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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更是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和历史的关系密切，它的成书与《三国志》等史书有哪些联系？它“拥刘反曹”的主题是怎样形成的？它的精彩情节有哪些历史真实，又有哪些虚构创作？草船借箭真是诸葛亮的计谋吗？“三气周瑜”“空城计”是怎么来的？……《三国演义的前世今生》为你一一解答。本书板式疏朗，字大悦目，内容扎实，并配有十余幅彩色插图，图文并茂，阅读体验更佳。
本书是“古典新知”丛书的一种。
“古典新知”丛书介绍：
“古典新知”丛书邀请当代学术名家解说中国古代经典名著，体式不拘一格，内容深入浅出，视域更加宽广，角度更加新奇。以大家手笔写小品文章，往往更见精彩；由著名学者作自由漫谈，或许愈加活泼。希望这套丛书可以成为专业研究与大众阅读之间沟通的桥梁，为读者朋友欣赏古典名著、了解传统文化提供助益。
“古典新知”丛书书目：
三国演义的前世今生 张国风 著
亦侠亦盗说水浒 陈洪、孙勇进 著
西游三昧 张锦池 著
解味红楼：曹雪芹的旧梦与悲歌 张庆善 著
三言二拍：宋明的烟火与风情 王 昕 著
打开金瓶梅的另一种方式 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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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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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更是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与历史真实的密切关系历来是解读这本经典的重要话题。本书从“成书始末”、“拥刘反曹”主题、情节内容的“虚实之辨”、战争场面描写、人物塑造等几个方面，解析《三国演义》的历史背景与文学创作之间复杂而有趣的关联。本书作者是著名古典小说研究专家，文笔流畅幽默，轻松形象，将《三国演义》中的谜题一一揭秘，将《三国演义》的精彩娓娓道来。同时还配有十余幅彩色插图。对于大众读者阅读研习《三国演义》这部经典名著，本书是优质的伴读书、生动的解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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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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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风，198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 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师从吴组缃先生，学习中国小说史。1988年至北京图书馆，曾任善本部主任。1993年至中国人民大学，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成果丰厚，著作有《太平广记版本考述》《太平广记会校》《传统的困窘——中国古典诗歌的本体论诠释》《〈儒林外史〉试论》《公案小说漫话》《漫说三国》《漫说儒林外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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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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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成书始末
写乱世的首先打响
《三国演义》之本
裴注的贡献
化历史为英雄传奇
让英雄回归历史
毛本的贡献
亦雅亦俗
拥刘反曹
毛宗岗的正统论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诸葛亮为刘备所累
“拥刘”源自“拥诸葛”
大打折扣的“拥刘反曹”
蜀汉与东吴之间
乱世中的州牧
戏法人人会变
虚实之辨
精彩的地方都是虚构
框架的真实（上）
框架的真实（下）
赤壁之战是一笔糊涂账
借荆州实乃借南郡
战争描写
中国人怎么描写战争
战争描写之经典
蜀汉一路下滑的转折点
空城计
投降种种
跳槽的理论
人物塑造
最难理解是曹操
生死攸关的人才问题
最急需的人才
千呼万唤始出来
诸葛亮的名士风度
“以貌取人”及魏延的悲剧
题外杂谈
恩怨观念之主宰人心
《三国》的妇女观
儿女情长与英雄气短
曹操与方士
什么藤结什么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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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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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乱世的首先打响
张国风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又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这当然不是一种巧合。历史的兴亡成败，史学与生俱来的宏大背景和广阔视野，史书的时空纵深和丰富内容，可以最方便地提供长篇小说所需要的巨大内容与叙事线索。与此同时，借鉴史书的体裁，特别是参考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参考史家叙事的互见法，小说家也可以不太困难地构筑起长篇小说的巨大框架。在中国古代的各种文体中，史学和诗歌正是最强势的文体。诗歌长于抒情而史学善于叙事，小说向史家借鉴叙事的技巧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小说成熟以前，没有别的文体比史学更善于叙事。唯其如此，古人赞誉小说的叙事之妙，便说是才比班、马，文追左丘。毛宗岗称誉《三国演义》，便说作者是司马迁再世：“予尝读《史记》，至项羽垓下一战，写项羽，写虞姬，写楚歌，写九里山，写八千子弟，写韩信调军，写众将十面埋伏，写乌江自刎，以为文章纪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见《三国》当阳、长坂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其过枝接叶处，全不见其断续之痕，而两边夹叙，一笔不漏。如此叙事，真可直追迁史。”“每见左丘明叙一国，必旁及他国而事乃详。又见司马迁叙一事，必旁及他事而文乃曲。今观《三国演义》，不减左丘、司马之长。”像《金瓶梅》那种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世情小说，不可能跑到历史小说的前面去。令人惊奇的是，历史真实性非常稀薄的《水浒传》，几乎与《三国演义》同时诞生了。当然，有关《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学术界还有争论。有人认为，《水浒传》的成书当在永乐以后，正德、嘉靖以前，那就得另说。这里采用的还是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含糊的说法。中国的史学和小说有一种不解之缘，就像中国的诗歌永远从大自然汲取灵感一样。
当然，从结构上看，小说与史学毕竟有所不同，尤其是长篇小说。正史的体裁大多为纪传体，以一个人物的生平为叙事的线索，长篇小说的结构显然不能照搬纪传体的结构。譬如说赤壁之战，就必须参考刘备、曹操、孙权、周瑜、诸葛亮、鲁肃等数家的传，才能叙述出来。毛宗岗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不难想象，编年体或是纪事本末体的结构也无法套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从关注点来看，史学关注的是军国大事，小说关注的是故事和人物。两者有交叉，但毕竟不同。
中国古代的小说，恰恰选择了一个乱世作为题材，来进行它的鸿篇巨制的最初尝试，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当然不是。我们看现在保存下来的宋元讲史话本，譬如《新编五代史平话》《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吴越春秋平话》，写的都是乱世，这个书单差不多就是现在能够看到的宋元讲史话本的全部。至于宋元时期的戏曲，元杂剧的优秀作品，亦大多以乱世作背景。如《窦娥冤》《鲁斋郎》《单刀会》《赵氏孤儿》《陈州粜米》。南戏中的《琵琶记》《拜月亭》，也是写乱世。《西厢记》里，也要穿插兵变。孙飞虎的兵变提供了崔、张爱情取得突破的契机。从现存的《永乐大典》的目录来看，大量的宋元话本已经失传，可是，按常理推测，能够保存下来的，大多是其中的精华。由此可见，长篇小说和戏曲都是写乱世的首先打响。
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很多，恰恰是写三国的历史演义最为出色，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如鲁迅所说：“因为三国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再有裴松之注《三国志》，甚为详细，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国的事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当着中国文学的重心从正统文学向通俗文学战略转移的时候，当着小说和戏曲由附庸而为大国，取诗文而代之的时候，写乱世的题材首先取得成功，这是毫不奇怪的。通俗小说和戏曲不同于文言小说，它在起步阶段不是文人所作，为文人所传播、所欣赏的案头之作，而是瓦舍勾栏的艺人谋生的手段。通俗小说和戏曲面对的是广大文化程度有限的民众，这就决定了它们必须主要依靠情节的曲折离奇来吸引听众和观众，戏曲则除了情节的曲折离奇以外，还需要调动“唱、念、做、打”的各种手段。因为是乱世，所以常常可以打破常规，可以容纳更多的巧合，敷演出更多的悲欢离合，产生更多浪漫的情节，寄托更多的人生感慨。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乱世是一个最需要英雄，也产生了英雄的时代。毛宗岗说得好：“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才人之聚，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毛宗岗所谓“一才之胜”，指的是诸葛亮。乱世是斗智斗勇的时代，是“天下争于气力”的时代。三国故事的魅力就是一个“斗”字。如果你对这个“斗”字不感兴趣，那就读不下去。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开头加了杨慎的一首词作为卷头词，词中写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好像当年的“是非成败”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宋人范仲淹写了一首《剔银灯》，意思更加消极：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这似乎不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但这首词确为范仲淹所作，见于《中吴纪闻》，收入《全宋词》。由此可见，人都是复杂的，范仲淹的思想性格也是多侧面的，人的情绪也总有起伏波动。一时的消沉，不影响范公的伟大。体味这首词的意思，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是非成败”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三国纷争，“争如共、刘伶一醉”，那么，作者还写这本书干什么呢？毛宗岗给《三国演义》加上了这个帽子以后，读者对蜀汉灭亡、曹魏一统中国北方，司马氏进一步统一全国的悲剧结局或许可以心平气和一些。反正“是非成败转头空”，反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何苦要去与命争呢。可是，全书把人的智慧、人的力量和人的主观努力、斗智斗勇，写到那样淋漓尽致的地步，恐怕不是一首短短的卷头词就可以抹掉的。读者的激动心情，也不是两句哲理就可以抹平的。三国时期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固然只占很小的一段，可以说是“转头空”，但读者读完《三国演义》以后，却是不能立刻就平静下来。
......
精彩的地方都是虚构
《三国演义》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历史知识吗？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三国演义》确实起到了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广大的民众不是从史书、从二十四史，而是从小说、戏曲等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中获得历史的知识。在大体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今天，情况基本上还是如此。人们从《封神演义》知道了商纣王、姜太公；从《将相和》知道了廉颇、蔺相如；从《三国演义》中知道了曹操、孙权、周瑜、刘备、诸葛亮，知道了关羽、张飞、赵云；从小说《三侠五义》和《铡美案》之类的包公戏知道了包公；从《隋唐演义》知道了隋炀帝、李世民、秦琼、程咬金；从《长生殿》和一系列的李杨戏知道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现在的中国人，更多地通过电视节目获得了各种历史的知识。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无不与小说、戏曲有关。中国人对于历史人物的爱憎褒贬，也往往取决于小说、戏曲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难怪黄人在《小说小话》里发出这样的感慨：“书中人物最幸者，莫如关壮缪；最不幸者，莫如魏武帝。历稽史册，壮缪仅以勇称，亦不过贲、育、英、彭流亚耳。至于死敌手，通书史，古今名将，能此者正不乏人，非真可据以为超群绝伦也。魏武雄才大略，奄有众长，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况其对待孱主，始终守臣节，较之萧道成、高欢之徒，尚不失其为忠厚，无论莽、卓矣。乃自此书一行，而壮缪之人格，互相推崇于无上，祀典方诸郊禘，荣名媲于尼山，虽由吾国崇拜英雄之积习，而演义亦一大主动力也。若魏武之名，则几与穷奇、梼杌、桀、纣、幽、厉，同为恶德之代表。社会月旦，凡人之奸邪诈伪、阴险凶残者，辄目之为曹操。今试比人以古帝王，虽傲者谦不敢居；若称以曹操，则屠沽厮养必怫然不受。即语以魏主之尊贵，且多才子，具文武才，亦不能动之也。文人学士，虽心知其故，而亦徇世俗之曲说，不敢稍加辨正。”可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小说和戏曲所提供的并非历史的原貌，而是一种艺术加工以后的“历史”。经过学者的研究，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书中重要人物的主要活动，和历史相去不远；如清人刘廷玑所言：“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在园杂志》）但也并非如“清溪居士”所说“悉本陈志裴注，绝不架空杜撰”（《重刊三国志演义》序）。小说中的精彩部分，几乎都是虚构。正如《包公案》里包公破的那些案子，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出于虚构，都是“贪他人之功，据为己有”。按照《宋史·包拯传》的记载，包拯一生只破了一个“牛舌案”。就连这唯一的案子，也还有掠人之美的嫌疑。蔡襄《端明集》第三十八卷中《尚书都官员外郎致仕叶府君墓志铭》，就记载了一个类似的牛舌案。后来的穆衍也破过同样的案子，见于《宋史·穆衍传》。精彩处多出于虚构，读者读得津津有味的地方，正是子虚乌有的地方啊！
从历史上看，鞭打督邮的是刘备，而不是张飞。据裴注所引《典略》，刘备在朝廷沙汰之列，督邮来县里具体执行。刘备求见督邮，督邮称病不见。“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哀求，及释去之”。这个故事与满宠的事迹颇有相似之处：“县人张苞为郡督邮，贪秽受取，干乱吏政，宠因其来在传舍，率吏卒出收之，诘责所犯，即日考竟，遂弃官归。”（《三国志·魏书·满宠传》）小说家可能是捏合了刘备和满宠两人的故事而设计出张飞鞭打督邮的情节。
《三国演义》中与史实不合之处还有很多。刘、关、张未曾救过董卓。“捉放曹”的不是陈宫。曹操潜逃在汉灵帝中平六年，当时陈宫还没遇到曹操。放曹者另有其人。历史上并无貂蝉其人，如徐渭所说：“布妻，诸史及与布相关者诸人之传并无姓，又安得有貂蝉之名？”（《徐文长逸稿》卷四《吕布宅》）《三国演义》说徐州太守陶谦“温厚纯笃”，是个忠厚君子；但《三国志·魏书·陶谦传》却说，在陶谦的治下，“广陵太守琅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赵云没有在文丑的枪下救出公孙瓒。董卓死后，蔡邕并没有“伏其尸而大哭”。《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裴注所引谢承《后汉书》不过是说：“蔡邕在允坐闻卓死，有叹息之音。”
据《三国志》，董承确实得到汉献帝的衣带密诏，曾与刘备等人密谋，企图算计曹操，但小说围绕衣带诏，生发想象，虚构出无数情节，说得如火如荼。董承东窗事发，在建安五年；吉本、金祎、耿纪、韦晃等造反并旋即被曹操镇压，是在建安二十三年，小说《三国演义》将吉本改为“吉平”，把吉平定为董承一伙，并且虚构出吉平企图毒死曹操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这样，吉本（小说中的“吉平”）之死，由建安二十三年提前到建安五年。董承的密谋是如何暴露的呢？史书上并未记载。小说第二十三回却虚构出曲折的故事：“承心中暗喜，步入后堂，忽见家奴秦庆童同侍妾云英在暗处私语。承大怒，唤左右捉下，欲杀之。夫人劝免其死，各人杖脊四十，将庆童锁于冷房。庆童怀恨，夤夜将铁锁扭断，跳墙而出，径入曹操府中，告有机密事。操唤入密室问之，庆童云：‘王子服、吴子兰、种辑、吴硕、马腾五人在家主府中商议机密，必然是谋丞相。家主将出白绢一段，不知写着甚的。近日吉平咬指为誓，我也曾见。’”《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马腾奉衣带诏密谋杀曹操的计划，亦因为相似的原因而泄露。同谋者门下侍郎黄奎无意中对小妾泄露了衣带诏的秘密，而其妾李春香与奎妻弟苗泽私通，“泽欲得春香，正无计可施”。于是，苗泽就去向曹操举报。我们在明清的小说中，经常看到类似的泄密故事：奴婢与人偷情，为主人无意中发现。主人责罚奴婢，奴婢举报主人罪愆，以求报复。或是婢妾有私情，举报主人以遂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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