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将国防开支增加一倍”。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前官员们也相继发表了类似的呼吁。结果就是3月28日，拜登政府在之前军事预算提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数百亿美元，将其提高到8130亿美元。正如本书第十一章所述，军事化的凯恩斯主义对美国经济的束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更加稳固。
俄乌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煽风点火的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远远不止增加战争开支这么简单。它超越了美中竞争，将另一个全副武装的核大国卷入了战争，进一步逼近了新冷战爆发的边缘。俄罗斯对乌克兰核电站的导弹袭击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核战的阴霾始终存在。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反战记者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声称，“是一场罪恶的侵略战争。”尽管如此，这场战争的主要责任必须归咎于美国通过建造核导弹基地将俄罗斯逼入墙角的行为，其最终目的是将乌克兰拉入反俄罗斯的北约联盟。呼吁用美国的军国主义来对抗俄罗斯军国主义的想法，诸如请求美国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将会危及全人类的安全。
“拜登政府会改善这一情况吗？”
和美国种种社会现状一样，2020年11月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一场围绕理性展开的犹豫不决的公投。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试图唤起选民心中荒谬、非理性的一面，而拜登则被宣传为理性、逻辑、证据、事实和科学的捍卫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大选的结果，科学战胜了反科学是值得欣慰的。但是考虑到两者之间的差距微乎其微，理性的支持者们并不能掉以轻心。毕竟，有超过7400万美国人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一个病态自恋的煽动分子，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科学的蔑视。
尽管如此，选举结果给美国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并非微不足道，特别是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和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方面。但在最核心的社会问题上，拜登的当选意味着美国在多个方面朝着全球化的悲剧又迈进了一大步。如上所述，在其执政的第一年，拜登政府就加速了美国科学和社会的军事化。他对石油化工行业的大力支持使得灾难性的气候临界点愈发逼近：“拜登政府共新批准了3091个在公共用地上开采的钻探许可证，即每月颁发 332个许可证，超出了特朗普政府每月颁发300个的数量。”此外，拜登政府“最近在墨西哥湾拍卖8000多万英亩的水域，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勘探。该拍卖创下了海上油气勘探区域销售的新纪录，将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不断排放温室气体”。
因而，对美国本身而言，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会因拜登的当选而有所改善吗？改善本身就说明了民众对拜登政府的期望阈值很低。尽管种种充分的证据表明特朗普的连任可能会导致美国立刻陷入政变的泥淖，但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拜登政府并不比特朗普政府更好，地球正急速坠入危险的深渊。
有关气候危机的好消息和坏消息
在过去两年里，对于面临气候危机挑战的人们而言，可谓喜忧参半。坏消息是，用来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任何措施都已宣告失败。两年的徒劳无功加剧了人类面临的生存威胁。而好消息则是，关于气候危机的公共话语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从否认转向了承认。这样的转变至少为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大觉醒”留下了可能性，促使人们采取有效的行动来预防即将到来的灾难。
而民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换来了有关气候危机的意识觉醒。过去两年频发的野火、飓风、洪水、干旱以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已经摧毁了很多人的生活，有不少人甚至因此丧生。这些不幸最终迫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气候危机的严重后果。
区块链欺诈和比特币泡沫
与此同时，人们也理应关注与日益严重的气候灾难休戚相关的科技发明。笔者在本书的初版中并没有探讨像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及区块链技术等技术创新引发的问题。最近发生的种种事件证实了人们之前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即这些技术的发明问世确实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想法。
最令人不安的是上述这些技术创新的发明带来了惊人的碳足迹。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是由满载了持续运行的专用计算机的整个机房“挖掘”出来的。为了防止这些计算机过热，人们消耗了大量能源对其进行冷却和降温，其中大部分能源来自燃煤发电。英国广播公司2021年2月的一份报告显示，比特币的生产年均消耗超过121太瓦时的电力，超过了阿根廷整个国家的用电量。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没有停止的趋势。
这种疯狂的能源消耗又产生了什么价值？比特币本身没有任何实质性价值。
以一美元纸币为例，人们常用“等价于印刷纸币所用纸张”这样的说法来表述其存在的实质性价值。和纸币相比，比特币甚至不具有纸张的实体，因而它的实质性价值更少。与此同时，比特币的价格出现了爆炸性上涨，单枚价格从2009年诞生之初的近乎为零，涨到了今天的数万美元之多。比特币的价格是由买家通过操纵市场，互相竞标决定的。该情况与国际艺术品市场类似，一幅仅仅被市场认为是达芬奇作品的画作就可以卖到 4.5亿美元。
这一切的真正意义何在？比特币唯一的“使用价值”是作为加密货币的特有价值，即可以隐匿在公共账户之外。有关比特币交易的大多数新闻报道都集中在其持有者隐藏资金的可怕动机上，例如为毒品交易提供非法资金，或者收取勒索赎金。但事实上，推动加密货币运作发展的根本原因还是老生常谈的逃税。自由主义者们鼓吹要将货币从专制政府的掌控中解放出来，在其狂热表象之下却隐藏着他们想要隐匿财产的真实目的。加密货币作为全球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推手，本质上并不利于公众利益。加密货币背后的黑暗远不止于此。除了充当洗钱和隐匿资产的媒介之外，比特币还引诱轻信商机的小投资者们进入一个巨大的、去中心化的庞氏骗局中。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加密货币是“所有人的庞氏骗局”。加密货币的金融骗局不同于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的金融骗局，后者的收割对象是富有的投资者。但是如果加密货币市场崩盘，“那么普通劳动者积累的财产将不可避免地随之蒸发，他们蒙受的损失最大”。
不可否认，涉及比特币运行的区块链算法技术构思巧妙，卓有成效。例如，在中国农村，区块链算法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方式来确保食品的安全性可溯源，这是单靠政府的管理无法做到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评论家认为，“区块链技术可以作为工人合作社和左翼运行的机制”。然而，可悲的是，无论区块链技术在改善人类生活状况方面有多少潜能，该技术滥用的风险正在加剧，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
悲剧和斗争仍在继续在本书初版的两年后，笔者关于美国科学所做出的悲观结论并没有改变。美国科学的悲剧，已经延展至全球范围内整个人类社会的悲剧，情况只会变得愈发严峻。笔者在此重申：“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建立起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全球经济体系，来取代服务于私人利益的现行体系。”打倒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科学！
科学为民！
克利福德·D. 康纳
写于纽约，原莱纳佩人的居住地
2022年4月
（章节一）
环保猪的故事
一头猪、一只老鼠和一个大肠杆菌走进了一间酒吧……这个场景并非天方夜谭。事实上研究人员已经将这三种不同的基因拼接产生了一种新的生物。其创造者将其命名为环保猪，而在公共利益倡导者看来，这个新生物却是“弗兰肯斯坦怪物猪”。
环保猪是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基因重组工程的产物。研究人员宣称外来基因使得环保猪能更有效地消化磷，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但转基因批评者对此存疑，认为该论断并非事实，且具有危险的欺骗性。尽管其创造者声称，创造环保猪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工业化规模农场中大量猪粪造成的水污染问题，但环保人士却驳斥其动机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即降低数百万加仑猪粪所涉及的处理成本。
环保猪项目最终因经济而非科研的原因而终止，这也印证了环保人士的观点。没有公司愿意出资把这种特殊的小猪品种推向市场。在一种帮助猪消化磷的饲料添加剂面世后，环保猪的基因改造已经变得无关紧要。随着该饲料添加剂价格的下调，农民更加不愿意冒险尝试养殖这种基因重组的猪。
在劫难逃
与此同时，人们对转基因动物的安全和伦理问题越来越担忧。一个主要的顾虑是，环保猪可能会走出围栏，与普通猪交配繁殖下一代，使它们的改造基因在全世界猪群中不受控制地传播。2002年，人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官僚机构的管理混乱使得11只被屠宰的环保猪的遗体污染了675吨用于鸡和火鸡养殖的家禽饲料。一位负责该项目的大学研究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不想发生的事情总是会发生。”对此番评论，转基因生物的批评者纷纷惊呼：这正是我们想要表达的观点！
人们担忧的并不是环保猪的基因会转移到食用它们的动物或人类的DNA中。更糟糕的是潜在的、未知的危险，即允许异常基因不可逆转地污染人们的食物供应——从猪开始，经由家禽，最终影响到人类的健康。
转基因生物、农药和除草剂
尽管可以直接食用的转基因食物引起了大多数消费者的警觉，但事实上，关于转基因生物的争论焦点更多地集中在转基因技术间接影响食物链的方面。人们不太可能食用转基因的猪肉，但人们食用的大部分猪肉来源于用转基因饲料喂养的猪。在美国，占比高达92% 的玉米和94% 的大豆都是转基因作物。
许多争论并不涉及转基因作物本身，而更多地关注其使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自20世纪60年代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中对滴滴涕（DDT）造成的世界粮食供应危害提出警告以来，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引发了人们的深切关注。食品行业一直以来试图用种植转基因作物可以减少农药使用的说法来讨好环保人士。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一项对美国早期转基因作物的综合研究（1996年至 2011年）表明，在此期间美国农药使用量净增加了4亿磅（一磅合 0.4536 千克）。再来比较一下近20年来美国和欧洲的农业情况：在转基因作物普遍存在的美国，除草剂的使用增加了21%；而在转基因作物大规模地遭受抵制的欧洲，除草剂的使用减少了36%。
然而，不同于除草剂的情况，在引入转基因作物后，某些种类的农药，即杀虫剂和除菌剂的使用量的确显著减少。造成两者差异的原因值得探究。想想看：农作物经过了基因改造来抵御昆虫和真菌，这就降低了农民使用杀虫剂和除菌剂的需求。但是转基因作物防除杂草的作用机理是完全不同的。农作物被基因改造后对普通除草剂有了耐药性，使得农民在不损害作物的前提下能够喷洒更多的除草剂。食品行业推广转基因作物的逻辑无懈可击。通过提供抗除草剂的种子来种植需要更多除草剂的作物，既销售种子又销售除草剂的农化公司因此赚得盆满钵盈。相比之下，销售抗虫的种子却会削弱杀虫剂的市场需求。孟山都正在致力于将下一代的转基因玉米改造成能够抵抗五种不同除草剂的新品种。正如一位评论人士指出的那样，食品行业的目标始终是为了“销售更多产品”。
（章节二）
政府对气候科学的审查
十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试图审查和质疑詹姆斯·汉森及其他科学家发出的有关气候变化警告的内容，这反映了美国反对环保主义的政治斗争不断升级。2005年12月，汉森做了一场关于全球变暖的公开演讲。他在演讲中公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是一个世纪以来最热的一年。
汉森的演讲触犯了石油行业和煤炭行业的利益，立即引发了小布什政府的不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官员警告汉森，如果他坚持发表类似的声明，将会造成“可怕的后果”。他们告知汉森，他以后发表的演讲和文章，包括在航空航天局网站上发布的内容，都必须经过其“公共事务”负责人员（换句话说，就是公关部门）的审查，而且他必须获得上级部门的批准才能接受记者的采访。
汉森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对七个美国政府机构中任职的1600名科学家进行的一项调研中，有近一半的科学家表示，在小布什执政的八年里，他们曾被警告不要在报告中使用“全球变暖”这样的术语。然而，与汉森不同的是，大多数的科学家都不得不屈从于来自管理层的压力。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科学家们所承受的政治压力仍在持续，但表现形式更为微妙。2009年，“白宫做出了一项战略决策，即淡化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或者避免使用这个词”。随后奥巴马总统要求他的“环保运动盟友们”进行自我审查，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保持沉默。许多主流环保组织不得不配合政府的要求，这不仅让他们威信扫地，同时也让否认气候变化存在的右翼势力获得了更多的公共话语权。
汉森对美国政府气候政策的批评并没有因为奥巴马政府的上台而终止。他强烈抨击奥巴马的“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计划，认为试图通过市场化的激励手段来控制工业碳排放是一个可悲且无效的政策。这样的机制实际上创造出了一个允许污染许可证自由买卖的市场。汉森还积极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基石输油管道项目，该项目预计每天能将80万桶原油从加拿大西部油砂矿基地运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炼油厂。他被控在白宫组织抗议基石项目活动而两次被捕。2015年，在推动该计划实施七年之后，奥巴马迫于公众压力，否决了美国、加拿大的基石输油管道项目。然而，特朗普在2017年1月上任后立即重启了基石输油管道项目。
特朗普政府几乎是用报复性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小布什政府对科学进行审查和干预的老路上：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向环保署和农业部等政府科学机构发布了事实上的禁言令，要求环保署撤下相关的气候网页”，并“规定任职于环保署的科学家所做的任何研究或数据在向公众发布前必须先经过政治审查”。为了防止政治审查的干预，美国和加拿大各地的科学家发起了名为“游击存档”的数据拯救活动。他们迅速收集了几十年以来的气候记录和其他政府数据，将其复制到独立的服务器上，以防数据在政府干预下突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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