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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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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结：朱杰人时论散文集（增订本）》是知名学者朱杰人的时论和散文集，分为三编：上编“时论”，主要来自《文汇报》的“虚实谈”专栏和“文汇论坛”专栏，如《读“百年大计”》、《“连续作战”有感》等。中编“散文随笔”，包括学术随笔和写人、记事的文章，如《和语文教师谈谈文字学》、《风度与修养》等。下编“出版论文”，则是作者对出版业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总结，如《拥抱时代机遇 提高人才竞争力》、《好的装帧 书的灵魂》等。此次增订，作者进一步润色了文字，并补入24篇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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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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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杰人，男，1945年5月生，江苏镇江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终身教授，上海儒学研究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常务副会长。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经学、朱子学的研究与组织工作。主编有《朱子全书》、《朱子全书外编》、《朱子著述宋刻集成》、《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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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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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孙颙/1
序言二刘永翔/1
写在前面的话/1
上编时论
谈“百年大计”/3
“连续作战”有感/5
无可非议的六千元收入/7
漫画与古籍的联姻/9
呼唤更多的学术基金会/12
文化的投入/14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16
上海的色彩/18
强化国际意识/20
消费也是一种文化现象/22
“人大效率”/24
提倡大学教授到中学兼课/26
何必溢美/28
由孟丽昭入党想到的/29
十五万册!/31
“马上办科”/33
儒家文化是建设的文化/34
“下海”以后/36
“炒一炒”学术如何/39
从《三国》歌曲想到《涛声依旧》/42
“吃公”的“二房东”/44
愿“热线”变冷/46
广告行为/47
图书馆热/48
愿永葆微笑/49
如此修典/50
提倡双休日读点书/52
曹雪芹故乡何其多/54
“吃文化”/57
何处看《商鞅》?/58
“成功学”的背后/59
树立创新意识/62
手剥小核桃/65
享受足球的快乐/67
君子不器/68
急不得/70
媚俗的代价/72
还学术一片净土/74
三只眼睛看书城/76
喜闻大学生进国青队/78
加强诚信教育/80
衣食足而思文化/82
骡马上岗的启示/84
吴文俊的实话/86
足球出城与京剧下乡/87
诚信动真格/89
北京“膀爷”与上海“睡衣”/90
以新中国的速度前进/92
喜气洋洋/94
满街红旗满目星/96
期待宽容/98
易中天于丹走红的背后/100
捍卫古文/103
另一种“恶俗”： 假新闻与伪学术
——从所谓“朱熹故里之争”说起/106
“车让人”的文化要义/110
儒家价值同样有普世性/115
人之所以为人——解读《朱子家训》/120
中编散文随笔
和语文教师谈谈文字学(一)
提倡学一点文字学/125
和语文教师谈谈文字学(二)
仓颉作书的传说——中国文字的源流/
128
和语文教师谈谈文字学(三)
目中之形与意中之形——象形与指事/
131
和语文教师谈谈文字学(四)
“波者水之皮”之谬——形声与会意/
134
和语文教师谈谈文字学(五)
叔来与拾麦——假借与转注/139
和语文教师谈谈文字学(六)
许慎与《说文解字》/143
风度与修养/146
学会“严格的节制”/148
中国人吃蜗牛/150
羞辱后的发愤/151
学者的责任感/153
重视索引之学/155
“愿意终身在彷徨觅路之中”/159
宋代的爊鸭/161
宋代的劳务市场/163
东坡请饭/165
苏渊雷先生小传/166
胡庆余堂的楹联/169
古文今译得失谈/171
破“门户之见”/174
在程俊英先生追悼会上的讲话/177
朱熹后裔在韩国/179
韩国的朱子后裔/183
中年诸葛亮/188
台湾学者林庆彰/193
香港科技大学访问记/198
书与教授与书房/201
榕城祭吴适/203
中国结/206
一本成语词典/208
作为吉祥物的麋鹿/211
不堪回首： 与妈妈有关的日子/213
莲花/240
我与田浩
——田浩《旁观朱子学——略论宋代与
现代的经济、教育、文化、哲学》
序/243
朱子家礼的现代演绎/249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朱熹?
——在武夷山与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
教授谈朱子学说价值/259
忐忑城大行/267
朱昌均与韩中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270
致十七子
——刘永翔、严佐之荣退纪念文集序/287
下编出版论文
拥抱时代机遇提高人才竞争力/293
好的装帧书的灵魂/296
不当“刘姥姥”/298
你的名字叫“智慧”/301
给您一个智慧的人生/304
刹刹出版跟风之风/312
学术出版的春天是否来临?让我们真诚地期待/315
大学社改制： 历史的拐点/322
改制大学社的历史拐点/327
为大众构建亲近学术平台/338
责任与激情的产物
——《惊天地泣鬼神——汶川大地震
诗钞》诞生记/342
阅读新药会让我们致癌吗?/348
学术出版是需要门槛的/350
传统出版： 不要太过悲观/354
改革进取，促进出版社可持续发展/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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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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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我与朱杰人先生的关系，像我与很多值得敬重的同行一样，既熟悉，又不熟悉。说熟悉吧，我们多年一起行走于出版的艰辛之路，在各种会议上碰到了，有许多心领神会的专业交流，彼此启发和激励；说不熟悉吧，我们几乎没有个人私交。交往最密切的一回，记得是本世纪初的某年，在台湾办首届上海书展，上海去了一批出版人和作家，我和朱杰人先生，均是代表团成员。也就是在那一次，我才知道他是古代大思想家朱熹的后代，在朱氏家族的联谊会中，他还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要趁这次访问，见一下在台湾的朱熹后人。
因为这种既熟悉又不熟悉的状况，我对朱杰人先生的了解就很局限。原先，我知道他在古典文化方面造诣深，是学有专攻的教授，但是没有拜读过他的专业论述，聊起来，只能客套地寒暄“久仰！久仰！”至于他还是写时论随笔的好手，我孤陋寡闻，真是不知道。这次，为了作序，我读到他的许多佳作，不由为擦肩而过觉得遗憾。有一段时间，我也喜欢涂抹时论随笔，我们可以交流的话题似乎不限于出版专业，本来可以更加宽广。
我想起前辈罗竹风先生对编辑的定义：杂家。有一种不准确的理解，以为提倡杂家，就是反对编辑做专家。其实，你看罗竹风先生本人的示范，他在语言学方面是专家，在宗教学方面是新时期颇有贡献的专家。依我的理解，他的意思，当你投身编辑出版事业的时候，你要以杂家的思维方式，兼容并蓄，为各界优秀书稿的问世奉献智慧，也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因此，有专家底蕴的杂家，有广泛文化兴趣和知识的杂家，有奉献精神的杂家，才是最有前途的编辑。
朱杰人先生，大体符合上述条件。他凭深厚的专业功底，加上广阔的文化学养和视野，全身心地投入华东师大出版社的选题开发和出版管理，在任十几年，成绩卓著。这不是客套的泛泛之语，作为同行，我有实际感受，而且有数据支撑。在朱杰人先生接掌华东师大出版社之前，该社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在朱杰人先生掌管之后，其发展是加速度的。以上海出版社的横向比较，该社从一个中上水准的出版单位，逐年跨越，仅就销售、利润等数据分析，在第一方阵中占据了显赫的位置。同时，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学术水准、文化影响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目前，在出版社新班子的领导下，这一好的发展势头正在延续，令人不得不拍手称赞。
有不了解情况的旁观者，会轻率地把华东师大出版社的飞跃，归结为教材、教辅读物的贡献。这里，先不讨论教育读物本身的价值（比如华东师大出版社的《一课一练》系列已成功地进入英国的教育图书市场），只需要简单反问一句：当许多教育出版社发展处于匀速状态的时候，当市场上对于教辅读物的争抢处于白热化的时代，为什么没有掌控多少垄断项目的华东师大出版社能够异军独起?
我属于近距离的旁观者，也许可以说说客观的感受。
朱杰人先生领导下的出版社，给我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不停息地给自己提出新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目标，又不知疲倦地进行改革的探索。作为一篇短序，我不可能完整地论述他们的作为，仅就其中的一点，他们改革本社管理体制的果敢，说一些感想。
有一年年终的时候，我和几个同事去华东师大出版社。那一年，华东师大出版社的业绩非常出色，利润超过了四千万，在旁人看来，该歇歇脚了。讨论的时候，朱杰人先生与他的同事们提出，要加大改革力度，想探索分社制的管理模式。一个长期高度集中管理且运行优良的出版社，要大幅度放权，实行分社管理，不但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是把改革的矛头直接对准了社长室本身。我对他们的魄力和改革的勇气甚为佩服，并且从心底赞许。在我看来，中国出版业的改革，过分依赖行政手段主导下的合并，而对于一个出版单位发展中的裂变重视不够。许多历史事实，包括上海一些著名出版社的演变史，可以证明，裂变往往能够达到难以估量的效果。比如，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裂变后成长为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裂变后成长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均是人所共知的著名案例。因此，我对朱杰人先生与他的同事们的改革设想，给予热烈的支持。后面的若干年，他们也确实不断地发展着。华东师大出版社的成就，是该社同仁共同奋斗多年的成果，比如，总编辑阮光页策划华东师大作家群项目，就是文化影响广泛的事件。而作为掌舵该社多年的朱杰人先生，奉献就更是不同一般了。
这些均是旧话。我早已离开出版岗位，朱杰人先生也退休多年。但是，公允评价一个人的功过得失，是我为这本书写序时首先冒出来的想法。
本书是朱杰人先生的时论随笔集。上编为兴趣广泛的时论，中编主要是文史性质的散文，下编则集中于出版专业的话题。关于出版，前面我已经随心闲扯过，这里再就朱先生的文化短文唠叨几句。
写时论和谈文说史的短文，要旨在于作者的独特眼力和认识。假如是人云亦云的敷衍文字，是抄来抄去的废话空话，那就是浪费读者的时间，顶多为作者换几块钱的稿费。短文虽短，写好甚难，难就难在独特的见解并不易得。有几年，我常为《文汇报》写短评，我与编者有个君子之约，他们不催稿，不命题，待我自个有所心得再动笔。所谓心得，就是个性化的认知罢了。
朱杰人先生的这些文章，写到与儒家传统、朱子文化相关的题目，他得心应手，让人看得心悦诚服，那不奇怪，自有他的家学渊源支撑着，并非随手可以拣来的文字。他把文字学通俗化，写得普通读者一读就懂，我也不感到惊奇，因为他执掌华东师大古籍所多年，根底当然是深的。他还能把一些名人趣事、文化典故演绎得栩栩如生，足见他的写作能力绝对不在研究能力之下。比如一篇《中国结》，后来被收入多种教学读本，确实值得称道。
不过，这次读朱杰人先生的各种文章，尤其让我佩服的，是他写时论随笔的激情和深入浅出的论辩。他原先给我的印象，略有些学究气，多做学问的深沉，少热情洋溢的活力。看来，朱先生的多种性格，单凭我偶然的观察，是不容易明白的。他热情地谈论大众话题（如《消费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他认真地针砭时弊(如《愿“热线”变冷》），若是涉及文化建设方面的讨论，他更是按捺不住，尖锐的看法必须一吐为快（比如《文化的投入》和《还学术一片净土》），甚至不经意间听到关于电视剧《三国》歌曲的故事，也会让他借题发挥，议论风生。我不得不感佩，骨子里，他浸透着中国文人的气血，“文章合为时而著”，依然虔诚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精神。
孙颙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序言二序言二杰人兄的散文即将结集问世，问序于我。我不自量力，居然一口答应。然而一开始虽有青蝇附骥之喜，继而却难免生佛头着秽之忧。
杰人文彩斐然，他的大作，我早就陆续读过，并为之击节不已了。其笔下所涉之广之深，正如明代东林党人的联语所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格明快，恰如其人；而树义正大，更深得我心。我曾自许为杰人钟期，而想不到他对我东涂西抹的赝古之作竟也叹赏有加，真是古人所谓的“文字骨肉”了。但尽管两人的文学鉴赏力相近，我和杰人在性格和才性上却是截然相反的：
我性缓，他性急。我拘谨，他豪爽。我喜独处，他多交游。我注虫鱼近汉，他好义理重宋。我文思濡滞，如上水之船：他下笔如飞，有倚马之才。我书癖外无他好，他文才外有吏能。我性僻而惟耽吟咏，他忧世而思畅儒风。我有避俗之想，他有用世之志。趋向虽自始即不同，而交情则历年而若一。
我常常这样想：以我才之狭，此生能备员教授，所遇实已过于所望。而杰人虽平生不乏赏音，曾历长我校古籍所及出版社，有振兴拓展之功，且众望所归，被推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和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但以其才之大，其能之多，所处实皆不足回旋，未能展其骥足。如有际遇，所就将不限于此。而杰人对此并不在意，虽已退老林泉，仍尽其在我，为继承光大其先祖晦庵先生的学术思想而栖栖奔走。
杰人与我一九七八年一同考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该校原由五校并成，入学时拨乱反正，合而复分，我分在华东师大，他分在上海师院（后为上海师大），而隽因师的《诗经》学，两校同学是在一起听讲的，每周都相聚一次。杰人和我一见如故，相视莫逆。毕业后各自留校。隽因师识才爱才，又调他来当学术助手，缘此我二人由同门而更成同事。屈指交情，至今已有四十年之久了。犹记我在注《清波杂志》时，需要查《海陵集》中的《张循王神道碑》，该集华师大无而上师大有，杰人时在该校，即请其代查。近四千三百字的文章，他竟为我一字字细心抄录，为友能尽心如此！共事之后，对我照拂尤多。
杰人早负文名，工作之馀，常在报章发抒己见，佳作迭出，屡为散文选本所收，其中且有选入中小学教科书者，本书所收《中国结》即其中一篇。正论、巧思，织而为一，文之与物，妙合无垠，无怪一经登出，一时传诵。这是杰人的得意之作无疑。所以此番结集，即拈篇名而为书名，这不仅仅是“自知明艳”，其拳拳的爱国情结，实亦藉此而倾吐无遗。
我为人执拗，喜为不合时宜之事。自读研究生以来，经眼都是“之乎者也”之文，执笔皆为“鲁鱼亥豕”之正，于是练起文言文来，邯郸学步，竟至故步尽失，把白话文给荒废了，反觉“我手写我口”为难。然而若以文言为白话作品作序，未免不伦不类，所以虽有蒹葭倚玉树之惭，更有序文累作者之惧，还是决定用白话撰文。因为我想，当读者瞥见封面上“中国结”三大字，继而看到作者大名，回想起那篇脍炙人口的大作，思窥全豹，定会对拙序之拙一笑置之，而对佳作之佳争睹为快的。
刘永翔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写在前面的话写在前面的话我属鸡，1945年生人。去年(2017年)是我的本命年。都说，本命年会很难过，要多加小心。记得去年春天，我的学生和溪带我去洛阳王屋山下的道观阳台宫，主事的道长知道我今年是本命年，说我犯太岁。我问他有没有办法避，他说多消费是办法之一。子不语怪力乱神，我听过也就算了。但细细想想，2017年我确实也没有少消费，可是，它对我来说还是很不顺： 家事不顺、学术圈不顺、朱氏家族内部更不顺。我不是一个向困难低头的人，按我的性格，如果早几年，我一定会和这些“不顺”斗争，一直斗到顺为止。可是现在我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斗志(即便勇气依然)，也没有了这样的力气(即便心有余)。想起当年读《稼轩长短句》，读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一点感觉都没有，以为那不过是文人故作惊人之语而已。轮到了自己，才意识到这是一句多么精彩的关于人、人与年龄、人与自然之间微妙关系的警句。所以，2017年我做了一个诀别： 随它去。家事不顺，随它去；学术圈不顺，随它去；朱氏家族不顺，更是随它去。有生之年，我应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于家国有意义，于学术有意义，于祖宗有意义，于自己有意义。这本文集就是我以为有意义的一件事。
其实，内子殷殷很早就提醒过我： 你一直为别人出书，为什么不为自己出一本?这句话，出现的频率随着时间的迁移越来越高。而我总是对她笑笑，心想： 我不是不想写，踏入出版社大门的那一天，我就已经明白，我的写作计划只有待我退休以后才有可能去实现。可是退休了，我依然没有时间。
直到去年11月，在清华大学参加朱子经学研讨会，方旭东的一番话语，才让我惊醒。他说，我们都不知道你还写过关于“道统”的文章，一般人对你的认识只是敬佩你的“事功”，不知道你在学术上也有建树。我愕然，无言以对。
我这个人，很不习惯讲自己的事，最怕被人夸奖。所以，我从不提自己的“功绩”。面对方旭东这个小老弟，我破例自夸了一次。我说，我到华东师大出版社整整18年(1997年就任社长，2012年改任董事长，2015年，年届从心，退休)。在例行的任职谈话时，校党委书记陆炳炎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一定不辱使命，我唯一的要求是去了出版社，也不脱离教学与科研。他爽快地同意了，但要求我处理好出版社工作与教学、科研的关系，要以出版社的工作为主。我也爽快地同意了。说实话，我去出版社是憋了一口气的，因为有人说“朱杰人怎么搞得好出版社!”那我就要搞给他看看。可是到了出版社才知道，那是一个如何耗时、耗神、耗命的地方。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每天上班，一进入出版社的大门，几乎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政治上、经济上的压力，让你的神经如何24小时地紧绷。但是，18年来我始终没有放弃我的学术研究。每年我都可以写出两到三篇论文。我的写作时间基本上就是几个长假(春节、五一和国庆)。当然，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是没有时间涉猎了。这些文章一般都在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上发表，因为没有了评职称、考核等的压力，发表与否、发表在哪里，我一概不问。所以，除非和我一起出席研讨会的同仁(每年我都会出席好几次学术研讨会，每次参会我都会提交一篇新作)，其他人大概不会知道我研究了什么、写了什么。
方旭东听了吃惊地说，朱老师你也太低调了，你在出版社工作，为什么不把这些论文收集起来出本论文集?我说，我做出版十几年，见多了那些垃圾出版物。为评职称出的书、为扬名声出的书、为招摇撞骗出的书、为升官出的书，我真的很鄙视这些东西。我的学术研究值多少钱，我自己有数，不想也做一个被人鄙视的人。旭东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学术的分量、贡献，要让公众来评判，你自己说了不算。我听了你在会上讲的关于“道统”的观点，才知道有些话你早就说过了。
他的话有点打动了我。话头扯开，忍不住又说了另一个话题。我告诉他，除了学术论文，我还写过很多时论、散文、随笔，字数恐怕比学术论文还多。我的一些时论甚至被收入中小学课本(如《中国结》被收入北京市的小学课本，《消费也是一种文化》被收入上海市的中学课本)。我们古籍研究所的老师，孩子考大学，都把我的时文(主要是《文汇报》“虚实谈”专栏中的文章，因为字数限定在千字以内，与高考作文的限定字数相当)拿来做范本。他又是一惊，说了一声“刮目相看”：“朱老师，你不要犹豫了，赶紧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等我的女儿考大学时有参考书好用。”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我不会当真。但是他的这一席话同样也让我动心。
回到上海以后，我有好几天睡不着，脑子里都是方旭东的话。我想，他的话也许是对的，不管我的这些论文、散文是不是有价值、价值几何，都是我回应时代的产物，都是我认真地用心思考和研究的成果，把它们留下来，可以看到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深浅如何，分量几许，任由别人和后人去掂量吧。无论如何，它对自己也是一个纪念和交代。
于是，我花了两个月，编了三本书：
一本，《朱杰人朱子学研究论集》。这是一本我所有关于朱子及朱子学研究的论文集。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王明舟社长是拔刀相助，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一本，《桑榆匪晚集——朱杰人学术论集》。这是一本除朱子学研究外的论文集，涉及诗经、文献学、宋史、儒学等的研究。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高克勤社长，他是一诺千金地为我助力。他说，我自己出书也是选择避嫌的。
这是第三本。
这本书收罗了我历年来所写的时论、散文、随笔。时论的文章主要是《文汇报》的“虚实谈”专栏和“文汇论坛”专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给《文汇报》投稿，我这个人家国情怀太浓，太关心国家大事、社会现象，常常忍不住要发表议论，虽然是书生意气，但不说出来如鲠在喉。这类文章写多了，摸索出一点套路来，再加上老同学潘益大的“照顾”，越写越来劲，像上了瘾。这一过程直到我去了出版社才慢慢消停。虽常常技痒，但是出版社的工作节奏已经不允许我继续“炫技”了。
散文和随笔，有一些是学术随笔，有一些是写人与记事。这里，有一篇长文是写我的母亲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她还健在，她喜欢我的文章，总是拿给别人看。文章最先发表在一本叫《著名作家忆母亲》的书中，后来《上海文学》杂志也刊发了。在编这一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再收入进去。最终，我还是拗不过自己的良心——亏欠妈妈的太多了，现在除了文字，我已经无以为报了。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出版的文章。干了十几年出版，写了一些与出版有关的文章，不敢说有见解，但心得还是有的。对中国的出版文化，我一直有一种想要批判的念头(曾经发誓退休后写一本“中国出版文化批判”的书)，现在，真退休了，却不想写了。出版给了我很多，让我有了很大的成就感，但是出版同样也伤了我很多。两相抵消，我已经完全没有了与它继续纠缠的兴趣。退出这个舞台，就不要再干预它了吧。
最后，还是要说一句感谢的话。这一次要感谢的是我曾经的“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家”的现任主人——社长王焰。她听了我的写作计划以后竭力要求我把这本书交给她出版。她说，你避个哪门子嫌呢，怎么说你也是个大教授呀。谢谢她的真诚，我离开出版社以后一直受到她的关照。我是个知趣的人，老祖宗教我的知所进退的道理我是懂的。所以，一般我不会去给她添麻烦。但愿，这一次她的好心也不会给她带来麻烦。
2018年1月24日于桑榆匪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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