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想来，当初接受本书写作任务时，于可能遇到的难题并没有多加考虑，这也导致计划的时间一再延后。关注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已有不少年头，但所讨论的还只是很有限的部分。这是因为问题牵涉的范围甚广，通常对此的考察要么聚焦某一分科，要么专就某一方面的问题立说，现在要拓展去处理面上的问题，难度不小。事实上，与之有关的“科学史”“概念史”及其他各种“专史”，在“乐道文库”已有专书介绍，这样又面临取舍的难题。好处不是没有，可以据此反省过往研究的得失，进一步审视以往重视不够的面相，以便对“学科知识史”涉及的基本问题做较为系统的梳理。
当初约稿时，主编罗志田教授提出的是“什么是知识史”这一主题。这更难驾驭。围绕“学科知识史”展开，可以将范围大致限定于近代中国，并减少一些歧义。学科、知识及学科知识，其内涵并不是那么明晰，不只相关概念，还包括涉及的各分科知识，大体皆是“援西入中”的产物，经历中学与西学（包括东学）漫长的会通之旅，才逐步清晰起来，成就的则是明显烙上本土印痕的分科知识。此亦表明，学科知识的成长，无论中外，都是特定历史时空的产物，西方分科知识的传入只是问题的一面，什么因素主导中国对此的接引，是值得重视的另一面，并不存在单纯的“知识移植”（knowledge implantation），需高度重视“本土的作用”或“传统的发明”。换言之，讨论近代学科知识对中国的渗透，当认识到所谓“西方知识”是历史性范畴；中国所接纳的“西方知识”，从一开始就加入了“中国”元素。
学科及学科知识之所以难以把握，在于其处于不断变动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它是昭示近代世界区分于古代世界的重要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近代世界诞生的重要概念“现代性”，便是由各分科知识提供阐释的。问题的复杂在于，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强调的，“未完成性”乃“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不仅其历史进程经常会发生偏离，其过程也尚未“终结”。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也提示我们注意：“从一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第一大问题就一直是现代性本身。”其对“多种多样的现代性”的阐释，更是言明不应把现代性看成“单一的进程”。无论如何，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对于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自有其重要性。近代中国以“变”著称，而奠定晚清以降历史基调且影响至今的，重要一环即是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这期间争论的重大问题，无论是晚清围绕“中体西用”的争论，还是民国时期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等等，都可以看到学科知识的影子，参与其中之众多学者，也试图化解中学与西学的“紧张”，厘清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边界”。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陆续推进的“学科的制度化”，影响更为昭著，不仅以分科为基础的新式教育得以落实，中央研究院1928年的成立，还意味着不少学科建立起代表国家的学术机构。直接后果是，包括物理学、经济学、哲学等一系列今日统称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近代学科知识体系，逐渐为中国社会所接纳，并摈弃了以“六艺”为核心、以“四科”为基本框架的“中学”分类体系；对自然世界及现实社会的认知，也渐次脱离本土资源，转而采纳近代学科知识提供的资源。不宁唯是，相伴而生的各种“新概念”，以及对近代学科知识的历史追溯，还重塑了“中国之过去”。
上述种种，大致构成我对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基本认识，也期待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能够在本书加以阐述。照理说，回答“什么是学科知识史”，需在理论及方法层面多加重视，但我的选择是以“问题”为导向，略说审视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需重视哪些方面的问题，有哪些基本线索以及可资利用的史料。由于个人视野的局限性，书中也只是略陈如何去把握这些“问题”。更准确的书名，或当是“学科知识史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近二十年来，围绕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陆续发表了一些论作，如《“采西学”：学科次第之论辩及其意义——略论晚清对“西学门径”的探讨》（《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策问”与科举体制下对“西学”的接引——以〈中外策问大观〉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年第58期）、《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历史的维度——以晚清出版的西学汇编资料为中心》（『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2009年第4号）、《晚清中国西学书籍的流通——略论〈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清末西學書の編纂にみえる西洋知識の受容」（『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知の空間の形成』東方書店、2013）、“‘Lack of Nation’ and ‘Lack of History’: The Emergence of a Discourse of Weakness in Late Qing China，” Discourses of Weakness in Modern China: Historical Diagnoses of the ‘Sick Man of East Asia’ （Frankfurt: Campus， 2020）等；2019年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一书。本书自然吸收了上述论著的部分内容，不过在写法上尽力符合“乐道文库”之旨趣，能在多大程度实现预期目标，要由各位方家评断了。利用这一机会，也要再次向提供各种帮助的众多师友，谨致谢忱，尤其要感谢罗志田主编的盛情相邀，以及责任编辑王婧娅付出的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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