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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部几近文学作品的世界史，一览十六世纪晚期中西方文明的全貌
十六世纪末的欧洲，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火器推动下，野心勃勃地探索一个新世界；十六世纪末的中国，在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中，为西方文化的传入悄悄打开了大门。彼时的中国与欧洲，远远相望，尚处于一种平衡关系中，通过利玛窦这样的基督教中介，此后两百年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
★一个“畸人”的心灵史，以中国人的方式了解中国人，还原中国历史中的“局中人”与“外来者”
在探讨人生悲剧性的作品《畸人十篇》中，利玛窦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畸人”（“矛盾的人”） 。从里斯本到印度的航行长达六个月，需要两次穿越赤道，而从澳门进入内地的肇庆，利玛窦等了一年之久。此后余生，他都在试图打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外表的改变与融入异域文化的努力，让他时而坚定，时而茫然。
在欧洲与晚明中国之间，利玛窦铺就了一条真实可行的交流之路，使两个伟大传统的短暂相遇，成为后世不断试图返回的起点。
★一位诗人般的史学家，亦真亦幻，动人心魄
将利玛窦不平凡的一生，化作生动细腻的历史场景；在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中深入心灵世界，品味史诗般波澜壮阔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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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明朝万历年间，也是世界史中的大航海时代，利玛窦从意大利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从介绍神秘的西方记忆法开始，传播西方文化。终其一生，他都在试图打入热衷科举考试、重视背诵诗书的士大夫群体，他披僧袍，又着儒衫，通过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来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世界。
史景迁从利玛窦留下的八个记忆碎片——四个汉字（武、要、利、好）和四幅版画，搭建起这座记忆宫殿。步入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他将利玛窦的事业视为十六世纪晚期“欧洲扩张运动”的一部分，将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教的并立与西方世界内部的宗教论战相互映照，将十六世纪澳门商贸成败的细节与耶稣会士同明朝官员边界暧昧的关系相互勾连。
穿梭于十六世纪晚期的世界图景中，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和史实在史景迁的笔下连缀汇集。一览两两相望的欧洲与中国，通过利玛窦的眼睛，儒家与古罗马这两个伟大的传统相互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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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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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Jonathan Dermot Spence，1936年8月11日—2021年12月25日），耶鲁大学历史系斯特林讲席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代表作：《王氏之死》《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康熙》以及《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等。曾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17）、古根海姆奖和麦克阿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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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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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利玛窦生平年表
第一章 建造宫殿
第二章 第一个记忆形象：武士
第三章 第一幅图像：波涛中的使徒
第四章 第二个记忆形象：回回
第五章 第二幅图像：赴以马忤斯之途
第六章 第三个记忆形象：利益与收获
第七章 第三幅图像：所多玛之人
第八章 第四个记忆形象：第四幅图像
第九章 宫门之内
译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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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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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一幅图像：波涛中的使徒】
利玛窦的世界既被水撕裂，又被水所连接。当他在 1578 年从葡萄牙坐船到印度时，由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所开辟的伟大的航海探险时代已经过去了七十年，而这些新的大洋航线——从塞维利亚到委拉克鲁斯，从阿卡普尔科（Acapulco）到马尼拉、从里斯本到果阿和澳门——已经成为全球生活世界的一部分。
在华耶稣会士对海上的危险都十分清楚，因此他们写信到欧洲时往往一信两发：一封交至由马尼拉出发，经墨西哥回欧洲的西班牙大帆船，另一封则交给从澳门出发，经过果阿的葡萄牙“卡雷克”。 利玛窦的上级范礼安有一次由澳门寄信回罗马，足足花了十七年，他可能会十分震惊。利玛窦本人从发出信至收到回信平均要六七年，他对此习以为常。1594 年，当他从韶州写信给一位友人时，利玛窦意识到，如此漫长的通信时间不仅会使发信时的情况早已时过境迁，“而且收信的人也可能早已到了另一个世界，我时常会想到，我写了这么多关于此处生活的长信，但收信人说不定已经去世，每念及此，我便丧失了继续写作的力量和心情”。但此中最令人心碎的例子，莫过于利玛窦和他父亲的通信。他的父亲吉奥瓦尼·巴蒂斯塔·利奇（Giovanni Battista Ricci）是马切拉塔当地一位富有的药师。1593 年，利玛窦在写给他父亲的信里说：“要不是通信如此麻烦，让我知道家里的近况，以及你们都健在安好的消息，我会是多么的快乐！” 此时他已经五年没有得到双亲的消息了，上次他们给利玛窦发信还是五年前他离开里斯本的时候。三年之后，利玛窦从一位意大利密友处获知，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为此庄重地做了多次弥撒以示纪念。但在1605 年，他终于得知，他的父亲尚健在人世，激动之下，他又写了信回去，这是他毕生所写家书中，唯一一封充满温情的（至少是我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封）。在信里他简述了自己在中国传教事业的主要成就，并以此结尾：“我不知道这封信到达你那里时，你会在世间还是在天堂，但无论如何我都要为你写下这些话。” 然而，当这封信到达马切拉塔时，吉奥瓦尼·巴蒂斯塔已经过世；同样，当报告他父亲死讯的回信——这次消息确凿——抵达北京的时候，利玛窦也已经撒手人寰。
【第五章 第二幅图像：赴以马忤斯之途】
在此之后，利玛窦又花了十二年时间以自己的方法学习汉语，以至于他终于可以用汉语来解释这套方法。从他存留下的书信中， 我们能够推测出他那艰辛的学习历程中最重要的几步。1583 年，利玛窦获得中国官员允准，在肇庆城中安定下来，到了第二年的夏秋时节，他已经开始讲道，并偶尔会听人忏悔。在 1584 年 10 月，他尝试不带翻译，自己与人对话，并自感已有很好的汉语读写能力； 到 1585 年 11 月，他已经可以在人群中流利地演说，而且在中国助手的协助下几乎能阅读所有看到的东西。到这个水平后，由于工作负担过重，心情不佳，他的学习停滞了一段时间。 到 1592 年，我们发现许多书他仍然读不懂，因为“老师很缺乏，出于各种原因，我们从没找到过能教一两年以上的老师”。最后， 在上司的催促之下，他终于得偿所愿。在 1593 年 12 月，他和人宣告要开始一项攻读“四书”的计划，“四书”也就是中国人在学堂里常用的儒家经典入门书籍《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 利玛窦还试着要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他请了一位学识丰富的老师，因此他说“在我步入老年时（他已经四十一岁了！），我又一次成了学童”。到 1594 年 10 月，在连续十个月每天上两堂长课 之后，他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我已经鼓起了足够的勇气，从现在开始我可以自己用中文写作了。”
不论如何，利玛窦所做这一切，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中国人关注他的科学成就，从而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基督信仰。他在写给克拉维乌斯的信中说，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他在自己制作的可调节日晷的底座上刻了段中文，指出，如果不对上帝的恩宠有所了解，那么人类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他还告诫那些从日晷的表面观察时光流逝的人，他们既无法重回过去，也不能预知未来，唯一能做的就是牢牢把握当下的机会，及时行善。
利玛窦认为，友谊， 应该是超越钱财资助和其他物质考量的存在，它是条纽带，将两具毫不相干的肉身连接一心。在困境中，友谊方能显示它的珍贵——在顺境里友谊太容易维持，反而失去了它重要的意义。利玛窦借用了塞内卡的想法，他并不为他去世的好友们感到遗憾惋惜，因为在他们生时他就已预见其死亡，而其死后仿佛依然鲜活。而西塞罗给利玛窦的教益是，一个人若不无时无刻全身心帮助朋友，就不是真正的朋友，只能算是个商人。他还用了马提雅尔的反讽警句：人若朋友寥寥，就少了许多欢乐，但同时也省却了不少烦恼。而普鲁塔克带给利玛窦的则是巧妙的比喻：人如果非要和那些最无用的人交朋友，就像是走进了大染坊，难免会被染料溅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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