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文学史的空间转向》 - 周维东著，李怡、张中良主编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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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民国文学：文学史的空间转向

書城自編碼： 260282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文学理论
作者：周维东著，李怡、张中良主编
國際書號(ISBN)： 9787532949342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6-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49页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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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国内第一套从民国历史文化的角度重新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丛书。该成果的问世，中国文学史将面临改写，强调回到中国民国时期的历史本身，揭示中国现代作家自己经历的历史故事，从中国历史本身出发研究问题，具有全新的开拓意义。

《民国文学：文学史的空间转向》一书从“空间”角度阐发从“中国现代文学”向“民国文学”转变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渊源。在五个部分的基础上，本书还就宏大叙事破产之后的文学史研究如何进行进行探讨，希望通过本书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范式上的启发意义。

關於作者：

周维东，男，1979年出生，陕西白河人。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副教授，《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集刊编辑部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民间学术论坛“西川论坛”发起人之一。曾在西华师范大学任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访学，多次赴台湾政治大学、东华大学、中原大学交流访问。担任中国现代学会会员、中国郭沫若学会理事、四川鲁迅研究会理事等职。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学术月刊》《鲁迅研究月刊》《中山大学学报》《南开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50多篇，主持并结题国家社科基金、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项目多项，获得过四川省优秀成果二等奖、国际郭沫若学会青年论文奖、四川省社科联先进学会工作者、四川大学青年杰出人才等多项社会及学术奖励。

目录

导论：从“民国”重识“现代”3

上编：空间的史学14

引论15

第一章：对“文学性”的反思17

一、“文学性”的中国谱系18

二、理论的风险和现实的问题20

第二章：对“客观化”文学史的反思23

一、相对主义的陷阱24

二、文学批评的困境26

三、文学市场化的危险27

第三章：“民国视野”的多个维度28

一、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28

二、还原历史的“民国史视角”30

三、“民国机制”的尝试与难题32

第四章：走向“空间”史学（一）——文学史中时间、空间与人33

一、“民国”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间问题34

二、“民国”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空间问题35

三、民国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人”的问题38

结语：史学的“民国”与方法的“民国”40

第五章：走向“空间”史学（二）——以延安时期文学研究为例42

一、“解放区文学”中的文学史问题43

二、为什么是“民国”？45

三、民国视野与延安时期文学47

结语：作为“空间”的民国50

下编：空间的方法51

引论51

第六章：民国时期传媒与现代学院互动机制的形成54

——以报纸为中心54

一、民国报纸与现代学院互动的方式55

二、民国报纸的公信力建设与对学院文化的需求56

三、从“士”到“知识分子”：未尽政治理想的实现之途59

四、作为背景的民国传媒与学院文化的互动61

第七章：“青年必读书”：文化错位与鲁迅的侧击63

一、文化错位：“青年必读书”征求中的逻辑谬误63

二、推手：学院文化的扩张与漫溢65

三、“行”与“言”：鲁迅反驳的立场67

四、“说不出”：“听将令”中的批判策略69

第八章：抗战文学的分野与联动71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与战时区域政治71

一、为什么需要“新民主主义”？72

二、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协调75

余论：延安文艺的“域外语境”79

第九章：“英模制度”的生成：历史塑造与文学书写80

一、“突击文化”与“英模制度”80

二、实用标准与政治渲染82

三、物质感召与乡村重建85

余论：作为社会史一部分的文学史87

第十章：《青年杂志》上的“青年偶像”88

——《青年杂志》封面人物研究88

一、“艰苦力行”、“自疆不息”的励志典范——卡内基与佛兰克林89

二、个性主义文学家三杰：屠尔格涅甫、王尔德、托尔斯泰91

三、不可或缺的民族英雄——谭根95

第十一章：“民国空间”与“人的文学”97

——以新文学发生的“语言空间”为中心97

一、何为“民国空间”？97

二、近代语言之变：“空间”的视角99

三、“活文字”：再造的语言空间101

结语104

第十二章：《药》与“听将令”之后的鲁迅105

一、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夏瑜为什么“被吃”？106

二、“药”的内涵与鲁迅的启蒙观109

三、“揭密”及其必要性112

结语115

第十三章：“残春”体验与《女神》时期的郭沫若116

一、“残春”体验116

二、双重身份与“自我表现”的艰难118

三、残春的绵延：“重生”与“创造”121

內容試閱：

《青年杂志》的第2、3、4号封面人物，是三位文学家——屠尔格涅甫（今译屠格涅夫，后用今译名）、王尔德和托尔斯泰，在《青年杂志》的所有封面人物中占据了半壁江山，是一个显著的现象。《青年杂志》推崇文学家，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青年杂志》虽然不能算是纯文艺杂志，但从创刊开始文艺色彩都较为浓厚譬如有小说和戏剧的连载,推崇文学家也属正常。第二，《青年杂志》创刊之宗旨在于推进文明进步，其主编认为促进文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文学。由此两点，可以解释《青年杂志》封面人物中文学家占据半数的原因。

在众多的文学家中，《青年杂志》为何选此三位，是值得揣摩的问题——它实际关涉到《青年杂志》对新文学的切实构想。根据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可以看出这种选择的一般原因：首先，三个作家都是陈独秀认可的屈指可数的世界伟大文学家。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称“俄罗斯之托尔斯泰、法兰西之左喇，那威之易卜生为世界三大文豪世界三大文豪”；“易卜生及俄国屠尔格涅甫，英国王尔德，比利时之梅特尔林克（Mauirce Maeterlnick生于一八六二年今尚生存）为近代四大代表作家。”[1]如果六位作家可以被认为是陈独秀眼中世界上最杰出的作家，那么三个封面作家都位列其中。其次，他们都是陈独秀推崇的自然主义文学家。陈独秀对“世界三大文豪”、“近代四大代表作家”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有其对自然主义推崇的原因，他认为：“现代欧洲文艺，无论何派，悉受自然主义之感化，作者之先后辈出，亦远过前代。”[2]正是因为有这个基础，“世界三大文豪”才可能都是近代人物。此外，《青年杂志》在介绍和评价这三位作家的时候，也多次用到了自然主义的字眼或概括。

然而，仅仅以以上两个原因来解释三位文学家被选为封面人物并不充分。有两点疑问需要进一步探究：一、屠格涅夫、王尔德和托尔斯泰并非纯粹的自然主义作家，他们的整体风格以及《青年杂志》发表的他们的译作，与陈独秀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概括并不一致（而且很多差别相当明显）；二、《青年杂志》如果要推崇自然主义文学，左拉当是不二人选，但杂志对左拉的介绍和推介并不十分明显。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我们视每位封面人物的具体情况而定。

屠格涅夫是《青年杂志》第2号的封面人物，也是三位封面文学家中最早出场的一位。《青年杂志》如此选择，大概因为杂志自第1号开始连载了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至第4号）。杂志关于屠格涅夫的介绍也出现在第1号，《春潮》的译者陈嘏在小说之前的“译者按”中说：

“屠尔格涅甫氏（Turgenev,Ivan），乃俄国近代杰出之文豪也。其隆名与托尔斯泰相颉颃。生于一千八百十八年，少时有猎人随笔之作，为时所称。顾身世多艰，尤厌恶本国阴惨之生活，既见知於法兰西文家韦亚尔德氏夫妇，遂从之游法京。其后偶归国，以事得罪皇帝，被系狱。未几期满，仍不许出本籍。此一千八百五十二年间事也。迨千八百五十五年之时，始获自由。於是仍走法京，托身於韦亚尔德氏许。终其身遂不复返国。卒於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前后住法京盖四十载。客中岁月，殆占其生涯之大半矣。著作亡虑数十百种，咸为欧美人所宝贵。称欧洲近代思想与文学者，无不及屠尔格涅甫之名。其文章乃咀嚼近代矛盾之文明，而扬其反抗之声者也。此篇为其短著中之佳作，崇尚人格，描写纯爱，意精词瞻，两臻其极。各国皆有译本，英译名曰Spring floods云。”[3]

从“译者按”可知，《青年杂志》推崇屠格涅夫，大概缘于：“其文章乃咀嚼近代矛盾之文明，而扬其反抗之声者也”。至于选译之小说，则因其“崇尚人格，描写纯爱，意精词瞻，两臻其极”，如果再联系杂志之后连载的《初恋》，这种特色更加明显。

爱尔兰人王尔德是《青年杂志》第3号的封面人物，杂志自第2号开始便连载其剧本《意中人》（An Ideal Husband）（薛琪瑛翻译，至第2卷第2号）；之后又在第2卷1、3号连载其悲剧《弗罗连斯》（陈嘏翻译），第5卷6号及第6卷第1、3号连载的《遗扇记》（Lady Wendemere`s Fan）（沈性仁翻译，陶履恭作序）。可见青年杂志对此人之热爱。

《意中人》在《青年杂志》开始连载之时，译者薛琪瑛在“译者识”中简单介绍了剧作和王尔德：“作者王尔德，晚近欧州著名之自然派文学大家也”，“此篇为其生平得意之作。曲中之义乃指陈吾人对于他人德行的缺点，谓吾人须存仁爱宽恕之心，不可以只知憎恶他人之过。尤当因人过失而生怜爱心，谋扶掖之。夫妇之间，亦应尔也。特译之以饷吾青年男女同胞。”[4]其中包含了推介王尔德的原委：第一是推介自然派文学；第二是对青年的教化作用——这与《青年杂志》的整体立场较为一致。但与其他作家略为不同，“译者识”的背后又增加了一段“记者识”，对王尔德的生平和主要作品作了更进一步的介绍：

“此剧作者王尔德，生于一八五四年，卒于一九〇〇年。爱尔兰都城Dublin之人也。幼秉母教，体弱耽美，时作女装，衣冠都丽。十一岁学于Emnikillen学校，文学之才崭然出众，数学功谋绝无能力。十八岁入Oxford大学，氏生性当于美感，游Oxford，闻Jhon Ruskin之美术讲义，益成其志。当时服装之美，文思之奇，世之评者，毁誉各半。生平抱负，以阐明美学真理为宗。一八九五年，以事入狱，禁锢二载，旋以贫困客死巴黎，年仅四十有六。所著随笔、小说、剧本已出版者凡十余种。文章巧丽天成，身殁而名益彰。剧本流传视小说加盛，所作喜剧，曰温达米尔夫人之扇（Lady Wendemere`s Fan），曰无用之妇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s），曰热情之重要（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并此剧而为四。悲剧一即有名之莎乐美（Salome）是也。世之崇拜王氏者，以是五剧故。”[5]

这段介绍文字较“译者识”差别甚大，王尔德是不是自然派文学大家、作品有没有教化功能已不重要，介绍者最为看重的是王尔德独特的个性和卓绝的才华，而在诸多文字中，“生平抱负，以阐明美学真理为宗”显然又是重中之重。《青年杂志》刊载王尔德其他作品的翻译者，立场似乎与“记者识”颇多相似，《遗扇记》在《新青年》发表之时，陶履恭作序称：“王尔德是一个奇怪的才子，颇有一种特别审美的趣味”。“那对话的巧妙伶俐，语气的庄谐并见，诡辞Paradon的蕴藏真理，真是天才的著作。我想就这三点看起来，现在只有英国的萧伯讷可以比得上他。”[6]《弗罗连斯》连载时，译者陈嘏在“译者识”中除了介绍还感叹道：“剧中对话饶有兴味，最后结束，亦芬芳悱恻，气力雄厚，短篇如此作，洵不多观。”[7]由此可见，《青年杂志》对王尔德的推崇，显然与其鲜明而张扬的个性以及过人的才华关联甚大，其他倒在其次。

1915年12月15日发行的《青年杂志》第4号封面人物是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本号中连载有陈独秀作《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始载于第3号），其中最后一部分专门介绍托尔斯泰的人生经历。在本号的“通信栏”里，还有读者张永言针对杂志第2号关于托尔斯泰的报道（1915年10月第1卷第2号《托尔斯泰之逃亡》）进行的提问，以及记者回答。《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之后，1917年第3卷第4号上有凌霜的文章《托尔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1918年第5卷第5号上刊有托尔斯泰原著，周作人翻译的民间传说《空大鼓》。在《新青年》杂志译介的众多外国作家中，托尔斯泰的出场无疑最为隆重。

托尔斯泰有如此排场，与其在中国形成的影响力不无关联，在《青年杂志》之前，《新小说》、《新民丛报》、《万国公报》、《学报》、《民报》、《天义》、《青年》、《竞业旬报》、《半星期报》、《新世纪》、《东方杂志》、《国风报》、《进步》、《教育杂志》、《社会世界》、《东方杂志》《礼拜六》、《欧洲战纪》等数家媒体在20世纪初期已对其进行过密集报道，其基本生平事迹在读书人当中堪称耳熟能详。不过，由于托尔斯泰的影响力涉及到方方面面，媒体对其报道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有的侧重其文学成就[8]，有的侧重其宗教精神[9]，有的侧重其反抗精神[10]。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托尔斯泰的丰富性，《青年杂志》必须对其核心精神进行充分挖掘，才可能有耳目一新的效果。

《青年杂志》对托尔斯泰的认可，首先是文学成就。在陈独秀眼里，托尔斯泰是世界三大文豪之首。在此基础之上，《青年杂志》更为看重的显然是其“笃行苦道，老而不衰”[11]的精神。在《青年杂志》第2号刊载的《托尔斯泰之逃亡》一文中，译者汝非节译了俄人白露克夫氏所著《托尔斯泰之历史》一书中最后纪事的部分，指出托尔斯泰晚年处于“身之所处者与其心之所怀抱者两不能相容”的境地，并引用其给其妻萨亚（今译索菲亚——笔者注）之信，表明托尔斯泰为此痛苦挣扎已久，屡有“不能再寄身于此奢华之境遇”，而欲“葆全性命之真”之志。文章的后半部分则描述了托尔斯泰离家、肺病加重、因病去世、被人们悼念和灵柩归葬的场景。《青年杂志》选择此角度介绍托尔斯泰显得别具一格，也别有用意。可能是《青年杂志》对托尔斯泰的报道太过独特，也或许是为了更明确地说明这种报道的目的，杂志第4号“通信栏”刊载了读者“张永言”的来信，来信称：“贵杂志第二号，托尔斯泰之逃亡一篇，重复三四次读之，不知其用意之所在。托尔斯泰为世界有名之文人，则作斯篇者自非名家不敢动手。顾此篇则实晦塞冗闷，读之令人不欢。原文果亦如是乎，且斯篇之作，其主旨究何在耶。”[12]对此，《青年杂志》记者作了回复：“托尔斯泰为人，精神伟大，近世罕有。本志取其传中最后一篇者，以其笃行苦道，老而不衰也。托氏身为贵族，心在田间，弃家殉志，事远恒情。此其所以为托尔斯泰也。”点明了《托尔斯泰之逃亡》一文的主旨——“笃行苦道，老而不衰”的精神。

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对托尔斯泰生平的专门介绍印证了“笃行苦道，老而不衰”的精神。这段生平介绍涉及托尔斯泰在1859年以前的人生经历，包括其家庭背景、求学、参军、隐居及远游等传奇经历。其中讲到托尔斯泰载战功和文学家之美誉归朝后不久，便要脱身帝都归耕故里，引用了托尔斯泰的自述：“余自战场凯旋，初以文明为人生之最大目的，而促进此文明者，文学家美术家是也。然叩之于我及我心中，果何所能、和所知而不能答。又自觉文明之为物，不少可疑之点，因自认所信之误，遂欲脱却文学家美术家之浮名矣。”[13]这段经历和托尔斯泰老年时期的逃亡联系在一起，就是其“笃行苦道，老而不衰”的完整写照，而其宗旨则是“葆全性命之真”。

纵观《青年杂志》的三位文学家封面人物，他们最大的共同点便是鲜明的个性和批判精神。屠格涅夫为保持自己个性，不惜去国几十年；王尔德生平抱负，以阐明美学真理为宗；托尔斯泰为追求理想笃行苦道老而不衰，三人的传奇经历与其用自然主义来概括，不如用个性主义来形容。实际上，陈独秀对“自然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的回旋空间：

此派文艺家所信之真理：凡属自然现象莫不由艺术之价值，梦想理想之人生不若取，夫世事人情诚实描写之，有以发挥真美也。故左氏之所作。欲发挥宇宙人生之真精神真现象，于世间猥亵之心意、不德之行为，诚实罗列。举凡古来之传说，当世之议评，一切无所顾忌。诚世界文豪中大胆有为之士也。[14]

在这里，陈独秀强调了文学的“真美”——实际是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陈独秀虽然在概念上对“写实主义”（realism）和“自然主义”（naturalism）进行了区分，但在内涵上并没有特别清晰的区分。实际上，对陈独秀而言，西方自然主义的本真是什么并不十分重要，他对自然主义高度评价，除了是受历史进化论影响的求新之举，根本上是其对文学敢于直面现实和批判现实的深深首肯——而这种文学在西方显然不仅包括自然主义文学。

在强调直面现实的基础上，《青年杂志》对三位个性十足的作家的选择，很多程度上又基于了青年的期许。对中国青年来说，敢于面对现实批判现实的第一步就是需要将自己的个性解放出来。屠格涅夫、王尔德和托尔斯泰这三种完全不同的个性主义者，无疑为中国青年的个性解放提供了很好的范本。而在作品选择上，杂志选译屠格涅夫的《春潮》和《初恋》，选择王尔德的《意中人》，都不是他们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难说体现了自然主义的精神，这种选择的唯一解释，便是基于青年的趣味和爱好——而如果联系个性主义的选择标准，《青年杂志》封面人物的选择就与作品的选择形成了一致。

[1]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

[2]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

[3] 屠尔格涅夫著，陈嘏翻译：《春潮》，《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4] 王尔德著，薛琪瑛翻译：《意中人》，《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

[5] 王尔德著，薛琪瑛翻译：《意中人》，《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

[6] 王尔德著，沈性仁翻译：《遗扇记》，《新青年》第5卷6号，1918年12月。

[7] 王尔德著，陈嘏翻译：《弗罗连斯》，《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

[8] 俄国大小说家托尔斯泰像（图像），《新小说》，第1号，1902年。

[9] 闽中寒泉子：《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万国公报》，第190号，1904年。

[10] 《讬尔斯泰伯之生涯》，《青年》，第12卷第10号，1910年。

[11] 汝非：《托尔斯泰之逃亡》，《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1月。

[12] 张永言：《通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

[13]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

[14]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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