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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著名学者、翻译大家许钧、宋学智倾力撰写，不可多得的独创性学术著作。
2. 全面梳理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华译介与接受，呈现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3. 从思潮到作家，法国文学的译介面貌从未如此清晰：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荒诞派戏剧，法朗士，罗曼·罗兰，纪德，普鲁斯特……
4. 护封精装，优质纯质纸，版式疏朗，利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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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流派纷呈，作家辈出，无论诗歌抑或戏剧，小说抑或传记，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文坛影响广泛。而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学所经历的跌宕起伏中，法国文学的身影清晰可见。作者在百年来中国对法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中细致梳理，从法国文学流派与代表性作家着手，全面展现其在中国因时因势而变的译介与研究历程，以及对中国文学乃至社会潜移默化的作用：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荒诞派戏剧等对中国文坛和社会的影响逐步扩大；法朗士、罗曼·罗兰、纪德、普鲁斯特、杜拉斯、罗兰·巴特、勒克莱齐奥等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傅雷、盛澄华、罗大冈、柳鸣九、郭宏安等在译介与研究上孜孜不倦；戴望舒、路翎、王小波、余华等的创作从法国文学中受益良多……
本书首次以中国视角全面描绘出一幅二十世纪中法文学交流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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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许钧：1954年生，浙江龙游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和第七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并担任国内外近20种学术刊物的编委。著作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翻译学概论》《傅雷翻译研究》等10余种，译著有《追忆似水年华》（卷四）、《诉讼笔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30余种。
宋学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委员，南京翻译家协会副会长；获江苏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现为江苏省第四期“333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法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著有《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走进傅雷的翻译世界》等，译作有《在马热拉尼》《副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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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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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第一节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历史回顾
第二节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译介的特点
上篇 思潮篇
第一章 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节 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译介概述
第二节 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寻踪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对超现实主义的研究
第二章 法国存在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历程
第一节 法国存在主义在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中国
第二节 新时期以来对存在主义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对存在主义文学的研究
第四节 存在主义文学在我国新时期的影响和接受
第三章 新小说在中国的探险之路
第一节 最初的评论与翻译
第二节 新时期对新小说的翻译与研究
第三节 新小说在中国的接受
第四章 荒诞派戏剧在中国的回响
第一节 早期批判式的评介
第二节 开放时代的翻译、研究与评论
第三节 荒诞剧在中国：接受与反响
第四节 “荒诞热”之后的研究
下篇 人物篇
第一章 法朗士与人道主义的新声
第一节 法朗士在中国的译介历程与特点
第二节 新文学革命与法朗士在中国的形象塑造
第三节 新时期的译介与“人道主义斗士”形象的确立
第二章 罗兰与中国光明行
第一节 民国时期罗曼·罗兰的中国之旅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命之旅
第三节 《财主底儿女们》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不解之缘
第三章 纪德与心灵的呼应
第一节 “谜一般的纪德”
第二节 理解源自相通的灵魂
第三节 独特的目光与多重的选择
第四节 延续的生命
第四章 普鲁斯特与追寻生命之春
第一节 迟到的大师
第二节 跨越语言障碍，理解普鲁斯特
第三节 普鲁斯特在中国的影响
第五章 莫洛亚与大师生命的重生
第一节 传记大师在中国
第二节 大师与其笔下的大师
第三节 永远的魅力
第六章 莫里亚克与人性的剖析
第一节 莫里亚克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第二节 探照灵魂深渊
第三节 剖析人生内核
第四节 莫里亚克创作面面观
第七章 圣埃克絮佩里与另一种目光
第一节 “小王子”在中国
第二节 是战士，也是作家
第三节 永远活着的“小王子”
第八章 尤瑟纳尔与思想的熔炉
第一节 走近“不朽者”
第二节 探测历史的回声
第三节 理解尤瑟纳尔
第九章 杜拉斯在中国的奇遇
第一节 选择杜拉斯
第二节 杜拉斯及其作品研究
第三节 《情人》的东方情结：杜拉斯与中国作家
第十章 勒克莱齐奥与诗意历险
第一节 勒克莱齐奥与中国之“缘”
第二节 翻译的选择与渐进的理解
第三节 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诗意历险与阐释
第十一章 罗兰·巴特与文论
第一节 罗兰·巴特在中国的译介历程
第二节 译介与反思
第三节 罗兰·巴特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
主要参考书目
法国作家和学者及其作品索引
中国学者、译者和作家及其著译作品索引
代结语
再版补记
三版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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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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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许钧翻译论丛”总序
从大学毕业至今，已经近 45年了。回想这 40多年走过的路所做的事，我自己觉得最有意义的是翻译。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做的工作，基本上只与翻译有关。我做翻译，包括口译与笔译，口译做过同声传译，也做过学术翻译、陪同翻译，有机会认识了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等先生，有的还成了很好的朋友。笔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也译过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在做翻译的基础上，我对翻译进行思考，进行研究。除了做翻译，研究翻译，我的主要工作是教翻译，培养做翻译、研究翻译的人才。这几十年来，我之所以坚持不懈地做翻译、研究翻译和教翻译，是因为我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因为我们都知道不同民族的交流离不开翻译，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翻译，世界的和平也离不开翻译。
我从翻译出发，通过翻译研究，把目光投向了人类悠久的翻译历史，在历史的审视中，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作用、翻译主体的活动、翻译研究的发展和翻译学科的建设进行思考。感谢译林出版社的厚爱，系列推出我的翻译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许钧翻译论丛”记录的就是我 40余年来在翻译与翻译研究的道路上对翻译的思考与探索的印迹。
翻译活动是丰富的，有多种形态。雅各布森将翻译活动分为三种类型：符际翻译、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符际翻译和语际翻译，我们译学界有过不少研究，但对语内翻译，似乎关注不多。我在《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一文中曾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传统，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断‘翻译’，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
翻译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在我看来，翻译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对于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我们现在了解得比较多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看，翻译能够克服语言差异造成的阻碍，达成双方的相互理解，为交流和对话打开通道。正是借助翻译，人类社会才从相互阻隔走向了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狭隘走向了开阔。从某个具体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来看，翻译通过对别国先进科技和文化的介绍，能够引进知识，开启民智，塑造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在特殊时期甚至能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成为一种文化的构建力量。
而翻译的语言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认识翻译活动对语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问题。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活动，又与写作活动不同，两种语言的交锋很容易创生“第三种语言”，进入译者母语后，能够从句法、词汇等方面丰富并拓展后者。梁启超曾讨论过佛经翻译文学对汉语的直接影响，据他介绍，当时日本人编了一部《佛教大辞典》，其中收录“三万五千余语”，暂不论这“三万五千余语”是否完全进入汉语系统，可以肯定的是，创造新词的过程是汉语逐渐丰富的过程。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新词汇也意味着新观念，语言上的变化也会对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造成影响，如是观之，我们就会明白为何“五四”运动前后，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了翻译作品，而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又为何会如此热衷于翻译了。
关于翻译的创造性，学界关注不够。翻译本身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只有凭借译者的创造才能实现。而且当我们讨论翻译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价值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翻译在这些层面所表现出的创造力。而当“本我”意欲打破封闭的自我世界，向“他者”开放，寻求交流，拓展思想疆界时，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与此同时，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作用。
在当今的时代，我特别关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翻译应该承担的使命。在我看来，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给翻译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赋予了翻译更为重要的使命。 2002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曾访问南京大学。当他得知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翻译实践与研究后，充分肯定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还为我正在撰写的《翻译论》题写了一句话：“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我认为这句话很好地定义了翻译在全球化时代的使命。全球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加利访问南京大学时，曾发表了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世界化进程会对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危及文化多样性。他的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某些国家以强大的经济势力为基础，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在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谋求强势文化的地位，甚至表现出十足的“文化霸权主义”。面对这种现状，不难理解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文化多样性”的维护，而翻译因其本质属性，能够而且必须在维护“文化多样性”过程中承担重要使命。
那么，翻译要怎么做，才能承担起维护文化多样性、加强世界和平建设的使命呢？通过研究，我认识到，我们应该从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去认识翻译。有几点特别重要：一是在理解翻译的本质时，要坚持将翻译视作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作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转渡人”，译者对“文化多样性”及其重要性的体认应该更为深刻，也因此承担了更为重大的责任。只有正确认识翻译，充分看到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译者才有可能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对文化因素更为敏感，对保存和传达文化因素更为谨慎。二是在翻译中，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善待各种不同的语言。加利在南京大学所做的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演讲中就曾指出，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多元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条件，而世界的民主与和平有赖于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因为在他看来，“一门语言，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思维方式。说到底，它表达了一种世界观。如果我们听凭语言单一化，那将导致一种新型的特权群体，即‘话语’的特权群体的出现！”翻译如要为维护语言多样性做出贡献，就要坚持开放与交流的文化心态。三是要发扬翻译精神，勇敢承担历史赋予翻译的使命。南京大学的程章灿教授在读了我的《翻译论》后，曾写过一篇富有真知灼见的读后感。在文章里，他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翻译的时代，而翻译的时代不可缺少的是翻译精神。他从我对翻译本质的定义出发，将翻译精神总结为“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五个方面。实际上，我们所提倡的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在翻译中努力再现语言、文化差异，都是这翻译精神的体现。发扬这一翻译精神，实际上便是在准确定位翻译的同时，勇敢承担起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历史等种种层面的使命，而加利所说的“发展文化多样性，加强世界和平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自然也被包括在了里面。
在对翻译进行思考与研究的同时，30多年来，我和翻译教学与研究界的同行一起，一直致力于翻译学科的建设。在这方面，我们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 30周年之际，我为《中国翻译》撰写了一篇长文，题目为《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过去常有人说“翻译无理论”，现在翻译理论实实在在地存在了，不少人又说“理论无用”，这种对翻译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危害不小，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形而上思考、对翻译过程的多层面研究以及对翻译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我本人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是有明确的理论追求的，而且我认为这非常重要。理论意识在译者选择原作、研究原作、确定翻译策略、解决具体问题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而翻译活动的经验总结、理论升华更能对今后自己和他人的翻译实践有所启迪和助益，避免实践的盲目性。本论丛所收入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等著作，就是在这一方面探索的结晶。
事实上，从最朴素的翻译思考到今天多视角多方法的科学理论，翻译研究在不断加深人们对翻译本身的理解，深化了人们对翻译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如果没有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翻译活动可能还囿于经验主义的层面。如果没有翻译的文化研究，我们可能还无法对制约翻译产生与接受的机制具有如此全面自觉的意识。而对翻译理解的深化也促使人们从社会交流、文化传承、语言沟通、创造精神和历史发展等多元角度来看待翻译的价值，对翻译的重要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有利于在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方面进一步凸显翻译的重要性。回顾我的翻译探索之路，可以看到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对翻译的理论思考也不断深入，《翻译论》《翻译学概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傅雷翻译研究》等著述，集中地展现了我和翻译界的同仁在翻译理论、文学译介与翻译家研究等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
翻译研究为我们理解和探索人类交流的历史开辟了一条新路。翻译是人类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作为一个翻译学者，我清醒地认识到，翻译历史悠久，形态丰富，翻译的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与探索。鉴于此，这一论丛是开放性的，我会加倍地努力，不断给读者奉献有关翻译研究的新成果。
许钧
2020年10月22日
于南京黄埔花园
绪论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史并不算长。从严格意义上说，小仲马的《茶花女》是在中国被译介的第一部完整的法国小说。那是在 1899 年，由林纾与王寿昌合作翻译的该小说，由素隐书屋出版，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年之后，也就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年，女翻译家薛绍徽翻译的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由经世文社刊发，由此开始了中国译介法国文学的世纪历程。本书所关注的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在绪论中，首先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做一简要回顾，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主要特点做粗浅的分析与探讨。
第一节 ?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历史回顾
在译介外国文学、促进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方面，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界和翻译界人士始终起着积极的作用。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者与别的语种的同行一起，实际上担负着对整个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研究、选择、翻译与传播的工作。法国文学源远流长，流派纷呈，在世界文学之林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者一方面对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进行了有选择的译介，无论是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宗教文学与骑士文学、市民文学，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文学、七星诗社，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还是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或是十九世纪的象征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无一不纳入他们的视野。另一方面，他们关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发展，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慢慢打开，中外文化的交流日渐频繁，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者有机会与法国文学界、出版界进行直接的交流甚至对话，得以不断加深对法国文学的认识与理解，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译介工作，取得了令中国外国文学界瞩目的成绩。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和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中国学室曾合作编了一部《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目录》 。据编者的话，该图书目录收录了从十九世纪末到 1993 年 3 月出版的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的书目资料。全书共 333 页，其中文学书目占 209 页，包括复译在内，约有 1 800 种。尽管如编者所言，因“我国目前图书呈缴制度不够完善”，所收书目不全，但我们通过该书目，至少可以看到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一个概貌。
从时间上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被译介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作品较少，且多为零星的译介，比较成规模成系统的译介工作是在八十年代之后进行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对法国当代文学也有持续的译介。从体裁来看，译介最多的是小说，但具影响的传记、诗歌、戏剧和文学理论作品也有部分译介。中国翻译界曾有人撰写文章，认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太少，当代作品的译介更是少之又少。但从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看，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据不完全统计，被译成汉语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作品超过六百种，这是法国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译介所远不能相比的。在中国，与其他语种的文学的译介相比，法国文学翻译的成绩也是十分突出的。下面，我们分别对二十世纪法国诗
歌、戏剧、传记、文学理论和小说的汉译做一简要的回顾与梳理。
一、?诗歌翻译
在二十世纪初，法国诗歌在“主旋律开始发生变化，一致主义、立体主义等新思潮破土而出、异军突起的同时，人道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神秘主义等诗歌潮流此起彼伏，各领风骚。概而言之，它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五光十色的拼盘式图像，其中先锋派或曰现代派诗歌的萌发在这一时期尤为炫目，它与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主义躁动异曲同工，交相辉映，汇成了20世纪初叶现代主义宏伟交响乐的序曲”。在这一序曲之外，象征主义继续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后来的发展中赢得了自己独特的地位。
后期象征主义的杰出代表保尔·瓦莱里可以说是法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抒情诗人。瓦莱里与中国学者、诗人梁宗岱有过一段不解之缘，梁宗岱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通过梁宗岱，他感到“中国民族是或曾经是最富于文学天性的民族”。他曾给梁宗岱讲解过他的名作《水仙辞》，梁宗岱得其真谛，于1928年将《水仙辞》译成了汉语，介绍到了中国。后来，瓦莱里的《友爱的森林》《失去的美酒》《海滨墓园》《风灵》《石榴》《蜜蜂》等诗篇被卞之琳陆续介绍给了中国读者。直到1996年，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葛雷与梁栋合译的《瓦雷里诗歌全集》，瓦莱里成了二十世纪法国诗人在中国拥有汉译诗歌全集的第一人。与保尔·瓦莱里齐名，被誉为后期象征主义“双峰之一”的保尔 · 克洛岱尔与中国读者结识的时间相比之下则要晚得多。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的一些诗作才开始被译介到中国。最早是《法国研究》，该刊在 1986年第 2期上发表了葛雷的《克洛岱尔与法国文坛的中国热》。南京大学主办的《当代外国文学》在1991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组评介克洛岱尔的文章，有徐知免先生的《克洛岱尔与〈认识东方〉》和秦海鹰的《中西“气”辨——从克洛岱尔的诗谈起》；在评介的同时，他们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克洛岱尔的一些诗作和散文。
九十年代，除了保尔 ·克洛岱尔，与中国文化有着特别关系的谢阁兰、圣-琼·佩斯、亨利·米修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1997年，在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支持下，在北京举办了圣- 琼·佩斯专题研讨会；1999年10月，又在南京大学举办了二十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会上对这几个作家有过较为深入的讨论。对这几位诗人的作品的译介，比较系统的有秦海鹰与车槿山夫妇合译的谢阁兰的《碑》（三联书店， 1993 年）、管筱明翻译的《圣-琼· 佩斯诗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以及杜青钢翻译的《米修诗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此外，还有叶汝琏、徐知免、江伙生等翻译的一些较有影响的代表诗作。200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邹琰翻译的《谢阁兰中国书简》；2010年，该社出版“谢阁兰文集”，包括李金佳翻译的《出征》、黄蓓翻译的《画 & 异域情调论》以及邵南和孙敏翻译的《诗画随笔》； 2014年7月23日，历史人文纪录片《灵感之源：维克多·谢阁兰与西安》在西安试映。
在象征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法国诗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法国现代派诗歌由以阿波利奈尔为代表的未来主义和以布勒东为领袖的超现实主义为主流。阿波利奈尔于1913年发表了未来派宣言，成为法国先锋派诗歌的开拓者，并影响了超现实主义。戴望舒是中国最早译介阿波利奈尔诗歌的翻译家之一，他译的《莱茵河秋日谣曲》在中国文学界有广泛的影响。徐知免、罗洛、闻家驷、飞白等都译过阿波利奈尔的诗作。李玉民译过阿波利奈尔的诗集《烧酒与爱情》。布勒东以及查拉、阿拉贡、苏波等一批重要诗人的代表诗作也被陆续介绍到了中国。在法国诗坛有“启明星”之称的雷尼埃，“兼有魏尔伦的音律感和超现实主义的幻觉”的图莱，在1912年当选为“诗歌王子”的保尔·福尔，曾创作长达八千余行的惊世之作《夏娃》的夏尔·佩吉，深受浪漫主义影响、诗风热烈的安娜·德·诺阿伊，富有幽默感的马克斯·雅各布，有“女才子”之称的卡特琳娜·波兹和以风格简洁著称、对人类处境极为关注的于勒·苏佩维埃尔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有译介。在罗洛译的《法国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钱春绮译的《法国名诗人抒情诗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徐知免译的《现代法国诗抄》（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 年）、李玉民与罗国林合译的《爱的梦呓：法国当代爱情朦胧诗选》（花城出版社， 1989 年）、江伙生译的《法国当代五人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郑克鲁译的《法国爱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年）、叶汝琏译的《法国现代诗与古典诗》（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郑克鲁译的《法国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江伙生编译的《法国当代诗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诗选中，以及在《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国外文学》《文艺报》《诗刊》等刊物上，除上文所列举的二十世纪法国诗人外，有作品被译介过的还有如弗、勒韦尔迪、蓬热、科克托、艾吕雅、普雷韦尔、德斯诺斯、格诺、塔迪厄、吉耶维克、弗雷诺、夏尔、德 · 拉图尔迪潘、埃马纽埃尔、博斯凯、克洛等诗人。应该说，二十世纪法国诗歌几个大的流派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中文的译介，我们的诗歌翻译家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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