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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论》是当今国内翻译界影响力巨大的学者许钧教授在翻译研究方面的代表作。翻译研究领域的后来者，若从许钧的这部专著起步，不但可少走许多弯路，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走上捷径。由于许钧是在非常人可及的丰富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研究的，因而本书对从事翻译实践的人也会有颇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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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基于发展的观点，对国内外翻译研究界和相关学科对翻译活动的多方面探索进行了尝试性的整体思考、系统梳理和学术阐发，是作者对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基本问题的分析与探索。
全书分翻译本质论、翻译过程论、翻译意义论、翻译因素论、翻译矛盾论、翻译主体论、翻译价值与批评论等七章，从中可看出作者对翻译这一对象思考的广度。书中探讨每个问题时，都把古今中外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论点加以引述和点评，后亮出作者自己的思考和观点，从中可看出作者对翻译这一对象思考的深度。
本书梳理出了翻译研究的明晰的理论脉络，提供了丰富、可信和前沿的学术资料线索，为国内翻译研究界同行提供了一种学术参考，也可用作高等院校翻译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的理论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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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许钧
1954年生，浙江龙游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并担任国内外近20种学术刊物的编委。著作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翻译学概论》《傅雷翻译研究》等10余种，译著有《追忆似水年华》（卷四）、《诉讼笔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3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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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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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章 翻译本质论
节 悠久的历史与丰富多样的活动形态
第二节 一个被理论研究长期忽视的领域
第三节 不断深化的认识与不断丰富的内涵
第四节 从边缘走向中心
第五节 如何保持自身
第六节 理解翻译
第二章 翻译过程论
节 翻译过程的实际体验与总结
第二节 翻译过程的理论探索
第三节 阐释的空间与限度
第四节 翻译的历史性
第五节 文本生命的拓展与延伸
第三章 翻译意义论
节 翻译的根本任务
第二节 传统语言意义观与翻译
第三节 索绪尔的语言意义观与价值观
第四节 重新审视意义的确定性与客观性
第五节 意义的分类
第六节 在交流中让意义再生
第四章 翻译因素论
节 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
第二节 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
第三节 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
第四节 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
第五章 翻译矛盾论
节 翻译矛盾辩证观
第二节 可译与不可译
第三节 异与同
第四节 形与神
第六章 翻译主体论
节 译者传统身份辨
第二节 从忠实到叛逆
第三节 创造性叛逆与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第四节 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
第七章 翻译价值与批评论
节 为翻译定位
第二节 翻译价值面面观
第三节 翻译实践呼吁翻译批评
第四节 翻译批评的理论途径
第五节 翻译批评的原则与方法
第六节 有益的尝试与永远的探索
结语
参考文献
本书主要外国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后记
再版补记
三版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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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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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许钧翻译论丛”总序
从大学毕业至今，已经近 45年了。回想这 40多年走过的路所做的事，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是翻译。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做的工作，基本上只与翻译有关。我做翻译，包括口译与笔译，口译做过同声传译，也做过学术翻译、陪同翻译，有机会认识了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等先生，有的还成了很好的朋友。笔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也译过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在做翻译的基础上，我对翻译进行思考，进行研究。除了做翻译，研究翻译，我的主要工作是教翻译，培养做翻译、研究翻译的人才。这几十年来，我之所以坚持不懈地做翻译、研究翻译和教翻译，是因为我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因为我们都知道不同民族的交流离不开翻译，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翻译，世界的和平也离不开翻译。
我从翻译出发，通过翻译研究，把目光投向了人类悠久的翻译历史，在历史的审视中，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作用、翻译主体的活动、翻译研究的发展和翻译学科的建设进行思考。感谢译林出版社的厚爱，系列推出我的翻译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许钧翻译论丛”记录的就是我 40余年来在翻译与翻译研究的道路上对翻译的思考与探索的印迹。
翻译活动是丰富的，有多种形态。雅各布森将翻译活动分为三种类型：符际翻译、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符际翻译和语际翻译，我们译学界有过不少研究，但对语内翻译，似乎关注不多。我在《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一文中曾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传统，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断‘翻译’，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
翻译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在我看来，翻译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对于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我们现在了解得比较多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看，翻译能够克服语言差异造成的阻碍，达成双方的相互理解，为交流和对话打开通道。正是借助翻译，人类社会才从相互阻隔走向了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狭隘走向了开阔。从某个具体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来看，翻译通过对别国先进科技和文化的介绍，能够引进知识，开启民智，塑造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在特殊时期甚至能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成为一种文化的构建力量。
而翻译的语言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认识翻译活动对语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问题。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活动，又与写作活动不同，两种语言的交锋很容易创生“第三种语言”，进入译者母语后，能够从句法、词汇等方面丰富并拓展后者。梁启超曾讨论过佛经翻译文学对汉语的直接影响，据他介绍，当时日本人编了一部《佛教大辞典》，其中收录“三万五千余语”，暂不论这“三万五千余语”是否完全进入汉语系统，可以肯定的是，创造新词的过程是汉语逐渐丰富的过程。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新词汇也意味着新观念，语言上的变化也会对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造成影响，如是观之，我们就会明白为何“五四”运动前后，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了翻译作品，而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又为何会如此热衷于翻译了。
关于翻译的创造性，学界关注不够。翻译本身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只有凭借译者的创造才能实现。而且当我们讨论翻译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价值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翻译在这些层面所表现出的创造力。而当“本我”意欲打破封闭的自我世界，向“他者”开放，寻求交流，拓展思想疆界时，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与此同时，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作用。
在当今的时代，我特别关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翻译应该承担的使命。在我看来，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给翻译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赋予了翻译更为重要的使命。 2002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曾访问南京大学。当他得知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翻译实践与研究后，充分肯定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还为我正在撰写的《翻译论》题写了一句话：“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我认为这句话很好地定义了翻译在全球化时代的使命。全球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加利访问南京大学时，曾发表了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世界化进程会对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危及文化多样性。他的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某些国家以强大的经济势力为基础，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在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谋求强势文化的地位，甚至表现出十足的“文化霸权主义”。面对这种现状，不难理解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文化多样性”的维护，而翻译因其本质属性，能够而且必须在维护“文化多样性”过程中承担重要使命。
那么，翻译要怎么做，才能承担起维护文化多样性、加强世界和平建设的使命呢？通过研究，我认识到，我们应该从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去认识翻译。有几点特别重要：一是在理解翻译的本质时，要坚持将翻译视作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作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转渡人”，译者对“文化多样性”及其重要性的体认应该更为深刻，也因此承担了更为重大的责任。只有正确认识翻译，充分看到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译者才有可能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对文化因素更为敏感，对保存和传达文化因素更为谨慎。二是在翻译中，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善待各种不同的语言。加利在南京大学所做的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演讲中就曾指出，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多元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条件，而世界的民主与和平有赖于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因为在他看来，“一门语言，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思维方式。说到底，它表达了一种世界观。如果我们听凭语言单一化，那将导致一种新型的特权群体，即‘话语’的特权群体的出现！”翻译如要为维护语言多样性做出贡献，就要坚持开放与交流的文化心态。三是要发扬翻译精神，勇敢承担历史赋予翻译的使命。南京大学的程章灿教授在读了我的《翻译论》后，曾写过一篇富有真知灼见的读后感。在文章里，他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翻译的时代，而翻译的时代不可缺少的是翻译精神。他从我对翻译本质的定义出发，将翻译精神总结为“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五个方面。实际上，我们所提倡的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在翻译中努力再现语言、文化差异，都是这翻译精神的体现。发扬这一翻译精神，实际上便是在准确定位翻译的同时，勇敢承担起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历史等种种层面的使命，而加利所说的“发展文化多样性，加强世界和平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自然也被包括在了里面。
在对翻译进行思考与研究的同时，30多年来，我和翻译教学与研究界的同行一起，一直致力于翻译学科的建设。在这方面，我们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 30周年之际，我为《中国翻译》撰写了一篇长文，题目为《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过去常有人说“翻译无理论”，现在翻译理论实实在在地存在了，不少人又说“理论无用”，这种对翻译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危害不小，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形而上思考、对翻译过程的多层面研究以及对翻译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我本人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是有明确的理论追求的，而且我认为这非常重要。理论意识在译者选择原作、研究原作、确定翻译策略、解决具体问题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而翻译活动的经验总结、理论升华更能对今后自己和他人的翻译实践有所启迪和助益，避免实践的盲目性。本论丛所收入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等著作，就是在这一方面探索的结晶。
事实上，从朴素的翻译思考到今天多视角多方法的科学理论，翻译研究在不断加深人们对翻译本身的理解，深化了人们对翻译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如果没有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翻译活动可能还囿于经验主义的层面。如果没有翻译的文化研究，我们可能还无法对制约翻译产生与接受的机制具有如此全面自觉的意识。而对翻译理解的深化也促使人们从社会交流、文化传承、语言沟通、创造精神和历史发展等多元角度来看待翻译的价值，对翻译的重要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有利于在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方面进一步凸显翻译的重要性。回顾我的翻译探索之路，可以看到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对翻译的理论思考也不断深入，《翻译论》《翻译学概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傅雷翻译研究》等著述，集中地展现了我和翻译界的同仁在翻译理论、文学译介与翻译家研究等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
翻译研究为我们理解和探索人类交流的历史开辟了一条新路。翻译是人类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作为一个翻译学者，我清醒地认识到，翻译历史悠久，形态丰富，翻译的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与探索。鉴于此，这一论丛是开放性的，我会加倍地努力，不断给读者奉献有关翻译研究的新成果。
许钧
2020年10月22日
于南京黄埔花园
绪论
写下“翻译论”这一书名，本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便大致上确定了。“翻译论”中的“论”字，既含有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和思考，也包含着对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基本问题的分析与探索。无论是认识与思考，还是分析与探索，其中无疑融有笔者个人的思想和观点，但一切都是在国内外翻译研究界为个人的思考与探索所提供的学术平台和理论基础上展开的。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过程。本书正是基于发展的观点，对国内外翻译研究界和相关学科对翻译活动的多方面探索进行一次尝试性的整体思考、系统梳理和学术阐发。
对于翻译的理解，笔者是从实践的经验角度开始切入的。穆雷在《通天塔的建设者——当代中国中青年翻译家研究》中，对笔者的翻译实践与理论探索之路进行了概括性的评价：“理论与实践并重，忠实与创造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能说是对笔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之路的客观评价，但却是笔者多年来的努力方向。我对翻译直接的认识，始于1970年代中期在法国留学时参与的一些口译活动。那时我只有盲目但积极的实践，对翻译活动本身没有任何理性思考的意识。直到1980年尝试翻译法国作家亨利 · 古龙日的长篇小说《永别了，疯妈妈》，我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障碍和困难，才开始有目的地去阅读当时能见到的一些名翻译家谈翻译的文章，从他们的翻译经验中去领悟翻译，但那大多是他们在技巧层面的某种体会与总结。后来到南京大学攻读翻译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才有机会系统地读一些国内外翻译研究界探讨翻译问题的著述和资料，渐渐地对翻译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应该说在学习期间，自己是在困惑中思考，在思考中又不断产生新的困惑，新的困惑又促使自己进一步学习。对翻译的困惑，首先源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人们对翻译活动本质的不同认识。就翻译活动的本质而言，有的认为翻译是思维活动，有的认为翻译是语言活动，还有的认为翻译是艺术再创造活动。总之众说纷纭，各持一理，难以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对立的认识与观点的存在，使自己感到困惑，于是有了探索的愿望。从严复对“信达雅”三难的论述到法国著名符号学家皮埃尔 · 吉罗的《符号学》一书中对语言符号的三分法，即将语言符号分为“逻辑符号、语义符号和审美符号”，笔者受到了深刻的启示，提出了翻译的层次观。在《论翻译的层次》一文中，笔者明确地提出了翻译的思维层次、语义层次和美学层次。文章认为，在以往的翻译探讨中，往往忽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两种系统各异的语言为什么可以进行转换。大家知道，任何交换或转换活动都需要一个基础，比如不等价物的交换需要有等价物作衡量，作为实现交换的标准与基础。那么，翻译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是什么呢？从根本上看，具有全人类性的思维是翻译活动的基础，而人类思维的共性构成了翻译的思维层次。但翻译不可能囿于思维这一层次，首先因为思维的实现需要语言，其次从翻译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看，任何翻译活动无不是两种不同系统的语言符号的转换，而具有全人类性的思维是语言符号转换的基础。这决定了语言的具体转换必然受到思维规律的限制，但思维的表达需要语言，因此，在语言的表达过程中，也必然受到各种不同语言的具体规律的约束。因此，翻译活动又面临着另一项任务，即如何按照不同语言符号达意、传情的规律，用一种语言符号传达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这就构成了翻译的又一层次，即语义层次。
思维层次与语义层次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思维层次是语义层次的基础，语义层次是思维层次的体现。以语义层次中的主要语义部分，如词汇意义与思维层次中的概念的关系为例，它们之间存在的就是这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概念是词汇意义的基础，词汇意义是概念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概念是人们意识中概括反映现实的思维形式，而词也是客观同类事物的反映。正因为词汇意义和概念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一般就把词所表示的概念作为词的意义方面。
思维层次与语义层次的相互依存关系还可以从语义的微观层次——义素的分析中得到说明。首先，义素有的反映事物的概念特征、状态、行为，有的则体现概念组合关系。其次，义素的组合也要受到事物特性、逻辑规律等的制约。因为语义概括地反映了客观现象，同客观现象相矛盾的语义结构就难以被接受。可见，不同语言之间的意义之所以能够相互传达，正是因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反映基本一致。概念的基本一致性决定了义素或义位的通用性，且各种不同语言表达同一义素或义位的形式与结构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这些都构成了翻译可行性的基础。
但是，在肯定这一转换基础的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在语义层次转换中的障碍。索绪尔的研究表明，语言符号具有随意性、约定俗成性、民族性和系统排异性等特性，而语言的这些特性造成了语言符号系统之间转换的许多障碍。要克服语言转换的障碍，消除转换中产生的语义上的差异，就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认识语言特性所构成的翻译障碍。基于这一认识之后，再采取科学的方法，尽量消除差异。
由于翻译的思维层次和语义层次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思维层次是以人类思维的共性为基础的，因此便为翻译在思维层次获得等值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语义层次以思维层次为基础，但它要受到语言符号的特性的约束，因此等值的可能性自然也要受到限制。思维层次是翻译的基础层次，语义层次是翻译的必要层次，任何翻译都离不开这两个层次的活动，并分别要受到思维规律和语言规律及言语规律的约束。一般说来，完成了思维层次和语义层次的转换活动，翻译也就实现了。因为语言的主要职能在于帮助实现思维、传情、达意，比如科技翻译、应用文翻译到了语义这一层次就可以说完成了。但是，语言除了传情、达意之外，还有其美学职能，如文学语言，审美构成了其主要特征之一。因此，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翻译，除思维层次和语义层次的活动外，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这就是文学翻译的层次，即审美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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