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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把道德立场放入社会理论，面向今天的社会理论指南
从社会学经典理论至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酷儿理论、后殖民主义的连贯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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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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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美国社会学家史蒂文·塞德曼的著作，梳理了从社会学成立伊始至21世纪初期的社会学理论。在清晰明确地概括每个社会理论家、社会理论流派的学说之外，作者还结合写作时的社会环境与背景对各个理论进行了评述，将道德维度加入社会理论，将社会学的种种承诺、概念和知识相对化，试图以此将社会理论带入公共生活的讨论中，融入有关社会世界当下与未来面貌的持续对话和冲突之中。就像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知识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有所不同，其首要价值就蕴含于知识所想象并助力缔造的那些类型的生活。正是这样的希望，在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引领着社会学和现代社会理论的。也正是这一希望，激发了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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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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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塞德曼（Steven Seidman， 1948—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关注社会理论、文化、性别、民族主义等方向，长期研究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倡导后现代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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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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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言
致 谢
导 论
第一编 经典传统的兴起
第一编 引言
第一章 论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启蒙运动与
奥古斯特·孔德
第二章 卡尔·马克思的革命性理论
第三章 社会学的承诺：埃米尔·涂尔干
第四章 马克斯·韦伯的反讽性社会理论
第一编 结语
第二编 重审经典传统：美国社会学
第二编 引言
第五章 塔尔科特·帕森斯、彼得·伯格与托马斯·
勒克曼的宏大理论
第六章 兰德尔·柯林斯与彼得·布劳的科学型理论
第七章 赖特·米尔斯与罗伯特·贝拉的道德型社会学
第二编 结语
第三编 重审经典传统：欧洲理论
第三编 引言
第八章 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第九章 斯图尔特·霍尔与英国文化研究
第十章 安东尼·吉登斯与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批判社会学
第三编 结语
第四编 修正与反叛：后现代转向
第四编 引言
第十一章 雅克·德里达、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让·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世界
第十二章 米歇尔·福柯论规训社会
第十三章 齐格蒙特·鲍曼的后现代性社会学
第四编 结语
第五编 修正与反叛：身份政治与理论
第五编 引言
第十四章 女性主义理论/男性特质研究
第十五章 批判性种族理论/白人研究
第十六章 男女同性恋及酷儿理论/异性恋研究
第十七章 殖民话语研究
第五编 结语
第六编 修正与反叛：世界秩序理论
第六编 引言
第十八章 从国族到全球：大卫·赫尔德与玛丽·卡尔多
第十九章 全球资本主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与曼努埃尔·卡斯特
第二十章 帝国的复归？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卫·哈维与迈克尔·曼
第六编 结语
第七编 后学科性理论的兴起
第七编 引言
第二十一章 后殖民国族主义的理论阐述：“语域”理论阐述一例
第二十二章 杰弗里·亚历山大：在幻灭时代重构民主理论
第二十三章 南希·弗雷泽：为激进民主而辩
第七编 结语
索 引
译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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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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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属于典型的60年代之子。我从大学辍学，将自己的身体视作快乐之源，反叛之源，毅然远行，去改变世界。在我想象中的社会领域，是一块蕴藏着自我更新与集体更新的巨大可能的场地。随着60年代在毒品、暴力以及不是政治极端主义就是自由包容一切的选择中陷入死胡同，我也追随着成群结队的中产阶级涌进研究生院。在我眼里，社会学这门学科有助于领会我的个体世界与集体世界，同时还能促进我去想见一个不同的、更好的未来。
我回忆起自己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最初几年所感受到的幻灭。我期盼同事们会与我分享对社会学的道德观照，但现实逐渐令人清醒过来。我钦佩同事们的研究技能和学术成就，但他们很少阅读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东西；他们很少有人自觉地将学术研究与公共论辩和争议相关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学文化大体上显得格局狭隘，在这个世界里，保持“科学的”论述腔调和对地位的患得患失制造出一种故步自封的专家文化。这些个体头脑聪明、意愿良好、三观颇正，但他们的才智却受着一种特别的文化的规训，这种文化常常无视历史，无视美国之外、“西方”之外的各种文化，缺乏与由道德论辩和政治论辩组成的公共世界之间的牢固纽带。这就是职业化大潮之下的残破景象，我对此深感困扰。
我做出了反叛。我转向现代社会思想的根源，为的是抨击社会学不该放弃其道德承诺。从80 年代，我开始研究欧洲社会理论的启蒙运动渊源。此前推动我在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上做出反叛的那种激情，如今导向了寻求改造社会学。我希望在现代社会理论的最初灵感中找到依据，把社会学看作具备某种道德和政治宗旨来探讨。我发现了自己寻求的目标：将社会分析视作社会批判与变革的载体的那些启蒙哲人（philosophes）与经典。
但此后，随着60 年代的记忆逐渐褪去，我自己的文字也变得模糊。浸淫在80 年代美国不问政治的精神氛围中，我被社会学的学科文化所吸融。我开始自认是名“理论家”，仿佛理论有其自身的研究问题和价值观念，与社会分析和批评不相干。我逐渐在“理论”讨论中迷失了自我。我在研究中开始感觉到枯燥乏味，缺乏意义，觉得与自己最初要成为一名社会学家的那些道德政治动机渐行渐远。
艾滋病的危机惊醒了我。那是1981 年。我还记得读到了一种神秘的病，正在夺取男同性恋的生命。我回想起媒体的歇斯底里，恐同公众的反应，以及政府方面的漠视。我当时正住在新墨西哥，努力写完一本讨论经典社会理论家的书。正当我满脑子都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或涂尔干的《自杀论》时，艾滋病造成的死亡似乎呈指数式增长。对于60 年代的社会反叛，本来就出现了反制的逆流，艾滋病的疫情更加剧了这种趋势。美国似乎再一次陷入了一场重大的政治文化战争的阵痛。作为一名左派，一名男同性恋，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磨砺和脆弱。我所珍视的进步主义文化遭到了攻击。艾滋病成了敌人，杀害我的朋友，并威胁到我个人。置身这一片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上的动荡之中，我有关经典社会学的研究愈发让人感到毫无意义，整个社会学领域亦是如此。
不妨说，我在80年代早期离开了社会学。我完成了讨论经典社会理论的书。但我的关注焦点已经明确转移了。艾滋病以及对60年代各种进步主义思潮的反制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开始收集报章上一切有关艾滋病和社会反制的剪报材料，不再阅读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随着有关身体、性相（sexuality）、性别（gender）和知识的政治进入了我生活的中心，我发现自己沉迷于女性主义、男女同性恋研究、种族理论、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我在这些领域从事阅读和撰述，其实已经不再属于社会学学术共同体。
然而，我后来又回到了社会学。某种程度上，我是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来写这本书的。原因何在？
或许，我被吸引回这门学科，就像是一名成年未久的年轻人，刚获得一些独立性和个体性，带着几分新确立的归属感，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社会学就是最初养育我的共同体，赋予我一些新的方式来思考自身，思考社会世界。我意识到，自己越是抗拒社会学，就越是被它所吸引。我意识到，这门学科正是适合我的那类家园。我愿意把社会学想作是某种扩大家庭，甚至更好的讲法是，一个教会。我们带着激情相互争执，有时甚至满怀忿怼，因为我们的最深切的信念，最牢固的价值观，有许多就附着于我们的社会观念，也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有着由衷的关切，哪怕不是始终亲密无间，但作为个体，我们都共享着同样的学科历史与文化。
我已经回归社会学，但和自己“出游”之前的那个我已不再完全一样。就像在某个异文化中待过相当时间的人一样，我开始把自己的原乡本土看作无非许多文化中的一个而已。我开始把社会学的种种承诺、概念和知识相对化。尤值一提的是，我开始把战后社会学家之间的理论论辩看成无非是就“社会世界”展开论辩的一种传统。社会学理论家们对其核心问题，比如有关社会行动和秩序的逻辑，有关冲突范式与秩序范式谁更有效的争论，或是有关微观分析层次与宏观分析层次之间关系的探究，都错误地想象成关乎“社会”（the social）的本质。这里的预设在于，如果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要严肃地思考一下社会世界，就必然归结到围绕这些议题的思考。按照人类学家的说法，这就属于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例证，这种做法就是宣称某个群体的特定价值和观念具备普遍性和有效性。比如说，战后西方女性主义者就不曾把这些理论问题界定为核心问题。相反，女性主义论辩所围绕的问题，是性别的自然特性与社会特性，作为社会说明的主导范畴的性别概念，男性支配的起源，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身份与差异的性质，以及支配与抵抗的多重特征。
将社会学理论相对化并不意味着否认其重要性。社会学理论中有很多东西很有价值，值得去捍卫，尤其是其从社会维度对自我的理解，用来理解各种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的丰富的概念语言，对社会的发展、秩序与危机的阐述，以及其文化性社会研究的传统。不过，社会学理论也在很多时候变得与公共生活相隔绝，追逐科学这个偶像，到了把自己搞得晦涩难懂的地步。最近几十年尤其如此。许多社会学理论已经放弃了道德维度和政治维度的意向，即不再作为批判性分析与变革的媒介去介入世界。
我回归社会学，宛如初入学科之门，满怀希望找到一处家园，在其中社会分析之所以得到珍视，是因为受到让世界更美好的意愿的激发。这并不等于说要放弃经验研究，也不意味着放弃分析性的视角。不过，我的确相信，社会学的宗旨并不是积累知识，确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或打造一套社会学体系，而是融入有关社会世界当下与未来面貌的持续对话和冲突。知识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有所不同，其首要价值就蕴含于知识所想象并助力缔造的那些类型的生活。正是这样的希望，在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引领着社会学和现代社会理论。也正是这一希望，激发了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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