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医学：奥秘与科学》 - [英]托尼·芒特[Toni Mount]著，吴彤译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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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世纪医学：奥秘与科学

書城自編碼： 407637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专业史
作者： [英]托尼·芒特[Toni Mount]著，吴彤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52045710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5-01-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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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从早期社会的医学知识和实践出发，带我们回顾了中世纪人的那些奇妙又怪异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中世纪医学科学严谨的一面，某些中世纪时期使用的草药和药剂直到现在仍旧能在我们的药柜里找到，比如金缕梅酊剂（可加速伤口愈合）和柳树皮（制成如今的阿司匹林）等；也会看到中世纪医学充满迷思和怪诞的一面，比如使用龙血和独角兽的血来治疗，以及使用占星术来诊断等。本书讲述了医学未竟的故事，随着对中世纪医学的重新审视，有些奇怪的疗法或听上去不太合理的药方都得到了重新的实践，在当前我们面对着各种传染病威胁的情况下，谁又知道中世纪医学不会为我们提供下一个医学奇迹呢？

內容簡介：

对于我们这些拥有医疗保健、快速止痛和有效治疗等现代观念的人来说，“中世纪医学”这个词汇让人不寒而栗。因为在那个时代，屠夫和刽子手往往比受过大学教育的医学生更了解解剖学，甚至有些外科医生还是理发师。再加上中世纪盛期黑死病等瘟疫的盛行，更是给身为现代人的我们留下了恐怖的印象。但事实上，中世纪医学不仅会为普通病人提供饮食建议、养生之道等日常保养之法，还会为病重的患者做手术，并安排术后康复治疗等服务。有趣的是，除了这些专业知识之外，部分医者还相信独角兽、龙和大象具有治疗功效，认为星座可以预测未出生婴儿的性别，还将这些内容应用到了自己的治疗中。本书正是探索了中世纪医学的各类疗法，从科学严谨的到奇妙怪异的，从其“奥秘”与“科学”两个方面探讨中世纪人是如何治病和自救的。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托妮·芒特（Toni Mount）是一位非虚构历史作家，同时是一位教师。她是理查三世协会研究委员会的成员，也是犯罪作家协会的成员。她定期为历史杂志撰稿，为www.MedievalCourses.com制作在线课程，并创作了塞巴斯蒂安·福克斯利中世纪谋杀悬疑小说系列。她拥有中世纪医学的硕士学位，文学、创意写作和欧洲人文学学位以及研究生教育证书。

序言 I
第 1章污物、疾病和危险 001
第 2章医学与教会 026
第 3章亚当知道一切！ 046
第 4章诊断疾病 072
第 5章预后：预测病人是生是死 088
第 6章治疗疾病：从合情合理到难以置信 099
第 7章医生或病人：若为女性 130
第 8章医疗事故与行为不端：医学闹上法庭 157
第 9章战场上的医学 179
第 10章观念传承 196
第 11章都铎时期的医学 211
第 12章医学取得了进步？ 240

结论 264
致谢 268

参考书目 270

內容試閱：

第2章医学与教会
上帝回应呼唤，前来襄助，祂将抚慰他，并说这一痛苦或疾病，乃是对灵魂的救赎……
——《手术》（The Cyrurgie），居伊·德·肖里亚克（Guy de Chauliac），14世纪中期

中世纪时，疾病往往被认为是对于罪恶的惩罚，上帝被看作“神圣的医师”，随其意愿给予疾病或康复。正因如此，医学手段更关注照料病人（尤其是他们的灵魂）而非治愈他们。一些神职人员甚至相信，尝试让病人康复乃是违逆上帝的意愿，会将病人的灵魂置于危险当中——毕竟，一个人必须为他所犯下的罪付出代价。救治者本人的灵魂也会因否认上帝的期许而陷入危机。所幸的是，其他人认为，如果存在一种治疗方式，那它便是上帝提供的，而不充分利用它也是违背了上帝的意愿。你可以一眼看出，医学是如何变得充满争议、错综复杂的。任何与罗马天主教会不同的看法，都面临着被指控为异端的风险，随后可能导致悲惨的惩罚。因此，面对教会的申明——疾病是上帝的惩罚，而患病的人乃是有罪的人——少有人敢提出异议。

在盎格鲁—撒克逊那个年代，医生们大多是修士。在 9世纪晚期，国王阿尔弗雷德（King Alfred）的医生伯德（Bald）就是一位修士，他的《医书》（Leechbook）是一部汇编了医学疗法和医学建议的遗珠，其诸多处方中，包含了折磨倒霉国王的痔疮和其他疼痛的对症疗法。伯德看上去拥有对付病人的实际经验，他或许是从一位精通治疗技艺的修士兄弟那里学习到基础知识的。他还曾做过学徒，学习制作药剂和实施手术。从戳疮、拔牙、灌肠到白内障针拨，这位修士都能手到擒来。

在伯德的年代里，欧洲西部还没有大学可以让他得到训练；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和意大利的萨勒诺（Salerno）虽然有医学院，但那里的课程是用希腊语而非拉丁语教学的。伯德可能上过一门这样的课程。若真如此，那么他应该知晓基于以下理念的医学理论——“医学与哲学是孪生姐妹：医学是身体的哲学，而哲学是灵魂的医学。”课程内容会要求他学习像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之类的人写于好几个世纪之前的希腊文本。如果这听上去已经很复杂了，那罗马天主教会还会使这一切雪上加霜。

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于 1215年召集的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提出，不允许神职人员杀人、伤人。于是，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第 18条教规原本是想禁止在法庭上坐在审判席的神职人员给出死刑判决，或是阻止他们“统率雇佣兵、弩手或者类似的嗜血之徒”。这看上去理所应当，然而这条教规同样写道：“助理执事、执事和司铎均不可实施手术，因其需要烧灼和切开身体。”这对医学来说至关重要，它导致伯德这样的修士以及教士（他们曾是最好的医生）都无法再担当手术师了。此后，手术师必须是平信徒或（在某些时候）是女人。神职人员可能还会努力成为合格的医师，从旧教科书中了解各种关于医学的理念，但他们将不再进行实操训练。由于教会不允许剖开人体，研习人体解剖学的可能性几近于无，因此，解剖动物成了临时的替代手段。猪被认为在形体和结构上与人最为相似，而且随处可得，因此最常被用来进行解剖学研究。这也是为何屠夫比学校训练出的医师更了解所谓的解剖学。

不过，猪毕竟不是人，对猪的解剖也带来了新的谜团，例如“右腹病”便无法得到解释。如今我们称它为“阑尾炎”，但猪没有阑尾，谜团也由此而生。

大学教育
迟至13世纪早期，整个欧洲都开始兴办大学。博洛尼亚（Bologna）和巴黎一马当先。当国王亨利二世（Henry Ⅱ）禁止英格兰学生前往巴黎之后，牛津大学也于 1167年建立，随后，一群学者因其中一员在牛津被谋杀而逃离该城，于 1208年建立了剑桥大学；他们对于大学如何运作也有自己的想法。无论在何处生根、如何发芽，遍及欧洲的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受教会管辖，旨在将人培训成教士。这意味着每位学者至少都需要领受低级神品（holy order），女性无法在大学学习，并且，与研习神学和法律相比，医学训练位卑言轻。晚至 17世纪 60年代，当艾萨克 ·牛顿想要从剑桥毕业时，非正统的宗教信仰意味着他无法获得任何神品。他不得不向英格兰教会的领袖——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Ⅱ）申请特许，让他能在不领受神品的前提下获得硕士学位。

中世纪英格兰医生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包括在牛津或剑桥上为期 6— 9年的课程，通常还要在国外的大学度过一段时间——萨勒诺大学和巴黎大学是最知名的，也是最早专攻医学的大学。无论在哪里学习，课程都完全用拉丁语教授，且包含一个为期三年的基本课程——“前三艺”（trivium），涵盖语法、修辞学和逻辑学。除了“前三艺”，那些希望学习医学的人还要学习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盖伦、索兰纳斯和其他值得一读的古典作家撰写的基本医学作品，并将连篇累牍的信息牢记于心。在导师指导下的研讨会中，这些博大精深的知识将用来和同学讨论病例，他们需要逻辑和修辞来赢得辩论。考试包括一系列口头提问，学生要靠从古代文本中死记硬背学到的全部本事来回答。
然而，希腊学者和后来的罗马学者的著作，对于教会来说都存在一个特别的问题：这些作者都是异教徒，要么出生在基督诞生之前，要么出生在基督教诲下的新兴宗教席卷罗马帝国之前。这些知识的来源如何被罗马天主教会接受并与其教义兼容呢？经过适当的考虑和不少的祈祷与反省后，教会裁决道，如果不是不幸生得太早，希波克拉底、盖伦和其他人本会是好基督徒。他们被认定为名誉上的基督徒，这样一来，学者们就可以吸收学习他们的著作，问心无愧，还丝毫不会危及灵魂了。中世纪晚期一位匿名诗人写出下述诗句，不仅宣称希波克拉底、盖伦和苏格拉底（我认为他应该是指索兰纳斯，因为据我所知，苏格拉底并不行医）“承蒙上帝的恩典行医”，还恳求基督将他们的灵魂接纳进天堂的极乐中：

以上便是
希波克拉底这个好手术师
还要加上苏格拉底和盖伦，
他们三个人都爱慕智慧
在当时任何文明中都卓越绝伦，
这个世界上无人能与他们比肩
至少活着的人中还没有，
他们承蒙上帝的恩典行医
在各个地方现身救人性命。
创造东方与西方的我主基督
请让他们的灵魂得以安息，
让他们永远浸淫在极乐中，
与圣父和圣灵在天堂团聚。

顺利完成“前三艺”后，学生将进入下一阶段的教育——为期四年的“后四艺”（quadrivium），包括天文学、几何、音乐和算数。了解天文学和几何至关重要，因为医师需要绘制占星图，这不仅能帮助未来的病人确定适当的疗法，还有助于预测疾病的可能结果。音乐也被认为有益于健康，例如盎格鲁—撒克逊的医书有时会指示医生给病人唱歌，作为医疗过程的一部分，又如以下这种治疗发烧的方法：

首先用（圣礼的）圣饼做一个护身符，然后唱出一道魔咒，先朝着病人的左耳，再朝着右耳，最后朝着头顶上唱，同时将护身符挂在病人的脖子上。

希腊和罗马文本对于基督教学者的适用性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之后，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第 22条教规在行医一事上更进一步地宣称：“在给病人开药前，医师有义务认识到被教会排除在外的痛苦，因此应敦促他们的病人召唤神父，从而为其提供精神上的慰藉。”显然，对灵魂的关切被认为比任何医疗看护都重要得多。

考虑到教会对病人的态度，治疗任何疾病的最佳方法都是在第一时间避开它。教会教导说，保持健康的唯一方法是避免犯下任何罪，这样上帝就不会惩罚你，让你遭受痛苦和疾病了。如果真的病了，你应该第一时间尝试去祈祷和赎罪，并希望上帝会宽恕你的罪，让你很快康复。但是，假如这样行不通呢？

朝圣，一种医疗方法
终极的忏悔方式是去某个圣地朝圣。各种各样的人都会踏上朝圣之路，有的人会一路前往耶路撒冷——富人会骑马甚至骑骆驼去，其他人则会步行去；瘸子会拄着拐杖去，还有人会抱着孩子去。事实上，旅途越艰难，你为你的灵魂在天堂赢得的荣誉就越多。就算朝圣没有奇迹般地治愈你的疾病，它仍然对你的灵魂大有裨益——而这一点甚至更为关键。

不过，倒也没必要去往耶路撒冷那么远；甚至罗马也算远的了。对伦敦人来说，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坎特伯雷大教堂（Canterbury Cathedral）的伦敦同胞——托马斯·贝克特的坟墓。正如乔叟在写于 14世纪 90年代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中所写的那样，旅途本身变得更像一段假期，与沿途遇见的其他朝圣者一起享受一段美好时光。

大多数朝圣中心都售卖徽章，以作为旅行纪念品，其中一些廉价金属制品给穷人，另一些镀金的则卖给更有钱的朝圣者。再之后，这些徽章不仅作为纪念物和英勇勋章被佩戴着，以展示佩戴者所取得的成就；它们还成了宗教符咒，保护佩戴者远离各种恐怖之物，远离疾病、火灾、抢劫和意外事故。

沃尔辛厄姆（ Walsingham）是英格兰东南部一处受欢迎的朝圣地。在 11世纪，由诺福克的大沃尔辛厄姆和小沃尔辛厄姆合并的村庄成了一处主要的朝圣中心。1061年，根据沃尔辛厄姆的传说，一位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妇女里切尔迪斯·德·法韦什（ Richeldis de Faverches）在幻象中见到了圣母马利亚，圣母马利亚指示她建造一座拿撒勒（Nazareth）神圣家族的房屋，以纪念天使报喜。建成之时，这座圣屋嵌着模板，里面有一尊端坐的圣母马利亚的木制雕像，其子耶稣坐在她的腿上。圣物中还有一瓶圣母的乳汁。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沃尔辛厄姆都是欧洲北部重要的朝圣地之一。

这座礼拜堂是在“忏悔者”爱德华（ Edward the Confessor）统治期间的1063年左右建立起来的，其最早的契书中将创建者认定为杰弗里·法韦什之母里切尔迪斯。1169年，杰弗里将“圣母礼拜堂”献给了“上帝、圣母马利亚及其教牧人爱德华”，他的母亲建立这座沃尔辛厄姆的礼拜堂，最初是因为爱德华需要建立一座隐修院。到 1538年亨利八世统治期间将其摧毁时，这一圣祠与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和坎特伯雷的一起，已然成为英格兰最重要的宗教中心之一。

王室赞助让这座圣祠财力渐雄、声名远播，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二世、爱德华三世、亨利四世和亨利六世接连到访。1470年，爱德华四世携王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Elizabeth Woodville）来访，他们有很多女儿，急需一个儿子、一个继承人。很显然，这次来访对他们起效了，因此，亨利七世及其王后约克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York）在长子亚瑟死后也踏上这一朝圣之路。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和安妮·博林分别来访过，但她们都没有给他生下作为继承人的儿子——这也许给了亨利足够的理由，在1538年关闭沃尔辛厄姆修道院和这处圣祠。

第2章医学与教会
上帝回应呼唤，前来襄助，祂将抚慰他，并说这一痛苦或疾病，乃是对灵魂的救赎……
——《手术》（The Cyrurgie），居伊·德·肖里亚克（Guy de Chauliac），14世纪中期

中世纪时，疾病往往被认为是对于罪恶的惩罚，上帝被看作“神圣的医师”，随其意愿给予疾病或康复。正因如此，医学手段更关注照料病人（尤其是他们的灵魂）而非治愈他们。一些神职人员甚至相信，尝试让病人康复乃是违逆上帝的意愿，会将病人的灵魂置于危险当中——毕竟，一个人必须为他所犯下的罪付出代价。救治者本人的灵魂也会因否认上帝的期许而陷入危机。所幸的是，其他人认为，如果存在一种治疗方式，那它便是上帝提供的，而不充分利用它也是违背了上帝的意愿。你可以一眼看出，医学是如何变得充满争议、错综复杂的。任何与罗马天主教会不同的看法，都面临着被指控为异端的风险，随后可能导致悲惨的惩罚。因此，面对教会的申明——疾病是上帝的惩罚，而患病的人乃是有罪的人——少有人敢提出异议。
在盎格鲁—撒克逊那个年代，医生们大多是修士。在 9世纪晚期，国王阿尔弗雷德（King Alfred）的医生伯德（Bald）就是一位修士，他的《医书》（Leechbook）是一部汇编了医学疗法和医学建议的遗珠，其诸多处方中，包含了折磨倒霉国王的痔疮和其他疼痛的对症疗法。伯德看上去拥有对付病人的实际经验，他或许是从一位精通治疗技艺的修士兄弟那里学习到基础知识的。他还曾做过学徒，学习制作药剂和实施手术。从戳疮、拔牙、灌肠到白内障针拨，这位修士都能手到擒来。
在伯德的年代里，欧洲西部还没有大学可以让他得到训练；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和意大利的萨勒诺（Salerno）虽然有医学院，但那里的课程是用希腊语而非拉丁语教学的。伯德可能上过一门这样的课程。若真如此，那么他应该知晓基于以下理念的医学理论——“医学与哲学是孪生姐妹：医学是身体的哲学，而哲学是灵魂的医学。”课程内容会要求他学习像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之类的人写于好几个世纪之前的希腊文本。如果这听上去已经很复杂了，那罗马天主教会还会使这一切雪上加霜。
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于 1215年召集的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提出，不允许神职人员杀人、伤人。于是，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第 18条教规原本是想禁止在法庭上坐在审判席的神职人员给出死刑判决，或是阻止他们“统率雇佣兵、弩手或者类似的嗜血之徒”。这看上去理所应当，然而这条教规同样写道：“助理执事、执事和司铎均不可实施手术，因其需要烧灼和切开身体。”这对医学来说至关重要，它导致伯德这样的修士以及教士（他们曾是最好的医生）都无法再担当手术师了。此后，手术师必须是平信徒或（在某些时候）是女人。神职人员可能还会努力成为合格的医师，从旧教科书中了解各种关于医学的理念，但他们将不再进行实操训练。由于教会不允许剖开人体，研习人体解剖学的可能性几近于无，因此，解剖动物成了临时的替代手段。猪被认为在形体和结构上与人最为相似，而且随处可得，因此最常被用来进行解剖学研究。这也是为何屠夫比学校训练出的医师更了解所谓的解剖学。
不过，猪毕竟不是人，对猪的解剖也带来了新的谜团，例如“右腹病”便无法得到解释。如今我们称它为“阑尾炎”，但猪没有阑尾，谜团也由此而生。
大学教育
迟至13世纪早期，整个欧洲都开始兴办大学。博洛尼亚（Bologna）和巴黎一马当先。当国王亨利二世（Henry Ⅱ）禁止英格兰学生前往巴黎之后，牛津大学也于 1167年建立，随后，一群学者因其中一员在牛津被谋杀而逃离该城，于 1208年建立了剑桥大学；他们对于大学如何运作也有自己的想法。无论在何处生根、如何发芽，遍及欧洲的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受教会管辖，旨在将人培训成教士。这意味着每位学者至少都需要领受低级神品（holy order），女性无法在大学学习，并且，与研习神学和法律相比，医学训练位卑言轻。晚至 17世纪 60年代，当艾萨克 ·牛顿想要从剑桥毕业时，非正统的宗教信仰意味着他无法获得任何神品。他不得不向英格兰教会的领袖——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Ⅱ）申请特许，让他能在不领受神品的前提下获得硕士学位。
中世纪英格兰医生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包括在牛津或剑桥上为期 6— 9年的课程，通常还要在国外的大学度过一段时间——萨勒诺大学和巴黎大学是最知名的，也是最早专攻医学的大学。无论在哪里学习，课程都完全用拉丁语教授，且包含一个为期三年的基本课程——“前三艺”（trivium），涵盖语法、修辞学和逻辑学。除了“前三艺”，那些希望学习医学的人还要学习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盖伦、索兰纳斯和其他值得一读的古典作家撰写的基本医学作品，并将连篇累牍的信息牢记于心。在导师指导下的研讨会中，这些博大精深的知识将用来和同学讨论病例，他们需要逻辑和修辞来赢得辩论。考试包括一系列口头提问，学生要靠从古代文本中死记硬背学到的全部本事来回答。
然而，希腊学者和后来的罗马学者的著作，对于教会来说都存在一个特别的问题：这些作者都是异教徒，要么出生在基督诞生之前，要么出生在基督教诲下的新兴宗教席卷罗马帝国之前。这些知识的来源如何被罗马天主教会接受并与其教义兼容呢？经过适当的考虑和不少的祈祷与反省后，教会裁决道，如果不是不幸生得太早，希波克拉底、盖伦和其他人本会是好基督徒。他们被认定为名誉上的基督徒，这样一来，学者们就可以吸收学习他们的著作，问心无愧，还丝毫不会危及灵魂了。中世纪晚期一位匿名诗人写出下述诗句，不仅宣称希波克拉底、盖伦和苏格拉底（我认为他应该是指索兰纳斯，因为据我所知，苏格拉底并不行医）“承蒙上帝的恩典行医”，还恳求基督将他们的灵魂接纳进天堂的极乐中：

以上便是
希波克拉底这个好手术师
还要加上苏格拉底和盖伦，
他们三个人都爱慕智慧
在当时任何文明中都卓越绝伦，
这个世界上无人能与他们比肩
至少活着的人中还没有，
他们承蒙上帝的恩典行医
在各个地方现身救人性命。
创造东方与西方的我主基督
请让他们的灵魂得以安息，
让他们永远浸淫在极乐中，
与圣父和圣灵在天堂团聚。

顺利完成“前三艺”后，学生将进入下一阶段的教育——为期四年的“后四艺”（quadrivium），包括天文学、几何、音乐和算数。了解天文学和几何至关重要，因为医师需要绘制占星图，这不仅能帮助未来的病人确定适当的疗法，还有助于预测疾病的可能结果。音乐也被认为有益于健康，例如盎格鲁—撒克逊的医书有时会指示医生给病人唱歌，作为医疗过程的一部分，又如以下这种治疗发烧的方法：

首先用（圣礼的）圣饼做一个护身符，然后唱出一道魔咒，先朝着病人的左耳，再朝着右耳，最后朝着头顶上唱，同时将护身符挂在病人的脖子上。

希腊和罗马文本对于基督教学者的适用性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之后，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第 22条教规在行医一事上更进一步地宣称：“在给病人开药前，医师有义务认识到被教会排除在外的痛苦，因此应敦促他们的病人召唤神父，从而为其提供精神上的慰藉。”显然，对灵魂的关切被认为比任何医疗看护都重要得多。

考虑到教会对病人的态度，治疗任何疾病的最佳方法都是在第一时间避开它。教会教导说，保持健康的唯一方法是避免犯下任何罪，这样上帝就不会惩罚你，让你遭受痛苦和疾病了。如果真的病了，你应该第一时间尝试去祈祷和赎罪，并希望上帝会宽恕你的罪，让你很快康复。但是，假如这样行不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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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倒也没必要去往耶路撒冷那么远；甚至罗马也算远的了。对伦敦人来说，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坎特伯雷大教堂（Canterbury Cathedral）的伦敦同胞——托马斯·贝克特的坟墓。正如乔叟在写于 14世纪 90年代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中所写的那样，旅途本身变得更像一段假期，与沿途遇见的其他朝圣者一起享受一段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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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辛厄姆（ Walsingham）是英格兰东南部一处受欢迎的朝圣地。在 11世纪，由诺福克的大沃尔辛厄姆和小沃尔辛厄姆合并的村庄成了一处主要的朝圣中心。1061年，根据沃尔辛厄姆的传说，一位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妇女里切尔迪斯·德·法韦什（ Richeldis de Faverches）在幻象中见到了圣母马利亚，圣母马利亚指示她建造一座拿撒勒（Nazareth）神圣家族的房屋，以纪念天使报喜。建成之时，这座圣屋嵌着模板，里面有一尊端坐的圣母马利亚的木制雕像，其子耶稣坐在她的腿上。圣物中还有一瓶圣母的乳汁。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沃尔辛厄姆都是欧洲北部重要的朝圣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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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赞助让这座圣祠财力渐雄、声名远播，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二世、爱德华三世、亨利四世和亨利六世接连到访。1470年，爱德华四世携王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Elizabeth Woodville）来访，他们有很多女儿，急需一个儿子、一个继承人。很显然，这次来访对他们起效了，因此，亨利七世及其王后约克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York）在长子亚瑟死后也踏上这一朝圣之路。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和安妮·博林分别来访过，但她们都没有给他生下作为继承人的儿子——这也许给了亨利足够的理由，在1538年关闭沃尔辛厄姆修道院和这处圣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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