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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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听到确诊的消息时,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感受到真实、纯粹的幸福了。看着米娅掌握了太阳系之类的概念,或是注视着伊莎贝尔天上学时无所畏惧地迈开步子,我觉得我每一秒钟感受到哪怕一点点幸福,都会因为癌症黯然失色。我以为不祥的癌症一定会入侵我未来生活的每个瞬间。在许多时候,我猜想会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在另一个孩子的生日派对上,看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在聚光灯下恣意舞蹈,我心头涌起的幸福却被脑海中的另外一些念头侵蚀:未来还有多少个这样的瞬间是我无法见证的?在各种音乐与刺耳的尖叫声中,我为自己也许无法看到的一切哭了起来。
即使没有癌症阴云的笼罩,幸福的降临在我看来也是不容易的。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会掠过你的意识,然后消失。任何养育过年幼子女的人都会明白,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时常会令人精神崩溃 —你得熬过每日早起的疲惫,忙着送孩子去上学;为了薪水忍受必不可少的工作压力;做很有可能会被挑食的孩子剩下的健康晚餐;还要针对何时刷牙、第二天穿什么、明天午饭可以吃什么零食等问题,无休止地与孩子展开谈判。患上癌症之前,我偶尔还能找到大家口中说的孩子所能带来的短暂纯粹的快乐。当米娅说出某些机灵又逗趣的话时,当伊莎贝尔用瘦小的双臂环绕住我、仿佛我是她在世界上重要的人似的时,幸福感都会降临。跟随乔希出门度长假,或是少有地不带孩子去和朋友们吃晚餐时,幸福感也会降临。可在大多数情况下,患上癌症之前我的生活多半是由工作和育儿组成的,分外艰辛,吃力不讨好。
别误会——我一直十分感激我所拥有的一切,感激孩子们的健康与我们的平安喜乐。我不需要癌症来让我对生命中的一切感恩戴德。说真的,作为贫苦的移民和法定意义上的盲人,我的成长经历已经教会了有关我需要知道的,要感恩和珍惜生活的一切。患上癌症之前,我的生活已经安于程序化的满足和对现状的接受,不被幸福的瞬间支配,不被快乐、愉悦和兴奋感定义。确诊癌症之后,我只是简单地以为,无论我拥有多少纯粹的幸福瞬间都会被玷污,所以带着纯粹的快乐前进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我的假设是错误的。
初秋的一个星期四,在曼哈顿阴暗下城区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餐馆中,我与自己曾经的产科医生 C 隔着桌子面对面坐着,分享了一顿很晚才吃的午餐。菠菜、糙米、烤蔬菜 —顺便说一句,这些食物完全符合抗癌与抗糖尿病的要求。从 C 医生与我在健身房的大厅里相遇开始,我们已经聊了两个小时。在步行穿越唐人街时,这段对话又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们什么都聊,先是谈到了我的癌症诊断,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潜在的医学原因,我的癌胚抗原水平,未来可能进行的手术,离开纽约接受额外治疗的利弊,等等。她相信我有能力战胜癌症,因为用她的话来说,我可不是什么寻常之辈。我们还聊到了 C 医生近期的乌干达旅程、她所经历的文化冲击以及未来的计划。
正是在这段对话中,我完全发自内心地脱口而出:“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真的感到非常幸福。”
这样的宣言连我都有些吃惊。罹患结肠癌四期,我怎会有一秒感受得到无忧无虑的快乐 —更别提那天下午的许多个瞬间了 —还能促使自己说出这样的宣言呢?
我们的对话多半与 C 医生有关。事实上,C 医生也不是寻常之辈。两天前,她刚刚结束六个月的乌干达之旅归来,在那里一家拥有550 个床位的医院做志愿者。人们会跋涉数日去医院看病,还会为了做台手术卖掉一头牛。她向我展示了几张医院的育儿室的照片。除了一张可躺的桌子,育儿室里的婴儿什么都没有,身上裹着的母亲的毯子就是母子关系的证明(因为医院里没有身份手环)。她还给我讲述了许多疯狂的故事:一名孕妇被公牛顶伤后,是如何切除其生坏疽的手臂的;某孕妇在家生产失败后,又是如何在没有麻醉、缺乏电力与物力且专业技能短缺的恶劣环境下,移除死胎和破裂的子宫的。她就是为了前往乌干达,才关闭了营业二十五年的诊所。在诊所工作期间,她感觉特里贝克地区的每一个孩子几乎都是她接生的。服务国内外缺医少药的地区 —这是她从医学院毕业时就曾许下的承诺。
她关闭诊所动身前往乌干达时,我一度怀疑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因为她显然没有返回纽约的意图。几个星期以前,我给她写过一封邮件,把确诊的事情告诉了她,不过完全没有指望她会回复。直到返回美国她才看到我的信息,并立即与我取得联系,表达了她的震惊。于是我要求与她见面,说我真的需要见见她。
自从我认识 C 医生的那天起,她就一直让我十分有安全感。我两次怀孕期间,她都诊断出我患有孕期糖尿病,于是强迫我每日写饮食日志(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她),记录自己吃下的一切,还有每天几个特定时间点的血糖水平。就像对待其他病人那样,我赶到医院的那一刻,她就出现了(不像其他许多产科医生那样,直到生产的后一刻才来)。麻醉医师为我进行硬脊膜外麻醉时,抱着我的人是她,而不是护士。她还指导我承受住了分娩与生产的痛苦,是米娅与伊莎贝尔健康降生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人。作为个体执业医生,她在关闭诊所前的二十五年里都没有休过一个假期,她对病人的奉献精神也得到了他们毫不动摇的信任作为回报。
我知道,那些曾经也是 C 医生病人的朋友会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她共度一个下午。事实上,在 C 医生身在纽约的这段有限的时光里,她之所以能够令人难以置信地抽出一个下午与我聊天,的原因就是我的癌症。要是她还经营着诊所,要是我没有患上癌症,我们永远都不会如此开诚布公地谈起各自的生活,进入我希望能够持续多年的友谊领域。能受到 C 医生照料是一种荣幸。能够结识如此优秀、勇敢的人并从她的身上获得启迪,更是一种荣幸。毕竟她是真心想要影响自己触碰到的每一段人生,并且切实可行地做到了。与 C 医生共度的这段时间里,我之所以会感到幸福,是因为这幸福是意料之外的;是因为我从癌症中得到了一段新的关系,对一个已经对我和我的家庭无比重要的人有了新的认识;是因为通过了解和与她交谈的那些瞬间,我感觉人生与灵魂都得到了丰富。
骤然命不久矣,即将死到临头似乎是有可能实现人际关系的发展的 ——熟人一个下午就能成为密友,因为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还有什么比亲近更重要的呢?
我经常会回想此生经历过的那些幸福的瞬间。你可能以为我会说,是嫁给乔希的一刻,或是次抱住还在我怀中打滚的两个女儿时。不,不是的 —抱歉,乔希、米娅和伊莎贝尔。诚实如我,我必须承认,婚姻与创造生命在充满乐趣的同时也充满了焦虑,因为它们过于真实、纯粹。总之,当我穿着漂亮的白裙站在乔希身边时,我
曾下意识地好奇我们的关系将如何延续。当将大女儿搂在自己怀中时,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捏断她脆弱的身体,或者是否有可能变成一个会令她失望的母亲。如果我当时没有这些想法,那就太天真,太自大了。
当我想起人生中幸福、无忧无虑的时刻时,脑海中浮现的是遥远的中国甘肃省,19 岁的我和三个藏族僧侣坐在山坡的地上,聆听脚下的寺庙中萦绕的圣歌。我也会想起 2005 年感恩节的那一天,我坐上黄道号,穿越白、绿、蓝相间的海水,头顶着此生见过的晴朗的天空和艳阳,朝着南极海岸进发,去看成百上千的野生企鹅。我
还会想起自己坐着人力三轮车,沿着孟加拉国狭窄得开不进汽车的乡道前进,布满星星的夜空下萦绕的数百只萤火虫照亮了脚下的路。这些就是我一生中情绪为高涨的时刻,虽然短暂,但内心是平静的,不必担心过去或是未来。在这样的时刻,我独自踏上漫长且时常充满艰辛的遥远旅途,到达了目的地;在这样的时刻,我为自己三生有幸才能看到的惊艳美景心怀感恩;在这样的时刻,我感觉灵魂仿佛正在舒展,覆盖了某种罕见甚至神圣的人类体验,见识、感受到了肯定被“上帝之手”触碰过的非凡的自然景观。
尽管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些令人震惊,但癌症也曾为我带来过幸福的瞬间。和 C 医生共度的幸福瞬间与我患癌之前在旅途中的体验并无二致。癌症既有能力破坏我与孩子们的快乐时刻,用我对未来的怀疑将这些时刻玷污,也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可以剥去丑陋,剔除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将一切都放在如同南极的天空般晴朗得令人振奋的视角上。和 C 医生在一起,我忘却了那家餐厅的沉寂,忘却了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反,癌症赋予了我专注当下的能力,让我能真正去聆听 C 医生告诉我的一切,惊叹并沉浸于她的故事、人品和我们之间的人情纽带。因为癌症会逼迫我和其他人重新去关注那些重要的事情。
我发现,就像 C 医生那样,大家都会主动前来和我巩固过去的关系,或是建立新的关系。这其中既有曾经的医生、高中同学、其他家长、不太亲近的朋友,也有与我未曾谋面的一些人。在这段无论好坏、已然被癌症定义的人生中,人际关系如今已经成为我的重中之重,是能让我真正感到快乐的。正是在这些关系中,我找到了曾经以为只能在独自流浪的途中才能找到的令人窒息的美丽、平和与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