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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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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言“天地之中”的地域范围是以嵩岳为核心地域的中原地区，囊括了今河南省的全部。“天地之中”文化显著的特征是根源文化。 这里有早的城、早的都和早的国;这里有传统文化的起源河图、洛书和《易经》;当今人口排序在前100 位的姓氏，近 80%的祖根在这里。 要之，“天地之中”文化是作为华夏民族与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而存在的。 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条浩浩荡荡、波澜壮阔的长河，考其滥觞，究其本源，必定发轫于“天地之中”，它饱经沧桑，积厚流光，绚丽多彩，亘古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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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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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天地之中”文化进行解读与阐释，“天地之中”指以嵩岳为核心区域的中原地区。本书从“中”的字形与含义出发，讨论了“中”在哲学与政治领域的思维和运用，考察了文献记载中诸多关于“天地之中”地望所在的讨论，阐释“天地之中”文化的内核和外延，概括其主要特征，论述其起源和发展，并从本地生态系统、本地早期文明和异地早期文明三个方面论述“天地之中”文化形成的原因，从文化土壤、文脉承续、文礼生发、文明根基四个角度论证“天地之中”文化为华夏文化的源头，同时考察“天地之中”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的联系与区别，论证“天地之中”文化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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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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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岩，郑州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兼任文化部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库成员、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委员、郑州市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河南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郑州图书馆学会理事长。长期从事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的理论研究，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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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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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中”的形义考察与“天地之中”的地理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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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节 “中”的形义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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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一、“中”的字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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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二、“中”的释义考
/
010
三、“中”在哲学与政治领域的思维与运用
/
015
四、天地之“中”的表义与内涵
/
025
第二节 “天地之中”的地理设定
/
027
一、来源于神话的圣山中心说
/
028
二、神权与王权结合的庙坛中心说
/
031
三、附加宗教或政治色彩的城市中心说
/
033
四、带有民族情怀的“中”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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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
五、中国独有的中心说
/
047
六、“天地之中”的地域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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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
七、魏晋以前宇宙观略说
/
055
第二章 “天地之中”文化肇端于远古初备于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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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
节 “天地之中”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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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
一、“天地之中”文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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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
二、“天地之中”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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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三、“天地之中”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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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
四、“天地之中”文化的主要特征
/
071
五、“天地之中”文化的发展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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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
第二节 “天地之中”文化发展源流考
/
084
一、混沌初开期
/
085
二、肇端萌芽期
/
087
三、雏形显现期
/
095
四、定型成熟期
/
099
五、发展演变期
/
104
第三节 “天地之中”文化初备于三代
/
105
一、“中”文化定型于三代
/
106
二、根源文化成熟于三代
/
128
三、都城文化肇造于三代
/
134
2 0 0 ? “天地之中”文化探源
四、汉字文化发轫于三代
/
144
五、初领风骚的“天地之中”文化
/
150
第三章 多维度试析“天地之中”文化的成因
/
153
节 本地生态系统对于“天地之中”文明出现的触发
/
154
一、自然地理环境
/
154
二、多样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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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三、生态环境与文明诞生
/
161
第二节 本地早期文明对“天地之中”文化形成的推动
/
165
一、经济发展形式
/
165
二、社会居住形态
/
168
三、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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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第三节 异地早期文明给予“天地之中”文化形成的助力
/
177
一、西侯度遗址与豫西旧石器遗存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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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二、良渚文化对于商代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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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三、马桥文化与夏商文化的互动
/
186
四、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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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五、“天地之中”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吸收
/
191
六、早期“天地之中”文化核心地位的演进
/
194
3 0 0 目 录 ?
第四章 “天地之中”文化的核心地位
/
197
节 “天地之中”文化为华夏文化源头
/
198
一、文化的土壤:农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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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二、文脉的承续:汉字文化
/
205
三、文礼的生发:青铜文化
/
212
四、文明的根基:制度文化
/
218
第二节 “天地之中”文化为区域文化核心
/
224
一、新石器时代的区域文化格局
/
225
二、区域格局内“天地之中”文化的地位
/
229
三、准核心文化具备的各项优势
/
234
四、核心地位的确立与新文化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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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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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后记
/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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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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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对“中”的认识与重视，肇始于远古。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原地区原始部落的建筑群格局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尚中思想。 尚中思想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领域也占据了统治地位。 钱大昕曾谓:“《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周易》位居儒家十三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论根源，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 发展变化与过犹不及的思想贯穿《周易》之始终，这是《周易》尚中思想的整体呈现。 中国人的尚中思想在经历了漫长的沉淀与检验之后，到了孔子的时候被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孔子早提出了“中庸”的概念。 他在《论语·雍也》中言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这里的“中”，谓之折中，既无过分，亦无不及;“庸”，则谓平常。 孔子用折中和平常来说明他所认可的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 他的这一思想与《周易》的“过犹不及”是相一致的。
中国古时的统治者也具有执中守正的理念。 《论语·尧曰》记载了尧告诫舜的一段话:“咨! 尔舜!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里的“允执其中”的意思是治理国家要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 《孟子·离娄下》言道:“汤执中，立贤无方。”这是孟子评价商朝开国君主成汤的话，说汤这个人能够秉持中正之道，破格提拔德才兼备的人。 本之于上，中国人的尚中、尊中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包含了上层建筑择中、执中与中治的立国之本，涵盖了民众守中道、中而行与达中庸的处世理念。 “中”的思想产生、发展于过去，也必将存在、辐射于未来。
关于“天地之中”这一概念的萌芽，窃以为早可追溯到良渚文化时期。良渚文化出土的外圆内方的器物玉琮，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已经具备天圆地方的概念。 这种概念诞生之后，自然会引发对“天地之中”在哪里的思考与探索。 史前时期人们对于“天地之中”的认识达到了哪种程度，文献无征，难以猜度;迟至西周，人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尚书·召诰》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伪孔传:“言王今来居洛邑，继天为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地势正中。”也就是说，到了西周武王、成王的时候，无论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别的什么目的，关于“天地之中”的追求，已经走完了蒙昧想象的阶段，把“天地之中”书之于竹帛，且将治“天地之中”付诸实践。
文献记载里的“天地之中”可以分为这么几类:有些带有神话色彩，昆仑山、都广山是其例;有些带有政治色彩，洛阳、开封是其例;有些带有家国情怀，中国、中华是其例;还有些是基于并不科学的地理角度的豫州、中州、阳城、南阳、汝南等说法，其中又以登封阳城说影响。
《史记·封禅书》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黄帝都轩辕(新郑)，鲧都崇(嵩县)，启都夏邑(禹州)、黄台(新密)，太康、仲康都斟 (巩义)，商汤都郑亳(郑州)、西亳(偃师)，这些地方如众星拱月般围绕在嵩岳周围。 朱熹讲浑天说时言道:“其术以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当天之中极。”是故，本书所言“天地之中”的地域范围是以嵩岳为核心地域的中原地区，囊括了今河南省的全部。 “天地之中”地区是史前中国人类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这一区域自然因素适宜，社会文明因素起源早，而且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一区域的地理位置适中，便于吸收周边地域文化的先进因素，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从而早迈入文明社会。
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天地之中”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 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新密李家沟开始有原始先民居住、生产和生活。 该地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遗存显示，耜耕农业取代刀耕火种成为主流的生产方式。 稍后，原始先民在郑州西山版筑夯土筑城，从某种意义上说，郑州西山古城开启了古国文明时代。 该地区龙山文化时期遗存较多，规模较大，迄今先后发现了 10 余座古城址。 到了龙山文化晚期，这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个统一的王朝———夏，之后建立了比较强大的商、周王朝。 从此，“天地之中”地区成为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中心。
“天地之中”文化显著的特征是根源文化。 这里有早的城、早的都和早的国;这里有传统文化的起源河图、洛书和《易经》;当今人口排序在前100 位的姓氏，近 80%的祖根在这里。 都城文化是“天地之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黄帝之都轩辕至北宋之都开封，问鼎中原，定都天中，是中华民族的共识。 数千年的都城史形成了具有极大影响力的都城文化，这是其他的地域文化无法比拟的。 汉字文化也是“天地之中”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距今8000 多年的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上的 17 个契刻符号，与殷墟甲骨文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安阳殷墟甲骨文以及大量青铜器铭文的发现，至大篆、小篆、楷书的演变，后经许慎《说文解字》的规范，为研究中国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史和早期的社会形态提供了手资料。 “天地之中”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概括起来有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文明原创、文化骨干，持续发展、异彩纷呈，兼收并蓄、影响远播四个方面的特征。
“天地之中”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其突出的内容和特点，虽然发展过程中有过曲折和停滞，甚至大起大落，但总体的趋势是向上向好的。“天地之中”文化的混沌初开期，大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处于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时代;“天地之中”文化的肇端萌芽期，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处于炎帝、黄帝的部族传说时代;“天地之中”文化的雏形显现期，大致相当于铜石并用的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处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传说时代;“天地之中”文化的成熟定型期，大致相当于夏商西周时期;“天地之中”文化的发展演变期，相当于春秋战国及以后的历史时期。
“天地之中”文化在夏王朝确立了核心文化地位，在商王朝扩展并稳固之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格局基本形成。 在新的文化格局中，“天地之中”文化通过政治统治和文化输出，在精神文化领域统治了早期中国的广大地区。 中国古代的区域文化也在核心文化的辐射和引领下，逐渐在相对独立中达到整体上的融合和统一。 要之，“天地之中”文化是作为华夏民族与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而存在的。 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条浩浩荡荡、波澜壮阔的长河，考其滥觞，究其本源，必定发轫于“天地之中”，它饱经沧桑，积厚流光，绚丽多彩，亘古弥新。
在华夏文化绵延跌宕的五千年历程中，“天地之中”文化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作为华夏民族与中华文明诞育的摇篮而存在的。它历经沧桑，积厚流光，绚丽多姿，历久弥新。若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比喻成一条波涛汹涌、奇伟磅礴的巨龙大江，那么追根溯源，其主源必定肇端于“天地之中”文化。
从裴李岗时期的原始农业到龙山时期的犁耕农业，中国农耕文化的基础在“天地之中”地区奠定;从贾湖遗址的刻画符号到殷商甲骨文字，中国早的成系统的成熟文字在这里形成;从黄帝发明冶金术到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器铸造业，中国青铜文明的先河在此开启并达到;从黄帝建立“有熊国”(今新郑一带)到“禹都阳城”(今登封地区)，中国历史上王朝时代的开创在“天地之中”地区完成。代表文明发生的这些标志性产物大多先于这里出现。因此“天地之中”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天地之中”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一、文化的土壤：农耕文化农业是人类社会百业之首。农业的兴起实现了社会生产力首次大飞跃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一件跨时代的大事。农业文明乃是中华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因而关于农业的起源，一直是学界热切讨论的问题。
“天地之中”地区拥有广袤的平原，河流纵横，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是宜农的宝地。据文献记载，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氏时，该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这里曾是炎帝族的主要活动基地，炎帝神农氏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教民耕稼。
《周易·系辞下》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①《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②出土实物也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河南境内已有用作谷物收割工具的雏形。如安阳小南海洞穴遗址和许昌灵井遗址中发现的弧背长刮器，与新石器时期石刀和石镰的形制相当接近，它的主要用途之一应该就是收获谷穗。③
谷物加工和收获工具的出现，是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过渡的重要一环，这里面很可能包含着种植业萌芽的某种信息。
（一）裴李岗文化的生产工具
发展到新石器时代，“天地之中”地区有了农耕实践。在裴李岗文化时期，这里已成为农耕文化的中心。裴李岗文化遗址主要以嵩山周围分布为密集，遗址中发现有成套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大量的谷物加工工具以及炭化的稻米、粟粒等遗存，表明此时期的先民已经开始从事农耕，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出土的农具中，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在各遗址都有发现。石斧体形厚重，是开辟农地时用于伐树清障、加工木器的工具。在远古时代，这是进行农业生产的步。石铲体长面宽，较轻薄，适于在耕作时翻土松土。器形有两端有圆弧刃的、带柄有肩的、桂叶状的等，颇具特色。长的石铲竟达42厘米，在石质农具中较为先进。石镰主要用于收割。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石镰，柄部都比较宽，其下打有缺口，用以捆缚木柄，刃部都带有锯齿，使之更容易割断谷穗，提高劳动效率。这种石镰是裴李岗文化石器中特色的工具之一，在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均未见。石磨盘、石磨棒是粮食加工工具。二者均是用黄砂岩琢磨而成，石板的一面加工出磨盘用来盘面，另一面则作为盘底部琢磨出四条短圆柱状足。盘体有大小长短的不同，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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