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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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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故宫博物院原院长、著名博物馆学家单霁翔先生新作，是他在博物馆与大众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的今天，重新对博物馆的价值、功能和职能等做的深入思考。任何对博物馆有兴趣的读者都一定能从本书中获得启发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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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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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思考录》按内容分为上下编，共八章，分别从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发展、城市文化、改善民生、社会教育的关系，及博物馆在文化生态环境净化、文化生活质量提升、文化交流合作创新、文化公共权益保障等方面的使命进行探讨。当今，博物馆已经从早期的收藏、保护、展示珍品的场所，演变为跨越人文和科技等领域，通过满足大众的文化知识需求，来服务于社会的公共服务机构，成为涉及文物、艺术、科技、自然等多方面的收藏展示与传播交流机构。本书正是在这种新的变化语境下，重新思考博物馆的价值，定义博物馆的功能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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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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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霁翔，研究馆员、高级建筑师、注册城市规划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历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房山区委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是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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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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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关于博物馆的社会职能
第一章 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教育
第二章 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发展
第三章 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城市文化
第四章 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改善民生
第五章 博物馆使命与文化公共权益保障
第六章 博物馆使命与文化生活质量提升
第七章 博物馆使命与文化交流合作创新
第八章 博物馆使命与文化生态环境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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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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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关于博物馆的社会职能
今天，人类生活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快速变革的时代，变革影响到每个国家、每一个城市、每一个社区的方方面面。全球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变革速度加快，知识、财富和权力在快速转移，思潮、理念和观点也在快速变更。在这一背景下，博物馆面临着正确理解自身价值，以及重新定义功能和职能的任务。事实证明，任何一座博物馆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必然参与到全球变革的进程中来，面临着各种挑战和选择。这些新的挑战和选择，也给博物馆提供了分享国际社会经验、完善自身功能和职能、加强能力建设的机遇。
一、国际社会博物馆定义的变化
人类先具有收藏宝物的意识和行为，而后才有博物馆的出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化发展历史上，博物馆都称得上源远流长。在我国，博物馆收藏的早期形态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而在西方，博物馆的萌芽也可以远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由于博物馆的建立与发展具有漫长的历史，因此不同时代人们对于博物馆的理解不尽相同，关于博物馆功能与职能的定位，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博物馆发展的雏形阶段，人们把博物馆只作为名器重宝的收藏所。“这时的博物馆还只是特权阶级的活动场所，它们总是与‘奇珍异宝’联系在一起，帝王在此显示自己的权力，教会在此释放神的力量，贵族在此展示自己的财富，贵妇人也在这里炫耀自己的时装。所有的一切如同一个上流社会的沙龙。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遗物受到重视，出现了搜求、研究古物的热潮，博物馆不仅保藏古物，而且对古物进行研究与探讨。但是，尽管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皇宫、王室，还是寺庙、教堂，对藏品的收集、交流和展示，仍然仅仅是较小范围私人性质的行为。直到19世纪末，人们开始将博物馆看做“博览兼收、益智集思”的机构；20世纪初，博物馆被视为“高阁广场、罗列物品、古今兼备、纵人观览”的设施；20世纪30年代，博物馆发展为一种文化机构，不再是专门用来保管宝物的仓库，而是以实物进行教育的组织，是探讨学问的场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博物馆学研究一度呈现出繁荣景象，西欧、北美、日本均有一大批研究成果问世。例如联邦德国出版了《未来的博物馆》，美国出版了《寻求有用的未来博物馆》、《危机中的博物馆》，日本出版了《博物馆学纲要》，苏联出版了《苏联博物馆学基础》等有影响力的博物馆学方面的专著。1977年，英国学者K.赫德森（K.Hudson）所著《八十年代的博物馆—世界趋势综览》一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伦敦麦克米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该书从博物馆资源、藏品保护、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及其观众、人员的选择与训练、博物馆管理等方面，对当代世界博物馆及未来博物馆发展进行评论，在国际博物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946年11月，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在法国巴黎成立，成为世界上唯一代表博物馆和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国际组织，也是国际博物馆界最有影响的组织。国际博物馆协会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鼓励并支持各类博物馆的建立、发展及专业管理；增进对博物馆在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中的性质、职能及作用的认识与了解；组织不同国家博物馆之间及博物馆专业工作人员之间的合作与互助；代表、支持并增进博物馆各类专业人员的利益；增进并传播博物馆学及其他有关博物馆管理及运转规则的知识，规范博物馆道德的标准。
在最初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中，第一次提出了规范的博物馆定义，即“博物馆是指向公众开放的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但图书馆如无常设陈列室者则除外”。同时，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与保护不可移动文物结合起来，要求博物馆在保护不可移动文物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然而，“国际博物馆界的认识分歧从国际博物馆协会一开始建立就产生了”。“这个定义在领导层中产生了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那些不以藏品为中心的机构。如动物园、植物园、图书馆陈列室应否算作博物馆”。苏东海先生评价说，“现在看来，那时只对机构膨胀持否定态度，并没有认识到第一个定义引发的机构之争，实际上正是博物馆改革的一个新思想的开端，体现了博物馆走向社会最初的一种努力”。20世纪50年代，博物馆开始被视为“科学研究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与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由此不难看出，早在20世纪前叶，国际领域对于博物馆功能与职能的认识，已经开始上升到科学研究、文化教育等公益性层面。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以及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涌现，博物馆的功能与职能不断拓展。1960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11届会议在巴黎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最有效方法的建议》中指出，“‘博物馆’一词系指以公众利益予以管理的任何永久性机构，其目的在于通过各种方式保护、研究、增加，特别是为娱乐及教育之目的向公众展览具有文化价值的成套物品和标本：即艺术、历史、科学、技术藏品、植物园、动物园及水族馆”。这一建议充分肯定了博物馆的普及教育功能。1965年6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华沙召开了成立大会，并于1971年正式与国际博物馆协会相分离，建立了一个新的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非政府组织。由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摆脱了博物馆传统职能的束缚，得以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职能和影响。同时，国际博物馆协会也在调整博物馆功能和职能方面进行探索。1968年7月在联邦德国科隆和慕尼黑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8届全体会议强调“应把博物馆视为真正向研究开放的机构，而不是一些传统的‘堂皇的隔绝’理论的支持者，或是一种私人领域”。1971年8月在巴黎和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9届全体会议主题是“博物馆以人为本，今天和明天：博物馆的教育和文化角色”。
197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在当时国际博物馆协会主要领导人的倡导和推动下，国际博物馆协会在智利首都召开了著名的“圣地亚哥圆桌会议”，目的在于反思博物馆的社会作用，讨论博物馆如何对社会全面渗透的问题。该次会议除了有博物馆方面的专家外，还邀请了一批教育、文化、科学机构的学者出席。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博物馆引入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大环境中去思考博物馆改革之路。H.戴瓦兰(H.de Varine)指出：本次会议应该被视为一座将两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联系在一起的桥梁。经过深入讨论，会议提出了关于“整体博物馆”概念。这一新的博物馆概念远远超出了对传统博物馆的固有认识，而是将博物馆与社会“整合”在一起。所以博物馆史专家认为，“圣地亚哥圆桌会议”所形成的“整体博物馆”思想，第一次将一个新博物馆学运动公之于众，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新博物馆”，或称新类型的博物馆，例如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邻里博物馆、地区博物馆、整体性博物馆等，它们的核心特征有很多相近之处，其所依据哲学通常被人们称之为“新博物馆学”。“圣地亚哥圆桌会议”所通过的《圣地亚哥宣言》，虽然没有使用“新博物馆学”的名词，但是其基本原则已基本确立。
1974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10届全体会议，主题是“博物馆和当今世界”。这次大会决定了国际博物馆的未来，所有与会者都清楚地意识到《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已经不适应博物馆的发展，不能再代表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真正目标，为此，决定对博物馆的定义进行修改，由此产生了新的章程及其新的定义，给予博物馆更多面对社会、面对未来新的意义，即“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永久性机构，它向公众开放，以研究、教育、欣赏为目的而征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上述定义得以获得通过，被看做各方面都能认可的结果，保持了博物馆不同思想路线的平衡，保持了博物馆的平稳发展。虽然这个表述框架一直存在争议，但是一直沿用至今。1974年博物馆定义，明确地规定了博物馆的属性；一是博物馆不以营利为目的；二是博物馆属永久性社会公共机构；三是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为征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这一定义赋予博物馆更宽泛的功能，这种功能带有永久性和公益性的特征，特别是“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涵盖了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定义中所述机构包括：隶属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库房和展览厅；在搜集、保护和传播活动方面具有博物馆性质的考古学、人种学和自然方面的遗迹和遗址及历史遗址、遗迹；陈列活标本的机构，如动物园、水族馆、动物饲养场或植物栽培所等；自然保护区；科学中心和天文馆。
国际博物馆协会1974年博物馆定义所表达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战略方向，将博物馆从自我封闭引向开放。“博物馆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适应社会大环境的发展。在现实需要的面前，以专业化为基础的主流博物馆的改革与以社会化为基础的改革日益融合起来。两者并非对抗的矛盾，是可以相容的，从两者的对抗到两者的包容是理论日益成熟的表现”。长期以来，博物馆的研究以藏品为中心。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藏品并不是博物馆的一切，而更应该提倡“以人为本”。但是，起初博物馆对“人”的关注，主要表现为对观众的关注。而1974年博物馆定义所提出的博物馆“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体现出博物馆对社会的关注，实际上就是更广泛地对“人”的关注。博物馆对“人”的关注与对“物”的关注并不应相互排斥，而应是相辅相成。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对“人”的研究与对“物”的研究以及对“人”和“物”结合的研究，对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今后博物馆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1977年5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11届全体会议的主题为“博物馆和文化交流”，决定将每年的5月18日定为“国际博物馆日”，致力于促进博物馆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理解和合作。
1984年10月，新博物馆运动者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第一次生态博物馆国际学术讨论会，并正式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国际新博物馆学联盟”，发表了《魁北克宣言》，新博物馆学的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魁北克宣言》的序言指出，这一运动表明了博物馆的社会作用和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特征。宣言要求国际博物馆社会承认这次运动；要求将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邻里博物馆和地区博物馆纳入博物馆类型之中；要求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内设立国际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委员会。尽管对“新博物馆学”的界定始终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但是其共同点是以社区为核心的、多学科的、开放型的博物馆思维和实践。1985年在国际上代表新博物馆学的组织“新博物馆学运动”正式组建。该组织则始终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运动”，一个涵盖所有符合博物馆哲学体系和行动方针的学科运动，其内容涉及社会博物馆理论、生态博物馆理论、社区博物馆理论。前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P.门施（P.Mensch）教授认为，新博物馆学是以社区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博物馆学，可以说是一种社区博物馆学。它的目标是通过强化某一特定社区的文化特性为其发展做出贡献。在这种思维中，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诠释被置于社会行为和社会变革联系之中。20世纪90年代初，“新博物馆学运动”正式成为国际博物馆协会的附属国际组织，承认并遵守《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和《国际博物馆协会职业道德准则》。
关于博物馆的不同定义，作为数百年来博物馆发展的缩影，展示了博物馆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的过程。功能是“指有特定结构的事物或系统，在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和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从博物馆的功能演变来看，博物馆在最初创办时，基本都只是在收藏、保存某种藏品的基础上简单展示，之后逐渐扩展出了研究、教育等功能。在博物馆的内涵方面来看，博物馆已经从早期的收藏、保护、展示珍品的场所，演变为跨越人文和科技等领域，同时将科研、教育等也作为主要职能，通过满足大众的文化知识需求，来服务于社会的公共服务机构。从博物馆的外延方面来看，已经成为涉及文物、艺术、科技、自然等多方面的收藏展示与传播交流机构。这一认识的发展，一方面使博物馆家族的成员变得日益壮大，博物馆的功能变得愈发强大，另一方面也使博物馆内部的不同类别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个性特征。随着社会发展和博物馆自身的进步，人们对于博物馆的性质，尤其是博物馆功能和职能的认识不断深化，博物馆定义也在与时俱进，处于不断修改完善之中。与此同时，出现了许多新形态的博物馆，即“人们很难只是以组织的名称、构成成分和组织结构来简单确定其是否为博物馆”的博物馆，反映出国际博物馆界开放、包容的心态。
二、我国博物馆社会职能的完善
20世纪初，我国博物馆研究与实践尚处于倡导与发轫阶段。对于博物馆功能与职能的认知，可以追溯到1905年南通博物苑的创建。我国近代博物馆诞生与成长之初，正值“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思潮涌动之际，其现实的文化诉求引发对博物馆的迫切需求，博物馆被看做“开发民智、救亡图存”的一种文化工具，革命派、改良派都在呼吁中国人自己建博物馆。随着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民主、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推动了博物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教育类和科学类博物馆的数量显著增多。此后数十年间，我国博物馆实践处于起步阶段，博物馆研究主要以国外相关理论的引进、传播和本土相关理论的探索为主，其成果也集中于基础理论层面。“如果说蔡元培之《何谓博物馆》等论文可谓中国博物馆学的筚路蓝缕之作，那么陈端志之《博物馆学通论》、费畊雨和费鸿年之《博物馆学概论》、曾昭燏和李济之《博物馆》、杨成志之《现代博物馆学》等论著则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然而，这批研究成果并非立基于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之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借鉴和吸收西方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推进了我国博物馆的学科化和规范化，初步奠定了我国博物馆学的基础。这一时期，博物馆被看做一种文化机构，是以实物的论证进行教育工作的组织及探讨学问的场所，而不是专为保管宝物的仓库。
新中国成立以来，博物馆事业经历了不平凡的历史阶段，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1951年10月，文化部颁布《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1956年5月，召开的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对于博物馆功能与职能，提出颇具中国特色的“三性二务”理论，即博物馆的基本性质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以及自然标本的收藏所”；博物馆的基本任务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此后，关于博物馆定义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79年6月，全国博物馆工作座谈会通过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通过征集收藏文物、标本，进行科学研究，举办陈列展览，传播历史和科学文化知识，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该条例继续沿用“三性二务”定义博物馆及其功能，同时将科研、教育、文物标本收藏的旧顺序，改为文物标本收藏、教育、科研的新顺序，在这个新顺序中更加突出了文物收藏的地位。
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来，是我国历史上博物馆发展最好的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博物馆事业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为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优良传统，普及科学知识，发展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博物馆学的设想，并对博物馆的性质、宗旨、功能和任务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标志着我国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的日臻成熟。为了解决博物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规范对博物馆的管理、发挥博物馆的功能、进一步促进博物馆事业的发展，2005年《博物馆管理办法》颁布，结束了长期以来博物馆管理没有统一规章的历史。办法中首次明确了博物馆的定义，即博物馆“是指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过文物行政部门审核、相关行政部门批准许可取得法人资格，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在改革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博物馆功能与职能认识的转变，经历了从片面认识逐步到全面认识的一个发展过程，呈现出若干新的变化。
（一）在公立博物馆发展方面
我国博物馆采取文物行政部门行业主管与多主体日常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总体上可以分为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和其他公立博物馆。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是指由文化文物主管部门管理的博物馆；其他公立博物馆是指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以外的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主体设立的博物馆。目前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以外的公立博物馆有了很大发展，开始广泛分散于科技、教育、体育、公安、规划、国土、测绘、民政、民族、出版、工业、农业、军事、银行等系统和行业之中。总体上来看，公立博物馆主要采用以委托—代管为特征的事业单位管理制度，即国家将国有文物委托给某一级政府或某个事业单位代管，某一级政府或者某个职能部门利用国有文物藏品、国家资金等设立博物馆，作为其下属的事业单位，对国有文物进行代管。今天，由于博物馆设立主体不同，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其“人权、财权、事权”均独立于文物主管部门，仅接受文物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依法监督，即将博物馆的具体业务管理与行业管理加以分离，呈现出分散化管理的特点，管理结构日趋复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强，我国文化文物系统以外的公立博物馆数量还将继续增加，营利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事业的程度将更加广泛。
（二）在博物馆管理层级方面
当前我国博物馆管理，普遍采用层级化和属地化管理体制，其优点是便于分清博物馆的隶属关系，方便文物行政部门对博物馆的业务指导和执法监督。在层级结构上，从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到县级以上政府的文物主管部门，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纵向的分级管理结构，不同层级的文物主管部门拥有不同的管理权限，实现了对博物馆行业的条状垂直管理，体现了管理的系统性和专业性。国家级和省级综合博物馆是我国博物馆体系中的骨干，是博物馆系统的龙头，在文物藏品、管理能力等各个方面资源上均拥有较好的基础，在博物馆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辐射作用。近年来，国家和省级综合博物馆相继进行了新建或改建工程，功能作用有了明显提升。相比之下，随着各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地市博物馆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地市级博物馆所处范围内地域的、传统的、民族的文化资源往往丰富多彩、千姿百态，蕴涵着广大民众朴质的文化传统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凝聚着各地信仰习俗与行为习惯，反映出一个地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增进民众对传统文化和地方历史的了解，增强人们对地方传统的文化认同感。因此，地市级博物馆往往成为展示地方历史文化的窗口，充分利用文物藏品资源和当地民俗文化素材，发挥其独特的社会教育功能。
（三）在博物馆内容性质方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颁布的博物馆工作指导文件，要求以综合性的地志博物馆为建设目标，即以当地的“自然资源”（包括地理、民族、生物、资源等）、“历史发展”（包括革命史）、“民主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成绩）等三部分为博物馆的主要内容。这一要求曾对我国的博物馆分类产生过较大影响。因此，一度各地的博物馆大多是以当地的自然资源、历史沿革、经济社会发展为陈列内容的综合性博物馆，而专题性博物馆数量较少。1988年以前，我国博物馆分为综合性博物馆、纪念性博物馆和专门性博物馆三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统计部门一直使用的分类方法，这种分类办法简单且便于管理。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在内容性质方面，呈现出多元化局面，特别是专门性博物馆大量涌现，几乎囊括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丰富了博物馆的内容。按照博物馆的性质和基本陈列内容来进行划分，分为历史类、艺术类、科学与技术类、综合类等类型。历史类博物馆基于历史的观点来展示藏品；艺术类博物馆主要展示藏品的艺术和美学价值；科学与技术类博物馆以立体的方法从宏观或微观方面展示科学成果；综合类博物馆综合展示地方自然、历史、艺术方面的文物藏品。总体来说，目前我国科学与技术类博物馆的数量偏少。
（四）在民办博物馆发展方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几乎所有的博物馆均为公立博物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我国的博物馆分为公立博物馆和民办博物馆，即利用或主要利用国有文物、标本、资料等资产设立的博物馆为公立博物馆，而利用或主要利用非国有文物、标本、资料等资产设立的博物馆为民办博物馆。伴随新时期文物保护法规体系逐步健全，在国家层面进一步明确了民间收藏文物的合法权利，“藏宝于民”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民间收藏进入迅速发展时期。近年来，在国家鼓励“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设立博物馆”的政策引导下，民办博物馆建设出现高潮，涌现出数量众多的民间社会力量建立的博物馆和个人建立的博物馆。同时，伴随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个体经济的腾飞，以个体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民间收藏空前活跃，出现民间资本建设博物馆的积极态势，除完全由私人开办经营的博物馆以外，一些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民营企业，或出于公益事业考虑，或希望树立企业文化形象，具有进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强烈愿望，期望将企业多年的收藏与社会共享，采取民间企业出资、股份制出资、民办公助等多样化的组建形式，逐渐出现一批新型民办博物馆群体，已经逐渐成为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博物馆的分类是博物馆有效管理的基础。加强对博物馆分类的研究，可以明晰各类博物馆在藏品、功能定位等方面的异同，为理顺博物馆的隶属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奠定基础。目前，全国博物馆总数已超过3 000座，初步形成了门类丰富、特色鲜明的博物馆发展新格局。以同一指标体系评估所有博物馆显然有其局限性，因此，对博物馆进行分类十分必要，只有正确分类评估才能真正指导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功能强化。近年来，博物馆的资源总量持续高速增长，并形成了门类较齐全、分布较广泛的博物馆体系。同时，博物馆的藏品保护、科学研究、陈列展示、社会教育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一批功能齐全的国家级重点博物馆相继落成，对我国博物馆整体水平的提高及健康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博物馆以及首都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山西博物院等一批现代化博物馆在基础设施、研究展示、管理运行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快速提升，已经赶上或接近国际博物馆的先进水平。以国家级博物馆为龙头、省级博物馆和重点行业博物馆为骨干，公立博物馆为主体、民办博物馆为补充，各行业和各种所有制博物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新格局逐渐形成，博物馆事业规模和社会影响都在迅速扩大，我国正在悄然成为博物馆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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