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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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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领袖袁宏道的快意人生。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的当世奇文，饱含生活情趣和高远智慧的文字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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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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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历代名家尺牍精粹”丛书中的一种。本书是明代文人袁宏道的尺牍合集。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在文学史上，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并称“公安三袁”，其所开创的文学流派被称为“公安派”。袁宏道在文学上主张通变，求真重趣，反对摹古，追求“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杂著小品尤其是尺牍、游记等散文创作上。他的尺牍在明代文人中保存最为完整，艺术价值也最为突出，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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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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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1568～1610），中国明代文学家。湖北公安人。他是当时文坛上公安派的领袖，反对摹拟、复古，提倡独抒“性灵”，重视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车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专职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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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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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总 序一
前 言一
家报（其一）一梅客生（其一）五
龚惟长先生（其一）一〇
汤义仍（其一）一六汤义仍（其二）二〇
汤义仍（其三）二三
徐汉明二六伯修（其一）三二
伯修（其二）三八
王以明四一
李子髯四四
潘去华四七
小修五二
家报（其二）五六
皇甫二泉五九
聂化南（其一）六一
陶石篑（其一）六四
何湘潭六七
董思白（其一）七〇
董思白（其二）七三
龚惟长先生（其二）七六
伯修（其三）八〇
张幼于（其一）八五
冯琢庵师八七
丘长孺九一
汤郧陆（其一）九七
陶石篑（其二）九九
江进之（其一）一〇二王孟夙一〇五
江进之（其二）一〇八李本建一一〇
朱司理一一三江进之（其三）一一六
聂化南（其二）一一九汤郧陆（其二）一二二
梅客生（其二）一二五
孙心易一二八
陈正甫一三一
伯修（其四）一三四
王百谷（其一）一四一
张幼于（其二）一四五
吴敦之一五五
李季宣一六二
钱象先一六五
江进之（其四）一六九
答陶石篑编修一七四
答陶石篑（其一）一七六
答梅客生（其一）一八一
答梅客生（其二）一八三
与陈正甫提学一八八
答陶石篑（其二）一九二
兰泽、云泽两叔一九五
与李龙湖一九八
与江进之廷尉二〇一
答谢在杭司理二〇四
与沈伯函水部二〇七
与李子髯二一〇
答王百谷（其一）二一二
答梅客生二一六
答沈伯函二二〇
答陶石篑（其三）二二四
答谢在杭二二八
答王百谷（其二）二三一
答黄无净祠部二三三
龚惟学先生（其一）二三七
龚惟学先生（其二）二四〇
黄平倩（其一）二四四
陶周望宫谕二四八
萧允升庶子二五三
冯尚书座主二五八
答陶周望二六三
袁无涯二六六
王百谷（其二）二六八
萧允升祭酒二七一
黄平倩（其二）二七四
与友人二七八
答吴本如仪部二八四
曾退如编修二八七
答董玄宰太史二九〇
与李杭州二九四
与王百谷二九八
苏潜夫三〇一
陶周望祭酒三〇五
汪观察三〇八
与谢在杭三一一
与潘景升三一四
与黄平倩三一七
与死心三二二
黄平倩（其三）三二五
答小修三三〇
答段学使徽之三三四
与梅长公三三六与沈冰壶三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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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一字孺修，号石公，又号六休。湖广荆州府公安（今属湖北）人。在文学史上，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并称“公安三袁”，其所开创的文学流派被称为“公安派”。
据清代丁炜的《袁氏族谱序》载，“三袁”本姓“元”，祖出江西丰城。袁氏之易姓，始于“三袁”之长兄宗道。
《（康熙）公安县志》卷十一《袁宗道传》提及，宗道本姓“元”，隆庆五年（1571）应童子试时，督学认为他是奇才，但因其姓与前代之“元”字音皆同，不利首榜，故易为“袁”，后来宏道、中道继之，公安“元”姓就改为“袁”了。“三袁”兄弟的祖辈出身武胄，曾 祖袁暎是闻名乡里的侠义之士，从祖父袁大化开始偃武修文，一代文学世家从此肇端。父亲袁士瑜虽矢志功名，却蹭蹬科场，终身未获一第，仕进的希望自然就落在了兄弟三人身上。
袁宏道出生于隆庆二年（1568）十二月初六，嫡母龚氏在他八岁时去世，庶母刘氏待三兄弟不善，以至于袁中道晚年仍对“备尝荼苦”的童年耿耿于怀而“不忍言之”（《游居杮录》卷六）。在家族中，袁宏道最感亲近的是外祖父龚大器和诸舅，袁宏道的文学启 蒙和对世俗生活的兴趣都来自他们的熏陶。万历十二年（1584），十七岁的袁宏道应荆州府试成为诸生。万 历十六年（1588），二十一岁的袁宏道乡试中举，结识 主考官冯琦。万历十七年（1589），袁宏道赴京会试，与焦竑、瞿汝稷、陶望龄、黄辉等相识，虽春闱失意，却眼界大开。归乡后，长兄宗道以性命之学相启发，深信之。万历十九年（1591）春，二十四岁的袁宏道只 身前往麻城龙湖，问学于李贽，驻足三月余，与李贽 结为忘年交。李贽的佛禅思想和“童心说”对袁宏 道的文学观念与人生选择产生了关键性影响。
万历二十年（1592），袁宏道在主考官焦竑的荐拔下得捷南宫，在北京等了五个月，未能选庶吉士进翰林院读书，于是随宗道请假同回公安。居家期间，他与兄弟及外祖父龚大器、舅父龚仲敏、龚仲庆等结社酬唱。次年夏四月，昆仲三人同往麻城拜访李贽，聚谈十余日。李贽曾评曰“伯也稳实，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对袁宏道赞赏有加。
万历二十二年（1594）冬，袁宏道赴京谒选，得吴县令，次年春上任。因觉吏事繁剧、吏道苦烦，又与当道不合，不到两年就告病辞官，漫游名山大川去了。在任吴县令期间，宏道在诗文方面锐意革新，高倡“性灵”，反对“摹古”，其一生最重要的文学思想几乎都在这一时期崭露锋芒。
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迫于父命，经兄宗道帮助补顺天府学教授。宦居北京期间，与袁宗道及陶望龄、潘士藻、李腾芳等人结蒲桃社于京西崇国寺。万历二十八年（1600）升礼部主事，七月赴河南周藩瑞王府掌行丧礼，告假便道回公安。同年冬，长兄宗道猝死于任上。手足的离世，时局的不利，令袁宏道宦意灰冷，于是他在公安柳浪湖构筑馆舍，度过了六年的闲居生活。万历三十四年（1606）秋，宏道宦情复起，再次入京，补礼部主事。万历三十七年（1609） 升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奉命主陕西乡试。万历三十八年（1610），告假归乡，会公安大水，移居沙市。八月突发疾病，九月初六病逝，年仅四十三岁。生平事迹详见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袁宏道论诗，主张通变，求真重趣，反对摹古，他
把“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张幼于》）、“各任其性”“率性而行”（《识张幼于箴铭后》）等作为评判诗歌的艺术标准，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显示出清新轻俊的风格。这一创作倾向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拥趸者甚众，风气为之一变，被后人称作“公安派”。所谓“公安派”的核心成 员是袁氏三兄弟，其中以宏道声誉最高、成就最大。江盈科、黄辉、陶望龄、陶奭龄等往往被视为“公安派” 的中坚力量。但“公安派”究竟规模几何，有多少成员， 至今很难说清。若把与“三袁”要好和结社的文人都算作“公安派”，并不准确 ；或把与“三袁”同调、受到他们影响的文人都归入“公安派”，也不尽然 ；就连袁氏兄弟三人之间，观点也并不完全统一 ；甚至袁宏道自己，少年、中年和晚年的思想也都有所变化。因此， 与其说“公安派”是一个明确的流派，不如说它是晚明重真情、重自我、重创新的文学思潮的一个发展阶段。袁宏道求真崇变、重趣尚奇的主张与晚明时期的精神气质如响应声，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承，也受到前辈徐渭独特个性的深刻启发。钱谦益《列朝诗集》收录袁宏道诗八十七首，并说“中郎之论出，王（王
世贞）、李（李攀龙）之云雾一扫”。他的理论从根本上冲击了明代弘治以来“前后七子”的复古论调，是 明代中期重情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但可惜的是，这种理论还未在实践中走向成熟，就流于新的摹拟蹈袭和浅陋俚俗之弊。随着袁宏道的去世，“公安派”迅速衰歇，后继无人，在明代文学史上犹如昙花一现，虽夺目， 却短暂。有学者将这一现象归因于袁宏道思想中的“边缘人心态”，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他的孤傲性格，他的隐遁倾向，他的随性，他的短命……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以他为代表的公安派没能成为引领晚明文学思潮的主流。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袁宏道的文学成就还集中体现在杂著小品尤其是尺牍、游记等散文创作上，他的这些作品不仅为当时人所激赏，而且在后世不断被经典化。他的尺牍在明代文人中保存最为完整，艺术价值也最为突出。江盈科曾这样评价中郎尺牍 ：“总之自真情实境流出，与嵇、李下笔，异世同符。就中间有往复交驳之牍，机锋迅疾，议论朗彻，排击当世能言之士，即号为辨博者， 一当其锋，无不披靡。斯已奇矣。”（《解脱集二序》）在江盈科看来，中郎尺牍可以和嵇康、李陵的文章媲美，
堪称当世奇文。从这个角度看，中郎尺牍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应用文体，而成为极具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
在中郎尺牍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浓厚的生活情趣以及超脱于生活琐事之上的高远智慧。这种情趣与智慧既来自家庭的熏陶，也得益于他自己的求索。袁氏几代人积累的家业，为他提供了优渥的生活与读书条件，长兄宗道启之以性命之学，带他到京师接触顶尖的精英名流，外祖父和诸舅引导他参禅悟道，教他体验生活的乐趣。宏道也没有辜负这一切机会，他少年时就有“手提无孔锤，击破珊瑚网”的抱负，熟读佛典， 参访高人，对禅宗公案如数家珍，自负“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天下对手只有李卓吾而已。这话虽不免自大之嫌，却可见少年勇于冲决罗网的魄力。同时，他丝毫不因对佛禅的参求而变得冷静甚至冷漠，反而能够更敏锐地领会人世间的无穷乐趣，他正是一个把一切都看透了却依然热爱生活的人。袁宏道曾写信给舅舅龚仲庆，谈论人生的五种“快活”，其中第五种“快活”竟然是享尽世间乐趣之后踵门乞讨、被人嘲笑。中郎对人生虚无的领悟，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灵性，从这里可见一斑。他曾自言理想是做“最天下不紧要人”，
一生追求“无用之用”。他喜爱插花，为此专门撰写
《瓶史》，书中对花材花器选用、供养环境及插法、品鉴等，都说得头头是道。他虽不善饮酒，却喜欢看人醉酒，还把行令之事写成一部《觞政》，饶有趣味地记录饮酒环境、下酒好菜和人物掌故，品评各种酒徒的醉态。诚然，这些都不是经世致用的大文章，却比其他文字更鲜明地体现出袁宏道的天才创造力，正是这种松弛和自由的写作姿态，使袁宏道的文字洞穿人性、直抵人心。
值得一提的是，袁宏道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我们不应无限放大他任性、雅趣、浪漫的一面，认为这就是他的全部，其实，他也有颇为忧国忧民的一面。他曾给陈所学写信，批判士风堕落 ：“近日士习尤觉薄恶，宽则如慈母之养骄子，必且聚党犯上 ；严则学校有体， 过为摧折，恐亦恶伤其类。”（《与陈正甫提学》）他也曾与黄辉通信，痛惜时事沉沦 ：“每日一见邸报，必令人愤发裂眦，时事如此，将何底止！”（《与黄平倩》）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鲁迅先生就犀利地批评过那些为了宣扬文人雅趣，而把袁中郎“肩出来当作招牌” 的论客们，他指出袁宏道曾为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鸣不
平，“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只是，面对“国是纷纭”，中郎认为“时不可为”“豪杰无从着手”，故而选择了
“在山之乐”（《又与冯琢庵师》），独善其身，因此也没有卷入波诡云谲的衰世政局之中。
同样的，我们也不能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笼统概括袁宏道一生的文学风格，而应当看到，在他二十余年的短暂文学生涯中，至少有两次比较明显的风格变化。一次发生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辞去吴县令前后，一次发生在万历三十年（1602）归隐柳浪馆之时。以这两次变化为界，袁宏道的文学风格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以《敝箧集》和《锦帆集》为代表的早年风格，以《解脱集》《广陵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为代表的中期风格，以及以《破研斋集》《华嵩游草》和《未编稿》为代表的后期风格。袁宏道早年的诗歌还没有打破复古的藩篱，如江盈科所说 ：“君丱角时已能诗，下笔数百言，无不肖唐。”（《敝箧集引》）后来，通过参悟佛禅、究心性命，加上李贽、徐渭等前辈的启发，袁宏道似乎找到了撬动复古文学的支
点——“真”与“新”，但正如钱谦益所说，他这一时期的诗文显得“机锋侧出，矫枉过正”，滑向了俚俗和狂谬。从万历三十年（1602）起，袁宏道开始不断反思， 检讨过去的“草率”“刻露”，甚至自悔少作，于是诗文趋于雅正沉稳，深厚蕴藉。袁中道曾用“学以年变， 笔随岁老”（《中郎先生全集序》）来形容这一变化及其成因。很难说这是一种境界的升华，抑或是灵光殆尽的遗憾。
不过，无论是进境，还是遗憾，一切都原原本本地摆在那里，供后人品评。这些复杂的面相，这些微妙的变化，甚至这些无可追问的“遗憾”，都对我们理解袁宏道其人，理解其作品乃至那个时代颇有启发。
袁宏道年仅过四旬，却著述甚富。他在世时就有意识地整理编订自己的诗文，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吴中友人为他刊刻《敝箧集》二卷、《锦帆集》四卷， 万历二十五年（1597）刻《解脱集》四卷，等等。袁中道曾说，中郎诗文集“家有刻不精”，大概指的就是以上这些本子，可惜都已亡佚。
现存最早的刻本是万历三十年（1602）至三十八年（1610）间吴郡袁叔度书种堂刻“袁中郎七种”，今
有国家图书馆藏本，包括《敝箧集》二卷、《锦帆集》四卷（ 附《去吴七牍》）、《解脱集》四卷、《瓶花斋集》十卷、《广庄》一卷、《瓶史》一卷、《潇碧堂集》二十卷。各集保存了袁宏道编次原貌，虽非全集，却较为精善。
袁宏道去世后，绣水周应麟校刻《袁中郎十集》， 较书种堂本多出《破研斋集》《华嵩游草》《广陵集》三部诗文集，及《瓶史》《觞政》《广庄》三部杂著。今有国家图书馆藏本。不过，其中《狂言》与《狂言别集》均系伪作，袁中道曾斥其为“伧父刻画无盐， 唐突西子，真可恨也”（《游居杮录》卷一〇）。万历四十五年（1617），金陵大业堂刊何伟然编《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始将诗文分体编次，流传最广，清道光、同治年间有覆刻本。今有天津图书馆藏明刻本。万历四十七年（1619），袁中道编《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万历、天启年间，又有曾可前编《袁中郎未刻遗稿》二卷，属于《三袁先生集》之一， 卷首题“云间陈继儒仲醇甫阅”，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崇祯二年（1629），陆之选综合袁氏书种堂本、绣水周应麟本、何伟然梨云馆本及《遗稿》，辑《新刻
钟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四十卷，由武林佩兰居刊印， 此本所收篇目较全，被《四库全书总目》列入集部存目， 但此本将诗文打散，分文体编次，失去了各旧集原貌。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了“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五卷，包括尺牍一卷、游记一卷、文集一卷、诗集二卷。
除了全集外，袁宏道的散文小品尤其是尺牍常被汇集单行。较早编刻袁宏道散文小品专集的是陆云龙， 崇祯年间陆云龙峥霄馆刊刻的《翠娱阁评选皇明小品十六家》收录《袁中郎先生小品》二卷， 选尺牍 12 篇。20 世纪 30 年代，文坛曾掀起晚明小品热潮，中郎尺牍再次受到瞩目。1934 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过阿英汇编的《袁中郎尺牍全稿》，共计收录尺牍 279 首。
1936 年，上海大方书局出版金汝盛校阅的《袁中郎尺牍》，收录尺牍计 282 首。1991 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范桥、张明高编注的《袁中郎尺牍》，按照收信人重新编次，收录尺牍计 281 首。
迄今为止最为全面、详赡的袁宏道全集整理本， 是钱伯城所撰《袁宏道集笺校》，凡五十五卷，附录三卷。此书成稿于 20 世纪 60 年代，1981 年由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版，后又有增订。钱先生按时代顺序编次各集，并将无集可次的诗文编为《未编稿》三卷，还搜集逸诗佚文十四篇，洵为袁氏功臣。此书收录尺牍 284 首，一一系年、笺注。其后，有李健章《〈袁宏道集笺校〉志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何宗美《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补正了《笺校》在诗文系年和人物、事迹等考证中的一些纰缪。此外， 沈维藩《袁宏道年谱》（《中国文学研究?第 1 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也对《笺校》中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考论。
本次选注袁中郎尺牍，原文以崇祯二年武林佩兰居刊本《袁中郎全集》及万历、天启年间刊《袁中郎未刻遗稿》为依据，参校以万历间袁无涯书种堂本《袁中郎七种》及袁中道编本《袁中郎先生全集》。所选尺牍系年编排，每篇尺牍后标明出处卷数，方便读者查索。人名、事典注释与尺牍系年，参考钱伯城先生《袁宏道集笺校》及李健章、沈维藩、何宗美等先生的补正，力求清晰易懂，要在帮助读者疏通文意，因此不作繁琐的征引考辨。中郎尺牍中的人名、地名、掌故、佛教术语等都十分丰富，凡学力所及，都尽量保证准
确。至于文末的点评与赏析，有珠玉在前者则充分吸收，其余完全出自个人的阅读感受，虽然初衷是帮助读者走入中郎的生活与心灵世界，但难免续貂之讥， 只愿为读者诸君抛砖引玉而已，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车祎于四川大学江安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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