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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紧扣衣食住行,从士人的生活细节,观社会发展百态。
清末民初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社会形态由单一走向多元。这一时期的人们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衣食住行以及思想逐渐西化。士是封建社会的精英阶层,是一个社会文化、风俗的风向标,引领着当时的时尚风潮。同时,也有一部分遗老遗少拒绝改变。新旧文化交融,多的是奇闻异事,尽在本书中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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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稿以生活在北京的士人群体为主体,记录了他们从清光绪年间到1927年民国政府迁都南京这一历史时期的生活记忆。全书共分为十六个部分,分别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令、仕途等方面,全面记录了清末民初士人阶层的生活,展现了当时北京地区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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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方彪退休前曾为出版社历史文化类编辑,退休后任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西城区文史学会副会长、北京社科联理事,专攻北京学、北京史、北京文化研究,已出版《北京简史》《问道北大》《北京士大夫》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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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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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衣
二 食
三 住
四 行
五 茶酒
六 礼仪
七 金榜
八 宦游
九 试途与仕途
十 节令
十一 会馆
十二 大婚
十三 大寿
十四 大殡
十五 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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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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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余 1945 年生人,难称“老北京”。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在祖父、祖母膝下,周围有不少前清“遗老”、北洋“旧贵”。这些人经历了北京由清廷的“京师”,到民国的“首都”,又到了“北平特别市”之变,“几度浮沉几度秋”,所历所阅甚深。
从文化角度来讲,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正值转型的过程。有“觉者” 也有“滞者”;有历史的传承也有时代的变革;有排斥、借鉴,也有认同、融合。鸿雁雪泥,留下了历史的印迹,也就是时下的“老北京”。
余所学所业,均围绕着北京。可叹读书不求甚解,著书不成一家之言。 尝曰“退休后写小说”。《四合梦》《末代镖师》出版后,知小说不可为也,有“累矣”之感。友人劝余曰:“何不操《京城百怪》《九门红尘》……之后,再度回归。”思之,实为佳择。
遂将《从北京到北平:清末民初的士人生活记忆》提上日程。脱稿后承蒙团结出版社诸先生抬爱得以出版。所记多系亲闻,但证之、考之而后用,庶几不失其真。如有失真,聆听方家正之、哂之,以免误谬流传。款款之心专此布达,愿先进诸公不吝赐教。
“饭团”——能聚有道
轮流作东,多少有些麻烦。形成固定的圈子后,“作东”也就发展成“饭团”,“饭团”也称“会”。例而言之,如“饭团”诸公“逢一会”,也就是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在一起聚聚。届时,各自前往某饭馆。由于定金已付,因故未赴会者,概不退款。饭团有些类似时下的“AA 制”,所异者饭团按季、按年交半价餐费,又称“定金”。季末、年末时补上差额。补上时店家总要“留着零头”;如“吃家”表示“补齐”,店家就明白了,“没有伺候好,要换地方了”。
“饭团”每桌的菜,均由跑堂的呈上菜单,然后问道:“爷还添点什么 ?换点什么 ?”或曰:“爷还上点什么 ?下点什么 ?”“饭团”是大主顾,店家会精心安排,好生伺候。如掌柜的在,会亲自到桌前寒暄几句。 实缺、实差的“主”,“饭团”能排满了,也就是由逢一到逢九都不 “落下”。能排满了的“主”,不是什么大官,甚至不会是“中层”。但能量大,是“场面上的人”,能“了事”,也能“坏事”。这种人参加“饭团”的定金,一般都是由别人代付的。代付的人当然是有求于人,代付了定金后饭馆会“告知本主”,吃人家的嘴短,当然会关照关照,或是帮助“打通关节”“托上门子”。
官场之上也有太太的“饭团”,名为太太,其实大多是姨太太。清代官场之上的饭局颇为严格,不会僭越。在“过女眷”的交往中,太太和姨太太不能同坐一桌,不能乱了名分。好在当时衣饰有别,太太穿红裙子,姨太太再受宠也不可能在社交场合穿红裙子。大执宾一眼就能看出,不会乱规矩。
旗门饭局上还有一个规矩,包衣、哈朗阿不能同自己的主子同桌。包衣、哈朗阿官当大了后可以脱籍,但脱籍后也还对主子十分敬畏。入关前,凡是所掳获的人都编为包衣,分属八旗。包衣是满语,其意是“家的”,汉意可译为“使唤人”。上三旗的包衣隶属于内务府“奉天子之家事”,直接为皇帝服务。下五旗包衣隶属于各王府,是王公家奴。
包衣在旗籍上属于“另册”,而且子孙世袭,一代为奴,代代为奴。 宗室们还领有一定的属下旗人称之为哈朗阿。包衣、哈朗阿有政治权利,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当官,甚至可官至总督、大学士。当官后可以脱籍、抬旗,但不论官拜何职,其祖上所遗“犹存”,难于和昔日的主人“平等”。
据《世载堂杂记》载,清末一位尚书回籍丁忧(为父母守孝),省里的三大宪(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当然要尽地主之谊招待一番。尚书大人为了答谢这番盛意,让夫人出面宴请三大宪夫人。由于宴会是夫人请夫人,所以家庭气氛十分浓厚,但入座时还是按照夫荣妇贵的原则,请巡抚夫人坐了首席。
宴罢,客人们行将告退时,布政使夫人突然态度十分严厉地命令巡抚夫人说:“你先等会儿走,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今天你坐了首席,因是在汉官家里,我也就不同你计较,要是在旗门之内,可容不得你这么放肆 !”
巡抚夫人听罢大窘,连连赔不是,弄得尚书夫人不知所措。原来巡抚夫人祖上是布政使夫人祖上的哈朗阿。此时已近 20 世纪,旗门之中尚且如此。
步入民国后,太太“饭团”十分活跃。太太和姨太太也就无所“区分”了,只看谁的丈夫官大,谁的活动能量大。仍然严守旧制的人已经不多了,但一些恪守妇道、恪守古道的太太仍不屑与姨太太为伍,所组的“饭团”也“多异”。例而言之,太太“饭团”多设于功德林、全素斋;姨太太的“饭团”多设于“新潮之所”。古板的太太拒绝参加有姨太太的
“饭团”;姨太太大概不会拒绝参加太太“饭团”。
有太太“饭团”,当然也就会有小姐“饭团”、少爷“饭团”,店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促成“饭团”组成,帮着拉团、拼团。甚者,在“饭团”中加入、渗入、拉入、混入“坐桩”。“坐桩”的活动旨在调和“吃家”和“店家”。十个人交钱吃饭和九个人交钱吃饭,桌上的量也差不到哪儿去。“坐桩”就是不向店家交定钱的吃客,既然“白吃”,当然是店家的
代理人,帮忙把“饭团”稳住。玩得好的“坐桩”,不但能白吃白喝,而且能成为一方人士,用时下语来讲就是“很有能量”。
八个人正好坐满八仙桌,初始的“饭团”大多是“八人团”。随着八仙桌向十人圆桌、十二人圆桌扩大,“饭团”也随着不断扩大。这一方面是店家的促成,也是“饭团”自身发展的需要。高档“饭团”的八人团,均由官场上的体面人物所组成。店家很难“入桩”,没有身份地位的人也很难混迹其间。官场上的下层“饭团”,则往往鱼龙混杂,以利相合、 以利相倾。官人、商人、道上的人均可混迹其间。“饭桌上就了啦”“饭桌上就妥了”“饭桌上就搞定了”“没想到饭桌上就说翻了”。故对“饭团”“饭桌”,实不可小觑。
不论是逢几会,都是固定的“饭团”。总统、总理、总监、总办们不会“组团”,也不会“参团”,原因很简单,这些大人物太忙,不可能让饭局锁住。退而言之,就是司长、局长们对“团”的兴趣也不大。且不说 “奉上”,同僚们彼此之间的应酬已经够忙的了,焉能作茧自缚。官面上、商面上、街面上的“头面人物”所组成的“饭团”,若是哪位能把本区的警察署署长请来聚聚,则是件露脸的事,饭馆掌柜的也觉得风光。对为迎贵客所加的菜,不免单也得打折。 若 扩 而 言 之、 广 而 言 之, 常 在 饭 桌 上 聚 聚 的 人 就 可 称 之 为“ 饭团”——以“饭”团到一块儿。于上层而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于酒也。”上层“饭团”也可以说,“饭翁之意不在吃,得之于心而寓知于吃也。”例而言之,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是翰林出身,是民国政坛上唯一的“文人总统”。徐的饭桌上常聚之人大多是诗友、文友,这个“饭团”十分“儒气”。段祺瑞好下围棋,身边聚了不少棋士、棋客、棋友,这些人的身份地位不同,社会影响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能陪着总理下棋”,于是棋案和饭桌也就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一个特殊的“饭团”。
民 国 前 期 的“ 北 京 政 府 ”, 在 1912—1928 年 的 16 年 中, 在 法 律 上没有对外割地赔款,此举实胜清廷三筹。于实力而言,清廷的政局尚 属“统一”,朝廷对各省封疆大吏完全可以“掌控”。民国前期的政局 系各省军阀拥兵自用,北京政府、广州政府,“南征”“北伐”,造成了对峙与割据。于政局而言,犹如一盘散沙。但在法律上没有对外割地赔款,不得不说是“职业外交家”之力也。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次长, 均系“海归”。在西方接受过正统教育,不但精通国际法,还精通西方列强的国内法。许多涉外纠纷,用“拖”的化解方式得到“暂安”,这种方法不是“苟安”,也不是“贻害后人”,而是对未来、对后人充满了希望与信心,认为后人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这在当时来说,实属于上策。
“职业外交家”大多跨党系、派系,以颜回庆、陆征祥、王宠惠、王正廷、顾维钧等人为代表。这些人不但出任过总长,有的还出任过总理。在巴黎和会上“苦斗”,在《九国公约》中“力争”。其人其事,多有值得肯定之处。
这些人既是高官,又是高知。聚人聚气,多为中心。其“饭团”也具有群体性、专业性。多设在欧美同学会、远东饭店、畅观楼(万牲园内的西餐厅)等西化之所。在餐桌上,后辈外交人员能受益良多。
吴炳湘于 1912—1920 年在北京任警察总监,这个差事不太好干。吴谋求外放山东督军,认为老地盘上地熟人灵,但袁世凯说:“你还是留在我身边吧。”直到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吴才衣锦还乡,出任了安徽督军兼省长。吴炳湘在北京任职时,由于职务的关系要和方方面面打交道,军界、政界、商界、教育界,甚至要和东交民巷的洋人进行“交涉”。所以吴总监有好几个“饭团”。吴不在饭馆应酬,他的衙厨、家厨都是高手。待客
以鲁菜为主,佐以淮扬菜、徽菜。衙中设宴地点在大客厅,也就是清代户部的二堂,经西化内装修后颇为豪华。家中的设宴地点多在后花厅、外书房。吴的住宅系袁世凯所送,很是排场。
吴系秀才出身,和遗老们“有话说”;和北洋军的军头们,是小站练兵时的“老伙计”;主持过中兴煤矿公司,和商业界有往来,在饭桌上和各界均能沟通。1914 年社稷坛对公众开放,时称“中央公园”。吴炳湘出任董事长。来今雨轩是董事会的俱乐部,餐桌上以苏菜和西餐为主。这个俱乐部是开放型的,各界人士均可光临。从《鲁迅日记》来看,来今雨轩是教育BU同仁们的小聚之所,也可以说是各界人士的所钟之地,影响很大,到来今雨轩就餐品茗,成为 20 世纪的时尚。不但名人日记中有记载,文学作品中亦有描写。
“文革”前夕,段应凯由上海来京,全国政协在来今雨轩设宴招待。 章士钊、泉伯泉、溥仪等人与宴。席间的话题,也就是“来今雨轩往事”了。只有溥仪无所言,于是叹道:“咫尺之遥,我都未能到来今雨轩坐坐,谁让我命不好,当了皇上。”众人皆大笑,这大概是溥仪第一次“幸”来今雨轩了,也是最后一次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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