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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深刻影响心理学泰斗欧文·亚隆
★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之父罗洛·梅代表作
★写给年轻人突破困境的勇气之书，改变人生的觉醒之书，超越自我的生命之书
★焦虑是我们的良师，是创造力的源泉，是推动我们认识世界的动力
★任正非、武志红、李松蔚、俞敏洪、樊登等感同身受
★《美国人类学家》杂志盛赞：“时代先知之作！”
★精神健康的人，并非没有焦虑，而是在焦虑中依然前行
★谢菲尔德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全新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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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引领时代的焦虑研究经典。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之父罗洛·梅检视了不同的焦虑理论，从哲学、生物学、心理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了焦虑发生的机制及其建设性作用。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作者挑战了“精神健康就是没有焦虑”的传统观念，认同焦虑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指出焦虑与创造力、原创性以及智力之间的关系——面对焦虑能够使我们摆脱无聊，使我们更加敏锐，使我们保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张力。
本书对当代深陷焦虑之中的各界人士极具参考价值，影响了包括心理学泰斗欧文·亚隆在内的众多读者，被《美国人类学家》杂志评价为“时代先知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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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罗洛·梅
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之父，人本主义心理学杰出代表，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长期任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并曾担任怀特学院的主任分析师。
曾荣获美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科学和职业杰出贡献奖、美国心理学基金会心理学终身成就奖。
代表作《焦虑的意义》自1950年出版至今长销不衰，深受读者特别是专业人士的推崇，被誉为当代心理健康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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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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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焦虑的现代解读
第一章 20世纪中叶的焦虑
文学中的焦虑
社会学中的焦虑
政治场景中的焦虑
哲学与神学中的焦虑
心理学中的焦虑
本书意旨
第二章 焦虑的哲学解读
斯宾诺莎：理性克服恐惧
帕斯卡尔：理性的不足
克尔凯郭尔：19世纪的焦虑
第三章 焦虑的生物学解读
惊吓模式
焦虑和灾难性反应
焦虑的神经学和生理学方面
巫毒死亡
焦虑的心身层面
疾病的意义与文化因素
第四章 焦虑的心理学解读
动物会焦虑吗
儿童恐惧的研究
关于压力与焦虑
焦虑的最新研究
焦虑与学习理论
我的个人评论
第五章 治疗师对焦虑的解读
弗洛伊德焦虑理论的演变
兰克：焦虑和个体化
阿德勒：焦虑和自卑感
荣格：焦虑与非理性的威胁
霍妮：焦虑和敌意
沙利文：焦虑是对被否定的不安
第六章 焦虑的文化解读
历史维度的重要性
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
工作和财富中的竞争性个人主义
弗洛姆：现代文化中的个体孤立
卡迪纳：西方人的成长模式
第七章 焦虑理论的摘要和综合
焦虑的本质
正常的焦虑与神经质焦虑
焦虑的起源
焦虑能力的成熟
焦虑与恐惧
焦虑与冲突
焦虑与敌意
文化与社群
第二部分 焦虑的临床分析
第八章 焦虑的个案研究
我们探寻的是什么
哈罗德·布朗：潜藏在重度焦虑下的冲突
结 论
第九章 关于未婚妈妈的研究
研究方法
海伦：运用理智对抗焦虑
南希：期望与现实之争
阿格尼丝：与敌意和攻击有关的焦虑
路易丝：被母亲排斥却不焦虑
贝茜：被父母排斥却不焦虑
多洛雷丝：严重威胁下的焦虑恐慌
菲莉丝：人格贫瘠却不焦虑
弗朗西丝：束缚与创造冲动
夏洛特：以精神病逃避焦虑
海丝特：焦虑、反抗和叛逆
莎拉和艾达：两名黑人女性的焦虑
艾琳：焦虑、过度谨慎和害羞
第十章 案例研究拾遗
潜藏在恐惧下的焦虑
冲突：焦虑的源头
父母的排斥与焦虑
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神经质焦虑和中产阶级
第三部分 焦虑的管理
第十一章 处理焦虑的方法
在极端情境下
破坏性方式
建设性方式
第十二章 焦虑与自我发展
焦虑和人格贫瘠
创造力、智力和焦虑
自我的实现
致 谢
附 录
译后记 过焦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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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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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中的焦虑
焦虑在社会学领域也走上了前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焦虑逐渐成为一个显性的社会问题，这一点在林德夫妇对米德尔敦两次研究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20年代开展的第一次研究中，焦虑对米德尔敦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显性的问题，这个主题甚至没有出现在林德夫妇著作的索引中。但是，任何从心理学角度阅读这一研究的人都会怀疑，米德尔敦人的许多行为都是隐性焦虑的症状—例如，强迫性工作（为了赚钱，“商人和工人似乎在拼命工作”）、普遍的努力从众、强迫性合群 （过分强调“加入”俱乐部），以及社区居民疯狂地用各种活动填满自己的闲暇时间 （比如“开车兜风”）等，而这些活动本身可能毫无意义。每个星期天的下午，许多人会照例钻进车里，开五十英里，然后再开回家。这让我们想起帕斯卡尔（Pascal）对一些隐性焦虑症状的描述：人们不断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逃避无聊，避免独处，直到“躁动”（agitation）本身成为一种问题。在第一次研究中，只有一个人—林德夫妇称他为“敏锐的”观察者—注意到这些症状，并感觉到隐秘的恐惧。他还注意到其他市民：“这些人都在恐惧着什么；但恐惧什么呢？”
但是，20世纪30年代对同一社区开展的第二次研究，却呈现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此时，显性的焦虑出现了。林德夫妇发现：“米德尔敦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面对复杂世界时的不安。”当然，最直接、最明显的焦虑情境是经济萧条。但是，如果认为经济萧条是引发焦虑的全部原因，那就错了。林德夫妇准确地将米德尔敦人的不安与当时个人所经历的角色混乱联系起来。他们写道，米德尔敦人“陷入了相互冲突的模式带来的混乱，这些模式没有一个被全然否定，但也没有一个得到明确的认同，或者使人免于困惑；换言之，虽然群体约束明确规定了人们应各司其职，但个人在面对这些文化要求时，却无法立即给予回应”。
米德尔敦这种“相互冲突的模式带来的混乱”，呈现的是美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变迁，它与我们时代无处不在的焦虑密切相关，这一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到。林德夫妇注意到，因为“大多数人无法同时容忍生活中的所有方面的变化和不确定性”，所以米德尔敦倾向于转向更僵化、更保守的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这种不祥的发展既是焦虑的症状，也是对焦虑的防御。在下文讨论焦虑和政治极权主义的关系时，我们将继续探讨这一话题。
罗伯特·利夫顿可以被视作一位社会精神病学家，他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洗脑过程的深刻见解。自1950年以来，洗脑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社会动荡的一种突出形式。在深入了解利夫顿在许多相关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之前，我只想引用其中一个与焦虑主题相关的内容：
杰出的天主教神学家约翰·邓恩（John S. Dunne）认为，我们时代的新宗教，是“一种我们称为‘跨越’（passing over）的现象”。邓恩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走向另一种文化、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种宗教立场……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平等而对立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回归’（coming back），带着对自己文化、生活方式和宗教的新见解回归”。
然而，这个过程也有黑暗的一面。一般而言，变化多端的“跨越”过程和普罗透斯风格可能会带来大量的焦虑。这种四处弥漫的焦虑，又反过来促使我们寻求确定性，就像我们在当前原教旨主义派和各种独裁主义的精神运动中所看到的。
利夫顿将当代人形容为“普罗透斯人”（Protean Man），即身份不断变化的人。在希腊神话中，普罗透斯能够改变他的外形—“从野猪、狮子、巨龙、火焰到洪水……除非抓住他，用铁链把他锁起来，否则没法让他停下来。”正如一个年轻的“现代普罗透斯人”所说，被驱使着戴上不同面具、不断改变自我、不断适应环境，却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自己是谁”，这预示了一种快速变化、令人晕眩的文化状况。无论我们对此是赞许还是绝望，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状况映射出了西方社会的动荡不安。
利夫顿认为现代人的焦虑，如对核战争的恐惧，是一种自我麻木的过程。这种防御是情感上的退缩，人们借此降低对外界的敏感度，切断对威胁的感知。缩小意识范围似乎能暂时屏蔽焦虑。至于个人以后是否要为此付出代价却是未知；对于“普韦布洛号事件”的当事人来说，代价确实存在。一位研究这一事件的学者说道：“由于明显的压抑和否认，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好转，但日后必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例如，出现自杀或精神病性抑郁之类的状况。
政治场景中的焦虑
政治与焦虑的理想关系，体现于斯宾诺莎对“免于恐惧”的政治层面的洞察。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使每个人免于恐惧，使他们能够安心地生活和行动，不会伤害自己或邻人”。但是，当我们转向实际的政治舞台时，我们发现了明显的焦虑及其症状表现。我们无须探讨法西斯主义的复杂成因，只需注意一点，即它是在普遍焦虑的时代中诞生并积攒势力的。保罗·蒂利希曾在德国亲历了希特勒的崛起，他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发展：
首先是一种恐惧感，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莫名的焦虑感在蔓延。不仅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而且在文化和宗教方面，似乎统统失去了安全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赖，所有事物都没有根基。灾难性的崩溃随时可能发生。因此，人们对安全的渴望与日俱增。带来焦虑和恐惧的自由，已失去了它的价值；与其要恐惧的自由，不如要安全的权威！
在这样的时期，人们不顾一切地抓住政治独裁主义，想要靠它来摆脱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说，独裁主义在文化层面上的特定作用，类似于神经症保护个人远离难以忍受的焦虑。观察意大利与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学者赫伯特·马修斯写道：“法西斯主义就像一座监狱，它给予个人一定程度的保障、住所和食物。”独裁主义之所以能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像症状一样，“束缚”了这种焦虑，并使其有所缓解。
除了上述症状性的焦虑外，在近十年的社会政治领域中，非系统化的焦虑也日益明显。我们时常提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的箴言—“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由此可见，面对20世纪的社会政治变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对恐惧的恐惧”，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焦虑。
原子时代的到来，使原先尚未成形、“自由浮动”的焦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一颗原子弹被投下后不久，诺曼·考辛斯就在关于焦虑的慷慨激昂的陈述中呈现了现代人可能面临的严峻处境：
原子时代的恐惧，远比希望来得多。这是一种原生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对人类无法引导和理解的力量的恐惧。这种恐惧并不新鲜；其典型是对非理性死亡的恐惧。但一夜之间，它愈演愈烈。它从潜意识里爆发出来，进入意识的领域，使头脑中充斥着原始的忧虑……人们在哪里找不到答案，就会在哪里发现恐惧。
即使我们有幸在枪战和核战中存活，不用直面真正的死亡，但这个不祥的世界局势中所固有的焦虑，仍然萦绕在我们左右。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相信，在我们有生之年，世界大战不太可能再爆发，但我们将长期处于“冷战”之中。这意味着紧张和忧虑的状态将持续蔓延。整整一代人（事实证明更久）生活在焦虑之中，这是多么可怕的前景！
但前景并非全然暗淡。汤因比认为，持续“冷战”中的紧张状态可以被建设性地利用，促使我们改善社会经济标准。我同意这一点，政治和社会的存续与否，不仅取决于我们能否容忍可怕世界中固有的焦虑，也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这种焦虑转化为建设性的力量。
汤因比就焦虑的建设性力量，做了一个生动的类比，我把它概述如下。从北海捕捞鲱鱼的渔民面临着一个问题：鲱鱼在水槽里越来越不鲜活，随之，鲱鱼的市场卖价也越来越低。后来，一位渔民想出了一个主意，在装鲱鱼的水槽里放两条鲇鱼。因为有了这两条鲇鱼的威胁，鲱鱼不但没有奄奄一息，反而变得更加活蹦乱跳。当然，西方对“鲇鱼”是否真有建设性的反应，是另一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能否建设性地利用当前世界局势中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仍有待观察。
由于没有明确的反派或“魔鬼”来让我们投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与日俱增。而随着我们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更多地涉入这个问题，焦虑会进一步加剧。正如《花生漫画》（Peanuts）中所说：“我们遇到了敌人，他就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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