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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为读者选择进入哪一行业提供参考!
还未进入社会的新人，可以综合考虑各个行业的发展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活力，选择进入哪个行业；想要转行的人，可以根据书中的相关资料，慎重选择转去哪个行业。
2. 为读者选择去哪些城市奋斗、去哪些城市安居提供启示!
书中分析了众多省会城市/直辖市的经济现状，以及这些城市未来的经济活力，还未做好决策以及即将要决策的人，可以根据这些城市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些城市各行各业的发展情况，选择去哪里奋斗，去哪里安居。
3. 独特的切入角度。
在中国，解读经济的书籍浩如烟海，但大多是以宏观的角度做出分析，从城市视角出发的作品寥寥无几，本书从城市视角出发，尤其关注省会城市，在“强省会”这个大战略下，分析省会城市经济，角度独特，观点新颖。
4. 112张数据图表，有理有据，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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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强省会时代，哪些城市更有机会？
广州和重庆，谁将夺得中国第四城？
谁会是下一个国家中心城市？
……
做大城市圈，寻求存在感，争创国家中心城市……城市争夺战愈演愈烈，未来到底是后来者居上，还是强者更强？哪些城市会掉队，哪些城市会进一步晋升？
本书从城市视角出发，从影响城市发展的地理因素、政治因素、人为因素等出发，深度解读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等省会城市/直辖市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大变局之下的城市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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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黄汉城，中国新锐财经作家，广东汕头人，毕业于重庆大学。
现为智谷趋势副总裁、首席研究员，专注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等，担任地方政府和多家跨国公司的授课讲师。
全网100万 粉丝财经博主，著有《谁是中国城市领跑者》、《中国城市大洗牌》（ 畅销10万 合著）等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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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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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一线城市的巨变
北京为何“回归”
深圳出局已定？上海或将成为下一个香港
深圳，地方“国资系”高歌猛进
广州与重庆，中国第四城争夺内幕
第二章 地理经济学的颠覆
昆明，东南亚的中心城市
成都，一座内地的“沿海城市”
福州，历史转折中的台湾海峡
南宁，平陆运河会带来什么变局
第三章 被隐藏起来的真相
长春，是下一个底特律吗
长沙，毗邻广东的不幸
天津南京易位，折射南北方经济模式分野
杭州向左，宁波向右
第四章 内循环之城
哈尔滨，凭什么还是副省级城市
沈阳，下一个国家中心城市？
武汉，会成为东方芝加哥吗
第五章 直面悲情
南昌，为赣州牺牲的省会
济南，生也黄河，死也黄河
海口，孤岛经济
石家庄，一座“假省会”
参考文献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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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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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解读经济的书籍浩如烟海，但大多是从宏观的角度作出分析。从城市视角出发的寥寥无几，本书算是一种尝试。
纵观过去一百多年全球城市的兴衰浮沉，我们可以发现，影响一个城市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但如果去繁就简，剥茧抽丝，重要的可以概括成三个。
是地理因素，包括自然的地理区位以及人造的能够改变区位条件的交通基础设施。它决定了一个城市的下限。
第二是政治因素。有没有在顶层设计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是不是政策洼地，拿到哪些优惠政策或财政倾斜，直接影响了一个城市的上限。
第三是人为因素。城市发力的方向，城市自身的作为，属于复杂的一个变量。它决定了到底是“经济地理学”影响更大，还是“政治地理学”的作用更显著，是白白浪费了万千宠爱沉沦下去，还是踩着地理魔咒的“尸体”高歌猛进。
中国的省会城市，几乎都能放在这个大框架里考量。
……
如今，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20～34岁的年轻人规模为3.25亿人。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为2.9亿人，减少了3463万人。同比前十年，20～34岁的年轻人规模仅有89.3%，减少了1/10。
这对于整个民族未来的影响不可估量。之前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通道。实际上，中国人口规模在2022年就已经迎来了负增长。
其实，当一个社会有朝气、想法的青年人在萎缩的时候，讨论全体人口何时负增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它已经算是实质性的负增长了。
3463万年轻人，比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还要多。按照一百个人出一个人才的概率算，就少了34万个人才。原本，他们应该在合肥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旁边，在大连港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在深圳华为的6G实验室里忙碌着……按照十万人出一个天才的概率算，我们也少了340多个诺贝尔奖的冲击者、工程院院士的候选者、学府的校长……
损失不可谓不大，年轻人数量的负增长所产生的冲击波不亚于整个国家步入深度老龄化。
第二，少子化以及晚婚潮蔓延全国。
亚洲结婚晚的城市是哪个？不是低欲望社会的东京，不是财阀集聚阶层固化的首尔，也不是房价宇宙的北上广深。在已公开数据的城市当中，中国一座三线城市——湖北襄阳问鼎。
这座目标直指“万亿工业强市”的湖北第二大市，2021年男性初婚平均年龄达到了惊人的35.23岁，女性则为33.96岁。比东京、首尔，比所有亚洲“内卷”之都还要晚。
在大众的认知中，结婚年龄与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呈正相关，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结婚年龄越晚，但是襄阳直接打破了这个自然规律。
不仅如此，2021年安徽全省初婚登记平均年龄分别为男性31.89岁，女性30.73岁；河南平顶山，2021年初婚登记平均年龄分别为男性29.4岁，女性29.3岁；湖南岳阳2021年初婚登记平均年龄分别为男性29.2岁，女性26.3岁；浙江温州2021年初婚登记平均年龄分别为男性29.1岁，女性26.7岁……万万没想到，晚婚潮已经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了三、四线城市。
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出生人口的持续下滑。1990年，中国有31659万个0到14岁的婴童，2020年减少至25277万人，从总人口的27.7%下降到17.9%。
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了中国对高端科技树的攀升，也对整个中低端制造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我们知道，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共同决定消费市场的大小。虽然未来人均收入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会对冲人口下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每个人消费频次的提升幅度是有极限的。试想一下，月工资从一万元变成两万元之后，一天能多喝几杯咖啡，一年能换多少台电视？其实变化不会太大。
当前，产能过剩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在未来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这种威胁会更加凸显。
中国工业自动化、智能化的普及，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长的。用上机器人和物联网之后，一条中低端产品生产线的产能会以几倍的速度上涨。制造能力的提升，远远快过消费能力的提升。
而我们年轻人在萎缩，出生率在下跌，老龄化在加深，国人的胃口可能根本跟不上这种扩张速度，这使得原先“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链条受到很大阻力，加大了中国消解过剩产能的困难。
这就更需要我们去开辟出口市场，去占领海外几十亿人的市场。如此，贸易冲突的概率就会变大，不论是跟欧美发达地区，还是跟中东、拉美、非洲这些第三世界地区。
有一种方式可以消除这种潜在冲突，就是中国在产业结构上“退二进三”，提升真正的现代服务业水平，变成第二个“美国”，向全世界提供不可或缺的金融、咨询、设计、科研、文化等高端服务。与此同时，有计划、有节奏地压缩低端制造业比重，较低附加值的有形货物转向进口，去生产全球趋之若鹜的先进装备、芯片、高端零部件……
但这种转变并不容易，它要求人民币要跟美元一样国际化，开印钞机就能收割别人的产能；要求我们要深谙国际游戏规则；要求我们能妥善处理产业转型过程中的就业摩擦……
未来的挑战，无处不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省会城市的作为就至关重要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过去以人口增长为核心要素的投资驱动模式，以房地产拉动的经济模式已统统走不通了。我们的经济逻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城市的方向和作为，决定了其是力挽狂澜，走出人口结构变化的泥沼，还是会被困难击倒，沦为铁锈地带。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逃离的趋势，是否会进一步加剧东北的困顿，使得哈尔滨掉出副省级城市行列，使沈阳成为下一个国家中心城市的时间延缓，需要我们继续观察。
与此同时，也有的城市主动出击，试图绕开人口变化的障碍，比如合肥赌上一切成为很多企业的地方合伙人，“凭空”造出液晶显示面板、集成电路等产业。深圳和广州将风投模式运用得炉火纯青，演绎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不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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