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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以大量史料为依托，通过重要事件和主题构建历史叙述。作者以10个篇章阐释了新中国发展历程上的10个重要问题，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新中国历史发展的节奏。
2.逻辑清晰，深入浅出，可读性强。作者把事、史、论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将严肃的党史国史问题阐述得通俗易懂，是一部关于党史国史的学术普及佳作。
3.作者罗平汉教授是我国著名党史专家，在业界享有较高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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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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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 1949 年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聚焦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论十大关系》的形成过程、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 、“四清”运动的经过、改革开放共识如何凝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确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怎样探寻等等，展开回顾和分析。作者秉持历史主义立场，边叙边议，论从史出，虽然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大，但所述内容生动具体，所发议论客观深刻，在相关问题的阐释中把握时代脉动，从历史的细节处展现探索之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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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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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汉，罗平汉，1963年生，湖南安化县人。曾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决胜：解放战争何以胜利》 《1938，关键一年》《探寻与阐释：中国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史》《土地改革运动史》《回看毛泽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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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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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与提出
三、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论十大关系》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论十大关系》形成的背景
二、《论十大关系》的形成过程
三、《论十大关系》与八大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分析
一、庐山会议前对“左”的纠正有限
二、对形势的不同看法促成会议的转向
三、“历史旧账”是庐山会议转向的重要因素
“大跃进”造成的困局与应对
一、“大跃进”运动的简要经过
二、国民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
三、为克服严重困难采取的措施
“四清”运动的起因与过程
一、“四清”的动因
二、“前十条”和“后十条”
三、从小“四清”到大“四清”
四、“四清”运动对农业的影响
改革开放共识是如何凝聚的
一、对历史的反思促成探寻新路
二、客观现实促使思谋变革
三、走出国门深感自身的落后
四、改革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包产到户从非法到合法的历程
一、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成为当务之急
二、包产到户第一步—包产到组
三、从“不许”到“不要”的悄然变化
四、邓小平肯定包产到户效果很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由来
一、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问题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命题的提出
三、十三大与社会主义阶段理论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初的探求
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剂为辅
三、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一、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二、“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三、小康之家 ：20 世纪末人均收入 1000 美元
四、“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形成
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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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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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深感自身的落后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纷纷感觉到中国发展被耽误的时间太多，有一种只争朝夕的心情希望能够加快发展，而要发展自己就离不开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资金、 设备的引进。因此，1977年和 1978 年，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一时形成一股出国考察访问潮。例如，1977 年初，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项南赴美考察美国的农业机械化；同年 9 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带领一批专家到日本考察，催生了引进成套设备建设宝钢的重大项目；这年 12 月底，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 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率领代表团赴英、 法进行企业管理的考察。此外，国家轻工业部、 地质部、 农业部、 兵器工业部、 石油部等也都组团出国（出境）考察。1978 年之后，出国考察的人更多、 层级也更高。1978 年上半年由中共中央直接派出的考察团，就有以李一氓为团长的访问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访问，以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 瑞士、 比利时、 丹麦、 西德） 代表团，等等。仅 1978年，就有 12 位副总理、 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 20 次出访，访问了 51 个国家。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也于这一年访问了朝鲜、 伊朗、 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这些访问团考察团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引进西方国家的设备，后来逐渐地认识到光引进设备不够，还必须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国家的考察访问，使广大高中级干部意识到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的差距，而如何缩小这种差距就成了他们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
这些代表团出国考察所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程度很高，经济发展很快。赴日经济代表团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日本高速增长主要在 20 世纪 60 年代，10 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3.6 倍，平均每年增长 15.5%。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其“窍门”有三条：其一，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其二，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其三，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该报告还指出：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实现后来居上，因此中国在技术上也应采取“拿来主义”。访欧代表团在报告中说：西德一个年产 5000 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需 2000 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 16 万工人；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 350 万吨钢只需 7000 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 230 万吨，却需要 67000工人；法国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 10.6%，生产的粮食除了供国内消费外，还有 40% 的谷物供出口，丹麦农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 6.7%，但生产的粮食、 牛奶、 猪肉、牛肉可供三个丹麦全国人口的需要。访欧代表团在报告中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了。
二是这些国家贫富悬殊并非过去想象的那么严重，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也有较大的改善。赴西欧五国代表团发现，西欧工人的工资都相当高，城市人均住房面积达20至30平方米，农民的生活水平同工人相差无几，公害也得到很好的治理，社会保持稳定。1978年11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力群以顾问的身份随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日本，回来之后他在社科院党组学习会上汇报访日情况时说：1955 年至1976年间，日本工人实际收入增长 2.1 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收入增长 6%。除工资外，企业每年分红两次，每次分红增发1至3个月的工资，还有其他福利补助。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多有 1 辆汽车，95% 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 电冰箱、 洗衣机、 电唱机、 吸尘器、 电器炊具等耐用消费品，包括农民在内都穿毛料子，服装式样多。商店经营商品50多万种，而北京著名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实在觉得我们很寒碜” 。
这些出访者看到的情况表明，这些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科技发展迅速，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他们由此产生了必须加快中国发展的紧迫感。而加快发展就要利用国外的资金、 设备、 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必须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同时还要改革制约自身发展的体制机制。有亲历者回忆说：“打倒‘四人帮’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在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这是一个总的背景。当时，外国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大家都有一种困惑，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搞得这么差？我们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一点儿信息，日本、 德国被战争打垮了，但他们为什么能在经济上崛起呢？走出去看过以后，使我们大开眼界！可以说，这一次出国考察，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是印象深刻啊！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1978 年 9 月 12 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也在 1978 年的下半年频繁出访。邓小平早年曾有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在法国的工厂当过工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有直接的认识。1974 年 4 月，他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去了美国，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唯一去过美国的领导人，并且途中两次在巴黎作短暂停留。今天我们很难了解 1974 年的美国和法国之行给他留下了什么印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也不便把自己所看到的对这两个国家的观感表达出来。1978 年，邓小平除了年初访问了缅甸和尼泊尔之外，还于这年 9 月访问了朝鲜，10 月下旬访问了日本，11 月访问了泰国、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1979 年初，邓小平出访美国。在访问日本期间，邓小平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 君津钢铁厂、 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等现代化企业，还乘坐了新干线“光 -81 号”超特快列车，在火车上当日本记者问及乘坐新干线的观感时，邓小平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这使邓小平对什么是现代化有了更切身的感受。
1977 年邓小平复出之后，讲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问题。1977 年 5 月 24 日， 他在同王震、 邓力群谈话时说：“要承认落后， 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 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 1978 年 3 月 30 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同一天，他在会见索马里新闻代表团时又说：“国际上都说我们是一个大国，苏联甚至说我们是超级大国。我们的大，只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大，一是人口多。按生产和科学水平来说，我们同你们一样，只能算是一个小国。” 同年 3 月 18 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邓小平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在这方面不用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落后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
............
如何缩短这种差距？办法只能是改革开放。1978 年 9 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和天津等地时，反复地谈到中国必须改革。他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 知耻而后勇。承认落后不是甘于落后，认识到差距是为了缩短差距。这年 7 月 10 日，邓小平在会见弗兰克·普雷斯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时说：“四人帮”把对外开放说成是崇洋媚外，吹嘘自己长得很漂亮，怕丢丑。“我们这么落后，面孔本来就不漂亮，你吹嘘干什么。” 同年 10 月，他在出访日本时又说：本来长得很丑，为什么要装美人呢？苏联就吃这样的亏，自以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其实农业、 技术都很落后，结果是自己骗自己。敢于承认落后，不是甘于落后，而是要努力改变落后状态，这就必须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节选自 《历史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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