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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另起的新文化运动

書城自編碼: 368473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文化研究
作者: 袁一丹
國際書號(ISBN): 9787108072368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 2021-10-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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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重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史,困难之处还不在于历史场景的还原。时至今日,我们完全有能力寻觅更多的历史细节,把故事讲得无比繁复。真正的困难恰在于胡适所谓的“价值重估”,如何回应中国当下的思想氛围,重新检讨五四一代的立场。
“五四”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基石。长期以来这块奠基石过于稳固,以致我们忽略了它的存在。当“五四”的历史地位逐渐松动,变成一块“滚石”时,既给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而在危机中或也蕴含着自我更新的生机。
內容簡介:
现代文学史一贯把《新青年》标记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然而鲁迅在《热风·题记》中却说,“新文化运动”是讥嘲《新青年》的人“另起”的名目,随后“反套”到《新青年》身上。本书从名与实的缝隙切入,追问“新文化运动”一词何时出现,是谁的发明?又如何被“反套”在《新青年》身上?“五四”与“新文化”是如何被“焊接”在一起的?从而重审文学革命、“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历史逻辑。
本书采取的研究策略,不是用“另一个”起点来对抗原有的起源神话。“另起”是动态的过程,新文化、新文学的“起点”本是复数的。每个事后追认的“起点”都对应着一种运动方案、一种历史评判及一种文化远景。
新文化运动作为“起点”的标志性意义,从长时段看,终体现在语言文字的变革上。“五四”文学革命,亦可视作一场漫长的读写革命。从不同角度探讨汉字存废及阅读方式、书写习惯的变化,未尝不是松动“起点”的另一种方式。
關於作者:
袁一丹,重庆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近代思想史研究。近期研究课题包括:1.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史;2.抗战时期沦陷区研究;3.北京都市研究。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华文史论丛》《读书》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已出版学术随笔集《此时怀抱向谁开》(六合丛书)。
目錄
引言 松动的“起点”

章 “新文化运动”的名与实
一 “反套”在《新青年》上
二 “五四”:“文化”还是“武化”
三 研究系与北大派:“争个你偏我正”
四 学衡派的张冠李戴

第二章 新文化的运动机制与权势落差
一 纵的持久与横的扩张
二 文化运动与地方新政
三 新文化的金字塔

第三章 新文化人的自我改造
一 从“半侬”到“半农”
二 “耻辱的门”
三 陆沉中的自我救赎
四 “瓦釜”之声
五 “战士”与“文娼”

第四章 交换广告中的新文化联盟
一 新文化的“地方代理”
二 “五四”前后的杂志联盟
三 阅读共同体
四 民初杂志界

第五章 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
一 后之因还是个别之因
二 科学救国抑或文学救国
三 视同“阑尾”的《去国集》

第六章 作为社交手段的新诗
一 新诗的自我窄化
二 受质疑的送别诗
三 “社会化”的修养
四 诗可以群
五 海外组党的挫败

第七章 新文学家的游戏笔墨
一 《何典》的再出土
二 疑古“废话”
三 从字体到文体
四 “射他耳家”

第八章 创造一种新的可读性
一 系于声气抑或文义
二 亚东版《水浒》与金圣叹批点
三 眼的文学革命

第九章 心理实验与汉字命运
一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聚光灯外
二 横读与直读之争
三 仪器背后的原理性思考
四 汉字的“格式道”

参考文献

后记
內容試閱
引言 松动的“起点”



任何一种历史叙事都需要指认一个起点,起点本身即包含着叙述者的意图与方法。所谓“另起”,并非用一个起点去置换另一个起点,用新的历史叙事去推翻已有的历史叙事;恰是要并置不同的起点,对勘历史叙事的不同版本。
并置不同的起点,通过文本对勘重构历史(history though textual criticism),是为了对抗“起源”的神话。按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区分,“起源”(origin)掩盖差异,是的;“开端”(beginnings)凸显差异,是复数的。“起源”是神学的、神秘的、有特权的;而“开端”是卑微的、人造的、不断被检验的。从单一的起源中可以“离析”出多重的开端。在历史开端处发现的不是起源的同一性,而是种种人事的不一致、不协调。“开端”中隐伏着复数的起点、复数的历史时间、复数的个体经验,它有意挑战“起源”的权威,不断制造出另一个起点。
我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始于2008年。硕士论文《“新文化运动”发生考论》即处理新文化的“起点”及运动过程。现在回过头去看,有点佩服自己当初的勇气。事实上,自己并没有能力重构五四新文化的总体图景。当时的勇气,可能源于确信自己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入口。从这个入口进去,仿佛能窥见一点微光,由此辟出新的论述空间。
这个选题有一定的偶然性。据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个中心”(五四运动),“两个基本点”(周氏兄弟)。选题时不知道去哪儿找题目,索性从《鲁迅全集》读起。没想到运气不错,《全集》卷还没有翻过半,就瞥见《热风·题记》中的一段话。鲁迅说“五四”以后,之前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叫“新文化运动”,后来又把这个名目“反套”到《新青年》身上。按鲁迅的说法,《新青年》与当时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回事。这有点违背文学史的常识,现代文学史一贯把《新青年》标记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新文化运动不就是《新青年》同人提倡的,以北大为策源地的文化运动?
由鲁迅《热风·题记》里的这段话,我生出几个疑问:
《新青年》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当时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什么关系?鲁迅之外,其他《新青年》同人怎么看“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目?
“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到底是谁的“发明”?
“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目如何被“反套”在《新青年》头上?
硕士论文中隐含的方法论意识:一是对于语词的时态的敏感,用现在进行时的“新文化运动”取代过去完成时的新文化运动;二是浑朴的过程的观念,追问“五四”与“新文化”是如何“焊接”在一起的;三是倾听不合时宜者的声音,关注新文化的排斥机制及自我压抑的面向。以语词、过程、个体为支点,撬动固有的起点。
通过考察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表态,我发现,至少在1920年代前期,《新青年》同人普遍认为所谓“新文化运动”是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外“另起”的事业。“新文化运动”一词出现在“五四”以后,即1919年下半年。这个词的发明权,主要归功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
逐页翻检“五四”前后研究系掌控的北京《晨报》《国民公报》及上海《时事新报》,我得到的基本印象是,“新文化运动”表面上是作为政治运动的反题出现的,但骨子里是一种泛政治运动,承担着为政党政治造血、换血的功能。“五四”前后文化与政治的共生关系,构成一个莫比乌斯带(Mobius strip)。当把正反面扭转为一个单侧曲面,其间存在一个“拧劲”。“五四”释放出的社会能量及“新文化运动”的裂变,即隐藏在文化与政治这个“不二之面”构成的“莫比乌斯带拧劲”当中。
重新翻看2008年撰写的硕士论文,站得住脚的或许就是这篇论点的“起点”,即从鲁迅《热风·题记》里无意间发现的历史缝隙。但写论文光靠灵光一闪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服别人。我当时没有能力从这条缝隙深入进去,把从历史现场拾得的碎片,拼成一幅新的图景。
语文学家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特别强调“起点”(a point of departure/Ansatzpunkt)之于历史综合的重要性。他认为“起点”的发现多凭个人的直觉,因而基于内在视点的综合历史(a synthetic history from within)也只能寄希望于个人。“起点”好比是研究者掌控的“手柄”。一个别致的起点,足以撼动整个历史图景。光有总体史的抱负与轮廓是不够的,必须沿着起点指示的路径,寻求可以深描的现象。理想的起点应该既是具体而精准的,又具有向外辐射的潜力。对历史概念的词源学考辨,对经典文献的拆解与重构,对个人前史的打捞与修复,都可以成为通向自内而外的历史综合的跳板。



我写完硕士论文后,仍旧没有解决的困惑是: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常态”下,纯粹从学理的动机出发,凭借研究者有限的个人经验,重新认识“五四”、认识“新文化”?此前关于“五四新文化”的叙事模式,都形成于历史的危机时刻。成功的“改写”,“势”大于“理”。我们这代学院体制培养出来的“新青年”,连个人的故事都乏善可陈,怎能讲好“新文化”从哪里来、往何处去这样的宏大叙事?“历史”对我个人而言,好像被缝合得严严实实。你很难动摇他人心中的定见,即便你用绣花针挑破一条缝,有可能由此撕开历史图景的一角。
重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史,困难之处还不在于历史场景的还原。时至今日,我们完全有能力寻觅、堆积更多的历史细节,把故事讲得无比繁复、细腻。我感到真正的困难,恰在于胡适所谓的“价值重估”,如何回应中国当下的思想氛围,重新检讨五四一代的立场,进而重估新文化的价值内核。没有一个新的价值旨归,大概只能复述或修补原有的叙事模式,不可能把新文化如何发生的故事讲出什么大的新意来。
“五四”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基石。长期以来这块奠基石过于稳固,以致我们忽略了它的存在。当“五四”的历史定位逐渐松动,变成一块“滚石”时,既给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而在危机中或也蕴涵着自我更新的生机。
对现代文学研究者而言,围绕“五四”的思想论辩,与其说是枪口一致对外的保卫战,毋宁说是“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的较量。发言者需根据当下的社会氛围,纠偏除弊,适时调整自家立场。现代文学研究者既是“五四”遗产的继承人、保卫者、辩护士,也应直面“五四”近百年来的历史后效,在与反对者、调和派的思想对垒中,将何谓“五四”重新问题化,从而生发出新的时代命题。
在专业领域内隐然有两类“五四”言说,或将其视为历史事件去勾描,或将其作为价值立场展开攻防战。前者对“五四”的理解偏实体化,后者则试图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未实现的可能性、未兑现的口头支票。所谓回到“五四”,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回到未来,去重温五四人对中国未来、世界未来的想象与规划。返回历史现场,不仅是为了搜寻那些散佚的历史细节,更是为了激活“五四”之于当下中国的思想功能。以“五四”为后视镜(rear-view mirror)给未来导航,我们透过这个后视镜审视现在,倒退着驶入未来。
在当代中国的主体建构过程中,传统资源的复活固然重要,但离不开“五四”这一解毒剂。问题在如何创造性地转化“五四”的思想遗产,而不是当“五四”好像从未发生过。当“五四”逐渐从历史的光源变为黑洞,部分丧失其政治正确性时,恰是“五四”的精神遗产与当下中国发生化学反应、再度活化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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