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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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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由“散文抒情”、“散文随笔”、“散文小品”集成，让散文具有广阔的天地，无限的空间，让读者更有机会接触散文，领悟散文，领悟散文的变化与创新。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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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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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时评、杂文、随笔小集。以作者近年的创作为主，全书按内容收入篇目约六十篇，分为《散文抒情》、《散文随笔》、《散文小品》，见于《杂文报》《大公报》《上海法制报》《汕尾日报》以及“东方网评”等处。所收文章有抒情的，有叙事的，有颂人物的，有贬人性的，深度感知，沉静剖析，抒发了自然殷切的真情实感。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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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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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丁远，编审。现居南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法学会会员，全国杂文联谊会委员。著有长篇报告文学《社会脊梁——湖南有个“党风记者”李升平》《从神秘到绝密——蛇医专家季德胜》；散文随笔集《寻梦人生》《留在另一个王国里的爱》《望江楼散文》《茫茫人海间》《家国春秋》；作家系列散文报告三部《中国作家风云录》《中国文坛?作家风云》《走近女作家》；杂文随笔《送你一片真情》《最为钟情——读报随感》《东方网评100》《博文精选100》《世说杂语》等。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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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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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抒情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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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爱的母亲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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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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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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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爱的母亲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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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感到忐忑不安，常常在骤然间有一股内疚之情激上心头。这是我慈爱的母亲坚毅的面容在我眼前闪过的时候。母亲恩重如山。我欠她太多太多，而她的百岁人生至今对我还是无言的激励。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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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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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沈思芳，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逝世于一九九六年九月七日。我的慈母一生饱尝甜酸苦辣。然而她一直以顽强的承受力战胜命运之神的摆布，她的一生都是坚强地挺过来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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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出生在原江苏省崇明县（一九五八年划归上海市）南二条竖河一个农村富裕之家，因为外祖父母只生了两个女儿（我母亲为老二），没有生养儿子，外祖父死后，入殓时族宗辈为了争其家产，将棺柩盖子“抢”走；非把家产平分，不还棺柩盖，使逝者不得入殓棺葬。我外祖父母的土地房产也一分而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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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时仍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制度，因而尽管当时家道殷实，却没有机会让大姨和母亲上学读书。而且我母亲一双天足，六岁时就被缠成“三寸金莲”。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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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十六周岁时与父亲祖庆馀（小东）成婚。父亲同父异母兄弟四个，他最小。三位伯父都成家分立门户。父亲读了多年私塾后，因祖父在江北外沙（即后来的启东县）有新垦地数万亩，他为便于去外沙收租，在启东县东黄仓镇租了个双开间门面开了个银匠店，作为收租时的落脚之地，所以他有了经商意识。于是让小儿子去县城桥镇东河沿大街一家绸布店当学徒，将来让其去启东经商。当父母结婚生下大儿子瑞龙后，祖父就吩咐父亲继承父业去外沙东黄仓镇的银匠店做生意。于是，我的父母把祖家老宅上分内的房屋田地悉数抵押给大伯父祖吉夫之后，举家迁到启东县东黄仓镇守店居住，经营起祖传空壳的所谓“乾元银楼”来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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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料，大儿子（我的大哥瑞龙）刚到虚龄三岁，一次突然发病，连续数日高烧不退，后来刚好些，又连续复发两次高烧，说是“惊厥”（俗称“惊风”），虽然多方求医，还是被高烧损坏了脑子，到了上学年龄，还不能数出一二三四的数字儿，连续上学多年，因不会认字，念不出书，断定他为智障者，而被学校规劝停学。偏巧在这痛苦不堪的几年里，母亲又接连生养两个孩子，都是女儿，而父亲切盼有个聪明识字的男孩传宗接代。街坊议论和家庭氛围把我母亲这个“弱女子”投进命运的低谷。那时人们认为，夫妻生男生女的因素都在女方。母亲怀我那年已经三十七岁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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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降生后，还有个是男是女的小插曲。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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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农历闰五月，我是前五月十二日傍晚时分冲出母胎的，民间称之为“日光接火光”之际，当我在昏黄而闪烁不定的煤油灯光下呱呱啼哭时，上了年纪的诨名“小白菜”的接生婆，透过老花眼镜误把我当作女婴，就脱口而出说：“又是一个大白丫头。”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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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站在房门外的父亲听了，仿佛又是一个闪雷击顶，立即收起喜悦的笑脸，命令似的说：“照顾好大人（产妇）要紧，婴孩不动她，放在盆里算了！”父亲说着话，气呼呼地往前边店堂间走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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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声“又是个大白丫头”，对母亲来说，又是一个多么沉重而无情的打击啊！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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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母胎的我，这个婴儿，却顽强地在木盆里拼命挣扎着，哭得声嘶力竭。这一声声激越高亢的啼哭声，打动了正在母亲身旁的十八岁的大姐祖秀英（乳名“桂兰”）。大姐端起煤油灯走近安放我这个婴儿的木盆，发现仰天挣扎的婴儿竟然是个有“小鸡鸡”的男孩。大姐情不自禁地喊道：“是个男孩，是个男孩呀！”一边喊一边急忙奔往前面店堂报告。父亲喜出望外奔进后房，对接生婆说：“‘小白菜’，赶快替我把孩子沐浴穿衣。差点被你误了大事！男孩子我是要养他的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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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我猛力的哭声，使大姐姐产生了恻隐之心，她的细心，救了我一条生命啊！父亲笑呵呵地给我起名为“金生”。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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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达二十年的阴霾，此刻又集中表现在这场误男为女的“有后”“无后”的曲折里，由于我这个男儿的诞生，笼罩在我家多少年的阴云似乎散去了。但是，又添了一张口，贫穷的日子并不好过。加上我出生后瘦弱的身子，经常生病，三日两头就得请医（郎中）治病、服药。这样生长到十岁以后，身体才渐壮起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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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所谓的“乾元银楼”，实际上只是个“空壳落”，连这双开间的门面房都是向黄锦昌这个东黄仓镇的首富大老板租借的，我家是没有产权也没有资本的空头店主；加上那时战乱频繁，土匪海盗出没长江边东黄仓镇白港口，请工匠加工成的银首饰的销售与加工业务很不景气。父亲母亲只得设法转项经营日用小商品，另在店门口摆个杂货摊做小生意，维持生计。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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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农历正月初，我刚满四周岁时，父亲患了伤寒症，当时虽经多位郎中先生诊断处方服药，还是没有治愈，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吃了碗汤内放上猪油的馄饨，第二天正月十六日就撒手西归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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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父亲还不满四十四周岁呢！我披麻戴孝，母亲雇一木帆船把父亲遗体运回长江南岸崇明老家，依祖家族宗的规定，平时早备有一口寿棺，我的父亲正好赶上以黑漆棺柩殡葬。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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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来愚顽，四周岁时没有记性，父亲的音容笑貌，很少记忆印象；至今仍无法追忆起来。如有人问起我父亲长得高矮胖瘦、面容脸貌，一概说不起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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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英年早逝，我家这一不幸遭遇，对母亲是有生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然而，我的母亲依靠坚韧的承受力，挺过了这一关。在崇明老家办完了父亲的丧葬后，擦干眼泪，依然回到启东靠经营小生意及纺纱织布度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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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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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出生成长在殷实富家，从小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据说当时府中有男佣女佣十多人，保姆奶妈也有几个，母亲小时什么都不做也不会做的。嫁到祖家后，从学会家务事到学会纺纱织布，长进不少，但毕竟不是“当家人”。父亲去世后，家中失去了顶梁柱，一个五口之家的重担全都落在母亲瘦削的肩上，真是举步艰难。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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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没有父亲在世时外出进货、策划经营小商品杂货了。母亲当机立断，把力量用在手工纺织土布棉线上。东黄仓镇地处白港口，船上渔民妇女棉布棉线的需求数量不少，一时生意兴旺。那时母亲带着大姐、二姐日夜纺纱织布。镇上附近居民流传着这样几句话：“祖家孤儿寡母，从黄昏做到半夜；纺纱呜呜，织布吱嘎，从不停顿，从不闲歇；五更鸡叫早起身，一日劳作又开始；勤劳刻苦创家业，阖家大小乐融融。”当时大我二十年的大哥祖瑞龙，干力气活从不偷懒，还是很能干的，他十八岁起就为镇上住户担水上水缸。那时镇上人家，都靠白港大河里的长江水活命，所以许多人家喜欢要他挑水，因担得满，每缸五担水，给他三担水的钱，他也不计较。那时一个铜板两担水。居民都要潮平时的水，这时水质最好，最清洁。大哥就靠担水、推小车的钱补贴家用。我母亲就这样辛苦经营，省吃俭用，曾在镇西市约半里路买了一块称之为二百五十步（即一亩地的三分之一）的熟地学着种地，如玉米、黄豆一类，一年中争取在做生意闲时去这块田地耕耘。母亲可能当时考虑到将来总要回崇明老家种田的，买这块地是为了实习实验种田矣！后来，逐渐积累了些银元，一心要把崇明老家的房屋田地赎回，以防“脱根”。母亲说：“有了房屋土地，将来回到老家可以寻一条农耕之路。”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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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在启东东黄仓镇经营小摊三十年后，长江边大潮汛多，堤岸坍塌严重，看来不是长久居地。就是在父亲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母亲实现了这一愿望，把三十年前抵押出去的房屋田地，从大伯父祖吉夫那里赎买回来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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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沈思芳，算是女中豪杰，真的了不起！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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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考虑到还是叶落归根好。一九四七年年底前，居住地东黄仓镇，已坍塌到后院篱笆边了，这年冬令时节，正好母亲的表弟张川郎从小靠在帆船上撑船、当老大生活的，于是我们兄弟姐都称呼他“张家寄爷”的，他的一条木帆船，把我家的东西什物装船迁运回崇明老家。自此，我家由原先每日买粮买菜生活的市镇居民，一夜之间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要靠自己耕田种地来过日子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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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母亲五十二岁。她仍带着一股锐气，一切从头开始。虽然过去没有耕种过土地，也没有在烤人的烈日下和刺骨的寒风里，在野外长日劳作过，但她一双“三寸金莲”没有后退半步。农忙播种时她一方面雇一两个熟练农活的农民翻地、挑担、下种指导；一方面自己跟着耕田点种，一熟黄豆一熟麦地进行春种夏耘秋收。开始两年遭水淹歉收，她也不气馁，披星戴月带领全家人改良土壤，为低地开沟排水，播种改良棉花种籽，终于连续两年获得了棉花好收成，换成了粮食、肥料，便扩大种植面积。农忙时，还参加宅上人家的伴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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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从一个不熟悉农活、不拿镰刀锄头的中老年妇女，经过两三年“脱胎换骨”（这才是真正的脱胎换骨呢）的劳动锻炼，很快成了干农活的把式。那时我刚十五岁，上不起学就失学在家与母亲一起下地干农活，但母亲见我体弱无力，不能干农活，卖掉了数百斤黄豆作资本，让我在一里外的长兴镇租块场地，摆个杂货摊，每天清晨五点叫我起床，挑上杂货担子抖悠抖悠地去镇上出摊，上午九点清市收摊；下午步行近二十里路去桥镇东河沿进货（过去我父亲也曾在这东河沿街上一家绸布店当过学徒），我就在那里的批发店进香烟、肥皂及红糖、白糖、卫生纸等杂货。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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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国共连年内战，民国政府的法币、“金圆券”不值钱，通货膨胀突出，物价狂涨，今天卖出一包香烟的钱，明日只能买进半包烟了。于是做小生意天天亏本，不到半年又赔进去几百斤黄豆钱，不到两年摊贩生意亏了个精光，不能再做下去了，只能说白辛苦一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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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秋季，我重新考入崇明中学读书。遇上了好班主任、语文教师施仲虞先生以及历史女老师汤茂林（后来是上海《萌芽》文学杂志诗歌编辑，女诗人），他们是我以后写作的启蒙老师。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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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母亲已近六十岁了，已经习惯了农业劳动，所以后来参加互助组、合作社、公社后，她的劳动负荷更大，却靠咬紧牙关挺过来了，冬耕夏锄，春播秋收，从不歇工。七十岁以后，母亲和我的老婆孙美琴一起，仍天天出工，坚持在“人民公社”里成了挣工分的农民。虽然出工一天，得四五个工分，一年劳动下来却换不回口粮钱。但母亲总相信在毛泽东领导下只能这样做一天活一天，也只有苦苦挣扎活下来；因而遇上头疼脑热，不休息不服药，一挺又过来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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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本来对我是寄予很大希望的，我十七岁参加工作，先是在南通地委党校土改训练班、启东县委土改工作队、启东县委宣传部，后调去扬州《苏北日报》，接着又去南京《新华日报》当编辑、记者，担任过总编室秘书、社长室秘书……二十三岁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我，就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自从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极右分子”后，一九五八年三月从省城南京押送去苏北滨海东直农场劳动教养，四年的农场劳改生活，真是吃尽苦头，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至一九六一年春节前所谓“摘帽”和“解除劳教”回报社，体力劳动之余，仍不忘读书写作，并偷偷地写了两篇文，化名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及《中国青年报?青春寄语》栏。半年后又被下放去启东当教师；一九六二年冬天，我已三十岁，与启东师范的一位毕业生孙美琴结婚。婚后妻子没有工作，去了我崇明老家，与我老母亲一起在公社生产队务农，并生有女儿、儿子。不用说，母亲在生产队出工以外，回到家里还要帮媳妇忙家务，一双小脚不停地在奔波，帮助拉扯大孙女祖红耘、孙子祖洪彬（红兵）。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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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的遭遇给母亲的打击，比起父亲去世，大概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母亲好强、自尊，本来是以小儿子当上省报记者而自豪的，现在不明不白地竟成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家属！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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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抒情0br
0行走在秋天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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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原先的满头黑发一夜之间熬白了。当然，她没有被压倒，而且用她不屈从于命运的“韧”劲给我以支持。当我在苏北滨海东直农场“劳改”时，当我在“文革”中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时，年逾古稀的母亲再三说：“我相信自己的儿子，他不会做对不起人民的事。”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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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好母亲对儿子的信任，给了我活下来的勇气。“摘帽”后，我又在启东农村当了十八年中小学教师，直到二十二年之后的一九七九年二月，我的“错划右派问题”得以所谓的“改正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公职，恢复工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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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听到这个喜讯不久，头发竟神奇地由白变黑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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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二十二年的苦难，好不容易得到平反。这所谓的“平反”，既没有恢复我回到《新华日报》工作的权利，也没有补发我二十二年应得的工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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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母亲支撑的我们这个家，百年沧桑变迁，经历了无数风霜雨雪，坎坎坷坷，用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也写不完这部人间悲喜剧！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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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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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七八十岁高龄时，还坚持在崇明乡下参加农业劳动；进入九十岁了，仍包下四口人的自留地（我的妻子儿女当年都是农业户口），靠自己耕作还保证粮食蔬菜的自给自足呢！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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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九十岁以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片她深情耕耘、热爱和眷恋着的家乡土地！从商和手工业三十多年劳动后，母亲五十二岁时不得不回故乡务农，学习农事，算起来老人家在家乡这块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耕作长达四十多年啊！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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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母亲看到经过自己翻地、耕耙、施肥、下种，结出丰硕之果时，总是高兴异常，笑哈哈地对我们子女们说：“不劳动，不流汗水，哪有收获？人生就是做做（劳动）吃吃（享受劳动果实）嘛！”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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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劳动已成了习惯，心理平衡，一生艰辛，无怨无悔。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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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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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一九七九年底一九八零年初，从启东的教师岗位调至南通市报社工作，从此就安家在南通了。但开初，家属孩子仍是农村户口，在启东最后当高中语文教师时，我是在万安中学得到乡党委书记严尚许的支持照顾，让妻子来万安社中当代课教师，并在红阳农场划给一块“自留地”种蔬菜。到南通后好容易把妻子安排成临时工，结束了长达十多年夫妻分居两地的生活。两个农村户口的孩子，进入南通上学也很难办，只能寄读。一九八四年只解决了妻子和儿子的户口；我母亲和女儿户口仍在崇明农村。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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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母亲九十五岁了，终于愿意到南通来与儿孙们团聚了。一个苦难之家，历经磨难，现在得以生活在一起，大家格外珍惜。一家五口人住在两间简易平房里，也很满足了。母亲不仅整理家务，还为儿孙们上班上学而烧菜做饭。她先是学会在煤球炉灶上烧饭煮菜，后来又学会用电饭煲做饭；她像几十年前学会纺纱织布、学会耕田下种一样，又学会了现代炊具的使用，那股高兴劲溢于言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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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随儿孙们为危房拆迁租住郊区八厂乡民房过渡两年多。一九九四年六月，母亲过完百岁生日后，同我们一起离开租房，迁入望江楼二号楼四○二室新居。这是我六十岁以后才住进的新楼房啊！我的母亲和我们儿孙一同住入新楼房后，十分高兴！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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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百岁了，她站在高高的四楼阳台上，俯瞰四周，看到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欣喜地说：“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我活到百岁的今天，住进新楼房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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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老人家与儿子媳妇入住新楼房的日子里，母亲每天都在自己房间的窗口或走到阳台上向外眺望，看那周围日新月异的变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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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春节了，母亲说要请理发员剪头发（平时大多由我和孙女祖红耘替她剪的），要我扶她下楼去，我从右边搀着，她左手扶着楼梯栏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从四楼走到底层，走向新村理发店……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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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在这幢新楼房里整整生活了两年！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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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终生遗憾负疚的是，一九九六年九月三日早上，我和母亲健康幸福地一起吃早饭，她老人家喝了一大碗豆浆和吃了一根油条。哪知这是我和亲爱的母亲吃的最后一顿早饭！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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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午，我离家去苏南一个小镇参加江苏省杂文学会年会，会期三天，开会地点在乡间，不便给家中打电话。哪知我离家当天下午，母亲就发热而且上吐下泻，服用消炎药后，仍高烧摄氏三十九度至四十度不退。第二天我妻子和儿子急忙雇车送母亲去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没有床位，只能在观察室挂水（北京人称“点滴”），高烧仍然不退，已烧得神志不清……我六日上午十一点回到家，得知母亲在医院，就直奔医院观察室守候，母亲已双目紧闭，不能说话，仍高烧摄氏三十九度，自此我守候并通过好友丁弘先生所熟悉的医生找到床位，住进病房已近傍晚，我日夜陪护在母亲身边，但她只能睁眼看我，不能说话，一直挂水消炎，半夜里医生开出冰袋退烧，要家属去取冰，在半夜里难找到冰库，折腾一个多小时才拿到冰块，敷到天亮，仍不见效，直到七日中午十二点钟，我见病中的母亲口干舌燥，呼吸急促，我随手拿起一个水蜜桃汁罐头，向母亲嘴里滴了几点桃汁，她润了润喉咙，随即含笑歇气了。我立即叫来医生抢救，已经无力回天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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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没有痛苦，安详地离开了这个苦难而悲惨的世界。我这个儿子唯一的安慰是母亲临终前始终有我守护着，直到最后送终！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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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走完了苦难的漫漫长途，在人生这条坑坑洼洼的道路上经历了出生地崇明十八年，启东东黄仓镇三十二年，返回老家崇明祖家老宅四十年，在南通生活了比较幸福的十二年。走过了九十年，一百年，足足走了漫长而又匆匆的一个世纪多，这一天，是一九九六年九月七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中午十二时，母亲沈思芳在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病房逝世，享年一百零二岁，走完了她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之路！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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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慈爱的母亲大人，一个顽强的生命啊，走了，远去了；永远地走了，永远地远去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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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我慈爱的母亲大人的音容笑貌、身影动作历历在目。她永远活在我们子孙辈的心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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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早晨起床时，总要喊一声“姆妈”！每当我走进母亲生前住的房间，总要像以往一样情不自禁地走到床前看望；每当我望着母亲的照片时，仿佛有许多话要向母亲诉说；每当我打开书房内那个存放母亲骨灰盒和遗像的书橱门，总要默哀半分钟，轻轻呼唤一声：“姆妈，亲爱的妈妈，您好！”（母亲逝世后的骨灰盒存放在我书房的一框书橱内，准备再若干年后与我的骨灰一起处置。）每当我外出回来打开大门时，总希望像往常一样，见到母亲慢悠悠地前行的身影……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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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十月中旬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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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头发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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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岁的老母亲原先满头银丝，现在竟逐渐由白变黑了。这十年里，母亲那皱襞的脸上越发红润、饱满；头发由白变黑，仿佛在返老还童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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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朋友们赞叹我母亲的头发时，老母亲总是乐呵呵地说：“我的头发由黑变白，是因为儿子；我的头发由白变黑，也是因为儿子。”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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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呵，慈爱的母亲，中年时生下我不久，父亲便在贫病中死去。她为我这个年仅四周岁的小儿子过分地操心，劳累渐渐熬白了她的秀发。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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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代初，我在《苏北日报》当记者。不久，又去了南京，成为当年省报——《新华日报》最年轻的记者。几年里，发表新闻、通讯、散文、特写、报告文学二百多篇。那时我在南京，母亲在崇明乡下种地。我每次回家，见到母亲生活安定，精神抖擞，觉得母亲真不像已步入花甲之年的老人。她见到唯一有希望的小儿子有了出息，欢愉的心情溢于言表。我觉得她头上的白发似乎减少了许多。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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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血气方刚，踌躇满志，连续采写一些反映人民真实生活的“内参”与通讯报道、小荷刚露出尖尖角时，一九五七年的一场风暴，把我打成了“右派分子”。当年在乡下的母亲从报纸上、广播中知道儿子遭厄运，几次晕厥，痛不欲生。后来我被江苏省公安厅遣送苏北东直农场劳改，漫长的四年时间，我不能回家探望，母亲头上的一绺绺白发经常搅乱了我的梦魂……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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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扑面的一九七九年二月，划我为右派的原单位——江苏新华日报社根据中央的文件精神，给我改正平反，恢复了我的党籍。有关部门给我落实了政策，把我这个户口在三处的五口之家（我在南通，妻在启东，母亲和两个孩子在崇明）成一统，全家终于团聚了。老母亲和我生活在一起，虽然三代人挤在狭小的两间平房里，但一家老小确实心满意足了，似乎团聚是我们全家多少年来屡遭分离之苦的唯一夙愿！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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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展望，往往是一种非常富有感情色彩的体验，留恋和感伤，欣悦和追悔，激奋和迷惘，痛苦和欢乐……都会难分难舍地交织在一起的。其实，一个人的坎坷经历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从来就是紧紧地拴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四人帮”的被粉碎和党的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的政策，像我这样的错划“右派”是无法想象，从《南通日报》工作后又调去南通市司法局、政法委、法学会当科长、秘书长，写作也是没有出路的；更谈不上可以进入政法部门研究法律了。近来根据我的请求又被调去市政协文史办公室，从新闻战线写作，走向“旧闻”（历史）研究战线。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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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十年，每年平均发表二十多篇文章，老母亲知道了，总是笑逐颜开地鼓励我，使我感到欣慰。每当我写作倦怠之际，见到九十五岁的母亲为我张罗生活，她那原先的白发日渐变黑，我似乎也感到年轻了十岁。是慈母的长寿给了我原动力，让我更为奋发，把过去失去的二十二年时间追回来。是这十年的春光，使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使母亲的头发由白变黑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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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六月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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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心祭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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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又是清明。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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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家家忙碌，人人尽一片孝心。活着的人祭奠逝去的先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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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杜牧有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就是写古人清明上坟祭祖的情景。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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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不孝的游子远离家乡几十年，年年想在清明节回老家拜谒祖坟，为祖父母、父亲的坟头添一抔新土。尤其清明这一天，寻根思宗之情油然而生。每当目睹上坟祭祖人群，总禁不住潸然泪下，默默志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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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已经没有祖坟可以祭扫了。我家的祖坟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挖掉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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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母亲多次携着我的手去过祖坟上祭拜、扫墓、烧纸钱，以寄托哀思。我家家族大，人口多，上两辈的祖父母以上一起葬在一座石板块砌的老坟中。说是老坟，也是一方家族的共用墓地，祖祖辈辈有五六代人仙逝后葬入石板砌成的墓窟里，四周有一排排苍松翠柏围绕着，中间有一个一米多高的土冢，上面（即坟头上）长满了青绿的茅草；微风吹来，松涛阵阵，使这座祖坟显得更加庄严肃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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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边的另一块土地上，有个新墓，离老坟垂直向南七八百米，周围种植着几十棵稀疏而蓬勃生长的青松翠柏，也已长得数丈高了，每年都有喜鹊和鹧鸪来筑巢。孩提时代，我和几个小朋友一起爬上树去掏过小喜鹊和鹧鸪蛋……据说这种青松翠柏生长得很是缓慢，但四季常青，看上去翠生生的却十分茂盛，象征着后代子孙之繁衍发达。我的父亲和二伯父等就埋葬在这座新墓之中，他们各自有个简单的小土冢，没有石板块的构筑。我是父母亲最小的儿子，四周岁时父亲就患伤寒病辞世了，那年父亲才四十五岁，中年早逝，给家庭带来多少的不幸！寡孀的母亲含辛茹苦拉扯我们兄弟姊妹及一个童养媳王能珍共五个长大成人，实在是不易。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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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七岁那年，离开家乡崇明岛（现属上海市的一个县），经过了学习，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后在南京《新华日报》当了七年记者和社长室及总编室秘书。那时，每年清明节前还能请假还乡，祭扫祖坟，尽一份孝心。土改时，我们家是中农，坟地还是分配给我们家族里几家小辈种的，大家对祖坟很是敬重的；所以一直保持着完整的老墓和新坟，几年里还增加了三伯父、大伯父夫妇的新葬，这块新坟地上还是郁郁葱葱，一片绿色……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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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合作化，大跃进，公社化了，土地归集体所有，相继把墓地上生长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苍松翠柏砍掉了，但坟冢还依然保留着，唯清除了茅草，种上了稀稀拉拉的庄稼。每年的清明节，虽然不准烧纸钱了，但大家还是按当地习俗，竹篮里盛了几碗饭、几个素菜悄悄地去上坟扫墓祭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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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夏季，我被一场猛烈的“扩大化”风暴冲击，打成“右派分子”入了另册，后又被逐出报社遣送去苏北黄海滩的一个农场“劳教”（其实，与判刑的犯人“劳动改造”并无二致）。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去看望家乡的新坟老墓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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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我的心破碎了。一九六七年，我家的祖坟也被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而挖掉了。那阵子家乡造反派疯狂，不管是贫下中农还是地主富农家的坟墓，都成了“四旧”，统统在挖地三尺丢尸抛骨之列。如果讲成分，我们的家族里大多系中农和贫农，唯独大伯父一家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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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祖坟被挖掘掉，当时骷髅尸骨遍地，据我当年七十三岁的母亲说，她和我哥瑞龙及我的妻儿们趁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地把我父亲的和伯父母们的被抛置田野的尸骨收拾起来，装入坛罐里，在小河边挖个深坑掩埋了。后来又开挖拓宽河道，我父亲他们的尸骨坛罐又被抛到哪里去了？谁也不得而知。十多年以后，我从外地回家，去过原先的祖坟新墓地拜谒多次，早已没有祖坟的痕迹，只是一片庄稼地了。我就在那里伫立、默哀；有时我总走向依稀的原先的墓地默默志哀，泪似雨下!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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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那几个夜晚，我泪眼朦胧，确确实实在梦中看到了老坟新墓四周松柏依旧婆娑，月色朦胧，在月色里分明听到了阵阵松涛声；近处竹林在低低呜咽；在我注视着原先新墓老坟的地方，我分明觉得我被一种凄楚的景象弄得泪眼迷蒙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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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实毕竟是事实，我再也寻觅不到老墓新坟的影迹了，再也找不到祖父母和父亲的坟墓了，我家的“根”——祖坟被挖掉了！呜呼哀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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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今又清明。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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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羡慕人家披着阳光，浴着春风，携儿带女去踏青上坟扫墓，可是我们一家却没有了这个机缘。我的心格外的纠结、惆怅，只有把祭扫祖坟的哀思深深地埋在心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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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又清明，可以慰藉的是我慈爱的母亲活到一百零二岁时谢世，但逝世十三年后骨灰盒至今没有送去老家，因为那儿没有了祖坟，只好还停放在我书斋——“未晚斋”的书柜里，天天拜谒，可以了却我对先祖们的心祭!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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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今又清明……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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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四月清明前夕初稿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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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三月十日重新修改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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