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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史学大家许倬云重磅力作
93岁老人沧桑历经，3000年世界文明史娓娓道来；讲透世界发展历史，透视当前格局。
◆以“大历史观”俯瞰人类文明
许倬云先生以独树一帜的“大历史观”闻名于世。在本书中，他首次系统讲解现代文明史，尤其着意于16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轴的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告诉我们世界何以发展成为今日之世界。
◆70年博学深思熔于一炉，展望未来
许倬云先生以反思、审慎的态度，直面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提出自己关于世界未来的期许。
◆增设30 幅插图 100 名词注释——普通人都能读得懂的大师巨作！
◆特别收录许倬云先生全新演讲《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全文及《许倬云答中欧商学院校友问》
◆名家盛赞
葛兆光、许纪霖、刘擎、许宏、许知远、施展、罗翔等一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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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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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细数人类文明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从宗教革命到民族国家的兴起、从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再到近代资本主义大发展，让我们看到，由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社会正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充斥着大国霸业的兴衰交替，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变迁，以及人类从愚昧到理性的不断转变，直到今天，整个世界又陷入一种物质主义的狂热中难以自拔，人类社会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普遍的精神空虚和对生命的迷茫。由此，许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现代文明或成或败的发展走向，并以哲学家的视野将其引至有关人类“终极关怀”的根本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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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生于厦门。美国匹兹保大学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 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2004年荣获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2020年荣获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
学术代表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等，另有《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大众史学著作数十种行世，海内外行销百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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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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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001
第一章 基督教神权的建立与民族国家的兴起－ 001
第二章 中古以后的欧洲宗教改革－ 012
第三章 欧洲启蒙运动的来龙去脉－ 022
第四章 宗教革命开启了近代西方民主社会－ 032
第五章 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和基础－ 042
第六章 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 052
第七章 以城市为主的近代文明的发端－ 062
第八章 从人权平等观念走向民主政治－ 071
第九章 欧洲近代国家的殖民和掠夺－ 090
第十章 工业革命的动力及其对资源的侵占－ 099
第十一章 工业革命引发的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 110
第十二章 民族国家分化为专制国家或民主国家－ 121
第十三章 列强对世界的瓜分以及战后人类文明的发展－ 134
第十四章 三种不同国家形态下的政府权力膨胀－ 146
第十五章 现代工业生产大发展的福与祸－ 158
第十六章 现代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和新的挑战－ 168
第十七章 20 世纪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 178
第十八章 全球经济发展对社会政治和信仰的影响－ 189
第十九章 进入现代文明之后人类价值体系的重建－ 200
附 录 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 212
余世存先生开场致辞－ 213
许倬云先生演讲正题－ 219
时间不容许倒退 许倬云答中欧校友问－ 234
余世存结语：一切善念都将相遇－ 253
后 记－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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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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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书主要的部分在于讨论大国崛起的问题，当然这个课题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各国的排名秩序正在调整。目前的霸主美国，对于中国的兴起，以及所谓“金砖国家”在工业发展上的成就，感到极度不安。世界秩序确实正在改变，以西欧和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情势，大概不久之后，就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由于中国在这个重新排序的过程之中必定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本书讨论的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再三思考。除了全球秩序，各个地域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兴起，小则领导邻近列邦，大则领导域内各国。自从“二战”以后，地区性的强权已不多见，只有若干大国，比如说美国、苏联，曾经扮演全球性的强权。等而下之，英国、法国无非是第二排的角色。
强权霸主，自古有之。在希腊城邦时代，雅典曾经是希腊世界的领袖。雅典蹿升为希腊列邦的领袖，是因为在对抗波斯的大战中，雅典和斯巴达并肩作战，赢得胜利，保护了地中海的希腊世界不被波斯占领。这时候，雅典得到希腊列邦的拥护。但是，雅典组织了提洛同盟，俨然以主人自居，强行统治希腊。于是，各邦对雅典的感激之情一变而为厌恶。在中国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联合中原列国，北抗戎狄，南拒荆楚。齐桓霸业，及身而止，晋文公的霸业却延续了好几代。在晋文公时代，华夏各邦心甘情愿地接受晋国的领导；在晋国后期，却没有一个华夏诸侯不对晋国敢怒而不敢言。晋国不再是一个令大家心悦诚服的领袖，而是以武力压制列国的霸主。
这两个例子使我们了解到，任何霸权往往都能善其始，而鲜克有终。观察一个大国的崛起，不能不注意到其前后行为是否有落差。
在近代，美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华盛顿在美国建国之后不久，飘然下台，解甲归田。他离职的时候，向美国的公民提出劝告：美国不要卷入欧洲的国际竞争之中，美国应该尽量自求多福，努力做好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大实验，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制度；也要尽力开发新大陆的资源，将自身建设成为北美的一个大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美军及时援助欧洲民主国家，使得欧洲不至于被独裁专制的一方霸占。这些时候，美国得到的是欧洲各国的衷心拥护。“二战”之后，美国在多处发动战争，又在欧洲长期驻军，虽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重建了遭战争破坏的经济，但是美国并没有得到称赞，反而处处都有“丑陋的美国人”的评价。
正如前面所说，有好的开始容易，然而有好的结束却很难。最近二三十年，美国深度地介入中东事务，而自己的国家却民穷财尽。在亚洲，美国为了维持霸权，常常以中国为假想敌，打算包围中国。在欧洲，美国与德国之间也是面和心不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从这些例子看来，一个强权要想有一个好的结果，不被人骂作丑陋、骂作讨厌，还真不容易。
近代历史上，只有英国霸权的始末经历了微妙的过程。“二战”之后，英国国力大减，知道自己不能再维持持续了将近二百年的“日不落帝国”的地位，于是逐渐放手，让各处属地独立。米字旗降下后，英国倒是在不少地方留下了相当稳定的政府，包括法治和文官制度。因此，英国的霸权结束后，并没有被人厌弃，反而留下了较好的形象。到今天，过去英联邦的团体，虽不再用英联邦的名称，但凡事彼此合作，成为一个无形中的国际大集团。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理想的领袖国家，是王道和霸道的融合。王道是以仁政为本，近悦远来，也就是说，愿意不愿意接受这大国的领导，完全由各国自己决定，大国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赢得别人的支持—这是王道。道家也如此说，《老子》第六十七章：“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历史上，真正能行王道的大国其实不多，春秋以后，霸道的局面比较常见。行霸道的国家依仗自己的武力获得领导权，不能长久赢得人心。
在未来，中国以众多的人口、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以及充足的资源等诸种因素，一定会在国际上担任相当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中国人不能沾沾自喜，今天的中国领导者，应该意识到目前的体制还亟待完善。一百多年来，从屈辱的昨天到兴起的今天，中国人已经历了内战、外战，这无数次的斗争使国家和人民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为了工业发展，中国人也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来也还要继续在生活环境和资源问题上长期地付出。中国人能在世界上获得如此地位，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努力、长期坚持的结果。俯仰今昔，悲欣交集。
如何持满保盈，不能说只是维持强大的武装力量或经济力量就能解决。历史上，任何制度下所施行的良法美意，都难逃演变和衰退的过程。精益求精，力求上进，即是《易经》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道理。任何民族都不能自满，中国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将来也不会走到美满。世界上任何制度，如美国的制度—那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大实验，也不能避免衰败的一天。中国必须要时时警惕，不断寻找自己的制度弊病并加以匡正，不断追求更好的政策和观念，建立更好的制度。
目前，中国需要的，正如华盛顿离任时对美国公民所劝告的一样：对内、对外均有所趋避。对内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对人权要有一定的保障，人权之中，生存权固然最重要，人的尊严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为了吃饱饭而不要尊严，这种人权就不是真正的人权。中国必须要在人的生存权的基础上，顾及人权的其他方面，顾及公正和公平的法律、公正和公平的分配。对外，要避免招惹无谓的是非，远离霸权主义。中国只有采取近悦远来的“王道”态度—不用强力去压制别人，而是以自己的力量帮助弱者、扶持弱者，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回顾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是失败了，但是中国介入这场战争是为了帮助当时的朝鲜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其中的意义即是要帮助弱小的国家，共同争取自尊自主的地位。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如此艰苦，但还是花了很大的力量支持朝鲜的独立军，也支持越南的独立运动。抗战末期虽然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候，但蒋介石还是尽力帮助甘地向英国争取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万隆会议以后，中国逐渐在第三世界执其牛耳。 目前，中国在非洲各国派遣的建设部队，是有目共睹的。最近一些年来，中国台湾地区也一直在帮助非洲、中美洲、南美洲的国家发展农业、工业。这些历史，正是大国风度的体现。我希望，将来在这些方面，中国人能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易经》“乾卦”说，“见龙在田”和“在渊”的时候，都是“潜龙勿用”。等到龙能够跃出深渊，开始施展的时候，我们应当尽量避免“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斗争与冲突。“飞龙在天”，是龙得到了施展。这一阶段，最需谨慎，不能过分自满，这便是“亢龙有悔”，相当于晋国被畏惧，雅典被唾弃，美国被称为“丑陋的美国人”的时候。历史上，很少有大国能避免“有悔”的一天。“乾卦”有一个单独的、不属于任何爻象的句子，“群龙无首，吉”—许多自由飞翔的龙，却没有一个领袖，竟是大吉大利之兆！ 这是因为群龙可以和平相处，不需要一个带头的大国。一个小国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如果一个国家有资源可以争取大国霸权，或拥有大国的地位，却秉持容忍与互助的心态，不以领袖自居，只以群龙之一自处，与列国和平相协，那么，这才是真正崛起的大国。
岁尾年头，一切都一元复始。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一个世纪的前二十年，做到国内自由平等，对外与所有国家和平相处，这时中国的地位和发言权，一定会得到尊重。庶几，中国在各处不会被称为“丑陋的中国人”。新年新岁，祝福中国人，也祝福中国，顺利走向这条看上去艰难，其实很容易的大道。
第一章 基督教神权的建立与民族国家的兴起
在这个系列，我想讨论的是现代文明的兴和亡。所谓现代文明，也就是主宰人类生活将近三百年的主流文明，它起源于西欧，逐渐普及全球。而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一文明已呈衰象。以下几章，我将从现代文明的出现，逐步讨论到其发展的过程和特性，以及最近出现的一些问题。至于未来将是什么样的文明来代替现代文明，这就要看人类现在在做什么，这是必须由我们大家共同担起的责任。未来是成是败？是再度兴起一种更好的人类生活方式，还是又沉沦到混乱之中？今日我们无法预知。唯一可知者，如果我们听其自然，未来发展的方向，变坏的可能性大于变好的可能性。
“蛮族”入侵时期的罗马帝国
首先，我必须要谈到近代以前西欧的情形。近代欧洲的前身，是欧洲的中古时期。欧洲的古典时代，极盛之时是罗马帝国时期，和中国的秦汉时期遥遥相对，它们在地球的两边各自发展出了极为光辉的人类文明。476年，已经分裂为东西两个罗马之一的西罗马帝国解体，“蛮族”雇佣兵的将军们拥兵割据。这种局面也和汉代衰亡以后的长期混乱有相似之处，不过其过程更为缓慢，很难有明确的断代。
大略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欧洲也有大批的“蛮族”入侵，一拨一拨地进入，分别据有罗马帝国的各处。同时，基督教作为一个地下宗教，在“蛮族”之中广为传播，将这些本来散漫的族群，都容纳到基督教的信仰之内。进入西欧的中古时期，基督教会的权威取代了罗马帝国的世俗政权。所谓“公教秩序”，不是属于任何一个族群的普世体系，它是一种信仰，也是一个政权。许多散布在各处的“蛮族”族群，被驯化为公教秩序内的各种单元。无论那些“蛮族”的首领自称什么封号，都必须得到教会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这种情况和中国皇帝与儒家思想结合的皇权并不一样，因为儒家的士大夫并没有凌驾皇权的权威，虽然皇权本身也必须靠儒家授予“奉天承运”的合法“天命”。
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将泛希腊文化推广到大部分欧洲地区和部分亚洲地区。在推广过程中，泛希腊文化也演变成“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这一文明系统的“中原”，是地中海外围。中国古典文明发展的时候，是从黄淮地区面向南方开展的，北方和西方是草原上各种“北族”的基地。从南北朝到唐末五代，西北族群一拨一拨地进入中原。安史之乱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外族的军队实质上散布在中原各处，也彼此争战不休。五代的君主，除了后梁的君主以外，都是外族军事集团的首领，甚至宋代的皇室赵家也是胡汉军事集团中的一部分。反而是汉化较晚的南方保存了比较纯粹的汉人文化。
相对于中国的情形，西欧走的是另外一种模式。罗马的“中原”—地中海外围，并不是泛希腊文明的中央，而罗马军团征服的地区（大部分偏于东方），也就是旧日亚历山大大帝君临之处。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是已经东方化的东罗马在波斯帝国基础上建立的许多地方政权。630年，伊斯兰教兴起，将这一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彻底地转变成伊斯兰文明，而且从此以后，直到今天，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个信仰独一真神的宗教，还彼此仇视、斗争不断。
基督神权主导下的中欧和西欧
倒是中欧和西欧，并不是罗马帝国主要的发展方向，但在“蛮族”大批入侵的时候，中欧和西欧是“蛮族”分布最多的地方。那些分别占领各地的部落，还是保存了长途迁徙和战斗所形成的好战传统。同时，他们在基督教的驯化之下，敬拜上帝，对基督教会的公教秩序十分服从，在虔诚的信仰以外，他们并没有机会学习旧日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文明。因此，在西欧与中欧，许多所谓异端信仰，也就是当地居民的宗教，和“蛮族”的固有信仰都被编入基督教会的礼仪之内。例如，冬至的庆祝，转变成耶稣的诞辰；春分的庆祝，转变为耶稣的复活节。于是，这样的文明其本身的发展受到限制，毕竟公教秩序包含的内容并不十分丰富，乃是一种神权主导的信仰系统，社会伦理和个人品行也都是在礼仪与教规之下，就这样普及于社会，而未必经过思辨的过程。
长期居留在欧洲的“蛮族”，我们一向称为日耳曼民族，他们进入欧洲以前，原来大多是住在里海、黑海和东北欧的各种印欧民族。在3世纪至4世纪，亚欧大陆的各处都有大批人群的移动。我们今日无法完全解释，是什么缘故使这些迁徙的族群离开本乡移往他处。气候条件似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寒冷的北方，牲口大量冻死，草原萎缩，北方的人口不得不向温暖的地区移动。东方的中国，因此承受了一批又一批北族的侵入，而欧洲也接纳了一批又一批所谓的“蛮族”。西欧与中欧的原住民，其实大部分也是从外面移入的人口。例如，今天的法国在罗马时期被称为“高卢”，他们和今天爱尔兰的居民是同一来源，可能是在相当于中国汉初的时候逐步移入欧洲，这些人和中国历史上西域的“塞种人”大概是同一族类。这些新来的日耳曼族群，将同样是印欧民族的原住民推到边缘。前后两批新来的居民，共同构造了基督教文明覆盖的底层。公教秩序给了他们一定的行为规范，却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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