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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重走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在历史深处提升读史境界
历史的选择是如何做出的？在众多复杂的历史构成中，是什么在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面对历史，我们往往需要借助多元视角，才能获得真正深刻的见解。本书带领读者重走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通过回顾重大历史事件和影响历史进程的深层因素，帮助读者打破思维定势，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历史，提升读者的读史境界，让读者对历史的发展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提升阅读历史的境界。
汲取中国历史的独特经验，看清历史变革的底层逻辑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和过程，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的命运与前途，真正读懂“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可以让我们汲取中国历史中蕴含的独特经验。本书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民族家国危亡时刻以及历史当中个体的重要性出发，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呈现出一副立体图景，将政治、经济、军事的三角关系，民众与精英的上下互动，关键时刻的关键抉择，以及个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特殊身份等核心主题，对读者进行理性分析与感性展示，帮助读者在熟悉的历史中产生新发现，真正看清历史变革的底层逻辑。
多位权威学者研究之作，深入浅出的讲解中国历史大变化
历史写书的深度仰赖于历史书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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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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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选择是如何做出的？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因为历史背后的发展逻辑拥有超乎人们一般想象的复杂性。本书透过讲述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重要历史进程中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提供宏观、中观、微观三种视角，以点带面，带领读者重走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在历史深处提升读史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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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金冲及：著名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先后主编或共同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著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作品。
李怀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美国徳克萨斯大学奧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2015—2021)，著有《现代中国的形成》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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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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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国家转型的路径与成败
鸦片战争、公行制度与工业革命
帝制的终结
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
从世界到中国：重新检视“五四”的文化遗产
遵义会议：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
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的开端
百年革命 三封家书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马克思、恩格斯怎样看待中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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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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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深度》编者的话
历史的选择是如何做出的？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因为历史背后的发展逻辑拥有超乎人们一般想象的复杂性。面对历史，我们往往需要借助多元视角，才能获得公允、深刻的见解。
历史选择的逻辑从不简单，影响一个国家历史进程的因素也从不单纯，其中既有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国际外部因素的多重影响；在一些历史发展的关头，不仅存在军事力量的硬性比拼，还要看领袖、精英的判断与选择，更不能忽视社会大众的情绪和吁求……
本书通过讲述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重要的历史进程中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提供宏观、中观、微观三种视角，“以点带面”，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这段重要历史时期。
本书篇目基本上以时间顺序进行编排，作者中有历史学者、党史大家和文化名家，甚至还有梁启超这样的关键历史事件当事人。本书编者希望通过对这些关键节点的展现和讨论，让读者在话题和“历史现场”的切换、推进中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并且通过这种读史架构，帮助读者找到一种把握和感知历史发展动力机制的方法。
2024年 7 月
何以“中兴”：晚清时期三重均衡态的再现
地缘均衡态的重建
清朝的存续在1860年前后曾达到最紧要关头。在北方，始自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经过双方历时数年的冲突和交涉，形势陡然严峻，大沽、京师先后失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火烧圆明园。在南方，一直驻守在天京外围的江南大营被攻破，清朝失守财政上对其最重要的长江下游。此时的清政权可谓危在旦夕。然而，令人讶异的是，清朝在1860年以后悄然步入所谓“同光中兴”的佳境。经过30年“自强”运动，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内忧外患似已日渐远去。“同光中兴”之所以成为可能，关键在于晚清权力结构在此期间发生实质性变化，形成“区域化集中主义”（regionalizedcentralism）的新格局。而1860年清廷为挽救危局，协调各方共同对付太平军，任命曾国藩为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授以督办江南军务的大权，则是这场转变的关键点；对于清廷来说，此举虽属无奈，却也构成此后30多年晚清政权摆脱危机、走向“中兴”之契机。所谓“区域化集中主义”，指的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大调整。大前提是中央仍保持对地方督抚任免、重大军政举措以及地方财政收支正式管道的有效调控。在此前提下，中央允许督抚们在地方治理方面拥有过去所不具备的便宜行事之权，包括招募、指挥非正式的地方兵勇，为满足地方军需而增设非正式的地方税种（主要是厘金），为新增税种自行设置征收机构并委任办事人员，利用新增财源举办各项军事和民用事业，以及日益频繁地从下属当中向中央举荐地方各级官员人选等。事实上，正是由于清廷放权，太平天国起义方得以平息；也正是由于督抚们对所在地域拥有比过去大得多的财政、军事和行政控制权，一系列“洋务”新政在他们的主持和中央的支持下才得以次第展开。区域化集中主义的权力和资源再分配机制，是这些举措背后最有力的支撑。
1884年新疆设省和1888年北洋水师成立，标志着历时近30年的“中兴”大业达到巅峰。此时的中国在地缘格局关系上已经重新建立起一种均衡态。昔日屡遭欧洲列强欺凌、动辄割地赔款的耻辱已成过往；19世纪70年代初曾经让朝廷上下十分纠结的“海防”与“塞防”之争，都有了落实，并取得了当初不敢企望的重大进展乃至圆满解决。以陕甘总督、钦差大臣左宗棠牵头的对入侵新疆的阿古柏势力的西征，由于装备了自行仿制的西式武器，加之经费上有中央的全力支持和左宗棠个人的调度，成功解决了事关成败的远途后勤支援问题，因而取得战场上的完全胜利。1884年中法两国为交涉越南问题而交战，虽然开战之初福建水师遭受突袭而损失惨重，但中方在陆路大获全胜。为结束战争，中国第一次作为平等的对手与欧洲强国坐下来谈判，不再像过去那样割地赔款。而战争之初水师的失利，也敦促清廷在战后下决心大力投入海军建设。数年后，北洋水师建成，其规模之大、实力之强，一时遥居远东各国之首。负责主持水师建设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对水师捍卫海疆的能力颇为自信，他在1891年五六月间校阅北洋舰队之后，称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就防守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李鸿章所言，就当时而论，并非虚妄。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大清，就海军乃至总体国防实力而言，与过去相比已有巨大的提升；与日本在内的周边东亚邻国相比，也不遑多让。在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包括西学的翻译和传播方面，中国同样居于东亚地区领先地位。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无论在国人还是外人看来，大清在遭受道光、咸丰和同治初年的重重内忧外患之后，正在恢复元气，重新展现东方大国的气象，因而有“同光中兴”之谓。就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而言，在1890年前后，的确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势。这种海内外一片晏然、国力冉冉上升的景象，让晚清上层精英产生一种信念，即中国的地缘战略安全问题已获解决。因此，对国防建设的投入力度开始放缓，北洋水师在1888年建成之后也不再扩充，朝廷上下对潜在的外来挑战放松了警觉。
财政均衡态的重建
晚清国家的财政构造，到19世纪80年代，也出现了新的均衡态：在政府开支大幅上升的同时，国库收入同步增长，再次达到收支平衡，且收入略大于支出，盈余逐年上升。同光年间的“中兴”事业，之所以取得重大进展，除区域化集中主义架构的支撑外，财政均衡态的重新形成构成另一关键性的推助力。
新的财政均衡态之所以得以形成，首先是由于19世纪后半期的国库收入构成发生根本变化，即由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200多年间一直以缺乏弹性的农业税为主，逐渐转变为一种充满扩张潜能的全新形态，即以各项商业税种为主，并辅以过去所没有的近代融资手段。以厘金为例，仅就正式上报朝廷的数据而论，到1887年已达近1675万两白银，相当于田赋收入的一半多；而地方督抚隐瞒未报的厘金收入或达实际征额的百分之七八十。另一项急剧增加的税源是海关税，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张，从19世纪40年代的400多万两剧增至1887年的1932万两。这两项税种相加，远远超过过去作为国库收入主渠道的田赋。总体上，晚清国家的财政收入，从鸦片战争前的4000万两左右增至19世纪80年代的8000万两上下，即翻了一番。
这还仅仅是官方数据。如果把各省督抚及其下属实际征收但未上报的数额加起来，19世纪80年代多在1.5亿两上下。即使只看官方数据，也可发现19世纪80年代清朝中央的历年开支总额通常小于收入总额，因而每年可以产生三四百万两的盈余，1888年起每年在六七百万两，1891年达到1000多万两。可见，“同光中兴”并非仅是表象，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国库盈余作为支撑的。
“同光中兴”期间财政均衡态的重新出现，折射了晚清中国的一个优势，姑谓之“大国红利”。即中国巨大的消费人群和疆域规模所产生的庞大市场，使政府通过加征国内和国际贸易税项即可产生巨额收入，满足额外开支，填补平息内乱、对外战争或重大洋务举措所产生的资金缺口。但是，这样一个长项，恰恰也构成晚清中国一个根本性的短项，即可以再次绕过现代国家转型这一环，不必像早期近代和近代欧洲国家那样，在列国竞争和军事革命所带来的国库严重透支的情况下，通过以建立、健全征税机构为核心的国家机器科层化、集中化过程，增强国家的汲取能力。而没有迈过现代国家形成这道门槛，晚清国家的财政瓶颈迟早会到来。
政治均衡态的重建
最后，在政治认同层面，同光年间同样再度出现一种均衡态。如前所述，清朝前期依靠硬软两手，总体上成功地处理了满汉关系问题。但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将满汉对立再次推至台前。事实上，太平军本可以“排满”为旗号，争取更多汉人的支持。但不同寻常的是，太平军自己所尊奉的，并非被汉人士子视为天经地义的本土儒家说教，而是在许多方面与儒家纲常伦理截然对立且经太平天国领袖改造过的基督教教义。这反而为依然效忠清廷的汉人精英提供了把柄。正是在共同捍卫儒家政治秩序的基础上，满汉精英联手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使摇摇欲坠的清政权得以幸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越来越多的汉人精英得到重用，被任命为封疆大吏。一度被太平军撕裂的满汉关系因此得以弥合，并在此后几十年里，朝着满汉平等、融合的方向，甚至比过去走得更远。
政治层面均衡态再现的另一个表征，是清朝政权的制度架构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重新得到确认和延续。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剧烈冲击，到19世纪60年代，朝廷上下的有识之士形成一种新的认知，即清朝要图存、自保，须改弦更张。这跟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十几年间清朝内部毫无动静、一切规章制度因循守旧截然不同。但无论是像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些为倡办“洋务”奔走最有力的封疆大吏，还是张之洞和刘坤一这样的后起之秀，均认为中国所欠缺而亟须补上的，仅仅是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和军事技术而已。他们对清朝政权体制和各项典章制度及其背后的儒家说教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均深信不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此构成“同光中兴”的主导理念。
晚清政权的三重均衡陷阱
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再度主导晚清国运的由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所构成的三重均衡态，比清朝国家在18世纪所经历的三重均衡态，显得更加脆弱，历时也更短暂。之所以更加脆弱，不仅因为地缘均衡态是暂时的——在已经消退的来自欧洲老牌列强的威胁与即将到来的近邻日本的更致命冲击之间，中国获得了难得的30多年战略缓冲期，但仅仅是缓冲而已；也不仅因为“大国红利”只是一时的，财政供给的瓶颈迟早会到来。而且还因为，太平天国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传统政治秩序和表面上得到弥合的满汉关系，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更加脆弱。其中最关键的变化，是汉人官僚对清廷的态度，已经从既往无条件臣服变为有条件忠诚。太平天国之前，汉人督抚乃至整个汉人精英集团在朝廷面前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不仅儒家的君臣等级观念和朝廷对反动言行的严厉镇压，使这些封疆大吏及地方士绅在强大的皇权面前变得小心翼翼，而且在高度集权的行政和财政体制下，汉人督抚也没有任何杠杆可以自保。而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及之后，在区域化集中主义架构下所形成的权力再分配格局，提高了充当洋务领袖的地方督抚的话语权。这些封疆大吏各自形成利益集团，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住本区域的财政、军事和行政资源。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变成有条件的，即只有在本集团利益得到朝廷尊重之时才会听命于中央，否则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自主乃至最后宣布“独立”。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期间南方督抚共商“东南互保”，不过是对清廷的一个预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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