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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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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文史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的精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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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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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现当代东南学术演变的整理与思考的成果。本书共分三大部分。一为对文史学界几位成就卓著的学术大家的专题研究。二为作者从近代学术演变的高度，通过若干专题的探讨，说明当代学术的时代特征及其走向。有些应各种学术刊物之约而写作的文字，或是在各处学术团体中所作的讲演，内容各不相同，其中均具独有的视角，可给人以启发。三为对王国维、陈寅恪五篇文章的分析，这些文章对当代学术的发展都曾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作者从宏观的高度说明时代背景，探讨其所以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这样的研究，条分缕析，与常见的通论、泛论性的文字不同，本身也是一篇篇精到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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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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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上海南汇人，1929年生。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自此后一直任教于南京大学。周先生治学涉及诸子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古典文献学、近现代学术史等学科领域。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唐代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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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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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
胡小石先生的教学艺术
胡小石先生与书法
胡小石先生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我所了解的胡小石先生
《胡小石文史论丛》导读
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
陈寅恪先生研究方法之吾见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与清代朴学的关系
朱东润先生治学的特色
罗根泽先生在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序
程千帆先生的诗学历程
当代治学方法的进步
——以归纳法、假设法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
古今文史观念的演变
——以正史、小说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
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
郁贤皓《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的建构特点》讲评
中国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十年来中国大陆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
读稿杞忧
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特点的研究
西学东渐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艰难处境
从古今不同教育方式说起
“全”字号古籍整理项目的重大意义
文献学与综合研究
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建设发展研讨会上
的发言
新材料的利用和旧学风的扬弃
——读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前修或未密，后出当转精
——读王国维《汉魏博士考》
综合研究与触类旁通
——读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通才达识，迥出意表
——读陈寅恪《论韩愈》
以诗证史的范例
——读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
后记
附录
当代学术：从“预流”到“正果”
——读《当代学术研究思辨》陈允吉朱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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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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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7年，我申报了一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课题为“现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工作进行不久，发现这一课题很难全面铺开，进行宏观的全面综述。原因当然很多，有的难点相信可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但是研究的前提——资料方面的障碍，一时却难以克服。例如胡适其人，对近代学风的转变起过很大的影响，但他的资料难以搜集齐全，直至1964年4月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胡适作品集》三十七册，隔了很久之后，此间方能看到他的全部作品，但有关胡氏的研究论文，此间几乎中断了四十年，要想吸收大陆之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亦非易事；又如傅斯年其人，主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数十年，他受德国历史语言学派的影响，曾经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口号，对近代学术影响甚巨，但有关他的资料，更难获得。就以大陆学者来说吧，《古史辨》派的出现，也曾给予学术界以重大冲击，但其主将顾颉刚的全集，云是将编成八册，然而至今只出了两册，全书之成又不知在何时。又如闻一多的著作，据云仍有大量遗稿有待于整理，仅靠目下流传的几种进行研究，总嫌不够全面。这项资料工作，看来一时难以解决，于是我在郑重考虑之后，决定采用另外一种表达方法，改从各种角度进行探索，写作几组性质有所不同的文字，对当代学术研究的演变和发展分别进行探索，总结学者治学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从各个侧面反映学术界的成就。现将这本集子中的几组文字的写作意图略作介绍：
一、 第一组文章为研究黄季刚、胡小石、陈寅恪、朱东润、罗根泽、程千帆六位先生的专题论文。他们的治学方法，各有其代表性。他们的成功与失误，都足供后学借鉴。
二、 第二组文章为研究古今治学方法进展与文史观念变化的文字。这些问题很复杂，尽管每篇文章字数已不少，但只能说是举例的性质，提纲挈领地勾了一个轮廓。
三、 第三组文章为有关近十年来学术进展情况的介绍，前一篇文章是我出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于1991年举办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而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后一篇文章是我同年赴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报告而准备的提纲。
四、 第四组文章为对王国维、陈寅恪著作中较有代表性的五篇文章所作的评析。
在这四组文字中涉及的学者，王国维去世最早，但他在上海时与小石师同寓哈同花园，在北京时与陈寅恪同在清华学校任教，年仅长于陈垣三岁，故似也可归入当代学者之列。为了书名显豁，不拖泥带水，此书不采“现当代学者”的名称，而径题书名为《当代学术研究思辨》。
1992年12月
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
《札记》产生的时代背景
1934年，章太炎先生退隐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弟子分头笔记，留下讲义多种。在王乘六、诸祖耿记录的一份讲义的《文学略说》部分，提到了民国初年桐城派和《文选》派纷争的一重公案，颇有意味。文曰：
阮芸台妄谓古人有文有辞，辞即散体，文即骈体，举孔子《文言》以证文必骈体，不悟《系辞》称“辞”，亦骈体也。刘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说。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以老髦，不肯置辩。或语季刚：呵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
章氏论文，重魏晋而轻唐宋，但对桐城早期的一些宗师，也并不鄙薄。因此，他对骈、散之争并无多大成见，尤其是到了文言和白话之争兴起之后，更是觉得不必同室操戈若是。只是从上述介绍中也可看到，当年的冲突是很激烈的，章氏本人也已卷入了旋涡中。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桐城派的最后几位大师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和林纾等人先后曾在京师大学堂及其后身北京大学任教，其后章太炎的门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及周氏弟兄等先后进入北京大学，逐渐取代了桐城派的势力。这是近代学术风气演变的一大交会，其中经过，可以作些考察。
民国二年（1913），北京大学礼聘章太炎到校讲授音韵、文字之学，章氏不往，而荐弟子黄季刚（侃）先生前去任教。这就在桐城派占优势的地盘上楔入了新的成分，引起了散文与骈文之争。
姚永朴在北京大学讲授桐城派的理论，著《文学研究法》凡二十五篇，颇得时誉。季刚先生继起讲授《文心雕龙》，那时他才二十八岁，风华正茂，其后汇集讲义而成《札记》一书，亦颇得时誉。如果说，《文学研究法》是代表桐城派的一部文论名著，那么《文心雕龙札记》就是代表《文选》派的一部文论名著了。
可以说，桐城派和《文选》派之间发生的这场论争是我国旧文学行将结束时的一场重要争论，对散文和骈文写作中的许多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辨析和总结。因此，若要理解《文心雕龙札记》一书的价值，必须追溯我国几千年来散文和骈文发展的历史，才能掌握其中提出的若干重要观点的价值。
文学观念与师承的关系
众所周知，季刚先生早年受业于章太炎门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季刚先生考入湖北崇文普通学堂学习。其时朝政腐败，国势危殆，季刚先生乃与同学及朋辈密谋覆清。两湖总督张之洞觉察，而张氏与季刚先生之父云鹄先生乃旧交，至是遂资送季刚先生赴日留学。其时章太炎因从事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而在日本避难，主持《民报》笔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季刚先生向《民报》投稿，开始追随章氏。宣统二年（1910），章太炎在东京聚徒讲学，季刚先生才正式投入其门下。
季刚先生的另一位老师是刘师培。二人结识甚早，而确立师生关系则甚迟。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章太炎和刘师培流亡日本，生活窘困至极，同居东京小石川一室，季刚先生此时即已与之订交。民国建立之后，季刚先生至北京大学任教，其后刘师培以拥护袁世凯称帝失败，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刘氏也开设魏晋南北朝文学方面的课程，同样讲授《文心雕龙》这部专著。他在这方面的见解，罗常培曾加笔录而有文字传世罗常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独立出版社1945年出版于重庆。他还曾笔录《文心雕龙·颂赞》与《诔碑》两篇讲义，发表于《国文月刊》一卷9、 10合期与36期。，与《札记》并读，犹如桴鼓之相应。可以想见，当时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是不小的。于是桐城派的势力日益衰退，不能不让《文选》派出一头地了。
季刚先生与刘师培年岁相若，二人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其后季刚先生以为自己的经学水平不如刘氏，乃于民国八年（1919）执贽行弟子礼。据殷石臞先生介绍，季刚先生自谓文学不让乃师。从二人的创作方面来看，此说可以信从，但从季刚先生信从阮氏之说来看，应当认为他在文学理论方面曾受到刘氏的影响。
刘氏的学说，是《文选》派的后劲。这与他个人的家世有关。刘师培出身于仪征一个三代传经的家庭，而仪征这地方文风的崛起，曾受前辈阮元的影响。阮元官位显赫，而又热心文教事业，对汉学的发达起到了倡导扶植作用。他还在文学思想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清代中世之后文风的改变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作为仪征这一地区的后学，刘师培继起发挥阮氏学说，于是又有人称这一流派为“仪征学派”。仪征属扬州辖下，清代苏北地区文风很盛，出现过汪中等不少学者，这是一批在朴学上有高深造诣而又有其共同或近似观点的学者，有人总称之为“扬州学派”。
桐城派的建立，自康熙年间的方苞开始，经过刘大櫆、姚鼐等人的继续努力，乾、嘉之后声势日盛，甚至产生了“天下文章，独出桐城”的赞誉。桐城派有明确的写作宗旨，在文风上也就会形成某些共同的特点。尽管经过许多高手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因理论方面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共同的缺点，那就是文章雅洁有馀，而文采不足。这一点姚鼐当时也已看出来了。他在编《古文辞类纂》时，在《序目》中标举宗旨曰：“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了补偏救弊，他又特辟“辞赋类”一目，希望扩大散文写作的源头，吸收骈文的某些艺术特色，使桐城古文在“味”“色”方面丰富起来。
阮元就是针对桐城派的局限而提出了自己的学说，建立了自己的学派的。他认为应把骈文作为我国文学的正宗，把散文逐出文苑。这种见解当然也是很偏颇的。但他根据我国文学的特点而立论，强调文学创作必须珍视本国语言的特点，则有其合理的地方。这是《文选》派所以能够经受得住历史考验的原因。
阮元援引六朝文笔之说，所谓“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主张文必有韵。他又以为文章必须注意比偶，于是又引《易经》中的《文言》以张大其说。总的来说，阮元推崇魏晋南北朝时骈文的成就，以《文选》为宝典，信从萧统《文选序》中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说。他在《文韵说》中提出：“凡为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显然，这也正是针对桐城派的不足之处而提出的挑战。
刘师培撰《广阮氏〈文言说〉》，又援引载籍，考之文字，以为“文章之必以彣彰为主”，他在《文章源始》中推阐阮氏之说，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辨，而文之制作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
但上述见解，却引起了章太炎的反对。章氏在《文学总略》中对阮、刘二氏之说作了有力的批判。阮氏主张文必有韵，而又把“韵”的概念扩大，用文中的“宫商”（平仄）来替代，以为《文选》中的散体之作，也可归入“文”中。但我国古来的所谓“韵”，都指押脚韵而言，《文选》中的散文固然不用押脚韵，就是那些骈体之作，除诗、赋、铭、箴等外，也同样不重押脚韵，因此章氏指出：“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借此证成，适足自陷。”这也就是说，阮、刘二氏之说缺乏理论上的根据，与事实不合。
章太炎的《文学总略》一文，洋洋洒洒，意蕴甚为丰富。他从历史上考察，从理论上辨析，对阮元一派的理论作了彻底的清算。文章开端，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札，谓之章。……今欲改文章为彣彰者，恶乎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这是因为阮、刘之说不能圆满解释古今对“文”的内涵，故章氏提出了“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的见解。
章氏的这种理论，考证字源而标举宗旨，用的是朴学家的基本手法，可以说是一种朴学家的文论。
由上可知，季刚先生的这两位师长，文学观念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点。他们之间的争论，牵涉到对文学特点的不同认识，从而对文学的范畴持不同的看法。刘师培以“沉思”“翰藻”为文的特征，注意音韵和比偶这样一些我国语言文字所特有的美感因素，章太炎则认为以此衡文，势必要把一大批作品逐出文学的领域之外，不合国情。因此，他追本溯源，主张凡是见之于竹帛的文字，都应归入“文”的范畴。
季刚先生折中师说，以为言各有当，从而对此作了新的剖析。他在《文心雕龙·原道》篇的札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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