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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北京的人力车夫》作者又一力作；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
著名历史学家叶文心、季家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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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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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关于民国初年历史的力作中，作者史谦德巧妙地抓住了当时“每天必开会，开会必演说”的现象，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了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作者以1912年8月25日湖广会馆演讲台上的风波为枢纽，分别追溯了唐群英、陆徵祥等人的政治生命。他们的身份、地位、际遇并不相同，但共同的一点是，演说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新生的民国陷于运转不良的困境，演说本身及其带来的反响也可能有种种问题，但政治领袖对民意基础的依赖与日俱增，国民成为政治权威的来源，说明共和的价值取向已经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并没有失败，只是在当时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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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史谦德（David Strand） 美国狄金森学院政治学教授。197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主要关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城市与自然等。除本书外，还著有《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等。
李兆旭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二级翻译，中国翻译协会会员。202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体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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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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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1
引 言 共和的中国 1
第一章 扇向宋教仁的耳光 17
革命长路上的政治行者 17
流动的时代 29
中山先生到北京 44
扇向宋教仁的耳光 57
第二章 中国历史上的演说 76
无声的中国和有声的中国 79
孔子公开演说吗 93
演说者的听众 96
演说的读书人：对同侪演说，也对民众演说 100
“要唤起国魂” 104
政治舞台上的公演 116
语言的障碍 122
“登台演说不易” 126
公开演说的女性 141
第三章 女性的共和 145
有“咏絮之才”的女革命家 146
“烽烟看四起” 155
“非先有女子参政权不可” 166
“新红楼梦” 185
凯莉?查普曼?卡特的中国行 194
“难道‘国民’这两个字，划开女子单就男子讲的吗 !” 209
第四章 国民的视角 220
浮萍般的共和 221
共产党员、女权运动者、银行家、会计或护士的修养 239
革命买卖 247
“大公无我” 258
“国民看见了什么 ” 268
第五章 下不来台 279
“不怕过于欧化” 279
“手提公文包” 294
总理陆徵祥 299
在南京和北京开会的参议院 306
动荡和碰撞中的政党 313
下不来台的陆徵祥 320
“时、地、人” 341
未竟之业：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
第六章 孙中山最后的演说 354
“谈革命” 356
“孙大炮” 361
孙中山归国之后 367
最后的演说 381
老人争取新人 400
与民众鼻子贴鼻子 411
总 结 领导与被领导 423
参考文献 434
索 引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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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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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共和的中国
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那一刻起，帝制就永远地从中国消失了；革命派在历史上画下的这道分界线，将中国历史截然分为了两段。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位还没坐多久，就由袁世凯接替了位子；1915年，袁大总统开始了自己的称帝行动。尽管袁世凯坐拥强大的政治手腕和政治资源，但他的称帝企图以惨败告终。幼帝溥仪1912年2月12日被迫走下的皇位，袁世凯走了上去，但终究坐不住。然而，袁世凯称帝失败，并不是因为初创的民国有多么成功，毕竟比起被其取代的清廷，这个新生的政权到底好在哪儿，实在是不怎么看得出。就连革命派自己也纷纷抱怨，所谓“民国”，有名无实，只是块“招牌”罢了。然而，眼看民国危在旦夕，中华民国的“袁大总统”要变成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一切国民，只要有办法反抗的，都起来反抗了。
仅仅几年的工夫，民国就如此深入人心。但这深入人心的“民国”，与其说是一整套国家政治机构，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化的生活方式：国民与领袖当面对质，也互相当面对质——这样的姿态，在世界各地的共和国司空见惯。长期以来，不平等和等级制都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要义；而如今，政治平等作为一种价值观和日常实践，与不平等和等级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政治姿态和身体姿态的改变，既伴随着相当的恐惧乃至警惕心理，也伴随着兴奋和期待；当争执各方分属不同年龄、性别和阶级阵营时尤其如此。比如，一位年轻女子留着齐耳短发，责难阻挠她获得政治权利的中年男性政治家，她就让人们认识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此类行为，有一部分是在革命进程中有意为之——革命期间，战斗和抗议的怒潮打破了旧的惯例。不过，革命行动结束后，这种参政热情仍在持续，国民的种种公开而坦率的行为，形成了一整套新的惯例。人们广泛参与演讲、政治辩论、街头抗议等政治实践，例会、报告、投票和集会也越来越多，所有这些共同酝酿出了一种政治文化：人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说的话又不时驱使一些行动发生。
此时，每一位政治领袖都在发表演说。政治领袖们不想再隐身于宫殿或政府办公室里，由他人当传声筒。本书即将详细介绍的三位公众人物——女权运动者唐群英、外交家陆徵祥和政治家孙中山，都是如此。他们分别是社会改良、外交、国家政治领域的先驱，在各自的领域中，为了推行自己的规划，都在发表演说。他们公开演说的场所多种多样，不一而足。1905年，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俱乐部，唐群英第一次宣布支持爱国革命事业；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的和平会议上，陆徵祥代表清廷，也代表中国，两次向各国外交官发表演说；在海内外不计其数的厅堂、寺庙、学校和露天集会场所，孙中山宣讲了自己的革命主张。有时，三人还可能在同一地点发表演说，不过演说的内容和反响都截然不同。1912年，唐群英、陆徵祥和孙中山分别在中华民国的国家立法机关——参议院发表了演说。1月28日，孙中山作为刚就职的临时大总统，在南京出席了参议院成立仪式，他在仪式上发表的演说收获了革命同志的热烈掌声。1912年夏，陆徵祥担任内阁总理，7月18日，他在参议院(此时已迁到北京)发表演说，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精英种种恶习的不满。陆徵祥的演说虽然发自肺腑，但反响实在太糟糕了，乃至加速了他的下台。几个月前的3月19日，在南京参议院，唐群英也发表了讲话——更确切地说，是喊话——她是挥着手枪，带着一群愤怒的女权运动者闯入参议院后，才开始演说的。
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国家机关，1912年的参议院里，上演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演讲和辩论，气氛或彬彬有礼，令人昏昏欲睡，或剑拔弩张，拳脚相加。这一次次全国精英在大庭广众之下的相遇，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整个中国的演说和辩论风潮——全国各地的地方会馆、党部、公园、学校宿舍和教员休息室，处处充斥着字斟句酌的言谈和嘈杂的骚动。共和的根基仍然不深，正如当时一位学生所言，政党、俱乐部、社团等政治组织，就像“无根的浮萍”一般漂浮在政治生活的表面。与此同时，由此而生的政治行动虽然常常是即兴而为，组织也比较简单，却不断发展普及，丰富和塑造着公众生活。1929年，缪金源在一篇序言中就提及了政治演说这种新现象，直言当下“每天必开会，开会必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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