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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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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道术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本书首先批判性地反省了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过勇”缺失，然后借助新出土资料，重新审读传世文献，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分析并重现了中国上古道术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变历史，最后得出结论：至少在上古时代，道术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反映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在起源上的根本差异；道术不仅规定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根本内容，而且能够为当今中国人提供足够的文化自信，成为今日国人进行文化创新的巨大资源和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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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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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朋，男，1975年生，辽宁省本溪市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哲学、先秦道家，旁及儒学、易学、佛学。代表作《春秋易学研究》，现正在进行先秦道术思想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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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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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道术思想史：以阴阳为主线》摘录
“哲学”和“中国哲学”是在上个世纪初中西文化对接时产生并被逐渐接受的两个概念，在被使用近百年之后“中国哲学”研究之所以会遭到合法性的质疑，一方面是当代学术进步的体现和学术反思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哲学”这一概念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和观念冲突。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诘问：所谓的“中国哲学”究竟是“在中国的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从多种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并存的现状来看，在当代中国应该是“在中国的哲学”与“哲学在中国”二者兼备，如果把考察范围进一步扩大的话甚至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而各行其是。其中特别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由于近现代以来哲学观念的巨大变更，“中国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得以不断凸显。
按照欧洲经典哲学的立场和观点来看，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鄙薄当然是有道理的。“属于哲学的应是关于实体、普遍的东西、客观的东西的知识”，以这种哲学观念为标准，黑格尔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无哲学，有的只是一些常识性的道德教训：“我们在这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虽然这种评价可能给以救亡图存或民族振兴为学术使命的一些近现代中国学者以深深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还会因为上个世纪初叶中国深重的民族苦难而被放大并最终导致中国哲学创造和中国哲学史书写上的一系列冲动和越界，但是按照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观念来看，特别是按照海德格尔晚期的哲学观念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来看，中国“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这不仅不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不足和缺欠，而且很可能恰恰相反，这是中国传统学术足以面对后现代思潮冲击的难得一见的优势和长处。当年大力反对“哲学”这一“贱词”进入中国学术的傅斯年先生早就断言：古代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而且庆幸我们中华民族“有这么健康的一个习惯”。所以在欧洲、美国都没有“中国哲学”这一学科设置的国际学术潮流之下，即使我们不按照“东亚系”或“汉学系”这种学科划分来安置中国哲学，那么我们也必须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来对待当今中国人所使用的“哲学”或“中国哲学”概念。当然这里隐含着的一个重要判断是：就中国传统学术而言，使用“思想”和“中国思想”要比使用“哲学”和“中国哲学”具有更大的适用性。
第二，按照欧洲经典哲学的观点和立场来研究中国哲学史，或者说“依傍”西方哲学来构建中国哲学史（简称“以西释中”），这种研究方法产生了很多问题，在整体思路上可以说是非常牵强。胡适、冯友兰等前辈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已经证明，照搬西方经典哲学的观念和思路来梳理中国哲学史是不恰当的。
伟大的学者勇于自我否定。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山鼻祖，胡适在其1929年6月3日日记手稿本中就表达了对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否定意见：“哲学的根本取消——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而1958年胡适说他在1929年写《中古思想史》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了”。以上两点可以充分说明胡适先生早在1929年就放弃了“依傍”西方哲学来建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任何努力。
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标志性人物，冯友兰先生一生虽然四次书写“中国哲学史”，但是其对哲学的理解却始终停留在前现代，对一百年来的西方现代哲学成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鸿制大作实际上并不能担负起其所理应担负的时代使命。俞宣孟先生明确指出，冯友兰先生把出自于西方哲学“是论”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当做衡量哲学资格的标准，把中国哲学史上许多与之无关的观念纳入普遍与特殊关系的筐子，不免掩盖和歪曲了那些概念的本意。他在‘是论’的方向上接续中国哲学的发展，是生硬的，与传统脱节的。其所显示出来的不适，正说明‘依傍’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百年困局，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这一时期全体中国人思想的困顿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创造力缺乏。
基于以上考虑，把中国传统学术指认为“思想”，并按照“思想史”的规格进行研究，这应该更加符合实际。比较而言，使用“哲学”或 “哲学史”的概念则非常容易导致混淆和误解，必须预先小心地加以界定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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