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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群贤云集，共祝期颐
为庆贺杨天石先生九十华诞，本书有幸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罗敏牵头，并邀请陈方正、李汉秋、陈丹晨、钱文辉、曾景忠、周思源、陈漱渝、郑会欣、雷颐、汪朝光、夏春涛等杨先生的知交好友作贺文，更收录了陈铁民、陈来、夏晓虹、吴景平、杨奎松、陈谦平、马勇、王建朗、刘贵福、曹成建、杨雨青、蒋永敬、金冲及、张玉法、狭间直树、山田辰雄、李又宁、刘梦溪、陈永发、吕芳上、王杰、黄克武、陈红民等名家的文章，共计四十篇。
★灿灿星辉，书写熠熠华章
书中文章分为至友忆往、评论评价、同行文萃、桃李春风、序言集锦五部分，或辨章学术、或忆往谈昔、或述学术、或记师生情谊，皆由衷之论，精心结构。这部文集，是学术的丰碑，亦是情感的汇聚。在字里行间，读者能看到其严谨治学的学者匠心、诲人不倦的师者风范、谦虚克己的人生态度，展现了其一代史学大家的人格魅力与精神世界。这部文集，不仅是杨天石先生九秩人生的璀璨注脚，更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群星闪烁。
★附杨天石先生未公开珍稀照片，并附详细年录
杨天石先生从事学术研究七十余载，出版专著百余部，获得了极高的学术知名度，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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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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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他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一生研究成果丰富、著作等身，培养了不少学术人才，对中国学术界贡献巨大。2025年2月适逢杨天石先生九十华诞，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等为杨天石先生举办九十寿辰纪念并做杨天石先生学术研究会，由其学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臧运祜、罗敏等牵头为杨天石先生编写纪念文集，特邀请学界知名人士及杨先生知交故友赐文，内容包含学界相关顶尖研究成果、与杨先生交往事及其他文字。共收入文章四十篇，并附若干珍贵照片及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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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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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由杨天石先生学生及出版社编辑组成，包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北京大学教授臧运祜、罗敏等杨天石学生的学生及海南出版社编辑等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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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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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至友忆往
为了寻找历史的真实——敬贺杨公天石九秩华诞
陈方正???003
再说杨天石
陈丹晨???011
是金子总会发光：忆天石
李汉秋???021
九十开步，再创辉煌
钱文辉???025
我所知道的天石学长
曾景忠???031
杨天石：我人生旅途中的第一个贵人
周思源???041
“患难之交”杨天石——兼谈他的鲁迅研究
陈漱渝???049
锲而不舍，求实探新——与杨天石老师四十年的交往回忆
郑会欣???069
思想者的力量：贺杨天石老师九十华诞
雷颐??? 081
老而弥坚 寿而愈奋——为杨天石先生九十寿而作
汪朝光???087
我所了解的杨天石老师
夏春涛???099
贰 评论评价
杨天石：书斋内外的“史”与“诗”
陈丹晨???109
杨天石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陈铁民???121
意趣高远走华章
周思源???129
杨天石先生关于宋明理学的三种著作
陈来???137
南社研究的意义 —杨天石先生及其《南社史三种》
夏晓虹???145
叁 同行文萃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的研究
吴景平???159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前后斯大林对中共革命方针影响的几个问题
杨奎松???199
国际关系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
陈谦平???245
为马戛尔尼使华进一解
马勇???273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版图构想的演变
王建朗???289
肆 桃李春风
我跟杨老师做博士研究生
臧运祜???331
重视大时代、大人物、大事件研究——评“杨天石近代史研究六种”
王奇生???345
钱玄同与《章氏丛书续编》
刘贵福???359
蒋介石对农民、农村问题的认识与主张（1928—1949）
曹成建??399
高山仰止：杨天石先生与中华民国史研究
罗敏 孙贝贝???451
国家利益：苏俄对在华合作者的选择
杨雨青???487
天道酬勤，坚如磐石——记我的父亲杨天石
杨雨青???517
伍 序言集锦
以文会友：天石与我
蒋永敬［中国台湾］???531
《寻求历史的谜底》序
金冲及???545
拨开迷雾，解开疑问：民国史及蒋介石研究的突破
张玉法［中国台湾］???553
《寻求历史的谜底》序
狭间直树［日］???561
《杨天石近代史文存》序
山田辰雄［日］???567
《海外访史录》序
李又宁［美］???571
《杨天石文集》序
刘梦溪???575
超越封建传统的“成王败寇”史观
陈永发［中国台湾］???583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序
吕芳上［中国台湾］???591
《孙中山新探》序
王杰???597
《晚清史要》序
黄克武［中国台湾］???607
皓首穷经著文章
陈红民???613
系年录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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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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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的力量：贺杨天石老师九十华诞
雷颐 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套用“入所教育”的一句俗话，我已正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员“新兵”。这时，杨天石老师早就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员“健将”了。从年龄到学问，杨先生都是我的师辈。但没想到入所不久，就被杨老师赏识有加，以友相待。作为“新兵”的我，端的是受宠若惊。相识相交四十年，从杨老师处获益多多，一直以老师相待。我敬他为师，他视我为友，近四十年亦师亦友，从学问到人生，举凡个人私事，家国时政，无拘束，畅快深入。当然，还是没想到，前几年有出版社将杨老师著述结集出版，杨老师竟然点名邀我为其中《思潮与人物》卷冠序，一时间感惶并至，备感荣幸。
杨老师的学术成就，巨著皇皇，毋庸细说。“考证确凿，堪称杰作”，是日本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狭间直树教授对杨老师著作的评论。日本学者向以资料搜求仔细全面、考据认真著称，狭间先生都承认他“考证确凿”，这也是对杨老师治史方法、风格的总结概括。
杨老师认为，追求历史真相是历史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这是他对自己治学态度、方法的要求。杨老师治史总是从细读史料入手，于不疑处发现可疑之处，一点点寻找、发现。他对史料的追寻，着实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地步，海内外到处搜寻史料，对史料几近“竭泽而渔”。对找寻到的史料，他认真研读，细心分析。不预设立场，不为既有观念束缚，注重史料的爬梳考证。尊重史实，杨老师堪称典范，为学界公认。他总是强调，无论这种真相多么“不如人意”，也必须面对。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面对“不如人意”的史实，所以杨老师又屡因研究、揭示“不如人意”的史实为丛镝所射。面对这些，杨老师有愤怒，更有不解，为什么会这样？实事求是，追求历史真相，不是历史学家的天职吗？当然，在这类攻讦面前他毫不退缩，仍然全神贯注自己的研究，继续挖掘历史的真相。
“考证确凿”的盛名，却无形中掩盖了杨老师学术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其实，杨老师的学术研究恰是从思想史研究起步、开始跨入学术大门的。杨老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毕业后到中学当老师。这时他写的明代泰州学派传人韩贞、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研究文章，就先后发表在权威的《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和《新建设》杂志。他的研究，引起了史学大家侯外庐先生的注意，曾想将他引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但由于“文革”随后爆发而未成。“文革”结束，杨老师1978年从中学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为专业研究者。恰恰是思想史研究，使他成为专业历史研究者。
思想史研究向有两种传统，一是“六经注我”，一是“我注六经”；用现代学术语言来说，一种强调研究者主观观念的主体性投射，一种强调对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实证分析。前者高屋建瓴，自成体系，但易失之于空泛，根据不足形成“无据之理”，牵强附会甚至沦为荒诞。后者踏实细密，言皆有本，但易失之于琐屑，缺乏概括综合而“不成体统”，沦为无法把握大局、看不到整体的细琐繁屑。“六经注我”而不荒诞，“我注六经”而不琐碎，至为不易。思想史研究者多是“六经注我”，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为研究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所以屡有宏大体系建构者。然而，正是由于“六经注我”，不少体系建构者摆脱史实史料的束缚，洋洋洒洒、大言炎炎、巨著皇皇、体系宏大，但夷考其实，这些所谓体系皆是游谈无根、郢书燕说，剪裁涂抹史实以符合某种理论框架的荒谬荒诞之论。杨老师的思想史研究秉承的是“论从史出”的传统，他提出的论点是逐步地、一点点抽丝剥茧地织就、建构起来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细密而不琐屑，有观点而毫不牵强。值得思想史研究者借鉴。
杨老师的历史研究，既保有自己的主体性，同时又充分尊重史料，绝不歪曲妄解，在“我”与“他”之间建立、保持了一种难得的张力。他在一层层探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时代思潮时，扩展了我们对历史进程的观察，加深了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
多数人不知道，杨老师还具有深深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关切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在本职工作之外，曾兼任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著称的《百年潮》创刊主编，著名理论家、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先生将他与胡绳、郑惠并誉为《百年潮》创业“三君子”。他曾有几次“直言上书”，事先都征求了我的意见，士人风骨，令人敬佩，而对我的信任，更令我深深感动。
恭贺杨老师进入“九〇后”！我们相信，进入“九〇后”的杨老师文思一定更加“泉涌”，创造力更加旺盛。期盼读到杨老师更多的精品。
我跟杨老师做博士研究生
臧运祜 1966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杨天石先生博士生。
人逢喜事精神爽。甲辰龙年秋日，恭逢吾师杨天石教授迎来90华诞，不禁愉快地回想起自己30年前跟随老师做博士研究生、写博士学位论文的往事。
一、入师门，定选题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我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中共党史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工作。1992年春获得北京大学硕士学位之后，借着那年邓小平同志南行的春风和党的十四大的东风，我于1993年底向本单位提出了报考博士研究生的申请，并在1994年春天获得了批准。由于当时军队单位尚未设立军事历史学科的博士学位点，我就考虑报考北京的地方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并最后选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当时该系招收中华民国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是陈铁健研究员。我在跟陈先生接触之后，从那年暑假开始，就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同时，复习日语、自学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华民国史的著作。
1994年秋天，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次年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但不知为何，陈铁健先生没有被列入招生导师的计划，而有的是耿云志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与文化史方向。我考虑再三，决定还是报考近代史所的博士研究生，并到东厂胡同办公室拜访了耿先生之后，又开始自学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有关内容。1995年春天，我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笔试与面试，7月初在近代史研究所领取了“近代文化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1995年9月1日，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开始了为时三年的博士研究生生活。是年底，我的导师耿云志研究员在办公室跟我商量，说希望我明年后跟随该所的杨天石研究员继续做博士研究。我很快就同意了，并随后与杨老师进行了联系，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师生之间的交往。
对于杨老师，我虽无直接接触，但通过一年来阅读中国近代史与中华民国史的论著，得悉他的有关研究；知道他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其女儿也是我在北大历史系本科低一年级的同学。1996年春天，在他的研究室里，杨老师说自己年过六旬，我们年龄相差30岁，我是他的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博士研究生了。我惶恐且自负地说一定不会让老师失望的。
杨老师说，“学业、课程的事情你就跟着院系一起做吧，但 要尽快确定你的博士选题，以便及早进入研究状态。”他说我如果喜欢继续研究近代文化史，可以跟他一起通过整理钱玄同的日记，来研究民国时期的学术文化；但如果喜欢研究民国史，也可以商量，我毕竟还是民国史研究室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我考虑了几天后，觉得自己对于文化史虽有兴趣，但毕竟基础与能力不足，也不知道未来的学术发展路向，最后还是告诉老师喜欢跟他做中华民国史。
关于民国史的选题，杨老师建议我要发挥日语优势，适应当前中国抗战史研究方兴未艾的新趋势，从事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史领域的研究。但我自己除了在硕士期间及在军科院对于中共抗战史有些研究基础和兴趣外，一时又找不到中日关系史方面更好的选题。在我跟杨老师再次商量的时候，他给我出了两个题目：一个是日本与奉系军阀的关系，另一个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期间的中日关系，并分别说明了有关情况，让我自己进行论证和选择。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比较与分析之后，我在1996年五一节前，告诉老师准备研究后一个题目。杨老师显然很高兴，其实也许他早就有此打算。他说：“我通读过本所编著出版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这部分书稿，感觉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期间的日本对华政策，过去虽有若干著述问世，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你如能认真开掘，不仅可以垦拓荒囿，填补空白，而且也可能会有许多新的发现。”这样，我们师生就较快而愉快地确定了这个博士研究的选题。
无论是对于初出茅庐的应届学子，还是我这般而立之年的青年学人，确定一个好的博士论文选题，都是至关重要的。杨老师说这有事半而功倍的效用，为此我们多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也是值得的。在这个过程中，杨老师一直尊重学生的兴趣和志愿，只是提供建议，并让学生自我比较与选择，但他自己的意见也是清 楚表达的。我应该庆幸自己得遇良师，这也是初入师门的第一大收获。
二、找材料，定计划
题目确定之后，我花了一段时间整理了中外学界的有关研究状况，考虑了大致的研究计划。杨老师多次提醒说，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再好的问题和计划，也必须先有第一手的历史材料作为支撑，并时常告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道理。于是，我接下来就把主要精力用于收集历史资料了。
要研究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期间的日本对华政策，当然最为首要和重要的是看日本方面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当时日本的《战史丛书》虽已出版并披露了一些军方档案资料，但数量非常有限；《现代史资料》有关卷册等资料集，虽收录了不少的文书资料，但并不系统与完整；最主要的《日本外交文书》，当时也只出版 到“满洲事变”期间，其后尚未问世；日本一些重要的军政人物，其有关决策的资料也是有局限的。因此，如何挖掘并收集大量的日方一手档案史料，包括外交文书及陆海军档案等，成为制约我的论文研究之深度与新意的关键所在；赴日研修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途径。
在这时，还是杨老师及时给我指点了迷津。日本方面的上述军政档案资料，其战败投降后不久即被占领的美军接收，并由其国会图书馆制作了《日本外务省档案》及《日本陆海军档案》的缩微胶卷，提供给有关国家使用；其原件退还日本后，被日本外交史料馆及防卫厅战史部图书馆收藏，并提供阅览。杨老师说他在日本京都大学访问时，就用过这套缩微胶卷资料，感觉很有用；国内的北京图书馆收藏有这两套缩微胶卷，但利用者很少；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此前为了编纂《北洋军阀》资料集，曾复制过1920年代的部分胶卷。杨老师说我即使不能去日本，在北京照样可以看到和使用这些重要的资料。
在杨老师的指引和介绍下，我从5月开始，迅速投入到这套缩微胶卷日文资料的挖掘与收集工作中。我先是在近代史所图书馆特藏阅览室，仔细清理并阅读了一些缩微胶卷，熟悉了有关情况和使用方法。然后主要就是到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开始了近乎一年的资料收集工作。
这期间，我真正体会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收集资料工作之苦与乐。无论酷暑和严冬，为了节省时间和钱，我基本是自行车往返于北大公寓和图书馆之间，中午就随着图书馆工作人员就餐；为了节省时间和免去抄写之苦，我尽量去复制胶卷。我那会儿的基本生活规律就是白天上班时间在北京 图书馆，晚上及周末在家整理资料。
这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有过两次赴日本东京及大阪学习交流的机会，但都与我擦肩而过。杨老师积极帮我联系日方接待老师，得知结果后还劝我不要气馁，要坚定信心。他深知近代日本文书翻译之难和日本文语之苦，还曾经想法拜请近代史研究所的邹念之先生来辅导我的日语翻译，可是因邹先生不幸 在怀柔家中过世而无缘求教。此后我就只好借助日文工具书，来自我解决资料翻译的问题了。
杨老师告诉过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当我真正深入到日本一手档案资料的大海中扑腾一番时，才发现自己原来想要研究的问题，不一定有资料支撑，但是没有想到的问题，却会在资料中大放异彩。这就是发掘与收集史料的真实收获和无限乐趣所在。
1997年春夏，我的资料收集及翻译工作告一段落，感觉必须调整此前的研究计划了。这时，杨老师又跟我说了“有什么米做什么饭”的道理，一切问题要以史料为依据，也就是胡适先生所谓“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这样，我就决定舍弃九一八后日本关于中国东北和伪满洲国问题的决策，以其对中国华北地区的政策为中心，全面系统深入地探究日本在九一八之后经过“华北事变”而走向七七事变与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问题，并按照政策演变的历史过程，分别设计了六章的篇幅。暑假之前，我把调整后的写作计划抄给杨老师过目把关，他说从现在起怎么写论文，你自己就可以做主了。
在收集资料、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杨老师还注意锻炼我的学术研究与写作能力的培养。
1997年7月，适逢七七事变爆发60周年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中国台湾地区及日本学界合作，筹备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杨老师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嘱我一定要撰文参会。我就把外务省档案中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完成了一篇关于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论文，所幸入选了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7月份在卢沟桥畔的会议期间，我得以向我国台湾地区的李云汉、陈鹏仁先生以及日本的卫藤沈吉、安井三吉先生等著名学者求教，并与同宿舍的张振鹍先生彻夜交流，确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学术交流机会。会后，我的论文经过修改，发表于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这是我博士期间唯一的一次学术交流和发表成果，也是我们师生一同参会、共同学习的第一次。
还有一次锻炼机会就是在1996年暑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邀请日本大学研究生来华访问。经过杨老师的同意，我作为中方的陪同人员，跟爱知大学的一位研究生武井义和同学，一起赴上海、南京两地访问两周。因这位日本同学在研究中国抗战时期的日本侨民问题，我们一起拜访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并进行了交流，又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等收集资料。这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并顺便也借机考虑了自己的选题和研究资料，确是一举而两得。
三、博论答辩与出版
1997年暑假前夕，我开始了博士论文的写作。秋天完成了第一二章，冬天完成了第三四章，寒假期间完成了第五六章。当时还没有普及电脑，我都是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公寓23号楼那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每日每夜爬格子，以及跟楼下胡同里打字社之间的反复校对。
1998年春节前夕，我把打印好的前两章交给杨老师。他花了两周左右的时间给我看了一遍。对于我的初稿，他意见最大的是语言文字问题，说自己是中文系出身的，对表达形式看得很重；好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要考虑读者和受众，而不能闭门造车、孤芳自赏。他要我举一反三，在以后的章节写作中注意这些文字问题。其后，老师再也没有打扰我的写作，只是在最后，我们商量了关于结论的写法问题；关于博士论文的题目，杨老师建议最后定为《九一八至七七事变期间的日本对华政策 — 以华北政策为中心》。
五一前后，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的送审稿。按照杨老师的安排，我把论文分别送给了国防大学何理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蔡德金教授进行审查，并听取其意见，然后进行了一些修订。6月初，在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先生的主持下，杨老师和张振鹍、王桧林、丁则勤教授参加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民国史研究室主任汪朝光先生担任秘书。答辩前，杨老师还专门跟我谈话，叮嘱我要谦虚、严谨，原则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1998年6月30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毕业，7月初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事了为时两年的博士后研究。
在北大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我听取杨老师的建议，根据各位评审专家和答辩老师的意见，对于博士论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1999年五一前投送给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争取出版机会。这年底，获准入选该文库1999年度的专著系列。
2000年春天，我又在该文库评审专家张振鹍先生的悉心指导下，进行过小幅的修改，年底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改名为《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杨老师及张海鹏先生，分别为拙著作序鼓励。杨老师这时又告诉我说：好文章好书是写出来的，也是改出来的；学术追求无穷已，永远在路上。
四、获评优博及其后
1998年以后，jiaoyubu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从1999年度开始，每年评选100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历史学每年可有2-3篇入选。2000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通知我的论文去参评。我按照要求，把自己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原稿以及出版品和发表论文一起上报了，但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据说竞争太激烈。
2001年4月30日晚间，倒是杨老师第一时间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你的博士论文被评上全国优博了，见于今日的《光明日报》。杨老师后来还告诉我，在近代史系讨论与推荐上报的时候，他是力挺我的。由此可见导师的拳拳之心与殷殷之情。
因为获得了全国优博，我在博士后出站后，从军科院转业到北大历史系工作，并在当年被评为副教授，随后还获得了jiaoyubu的科研项目资助，继续从事有关的课题研究。我的学术研究，也从博论开始了新的步伐。
一篇博论改变了自己的学术命运。饮水思源，我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我的导师杨天石老师多年来在各方面的指导与培养。回顾这一过程，我感觉杨老师主要抓住了三个关键环节：一是选题，个人要扬长避短，学术要锐意创新，写法要以小见大。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史，侧重于研究日本对华政策，杨老师说这是“知彼”之功，也发挥了我的日文优势；从九一八到七七的日本对华政策，在中国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仍然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创新的空间不小；研究时间为1931 — 1937年，是一个中等篇幅的题目，学术延展的前后余地很大。二是材料。杨老师自己一贯注重实证研究与探讨历史真相，视档案资料如学术生命力之所在；他给我指点的研究领域，恰恰又是有档案而利用不充分之处。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沉浸于北京图书馆的缩微资料室，经年累月地挖掘、研读、翻译那些日本外务省和陆海军的文书档案，新的问题意识不断涌现，这时才真正体会到老师的苦心孤诣。马克思说过：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资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信哉此言！三是写作，特别是文字之功。杨老师由文入史，以思想引领行文，他曾一再批评和要求我注意语言文字这个基本功，不可因小失大。耳濡目染，这对于我在博论写作及其以后的学术道路上，惠莫大焉。
此后，杨老师继续带领我从事以中日美三国学者为主开展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项目。2004年初，我们组团去美国夏威夷，与美英及日本学者一起研讨中日战争期间的军事问题，不久后我跟老师一起主编了这次会议的中文版论文集；2009年夏天去重庆，一起参加战时国际关系的研讨会议。我们师生一起撰文参会，问学求道，其乐融融。
2006 — 2010年，我应邀参加了近代史研究主持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主要还是负责自己博论曾经研究过的从九一八到七七期间的中日关系课题。杨老师得知后很高兴，专门召我去研究室，说这个项目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你作为最年轻的中方委员，要谦虚严谨、不辱使命。2010年我们的共同研究项目圆满结束后，2011年暑期，应日本上智大学文学部坂野良吉教授的邀请，我陪同杨老师一起去东京，我们在富士山麓的一家农舍里，与几位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专家，继续共同研讨1930年代中日关系的若干问题。
2012年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跟我商量是否修改拙著以列入其学术文库，杨老师建议说与其修订，倒不如新作。我明白老师的创新真谛，博论修订之事也就作罢，而专注于在此基础上，努力写作与发表更多原创性的学术论著。
我跟随杨老师做博士研究生，虽仅有三年时光，但师恩浩荡，没齿难忘。30载春秋过去，如今的我，不觉已到杨老师指导我做博士研究生的年龄了。接下来的30年，我要继续以吾师为楷模，努力于培育优秀人才，致力于追求卓越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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