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 黄仁宇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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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書城自編碼： 2104818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历史随笔
作者：黄仁宇
國際書號(ISBN)： 9787108015419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 2013-06-01
版次： 2 印次： 12
頁數/字數： 583/379000
書度/開本：大32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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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是规模宏大的回忆录，从作者早年的从军经历，到壮年时期在美国打工、求学、无所不包；本书又是一部眼光非凡的“大历史”，检讨中国近代革命，统摄几千年中国历史进程；黄仁宇传递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即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他的文字浅显明白，就算毫无背景的人也读得懂。也许正因为这样，美国大文豪厄卜代克才形容他的文笔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

黄仁宇的回忆录共有36万字篇幅，自述生平经历与学术研究经验，并具小说叙述的技巧。全书定名为《黄河青山》（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分为两大部分：“自己的浴室”、“我所付出的代价”；书前并有多幅珍贵的个人及历史照片。

關於作者：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编者说明、本书和作者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一中国内陆
二印度与缅甸
三上海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
一普林斯顿，新泽西
二安亚堡，密西根
三密西根：更多的回忆
四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
五剑桥，麻省
六剑桥，英国
七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
八新港，康涅狄格
九纽约，纽约译后记
译后记

內容試閱：

我持续很久的一项工作是在建筑公司当绘图员。底特律的吉罗公司（Giffels and
Rossetti，Inc）号称是美国大型的顾问公司，一度雇用一千多名专业员工。结构部的主管是哈利·艾尔斯博格（Harry
Ellsberg）先生。身为犹太人的他，对少数民族有天生的同情心。他也是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因此我以绘图赚钱在密西根深造的计划，让他产生了兴趣。除此以外，没有人会雇用一个没有任何相关经验、又接近中年的外国人来当新手。我刚进吉罗是在1956年，其后，我经历过各种工作形态：全职工作、兼职工作、一周上两天班、只在周末和学校放假日上班、完全停掉工作、重新申请、从安亚堡以汽车共乘制

通勤上班、在底特律找公寓以便加班等等，前前后后在吉罗工作子八年。之间我也在安亚堡找零星的工作，大部分是在餐饮业。

绘图员可以说是灰领阶级，要把工程师的草图画在大张的描图纸上，之后印成蓝图。这工作要有基本的投影几何概念、擅于制图和写字的巧手、对建筑业的粗浅知识，包括钢制品手册的使用，而高中毕业生就可以坐在绘图桌前。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有经验的绘图员每小时可挣三美元或更多。如果再加上加班费，绘图员的薪水可以抵得上薪资较差的知识分子，例如助理教授。

这个工作的一大缺点是对眼力的伤害，下班后开车回家时立刻感受到这一点。好处则是具有放松的效果，可以一整天画着直线、用手写字，却不必动用太多脑力。由于工作时不必耗费

脑筋，我常让一些想法在脑中漫游，让结论水到渠成出现，而不是像解决数学题目一样要求有立即的解答。我就这样在工作时沉思默想。工程绘图就像涂鸦一样，让知性有个自然的出口，脱离周遭的环境。格尔会抱怨，我有时候明明人在身边，心思却不知飘到何处，想来这是其来有自。我已经把自己训练成心不在焉，而且行之有年。

在吉罗，公司的规模可以吸收额外的人力，忙季时也雇用一些工程学系的研究生，因此很少遣散正职的员工。我在结构部门不会构成同事的威胁或竞争，因此从来不曾体会到自己和同

事相处融洽。直到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厌烦待在底特律，决定去芝加哥，在市中心一家公司找到一个工作，又在伊凡斯顿（Evanston）找到一个房间，这里夏夜比较凉爽。搭乘高架铁路不会比搭共乘汽车五十英里麻烦。但办公室内的其他数名绘图员并不知道我只工作一个夏天，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不好过，尤其是一个留小平头的年轻人，会用放大镜来证明我画的直线都是歪的。

当时我的弟弟竞存正要成为一名顶尖的航天工程师，他批评我花在打工的时间太多，并且装做打工是很神圣的事情。这样的批评只有部分是对的，其实有时我非常不喜欢上工。我讨厌在冰冷的冬天清晨起床，整个城市都还在睡觉，我却必须面对刺骨的寒风，穿过森林街Forest
Street）旁的空地，到离密西根大学只有一条街远的一家叫“球员休息室”（The
Dugout）的小咖啡吧帮忙弄早餐。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和讲师总是在店里高谈阔论，他们要弄熄烟蒂时，用的不是烟灰缸，而是咖啡杯，而且还很用力，强调他们正在讨论的产业工会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们这么做，给我增加多余的工作。咖啡杯只要沾了黑色污点，就没有办法用机器来清洗。在早上的忙碌时刻，每个瓷杯都得派上用场，没有太多时间来清理桌面和更新杯盘。

说来奇怪，到安亚堡我才初次读到，列宁有一次形容孙中山“天真如处子”。这故事如果在中国刊登，未免失之唐突无礼。但该评语确切揭露，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自由派分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像范长江一样，相信自己的劝说能力足以填补本质上的组织漏洞。

同样地，在1957年的一个雨天，我在密西根的远东图书馆发现，毛泽东政府的林业部长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分子。罗是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数年前积极主张国民党的自由派改革，结果被当成左派。当时民主同盟被视为进步的组织，被美国媒体厚赞为中国的希望。民主同盟名声大噪，部分原因在于两名成员的牺牲。这两名西南联大的教授由于立场倾向共产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派出的刺客枪杀于昆明。杜鲁门因此很激动，认为蒋介石本人应该负责。在一片刺激和混乱中，中国的内战更被视为道德的竞赛。很少人注意到，多克·巴内特（Doak
Barnett）博士曾警告，民主同盟令人失望。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理想色彩浓厚、诚心诚意的人，虽然怨气冲天，但毫无解决问题的逻辑。在巴内特博士访问的成员中，没有一位能对问题提出前后一致的解决之道。原来民主同盟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结盟，没有真正植根于中国社会。被谋杀的教授之一是诗人闻一多，他和持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罗隆基一样，都在美国受教育，念过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和科罗拉多学院。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延伸到学术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于他们的背景使然，特别讨好那些以概念方法来了解中国的美国观察家。他们都说同样的语言，因此在这些不幸的中国学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说来矛盾，这些中国学者批评美国、赞美苏联时特别有劲，因此许多国民党官员受够他们的偏心和嘲讽，称他们是“罗隆斯基”和“闻一多夫”。

对于为言论自由已付出惨痛代价的不幸个人，为什么我还如此忍心苛责呢?原因还是我们在讨论历史的全面真实。如果把罗隆基和闻一多的故事放在适当的历史角度来看时，我们必须说，他们的鼓吹提供不干预政策的道德借口，因此会得到美国的欣赏，但对中国的奋斗并没有太大的贡献。林彪征召农民为军队，对于那些以同样方式在东北平原对抗林彪的人来说，这些

人的影响是负面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以为民主联盟或其他次级团体是内战之外的选择，这样的错觉必须被消除。他们并不是。同情言论自由的烈士是一回事，严肃检验他们的言论内容又是另一回事。除非把其间差异弄清楚，我们将无法看清中国内战残酷无情的性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暴力的内战。

了解这点后，我才能继续证实，在加入国共争斗的人士中，只有少数人视之为有利可图的良机，或是以自愿的热情投入。令人产生严重幻觉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选择似乎操在我们手中。但大门砰地关上时，个人只能默默接受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而多数人是由个性和偶然际遇来决定站在哪一边。在通常的情况下，全然投入后才会产生意识形态的修辞，“主义”永远可以被操纵和延伸。个人走投无路及面临控告时，其信念才会加强。共同的主题就是无路可逃。在我所认识的共产党人中，只有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喜欢战争行为。1938年，他常在傍晚到《抗战日报》的办公室，讨论共产党在江西的初期进展。他描述共产党如何处决被俘的国民党师长张辉瓒将军时，眉飞色舞，脸上浮现满意的微笑。除此之外，我还没碰到不和我们一样关怀人类的共产党员。

以我的室友廖沫沙为例，在政治议题上，他有时非常顽固好十。我从军校毕业后，我们又重逢，话题转到我在军校学到什么。我说，为了要攻陷有壕沟保护的位置，步兵营必须给自己三个小时的时间：步兵班必须克服敌军轻型武器的有效射程，也就是两千码的距离，而意外情况可能随时发生，拖延是无法避免的，从敌军抢来的地点必须重新安排以利我方守卫，军队要休息和补充装备。如果上述种种作业无法在白天内完成，情况将令人不安。他不为所动。但我谈到作战时太重视程序，好像照着食谱做菜。“太有破坏力了，”沫沙说，“几千名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居然用多年的时间来学这些东西。”我那一刻就了解，他先是个人道主义者，才是革命分子。

不过，直到1971年之前，我仍然认为明清两代的制度包含着慌谬的成分，尤其在中国前几个朝代财政上采取行动主义的衬托之下，宋代就是一个例子。但是，等到戏检视之前各朝代（包括宋代）的失败原因后，我才了解到，明代财政管理虽然在我们眼中显得愚昧短视，放在历史的全貌来看，却更正了前人的错误。因此，我们回溯历史时会感到讶异，因为许多荒谬的情况往前追溯时，都是当时开始合理化的里程碑。就人类历史长期的合理性而言，我们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事，可能逐步降成相对真理。

然而，如此长的纵深已超越我著作的范畴。《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可以算是失败之作，原因是没有达到作者的有限目标。目录学家照例把这本书编人名单中，学术刊物会援用对琐碎项目的结论。除了他们和书评家以外，我怀疑这本书是否有实际的读者。前阵子伍渥德（C．Vann
Woodward）在《纽约时报书评》中指出，学术界人士出版作品，不过是为了和同行沟通。伍渥德教授所指涉的无疑是研究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但研究中国领域的学者可不然。他们竞相自称为某一个没听过领域的专家，忙得不肯注意综合领域的发展。将别人的主题引入自己的作品中，还会被视为自贬身价，显示作者低人一等。学者也不必去注意偏离自己研究主题一百年以上的领域，所以我的书激不起任何涟漪。据我所知，没有一本教科书的作者认真思索过，我所提出的社经状况对现代中国有无影响，而许多不可思议的事继续出现在教科书中。自从《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出版以来，我已收到许多博士候选人的来信和长途电话，询问特定问题。他们的指导教授认定我是知道答案的专家。无一例外的是，答案全在书中。最近有一位研究生问完她所读的相关问题后，对我解释，由于她是治思想史的学生，所以没有看过我的书。我非常想提醒她，帝制末期的财政管理不只是政治经济，也是思想的产物，当相关的技术指标一再出现时，她应该可以察觉其含义。但最后我还是没说出口。除非我的讯息能普遍传布，否则如果只传达给她，可能让这位年轻学者承担不应有的重担，而她还必须努力奋斗以获得肯定，而且一定是透过前人不曾挖掘的题目，那还用说。
……

精彩书摘1
没有特定的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

我如果宣称自己天生注定成为当代中国史学家，未免太过狂妄自大。不妨换一种说法：命运独惠我许多机会，可以站在中间阶层，从不同角度观察内战的进展。命运同时让我重述内战的前奏与后续。在有所领悟之前，我已经得天独厚，能成为观察者，而不是实行者，我应该心存感激。我自然而然会扩大自己的视野，以更深刻的思考，来完成身份的转换，从国民党军官的小角色，到不受拘束的记者，最后到历史学家。但在我离开安亚堡之前，我仍然不知道，接受命运预定说的同时，我也甩掉了中国文化要求集体化的最后一丝负担，开始独立思考，就像在四百五十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间，怀着同样信念的人也采取相同的做法。

我的朋友和同事必须吞下内战终结及其后的苦果，相较之下，我永远无法逃脱机会主义者的批评。但直到今天，种种机会的组合如何运作，我还无法理解其奥妙。我必须详细检视自己，确定哪一部分是机遇，哪一部分是我自己有意识的安排。首先我要说的是，我的那些狂热朋友让自己卷入中国政治漩涡的核心，但我年龄却比他们小。外表看起来，这样说很是奇怪，因为通常卤莾才是年轻人的特色，不是成熟年龄的象征。但在这个例子中，五四运动的时机造就了一切的差别。中国最激进的年龄层约比我大十到二十岁。我成长时，煽动文宣和街头抗议的冲击已大为降低。也因此，在我的同辈中，领袖及烈士都比较少。我到作战部队的前线去碰运气，没想到前线却是学习政治教训最安全的地方。我很快就学到，如果中间地带没有体制止的联结，鼓吹更好的绩效是不可能的。这种领悟一定降低了我对崇高的预期。接受现实的我，从此以后也就减弱我的野心。在其后数年，我就找舒服的工作，好让自己有更多的机动性，因此我不曾以不留退路的方式全心投入。但第三个因素可能才是决定性的。在整个求学时代，我一直在父亲的羽翼之下。在我的冲动背后，总是有他谨慎态度的影子，无论我是否察觉。

书摘2：中国内陆

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交领域，一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前法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佣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回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等等字条。还有一次，她甚至邀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说，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颠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二十七岁的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多年来我自认加入军队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但同时军队也充当安全网，让我不必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立或职业。我深受教条洗脑，总觉得战争结束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战争结束了，我第一次有机会去面临横在眼前的问题。

战事于1937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但我的父亲劝我，他认为，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止。既然我才在南开大学念完一年的书，终止学业去从军相当不智，可能穿上军服后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多么巧合啊！9月，教育部要南开、北大与清华—中国北部的三所著名学府，校园已被日军占领—合而为一，在我的故乡长沙成立“长沙临大”，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这真是奇妙的情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此外，政府还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听父亲的话，决定继续学业。

事实上，很少人在那个学期念到书，许多同学及教职员很晚才到长沙。等到一切安排妥当，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线却已崩溃。12月，日军进入南京，长沙临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负担起费用的人走海路，从香港及海丰到昆明的后方。同时走陆路的步行团也组织起来，两个月期间的食粮，由政府配给。

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种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终止大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四年后，我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决定，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从军，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我的父亲多么深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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