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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企鹅兰登出品,英国《独立报》年度令人振奋之书。被译成20多种语言,并且正在被好莱坞一家大制片厂改编成故事片。BBC、《出版人周刊》《爱尔兰时报》等媒体力荐。
★17岁少女的百岁人生,五月病房的终点倒数与忘年倾诉。两位主人公,一老一少,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认识了彼此。借由17岁伦妮的视角,讲述83岁老人玛戈起伏动荡的一生。
★勇敢爱与平凡活,如何抉择才能无悔此生?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也就开启了与世界告别的倒计时。所以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容虚度。
★文笔优美,洋溢着丰富的生命的色彩。文本没有强调主人公所得的疾病,也没有多写有关她们痛苦的不必要的细节。这部分被粗略地略过,以便为她们给彼此带来的勇气和快乐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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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一本温情,设定别致的治愈系小说,讲述了一段相差66岁的友情。两人的相遇让沉寂如死水般的生活,重新找回了热情和疯狂。
伦妮,17岁,生命在尽头,不知在医院度过了几年;玛戈,83岁,生命在尽头,因为衰老,没有亲人照顾,她在医院里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月。两人在医院开设的绘画课上相识,此时她们的年龄之和正好是一百岁。一条“妙计”就此诞生:她们决定把这一百年的岁月画成画,每年一幅。
随之,玛戈坎坷动荡的一生逐渐展开,伦妮被亲人遗弃的真相水落石出。本来“等死”的两个人,因为彼此的出现,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思考死亡与活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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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玛莉安·克罗宁,英国作家,出生于1990年,于沃里克郡长大。她在兰卡斯特大学学习英语与创意写作,并在伯明翰大学攻读应用语言学专业,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五月病房与玫瑰画室》是作者的处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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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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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迈开小碎步,走到她的课桌旁。
“我叫伦妮。”我伸出一只手。
她放下炭条,跟我握了握手。“很高兴见到你,伦妮。”她说,“我叫玛戈。”
她手上的炭渍在我的手背印下了她的指纹。
“谢谢你,”她说,“那天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不客气,”我说,“不值一提。”
“确实是大忙。”她说,“真希望能好好答谢你,可惜我名下也就只有几件睡衣和一块吃了一半的水果蛋糕。”
她做个手势,让我坐下。
“你到这儿来干吗?”她问。我明白,她指的是“玫瑰画室”,但还是说实话为好,所以,我告诉了她实情。
“据说,我活不了几天了。”我说。
玛戈端详着我的脸,我们沉默了片刻。看上去,她似乎不信我的话。
“是绝症。”我补上一句。
“可你还……”
“还年轻,我知道。”
“不,你还……”
“很倒霉?”
“不,”玛戈依然审视着我,仿佛依然不买账,“如此生气勃勃。”
皮帕走到课桌边,在我们面前摆上几支画笔。“两位在聊些什么?”她问。
“死亡。”我告诉皮帕。
皮帕皱起了眉头——皮帕恐怕该去上几节团建培训课,学学如何对待死者和濒死者。要是连“死亡”这个词都听不下去,她在医院的这份工作可撑不了多久。
皮帕在桌边蹲下,拿起一支画笔。
“这个话题很宏大啊。”她终于开了口。
“不要紧。”我说,“之前,我曾花了一整天经历悲伤的七个阶段,所
以已经一举搞定了。”
皮帕用画笔戳着课桌,笔头的刷毛形成了滴溜溜圆的一圈。
在瑞典厄勒布鲁念小学的时候,我不小心撕掉了一本教科书的一角。当时,我和一个现在已经记不起名字的男生在比赛,看谁翻书翻得更快。于是我拼了命,结果可好,其中一页干脆被撕掉了一个角。班主任吼了我,又罚我去校长办公室——依我猜,可能是因为我看上去不肯认错吧。被送去校长办公室的路上,我感觉活像是要被送去警察局,我认定爸爸妈妈会收到通知,恐怕我从此就没好日子过啦。我的手心直冒汗:全校都在上课,我却沿着过道走向校长办公室,这感觉十分诡异,活像踏进了某种禁区。
女校长有着虎背熊腰的身材、一头寒光闪闪的银发,紧抿的双唇总爱涂鲜艳欲滴的口红。我想象着她吼我的一幕,好不容易才忍住没哭出声。
我来到校长办公室,她正在开会,前台让我在校长办公室外的一张绿色椅子上坐下等待。谁知道,左侧椅子上已经坐了一个男生,比我大好几岁,名叫卢卡斯·尼伯格。
“你惹祸啦?”他问我(当然,他讲的是瑞典语,不是英语)。
“是啊。”我感觉下巴微微发颤。
“我也惹祸了。”他说着拍拍身边的椅子。看上去,被罚待在校长办公室外面,他似乎既不慌,也不怕,反而有点自豪的样子。我坐到他身旁,顿时松了口气。毕竟,有人跟你一样麻烦缠身,简直让人安心不少。卢卡斯和我成了一条船上的人,感觉比独自上路强得多。
而在医院里,当玛戈打破沉默,说出那句话时,这种感受再次涌上了我的心头——刚才,玛戈俯过身,对我低声道:“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凝望玛戈蓝莹莹的双眸,只觉得分分钟会跟她变成同牢难友。
“其实,细想一下吧,你不能算是快死了。”皮帕终于搁下画笔,开口插嘴道。
“是吗?”我问。
“是啊。”她说。
“那我可以出院回家吗?”我问。
“我的意思是,这一刻,你并没有死。事实上,这一刻,你明明活着。”
玛戈和我双双向皮帕望去。“你的心在跳,你的眼睛在看,你的耳朵在听。你坐在这间教室里,活得好端端的。所以,你怎么能算快死了呢,你明明活着嘛。”
她又向玛戈望去:“你们两个都是。”
皮帕的话好有道理;可惜,又全无道理。
于是,玛戈和我两个人,双双“活得好端端的”,坐在静谧的玫瑰画室里画星星,都画在正方形画布上。我还忘了涂自己那幅画布的边缘,害得自己生了一肚子气,因为后来皮帕把大家的画作挂上了墙。玛戈的星星画在墨蓝色背景上,我的星星画在黑色背景上;玛戈的星星画得很对称,我的星星画得很不对称。而在静谧之中,当玛戈小心翼翼地用金色给她那颗黄色的星星勾边时,我的心中突然涌上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用不着急着告诉她任何事,不用急,不急。
小时候,我一度热爱画画。我有一个装满蜡笔的旧婴儿配方奶粉罐、一张我画画的塑料桌。不管画得有多烂,我都会在画作一角签上我的大名和年龄,因为学校曾经带我们去过一家画廊,老师曾一次次向我们展示画作底部角落的落款。当时,我一度认为:凭我的无双才华,有朝一日,我的画或许也会在画廊展出,因此,我的大名和日期万万不能少。才五岁零三个月,我就已经照着家用录像带封面画了一只歪瓜裂枣的斑点狗,难道不足以让艺术界拜倒在我的才华之下吗?圈内人会谈起某些熬到二三十岁才展露才华的著名画家,然后会说:“人家伦妮·佩特森画出这幅作品的时候,才五岁零三个月,居然已经如此才华横溢了吗?”拜虚荣心所赐,我用能找到的细的画笔,在我的星星画作的底部,写下了几个黄字:伦妮,作于十七岁。看见这一幕,玛戈也落了款:玛戈,作于八十三岁。我们把两幅画并排摆在一起——正是一片暗色中的两颗星。
我对数字不敏感。长除法也好,百分比也好,我反正都不太喜欢,我弄不清自己的身高体重,想不起爸爸的电话号码,虽然我知道我一度记得。
不过,此时此刻,我面前的两个数字却至关重要;在我所剩无几的日子里,它们也将始终重逾千斤。
“不要说出去哦,”我轻声告诉玛戈,“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刚好一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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