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异次元社交
》
售價:HK$
74.8

《
抉择时刻:那些原本可以改变世界的演讲
》
售價:HK$
65.8

《
海外中国研究·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
》
售價:HK$
118.8

《
养元筑基调气血
》
售價:HK$
76.8

《
永夜微光:拉康与未竟之精神分析革命
》
售價:HK$
129.8

《
古希腊社会生活史
》
售價:HK$
54.8

《
维特根斯坦传
》
售價:HK$
63.8

《
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
售價:HK$
206.8
|
| 編輯推薦: |
弗里德里希·希尔以他深厚而广博的历史知识,为我们描绘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里里外外。他讲述的不仅是发生在这个“国家”的简单历史事实,还有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的所思所想。
奥地利人、信仰天主教、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特征让希尔写作的本书与其他有关神圣罗马帝国的著作颇为不同。
|
| 內容簡介: |
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国家”,从它解散之日算起,到今天已两百年有余了。漫长的历史模糊了它的形象,让人们误以为这是一个“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的伪帝国。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神圣罗马帝国又真的只是一个历史学术语吗?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讲述了从查理曼帝国到拿破仑解散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千余年历史。作者以观念为主线,巧妙地串联起了千年间琐碎而复杂的历史事件,甚至将其思想内核上溯至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下延至战后逐渐走向一体化的欧洲。本书有着与英语世界作品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关注点,深入历史语境阐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概念。
|
| 關於作者: |
著者简介
弗里德里希·希尔(Friedrich Heer)是奥地利文化史学家、作家、记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重要的天主教左翼知识分子。他在维也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曾任教于此。他关注思想史领域,著有十余本专著,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关于希特勒和反犹主义的《上帝的初恋》,获得了首届布贝尔-罗森茨魏希奖。在奥地利战后的国家身份建构问题上,他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希尔已翻译为中文的作品有《欧洲思想史》。
译者简介
李可欣,四川德阳人,自由译者。
赖雨琦,北京大学德语系硕士,现居德国。
|
| 目錄:
|
目 录
第1 章 神圣罗马帝国
第2 章 查理大帝的帝国
第3 章 奥托帝国
第4 章 萨利安帝国
第5 章 神圣帝国:斯陶芬家族的帝国和帝国意识形态
第6 章 哈布斯堡、卢森堡、维特尔斯巴赫:1273—1438 年的帝国
第7 章 哈布斯堡家族的崛起
第8 章 日不落帝国
第9 章 马德里—维也纳轴心
第10 章 从大战到太平
第11 章 巴洛克时期的帝国
第12 章 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
第13 章 未尽的交响曲
附录一 大事年表
附录二 族 谱
附录三 主要政权统治者在位时间表
附录四 人物小传
参考文献和说明
出版后记
|
| 內容試閱:
|
正文赏读
第1章
神圣罗马帝国
早在17、18世纪——在被法国大革命和伟大的革命之子拿破仑摧毁之前——神圣罗马帝国这一古老欧洲所孕育的怪胎之国,便已被其臣民赋予了“怪物”“骷髅”“幽灵”等称呼。英格兰人和法国人从中世纪盛期开始就在历史书写和政治学说中“无视”它,默默地略过它,好像这一帝国根本不存在,虽然他们同时依然与神圣罗马帝国所涵盖的区域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往来。这种情况发生得很早,至少从斯陶芬王朝覆灭时(1250年)起便已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令无数教宗、国王、诸侯和政治思想家惊奇和着迷的是,这里,就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居然存在着这样一个毫无力量,或者至少是力量相当弱小的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避开了内部和外部所有企图抓住权力的尝试,也绕开了之后民族国家学说的一切概念。
主要出身于德意志的国王和皇帝们同出身于意大利和法兰西的教宗们一样,徒劳地为获取统治帝国的权力而争斗。帝国教会的成员、德意志的帝国主教们以及那些教会选帝侯时而也会妄图成为帝国的掌权者,并希望能像阿斯珀尔特的彼得那样,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一名伟大的主教,曾为两位小王(regulus)加冕,使之成为罗马人的国王”云云。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若我们将加洛林王朝这段序曲也看作帝国历史的一部分——与帝国的教会贵族有着千丝万缕姻亲关系的上层世俗贵族始终在为掌控帝国而斗争。英格兰、法国、西班牙的国王都曾——或为自己,或为家族的旁系亲属—谋求过神圣罗马帝国的冠冕。
人们始终紧紧盯着帝国,且在对抗帝国,或者至少是在与之对峙的过程中建立了许多强大且重要的对立王国,诺曼人在西西里、南意大利和英格兰建立的政权皆属此类。凭借王室教堂——哥特式风格主教座堂——法兰西王权先是征服了法国,继而通过哥特式风格或者说所谓的“法兰西风格”第一次在文化上征服了欧洲。巴黎大学奠定了理性王国的基础,确立了一种为西欧所特有的理性教育,建立了一个属于智识和知识分子的王国,更为欧洲的国王和诸侯输送了有学识的官僚和雇员。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都将自己视为帝国的合法继承人。拿破仑以查理大帝的继任者自居,想要把教宗留在巴黎领养老金——人们也曾这样劝过查理大帝,把教宗搬到查理大帝在亚琛的宫中来,让他做帝国的首席主教。
千余年来,教宗们不断与罗马人的国王,与皇帝斗争,竭力想保住他们的罗马,他们的教宗国,他们的意大利以及他们对教会和帝国教会的统治权,这一千年之争直到1904年方休:在选举教宗的秘密会议上,奥地利皇帝——此时已成了“秘密罗马帝国”(Heimliches R?misches Reich)的皇帝——的代表,枢机主教克拉科夫的普岑那对兰波拉行使了皇帝的否决权。
神圣罗马帝国曾被视为阻挡敌基督到来的防护墙,并因此受到尊崇;而它的皇帝也将自己看作教会,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保护者,可帝国和皇帝最强大和最可怕的对手,甚至说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教宗。而在帝国那些最严重的危机(比如皇帝和奥斯曼人、法国人或者是新教徒的斗争)中最为严峻的也正是这一对立关系。
尽管在帝国境内和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上都有新教团体出现,但直到灭亡,神圣罗马帝国都被认为主要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帝国。除教宗和法兰西国王,帝国最强大的,有时也最为强硬的对手便是西班牙。在中世纪时,西班牙国王便已被称为皇帝,这是由于他们自己就是多个王国的统治者,而他们也很高兴看到自己被尊为皇帝。经历过长期的抗拒,西班牙直到查理五世统治时才不情愿地接受了帝国应有的任务、使命和身份,建立起世界帝国,将双头鹰带到美洲大陆,并继续向西,跨过太平洋,直到菲神圣律宾群岛,但这个帝国也始终满怀担忧和怀疑地站在马德里望着维也纳。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也是它的竞争对手,既是它的朋友,也是它的敌人。今天,美元和“美元帝国主义”依然会令人想起这两个帝国。美元称为“刀勒”(Dollar)便表明其是约阿希姆“塔勒”(Taler)的后裔。美元那能在许多人心上激起神圣之感的标志由两条竖线和一条涡卷形的带子组成,而这一标志起初是用于装饰南美洲的银子所铸塔勒的,是西班牙君主的标志。根据古希腊的传说,直布罗陀海峡的赫拉克勒斯之柱上刻着“此处之外,再无一物”(Non plus ultra)——过去人们将这两根柱子视作人类世界的边界。这一双赫拉克勒斯之柱同其铭文带,后来成了查理五世及其帝国的宗教政治标志,且作为美元的标志至今依然存在。
但是,作为约阿希姆塔勒和西班牙——美洲银塔勒的继承者,美元还让人想起“另一个”帝国。维吉尔第四首牧歌中著名的诗句以格言的形式出现在一美元纸币的背面,这是一句宣告黄金时代再度来临的诗,在中世纪的欧洲则被人们解读为是在预言基督的再临。而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位诗人先知,维吉尔带领着神圣罗马帝国中世纪的诗人先知——但丁,穿过了地狱和炼狱,来到天堂门前。但丁笔下之天堂最初是波斯初王王宫花园的样子,凡尔赛宫和美泉宫的花园都使人联想起波斯这个早期世界帝国的王室花园。“明黄色”在皇权统治下的北京和维也纳都是皇室御用的颜色,被严格限制在皇帝的居所之中使用。直至今天,这种颜色仍然在提醒我们,神圣罗马帝国和它的继承者奥地利帝国,属于一个已延续了五千年的秩序。
“从埃利都的神庙塔楼到日落之地,帝国之鹰划出了一道延续五千年的轨迹,飞向薄暮的雾霭,雾霭后面,是未来的原子时代。”1958年,神圣罗马帝国贵族的后裔施瓦岑贝格亲王卡雷尔以这句话作为其著作《鹰与龙》(Adler und Drache)的结尾,而贯穿这五千年秩序的两种图腾便是书的主题。随着宇宙飞船的诞生,人类刚刚进入后哥白尼时代。新哥伦布——宇宙人(homo kosmonauta)——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便会在银河系中锚定自己存在和生存的岛屿,就如同他们的祖先曾做的那样,先是在地中海,后来在南北美洲,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开放的宇宙是人忍不住去挑战的对象。
无意义、空虚和不可知激起的恐惧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只能为行动、科学和经验所克服。人无法承受这些;他们原本更喜欢将对自身存在的自我主张包裹在军事和政治的外衣中,然而在五千年的秩序崩塌后,这一切都变得岌岌可危了。正如罗马人所说,在过去的那种秩序下,人类居住在所谓的人神共同体(urbs deis hominibus que communis)中,即由诸神、人类、动物以及所有的生灵组成的家庭共同体之中。但这一共同体似乎已被彻底摧毁,这是尼尼微的犹太先知的体验,是在奥古斯都获胜前经历着无休无止的内战的罗马诗人和政治家的体验,也是但丁、中世纪德意志的神秘主义者、库萨的尼古拉、莱布尼茨和歌德的体验。这一家庭共同体,这种伟大的神圣政治秩序不断经受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外国征服者、弑君者、变节者、王位觊觎者、过强和过弱的统治者。所有这些人,包括最凶险的敌人,都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更新它,都想借夺取权力来重建其延续性,直到拿破仑,甚至直到拿破仑之后,无一例外。伟大的天主教神学家、罗马教廷近代早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罗伯·白敏,乃至诸多18、19世纪的宪法理论家和哲学家都依然有这样一种认识(这一认识也是帝国在中世纪陷入危局时,由它的神学家、诗人和文学先驱们所主张和强调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就是阻挡敌基督的保护墙。只要神圣罗马帝国依然存在,或者至少是以它的某种变体存在,就能延缓世界末日和末日审判的到来。抱有这种信念的人实际上在潜意识中相信,神圣罗马帝国是一种古老神圣政治秩序最后的代表。这一秩序下,“诸神”、人类、动物以及所有的生灵共同处于一个或一些大家族——世界皇帝的家族,也就是那些直至神圣罗马帝国覆灭始终作为天上君王的映射和代表而存在的统治者的家族——的保护之下。帝国之鹰曾出现在罗马的军队中,而后翱翔在斯陶芬家族腓特烈二世的军队中,它还陪伴着“使徒国王”(Apostolische Majest?t)奥地利皇帝和全俄罗斯沙皇的军队来到了一战的战场上,而实际上,早在美索不达米亚最初的诸王以及之后的苏美尔人那里,帝国之鹰便已经出现在军旗上了。从西吉斯蒙德开始正式被加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纹章的双头鹰,也正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历法上,我们保留了七日一周的神圣时间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迦勒底人的世界中,这种神圣时间秩序处于七位行星之神的保护之下,我们所居的也是一个神圣的空间,处在古老神祇和其地上代表的保护之下。神圣帝国本身从很早开始便需要保护,需要重生,需要革新。它始终受到衰落、崩溃和怠惰(desidia,这是斯陶芬王朝文件中的表述)的威胁。因此,帝国的皇帝—国王们通常会选择某些“纲领性的名字”(Programm-Name)。通过这些名字,他们得以唤起那些有强大救赎力量的祖先,作为子孙,他们希望能够化身为这些祖先的转世。
亚述、巴比伦和埃及的统治者们通常都会使用一些纲领性的名字,有时甚至是带有革命色彩的,比如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公元前1383—前1365年在位)就将自己称为埃赫那吞,意为“太阳之光”。他创作的对太阳的赞美诗与《诗篇》第104篇大卫创作的赞美诗如出一辙,也是方济各《太阳颂》(Sonnengesang)的先驱。直到今天,在成千上万个基督教家庭中,对这一新的太阳统治者的祷告仍常作为餐前祷告被吟诵:“主啊,万民都举目仰望你……”
近来,在对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地下进行的发掘中,人们发现了一幅3世纪的镶嵌画。这幅画上,一位太阳神立于车上,在他的一边写着“赫利俄斯”,即太阳,另一边则写着“基督”。在欧洲,谁是太阳神,是天上君王基督这“真正的太阳”的真正后继者?谁又有资格披上天上君王基督的王袍,穿戴其权柄的象征?是皇帝还是教宗?从11世纪到13世纪,这一斗争日趋白热化,直到1250年旧帝国衰落,以及后来教会成为“巴比伦之囚”——完全掌握在法兰西国王手中的新教廷于阿维尼翁建立—这一斗争方才告终。
如果我们想理解帝国御宝为何如此华丽,皇室庆典为何这般奢靡,奥古斯都和拜占庭时期的礼仪以及后来维也纳宫廷中勃艮第——西班牙式宫廷礼仪为何如此烦琐,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始终是为了重振神圣帝国的光辉和它那来自太阳的力量,因为它似乎不断受到衰落和各种敌人的威胁。拜占庭时期和中世纪早期帝王画像上围绕他们的光冕便是圣光,是卡瓦勒那赫(Hvarna),是来自天国的胜利之火,也是波斯诸王身周的光芒和继承自太阳的力量。作为基督教皇帝和教宗统治下世界强权的奠基者,君士坦丁大帝受十字引领,走向了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胜利,而早在亚述国王那里,这一十字标志便作为太阳和天下四方的象征出现在了他们的项链上,成为权力和救赎的标志。
“统治世界”意味着掌控四方全地。
1916年12月的一天,在布达佩斯,协约国对奥匈帝国和德国这两个同盟国成员的求和表示拒绝的消息首次被公之于世。也是在这一天,举行了皇帝查理(卡尔)一世加冕为匈牙利国王的典礼。他在马加什教堂中受了圣伊什特万的冠(它连接了拜占庭帝国和西方受罗马教廷控制的部分,被认为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冠地位相当)和圣伊什特万的剑,并对他的匈牙利王国宣誓。随从们将总是尖端朝上佩带的帝国之剑呈予查理。这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之剑[又称圣莫里斯之剑(Mauritiusschwert)],大约是为皇帝亨利三世铸造的。剑格一面刻有古老的基督得胜歌:“基督得胜—基督为王—基督显权能”(Christus vincit - Christus regnat - Christus imperat),这是在皇帝加冕后诵唱的《赞美经》中的内容。
接着,查理一世策马登上圣乔治广场上的加冕山,以此表明自己有资格成为这一马上民族的国王。(这个来自亚洲腹地的民族已经融入了欧洲传统。)匈牙利王国的每个州都送来了一只盛满泥土的箱子,而这座小山便是由这些泥土堆成的。(传说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宝珠中盛有来自四方全地的泥土。)在小山上,查理手持圣伊什特万之剑四方挥舞,这象征着马扎尔民族要成为世界强权。
加冕当天,拉斯普京遇刺。这不祥的灵本应使气数已尽的末代沙皇获得来自俄国农民和修士的救赎之力。拉斯普京始终是这场对抗两大由皇帝统治的国家——奥地利和德国——之战争的反对者。查理一世是最后一位以查理大帝神圣的名字命名的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从奥托家族到斯陶芬家族,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查理五世到拿破仑,神圣罗马帝国所有的“革新者”都祈求这一名字的保佑。新巴比伦最后一位国王的名字伯沙撒也是同查理一样的纲领性名字。伯沙撒意为“神佑国王”。但到19世纪和20世纪,神就不再庇护那些旧帝国的国王和皇帝了。在末代沙皇全家被枪决的那间房间的墙壁上,潦草地写着海因里希·海涅那首闻名于世的诗歌《伯沙撒王》(Belsazar)的最后几句。1881年,在墓中享受了长达三千年安宁的古埃及法老们的木乃伊,被人从帝王谷运往开罗,埃及人民见此不由得吟唱起古老的挽歌。在作于1826年的《游记》(Reisebilder)中,海涅这样写道:“几年前布洛克在墨西哥发掘出了一尊异教徒的石像,第二天他发现有人在夜间给它戴上了花冠。要知道,西班牙早就用火与剑摧毁了墨西哥人的古老信仰,在三个世纪中深深地翻耕过了他们的心田,并播下了基督教的种子。”今天,皇帝们的画像已经粉碎。历史学家们常常以回望过去的先知形象出现,直到我们的时代方才成为偶尔望向未来的预言家,他们不知道什么将会取代过去五千年的那些伟大的家族、那些神圣的帝国,成为人们精神家园中新的秩序支柱。是“美国皇帝”(不同于萧伯纳设想的另一种皇帝)?抑或是“原子皇帝”?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曾多次在维也纳的旧皇宫霍夫堡皇宫召开国际会议,这里离神圣罗马帝国皇冠的存放处仅有几步之遥。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曾派人将皇冠送到了纽伦堡,从1424年到1796年,皇冠一直保存在那里,而后由于法国人的入侵,它从纽伦堡经由雷根斯堡被带到了维也纳。1800年10月29日,它同其他的帝国御宝一起首次被交给奥地利皇帝。肯尼迪、赫鲁晓夫、伊朗国王以及今天无数的当权者、国家领袖、总理、王位觊觎者和独裁者都曾在这顶神圣罗马帝国皇冠前驻足。
早在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统治者那里,这些帝国御宝的雏形便已出现:皇冠象征着天上君王的天冠;权杖、帝国宝珠(世界宝球)、帝国之剑和繁星斗篷则象征着对寰宇的统治权。大祭司庄严的服饰、华丽的四轮战车补全了整套物品。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效力的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和其他德意志艺术大师的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塔罗牌(trionfi)、帝国罗马尼亚地区(Reichsromania)和勃艮第为查理五世举行的盛大迎驾仪式让人“回想”起神圣罗马帝国之前,那些古老而神圣的帝国,那些世界君主国中举行的围绕诸神形象和天上君王形象展开的盛大游行。庆典上,华盖为“天”,皇帝行在其下。从巴比伦到维也纳,直到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所有的统治者都在祷告、礼拜中完成圣事(但后来,在基督圣体节行猎仪式上,只有“至圣者”才能居于教士们所抬的“天”下,皇帝则跟在华盖后面,这证明教宗的胜利引起了权力的位移)。皇帝耕作、打猎、发动战争、纪念神圣的先祖。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节日共同体,一个庆典共同体,所有的节日、庆典、战争、“战争舞台”、比赛和行猎都同属于这个共同体,不可分离。这些活动间意义重大的联结,将在神圣罗马帝国存在的千年间不时出现。被迫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贝希托尔德伯爵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外交大臣,他也是贵族世界的囚徒:交际、宫廷生活、生活享受、行猎、庆典、艺术享受,甚至是“战争舞台”,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属于这一世界。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古老家族的最后一位皇帝,“像宁录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
8月28日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生日,那是“湛蓝的帝王天”(Kaiserwetter):中世纪早期爱尔兰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修士们,还有加洛林宫廷中的神职人员的观念,都与流传于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河畔古老帝国的民间信仰不谋而合,这样的信仰也存在于后来哈布斯堡君主国中的君主主义者(Schwarzgelbe)那里—统治者是丰收、好天气、宇宙和谐,或者说伟大和平的化身和保障。
“天上和地上的和平,宇宙的和平”,这意味着被神选定的皇帝在人间代表天上君王履行维护和平的职责。帝国即皇帝领导下的国家联盟(V?lkerbund),其中所有的行省都和睦共处(concordia provinciarum)。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们的诏书常常以古罗马,甚至是前罗马式的宗教用语提到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并预言“神和帝国的信徒”将会获得和平。在凡尔赛和会上,葡萄牙代表(此人是历史悠久的科英布拉大学的一名教授)试图为应该(但实际并未能)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条约加上一篇呼求圣三一的前言,但最终是徒劳的。
在它的信众眼中,神圣罗马帝国就是一片和平的乐土,维护帝国的和平还意味着他们有与“不信者”“异教徒”[也可以说是“外邦人”,像马丁·布伯翻译《圣经》中的“万民”(gentes)一词那样]以及“异端”进行斗争的义务。罗马皇帝是教会最高的保护者。帝国和皇帝的这种自我理解内含着引发激烈冲突的可能:皇帝究竟要如何行使自己对教会的这种保护权?这种保护权是否赋予了皇帝最初只是“世俗的”,后来也包括对教宗及其财产的权利?教宗应当如何面对这样一位地位崇高又危险的保护人?神圣罗马帝国的合法性从何而来?来自埃涅阿斯吗?为纪念这位虔诚(pius)的埃涅阿斯,曾担任腓特烈三世秘书的埃内亚·西尔维奥·德·皮科洛米尼在成为教宗后为自己取名号为庇护(Pius)二世。是来自凯撒吗?是来自奥古斯都吗?这位奥古斯都时代和平秩序的缔造者,在中世纪时以基督治下的和平(Pax Christi)之先驱为人所崇敬。是来自基督本人吗?为领导基督教世界,他把世俗的剑交给了皇帝,把属灵的剑交给了教宗。是来自圣彼得吗?抑或是来自教宗?
神圣罗马帝国所有的皇帝都将查理大帝视为自己尊贵的先祖,但后者其实并未采用“罗马皇帝”这一头衔,而选择了“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一名号。艾因哈德曾说,罗马皇帝并不乐意看到查理大帝在800年的圣诞节加冕为帝并建立起帝国。那些罗马皇帝,出生于紫室,高坐在金角湾的黄金之城——那里是被称为“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能同时存在两位皇帝吗?这一问题在早期就困扰着西方帝国的政治家们。
1804年8月15日(这一天也是圣母升天节,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内最受民众欢迎的纪念圣母玛利亚的节日),官方报纸《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发布了第55任基督教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的一封诏书:“时刻为帝国谋福者,日耳曼尼亚、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的国王,奥地利大公,勃艮第和洛林公爵,托斯卡纳大公等。”通过这封诏书,这位罗马皇帝也为自己和哈布斯堡世袭领地的继承者们加上了奥地利皇帝的头衔。同年5月,拿破仑已自封为“法兰西人的皇帝”。1804年12月2日,在教宗庇护七世面前,拿破仑于巴黎圣母院为自己加冕,正式成为“法兰西人的皇帝”。12月7日,皇帝的这封诏书在安霍夫教堂的露台上被隆重地公之于世。1805年12月5日,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击败俄奥联军后,拿破仑“终于”准备给古老的帝国致命一击。他召集了一些诸侯组成莱茵邦联,莱茵邦联宣布退出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要求弗朗茨二世放弃帝国的皇冠。1806年8月6日,弗朗茨二世不得不满足这一威胁:他摘下了古老帝国的皇冠,宣布“罗马帝国”解散。不过,从法理上来说,他其实无权做出这一行为。
1806年2月,拿破仑对他的舅舅,枢机主教约瑟夫·费施说道:“你告诉他们,我就是查理曼,教会的剑,他们的皇帝。”拿破仑希望自己能被看作查理大帝再世、教会的剑,并得到承认。
直到今天,巴黎无数的纪念碑、广场、街道和地铁站名都还会让人想起拿破仑的胜利。与罗马、马德里、维也纳和伦敦对峙的巴黎,为旧时代诸多的法兰西国王表达了他们才是查理大帝真正继承者的主张:“真正的法兰克人”是法兰西人,而非“德意志法兰克人”。在查理大帝时代的首都亚琛,以及后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加冕,使每一名德意志诸侯都成了“法兰克人”。“法兰克人”(甚至像歌德旁观约瑟夫二世于1764年在法兰克福的加冕礼时感受到的那样,是“古法兰克人”)是“罗马人的国王”;加洛林王朝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根基。帝国是“法兰克的”“罗马的”“基督教的”,或者说“罗马天主教的”。但它们在历史上又是如何协调统一起来的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