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根据我1995年10—11月期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艾琳?弗莱克诺?罗斯讲座（Irene Flecknoe Ross Lectures）讲学期间的讲稿修改和扩充而成的。非常感谢威廉?罗伊（William Roy）组织并邀请我参与讲座，感谢罗伯特?埃默生（Robert Emerson）教授主持讲座，也真诚地感谢UCLA的听众们向我提出了一系列深入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三位匿名审稿专家，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社会学研讨会（1996年秋季）的成员们——亚当?阿什福思（Adam Ashforth）、卡伦?巴基（Karen Barkey）、马特?博特纳（Matt Bothner）、赫伯特?坎斯（Herbert Cans）、戴维?古德曼（David Goodman）、亚历克斯?朱尔卡（Alex Julca）、雅吉尔?利维（Yagil Levy）、安东尼?马克斯（Anthony Marx）、凯茜?施奈德（Cathy Schneider）、亚瑟?斯廷奇科姆（Arthur Stinchcombe）、阿列克谢?沃特斯（Alexei Waters）、薇薇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感谢你们认真阅读了早期的全部手稿。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召集了一个专题研讨会[举办于1996年秋天，邓肯?福利（Duncan Foley）、戴维?吉布森（David Gibson）、安?米舍（Ann Mische）、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谢普利?奥尔（Shepley Orr）和精力充沛的怀特本人都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成员认真剖析了手稿中的四章，把这四章的内容重新进行了梳理和调整。尽管我没有满足这些严格的评论家的所有要求，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忽视了他们的精彩建议，但他们中肯的意见促使我对本书进行了全面修改，甚至迫使我改变了对某些问题的思考。
在此，我特别感谢阿瑟?斯廷奇科姆允许我引用他从未想要费心再版的一篇半公开发表的论文，并感谢他提醒我，我可能无意中从几十年前我为他审阅的一份内容庞杂、复杂的、未出版的手稿中引用了一些观点，他最终从其中一个分支中发展和建立了他非凡的（但不知为何被忽略的）《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当然，斯廷奇科姆的细心读者会注意到，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与我有相似之处。
如果埃里克?万纳（Eric Wanner）把本书拿到灯光下瞄一眼，他会看到[罗素?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资助项目的]第一份实质性工作报告，罗素?塞奇基金会在1987—1988年给了我许多当访问学者的机会并支持我组建了一个研究小组；我很感激埃里克，他努力克制自己，没有对我唠唠叨叨、耳提面命。
书中有部分内容改编自彼得?N.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主编的《社会历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Garland， 1994）中由本人撰写的条目“分层与不平等”（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部分内容来自1994年我在多伦多大学城市和社区研究中心撰写的研究论文189：《往昔对北美移民的影响》（The Weight of the Past on North American Immigration）；还有一些内容改编自1995年我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社会变迁研究中心撰写的工作论文207：《社会运动和包括身份认同在内的（各种）其他政治互动——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对共同道路的几次偏离，从1780—1829年英国天主教解放运动到当代民族主义》[Social Movements and (All Sorts of) Other Political Interactions—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Including Identities: Several Divagations from a Common Path， Beginning with British Struggles over Catholic Emancipation， 1780—1829， and Ending with Contemporary Nationalism]。我还从与克里斯?蒂利（Chris Tilly）合著的《资本主义下的工作》（Work Under Capitalism）中借鉴了一些观点和文字，该书即将由西景出版社（Westview）出版；克里斯用经济学家的敏锐目光对我的演讲文本提出了很多挑战，当然，本书由我文责自负。
本书早期版本的部分内容曾先后被节选入1995年社会研究新学院社会变迁研究中心的工作论文224：《持久性不平等》（Durable Inequality）；1996年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学系的“工作-组织-经济”系列工作论文37：《不平等的机制》（Mechanisms of Inequality）。特别感谢彼得?赫德斯特龙（Peter Hedstrom）、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特朗德?彼得森（Trond Petersen）、马里奥?邦奇（Mario Bunge）、沃尔特?科皮（Walter Korpi）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机制会议（1996年6月）的其他与会者们，还要感谢保罗?迪马乔（Paul DiMaggio）和安东?舒尔曼（Anton Schuurman）（他们两位当时不在斯德哥尔摩），感谢他们对后一篇工作论文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文字编辑玛丽?雷诺德（Mary Renaud）对我的手稿进行了数百处文字修改和润色，就好比成熟老练的建筑者对建筑师设计的瑕疵进行修改。玛丽的业务能力十分出色：我在交稿之后又发现了一些明显错误，除了其中一个分裂不定式之外，无一能逃出她的火眼金睛，当然她还发现了许多我没有注意到的错误。
瑞典人文社会科学协会（Humanistik-Samhallsvetenskapliga Forskningsradet）资助并帮助我安排在斯德哥尔摩期间的访学和研究，使我能够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本书的写作。我特别感谢瑞典人文社会科学协会的波?恩格伦（Bo Ohngren）先生和玛丽安娜?雅格比（Marianne Yagoubi）女士，感谢他们的热心帮助、咨询和鼓励；感谢理查德?斯韦德贝里（Richard Swedberg）教授对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学系期间的接待；感谢马蒂亚斯?威德曼（Mattias Widman）先生帮助我充分了解和使用社会学系的各种设施。
如果我不能在这里总结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话，那它可能就不值得一提；如果我觉得其他人反复引用自己的观点让人恼火，他们可能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基于上述理由，我尽量克制自己反复引用我本人有关公众论争、居住隔离、移民、人口变迁、国家形成、资本主义转型和相关主题的研究报告的冲动，但这些研究为本书提供了很多素材和实例。
纽约
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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