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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作者陈漱渝长期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是鲁迅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本书集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研究的精粹， 解读深入浅出，饱含激情而又文风平易，通俗易懂，一改鲁迅研究高深面貌，使之走入寻常百姓家。
（2）全书从鲁迅与同时代人的交往、鲁迅经典解读、鲁迅精神的传播等三大方面探讨鲁迅的现实世界、文学世界与精神世界，回答了大众关心同时也是鲁迅研究的本质性问题：鲁迅是谁？为什么读鲁迅？怎么读鲁迅？
（3）史料翔实，考据严谨，一派学术大家风范，呈现了有血有肉的多面鲁迅形象。
（4）在历史发展中评判历史人物，并终落脚到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既有宏阔的历史视野，又有对当下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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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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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漱渝长期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是鲁迅研究领域第二代学人的代表人物。全书从鲁迅与同时代人的交往、鲁迅经典解读、鲁迅精神的传播等三大方面探讨鲁迅的现实世界、文学世界与精神世界，较为系统地呈现了鲁迅文化传统的丰富性。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考据，引领读者看到在二十世纪前叶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对启蒙大众、振兴民族文化的追寻与担当，启迪读者对二十世纪前叶的中国文化、社会演变进行全面的思考。全书饱含激情而又文风晓畅，既有宏阔的历史视野，又有对当下的观照，集作者半个世纪以来研究之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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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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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漱渝，著名学者，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长期担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并主持鲁迅研究室工作，参与编刊《鲁迅研究月刊》，是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南社及柳亚子研究会顾问，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长期从事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大量掌握手史料。著有《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鲁迅史实新探》《许广平的一生》《民族魂——鲁迅的一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史实求真录》《宋庆龄传》《风情·亲情·乡情——一个大陆人看台湾》等数十部专著，论文集《五四文坛鳞爪》《披沙拣金》，学术随笔《甘瓜苦蒂集》《倦眼朦胧集》等，主编《鲁迅论争集》等数十种，参与 1981年版《鲁迅全集》和2005版《鲁迅全集》编注工作，参与编注《郭沫若文集》。著有《民族魂》《博击暗夜——鲁迅传》等多部鲁迅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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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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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鲁迅与同时代人
讲 “人之子”鲁迅
第二讲 鲁迅夫人许广平
第三讲 帮助鲁迅改变命运的人——鲁迅挚友许寿裳
第四讲 五四文学星空三颗星——鲁迅·胡适·周作人
第五讲 今夜“大雷雨”——周氏兄弟失和事件再议
第六讲 “相得”与“疏离——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史实及其文化思考
第七讲 “交谊至深，感情至洽”——鲁迅与郁达夫
第二章重读鲁迅经典
第八讲 鲁迅经典作品的阅读
第九讲 重读鲁迅经典的断想
第十讲 解密鲁迅日记中的“生活密码”
第十一讲 鲁迅手稿，研究些什么？
第三章播撒鲁迅精神的种子
第十二讲鲁迅是谁？应该如何为他立传？——我为鲁迅作传的学术追求
第十三讲吐纳中外，别立新宗——鲁迅的中西文化观
第十四讲从鲁迅读书，谈到读鲁迅的书
第十五讲播撒鲁迅精神的种子——关于教材中的鲁迅作品
后记讲演改变了我的命运——感悟鲁迅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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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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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改变了我的命运——感悟鲁迅经典
记不清是在哪次学术研讨会上，陈子善兄夸我是“讲演家”。这当然是玩笑话，或者说是“谬奖”。爱听人夸，不爱听人贬，这也许是一种人性的共同弱点，我也未能免俗。但是无论我如何自我膨胀，还不至于真把“讲演家”这顶华冠扣在自己头上。因为我从小不擅辞令，又是湖南人，普通话不标准；长期慢性鼻炎，更影响了吐字清晰。年轻时眼小脸瘦，被人讥为“尖嘴猴腮”，从不会挤眉弄眼秀表情，把讲演变成表演。更为重要的是，我偏爱史料，不爱追逐走马灯式的新潮理论，因此发言多微观而少宏观，多俗见而少创见。再加上我是“科盲”，至今仍不会用电脑，所以无法利用幻灯片等现代科技手段以收图文并茂、情景交融之效。鉴于以上种种实情，从准确意义上讲，我之所谓“讲演” 其实就是“漫谈”。“漫”有不受约束的意思，“谈”有对话聊天的意思。“漫谈”多有提问交流环节，主讲跟听众之间只有话多话少之分，但却处于平等交流的位置。我并不自以为是，屡屡声明我的发言只是一孔之见，从不以“资深专家”“意见领袖”自居。
虽然我的讲演没有什么特殊价值，但讲演的确改变了我的命运。这得回溯到 1973 年和 1974 年，当时我在北京鲁迅中学教初中。学校的旧址即北洋政府时期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旧址。校内有一个西小院，院内矗立着一座刘和珍、杨德群烈士纪念碑。碑的背面镌刻着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有一次，北京西城区师范学校团委组织学生到北京鲁迅中学瞻仰三一八遇难烈士纪念碑，请学校选派一位老师讲述这座碑的历史背景， 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校领导推荐的对象是史地教研组的范永禄老师。范老师博学资深，但为人谨慎，不愿做这种“言多必失”的事情，便以《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是语文教材为由，死活不答应，坚持让教语文的我来救场。校方一时找不到其他的代替人选，只好临时把我推上讲台。首先应该归功于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感染力，我这次讲座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学生听众那张嘴就是免费广告，从此到鲁迅中学联系听我讲座的单位越来越多，平均每周一至两次，每次两个多小时。听众有工厂的工人，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更多的是中学生。为特殊的是， 我还被派出所邀请给未成年罪犯讲过一次课。这次讲座的讲稿就成了我出版的本小册子《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后由北京出版社公开出版。但书中的一些章节先被《南开大学学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选登， 这就成为我 1976 年 4 月调入鲁迅研究室的学术资本，我也由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成了专门“吃鲁迅饭”的研究人员。这就是我所谓讲演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根据我讲演的体会，讲演者首先要态度真诚。讲演要让听众入心， 首先讲演者要跟听众交心。鲁迅说，跟敌人交锋必须穿盔甲，否则中了暗箭叫作“活该”，而跟朋友交谈则可以“赤膊”——即以坦言沟通心灵。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在东京讲《解文说字》时，夏天就真的赤膊上阵。一场怀有戒心的讲演，瞻前顾后，四处设防，那肯定收不到“我口抒我心” 的效果。面对不同层次的听众讲演，还必须尽可能深入浅出，力求把复杂的问题讲明白，而不是把讲坛视为自我炫耀的场所，刻意卖弄学问， 把一个原本简单明了的问题讲得越来越玄虚，让听众如坠云雾中。
讲演乏味是常见现象。有人形容有的讲演现场，前面的听众在玩手机，中间的听众在聊天，结果吵醒了后面打瞌睡的听众。我觉得讲演要吸引听众应该适当穿插一些生动的例子，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概念化的东西形象化。1925 年 1 月 17 日，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二》中写道：“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 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 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 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1936 年8 月23 日，也就是鲁迅临终前不久，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这也是生活”……》一文中仍然强调：“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 这就表明了鲁迅主张的一贯性。任何人的讲演或发言，如果好用陈言套话，从概念到概念，那多半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就像无枝无叶的花果必然没有生机一样。
记得鲁迅还讲过：创作需要热情，讲课需要冷静。讲演过程中，我觉得既需要缜密的思维，同时不可或缺的是情感灌注。我所谓的“情感灌注”指的是爱憎分明的立场，它并不是取决于声音的高低——如果声音超过了 50 分贝，那多半就会变成噪音。不过，在一个意识形态多元多极的舆论环境下，要做到爱憎分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较讨巧的办法还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哲学。这原本是《庄子·齐物论》中的一句话，当下已被西方哲学家发挥到了极致。但既然 任何国家、任何体制之下都存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社会现象，任何发声者都不能没有一个立场和底线，那么“吃瓜人”仍然难以成为一个冷眼看世界的旁观者。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有一篇《再论“文人相轻”》， 其中有一段话让我刻骨铭心：“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 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 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 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鲁迅 的主张是：文人不应该傲慢，但也不应该随和，而应该像热烈地拥抱着 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我生平爱读的鲁迅杂文就是《记念 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两篇。我认为，这两篇杂文也可视 为典范的讲演，跟闻一多的《后一次讲演》一样永垂不朽。
以上所云，只不过是我对讲演的体会和追求，并非是自己业已达到的境界。我出的本讲演集叫《假如鲁迅活到今天——陈漱渝讲鲁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8 年出版。那书中留存了我讲演的败笔。
记得 1941 年 10 月 18 日，鲁迅夫人许广平在《上海周报》第 4 卷第 17 期发表过一篇《如果鲁迅还在》。我误以为谈论“假如鲁迅还在”是一个轻松而有意义的命题。听说外国人对于“假如拜伦还活着”就有各种各样的假设，不同的假设者相互之间虽然看法不尽相同，但都会保持着起码的尊重。万万没想到会有以“文坛刀客”自诩的批评家认为这类命题“无异于痴人说梦，过过嘴瘾而已，屁意义也没有”（《山西文学》2004 年第 12 期，第 83 页）。我因为祸从口出，受到了 3 年多的“围剿”， 只有挨骂的义务，几乎没有解释的机会。遍体鳞伤的我只好写了一本自传，权当自辩书，当然也有自我反思的内容。这部自传至今再版了 3 次，第 3 次修订版名为《我活在人间》，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9 月出版，书中第 192 页至 197 页就有关于这件事的回忆。关心此书的读者可以参看，在此不再复述。
吸取了上述教训，我的这本书以解读鲁迅经典为主要的内容。因为文本是研究的基础，要解读鲁迅，还是要以他的文本作为依据，不宜天马行空，随意发挥；更不宜自以为是，代鲁迅立言。代言人的观点即使 正确，甚至比鲁迅更加精彩，也无论如何不能取代作为历史存在的鲁迅。站在巨人肩上的即使是当代权威，也终究成不了为他垫底的那个历史巨人。
有人问：这人世间究竟存留了多少书籍？我无法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仅知道据统计，2018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就多达 3768 万余册，这还不包括数字资源。任何人皓首穷经都不可能通读这些书籍， 只能根据职业需求和个人兴趣进行选择性的阅读。如果有人需要别人推荐“书”之类，我认为稳妥的办法就是推荐经典读物——包括科学经典、人文经典、艺术经典。鲁迅著作就是公认的人文经典。
经典读物虽然类型不同，但却具有共性：有价值，有意义；有原创性，有奠基性，有典范性，有权威性；不仅经久不衰，而且历久弥新。无怪乎有人把经典作品跟一般读物的区别，比喻为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凡鸟，峻岭之于平原，江海之于溪流。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 人。他的小说、杂文都极具原创性、实验性、先锋性。鲁迅作品涉及“诚与爱”“人的解放”等人类的永恒主题，具有价值和意义的相对稳定性， 但又会随着时代变迁和读者改变而产生意义增值。据大数据统计，当下《鲁迅全集》在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中的引用率名列前茅，在自然科学论文中的引用率也相当高。这说明有众多研究者都在跟鲁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借鉴这位历史巨人的观点创造性地思考当下面临的现实问题。
正是由于鲁迅经典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当代意义，因此需要重读重温。在阅读日趋娱乐化、碎片化的时代，重温鲁迅作品这类经典读物就更具有迫切意义。解读鲁迅作品的基本要求有两点：一是精读细读， 二是知人论世。一般读物可以泛览、跳读，但经典作品需要重温，同一文本在不同时代重读，肯定会有不同的获益。除此之外，知人论世是打开鲁迅著作宝库的一把金钥匙。1936 年 4 月 5 日，鲁迅在致王冶秋的信中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鲁迅作品是中国社会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百科全书。他的小说、杂文跟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一样，都是忠实的历史记录。前些年有些学界名人在论述女师大学生运动时，说女师大学生如何刁蛮，背后的支持者如何不堪，而以“婆婆”自居视学生为“小媳妇”的女校长杨荫榆又如何受了委屈，就是因为他们对那个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并不了解。“知人”就是要了解鲁迅的同时代人，特别是要了解鲁迅作品中褒贬的历史人物和历史语境。只有对这些与鲁迅有关的人物进行独立、全面的研究，才可能对鲁迅评骘的得失正误作出科学的评价，也才可能对这些历史人物作出公正全面的评价。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只有跳出鲁迅，才能逼近鲁迅”。
当然，同样阅读鲁迅经典，不同人会有不同的阅读经验。我读鲁迅时首先注意把握不同体裁作品的文体特征。比如他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既含史的因素，也含诗的因素。“史”是指自传成分，“诗” 是指“虚构成分”。既然如此，我们就没必要对书中的某些细节较真， 如日本仙台医专的课堂是否放映过日本兵屠杀中国人的幻灯片，鲁迅是否真的折断过周建人小时候糊的风筝，鲁迅是否在父亲周伯宜临终的床前大声哀号……。读鲁迅日记，我用的是“对读”的方法。鲁迅有不准备发表的生活日记跟生前已经发表的文艺性日记（如《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马上日记之二》）两类。初读鲁迅的生活日记，必须觉得味同嚼蜡。但若跟他的文艺性日记对读，特别是与其书信及相关回忆录对读，就可以破译鲁迅的很多生活密码，越读越觉得兴趣盎然。鲁迅是渊博的，生活阅历也相当丰富，非常人所能及。但鲁迅毕竟也会有历史局限，比如他生前未能像罗曼·罗兰那样，对十月革命的故乡俄国进行实地考察，只读过胡愈之、林克多、瞿秋白等人写的一些见闻录，以及反苏营垒的一些宣传文字。所以，鲁迅对苏联状况的了解不可能十分全面，特别是对苏共的党内斗争更不可能深入了解。但是我们今天重读鲁迅当年那些涉及苏联的杂文就会发现，他对当时苏联的肯定主要集中在农奴制的颠覆和由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的生产力解放。人权和生产力这两个标准，我认为至今仍是评价社会制度优劣的基本标准，所以我们不能因鲁迅谈论苏联杂文中某些史实的失误或片面，就全盘否定这批文章的价值。我曾将这种阅读方法称为“剥离法”，即将文中史实的不完整性与其价值的普适性相剥离。不过，以上所说都是个人的阅读经验，也 会暴露我个人的局限性。置身于当今这个错综复杂和日益不确定的世界， 人们习惯于对事物进行多维性的观照和不确定性的思考。所以对鲁迅作品的阐释有着无限的空间，这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我这本书，只是我的一点学习心得，不揣浅陋，供读者参考。
如果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算到现在，我讲演的历史也快半个世纪了。我记不清场数，也无法统计听众的准确人数，自我感觉是五味杂陈， 主要是感激、感动，但也有心碎、心痛的时候。有一次我到湖南农业大学讲演，这次讲座由该校学生会邀请，属公益活动性质，时间是周六晚上。该校学生会的组织能力很强，先张贴海报，而后网上报名预约，入场券是铅印的，对号入座，志愿者导位，服务细微而到位。我先被邀请到休息室，在留言簿题字留念，接受邀请方赠送的鲜花。休息时还备有茶点水果，虽不多，但让人暖心。讲座过程中气氛热烈，因超员，台后和后排出口处也站满了热心的听众。不幸的是，散场时过于拥挤，一名学生不小心撞在玻璃门上，额头划了一个大口子，我立即让送我回宾馆的车送这名学生去医院。学生幸无大碍，但缝了 5 针。2020 年 1 月 11 日，我到国家图书馆文津大讲堂讲“重温鲁迅经典”。这是一个周六的上午，人们难得休息，但文津大讲堂仍然满座。十一点半讲座结束，几十位听众挤上台找我签名留念。那讲台不高，有些听众不走两边的阶梯就直接跨上来了。其中一位 73 岁的听众不小心摔倒，左眼角磕在地上， 裂开一个小口子，鲜血立刻涌到脸上，顿时把我吓呆了。国家图书馆有举办讲座的经验，马上就有工作人员拿来急救箱做了止血和消毒处理。包扎完，那位听众仍然坚持请我在书上签名。那是我新出的 3 本书，我看到书的封面都沾上了他的鲜血，情急之下匆忙写下了“向您致敬”这四个字，聊以表达我的愧疚。但他说：“不行，请你写上‘向鲁迅学习’。” 我当然只能满足他的愿望。我看这位老人伤得不轻，担心他可能脑震荡， 便立即跟工作人员一起送他去附近的海军医院做检查，CT 结果表明无大碍，我悬到嗓子眼儿的心才渐渐平息下来。事后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位老人是东北人，来北京跟儿孙团聚，因岁数大，老伴儿不让他独自外出，但他常溜出来听讲座。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北城区图书馆等处举办讲座，他每场必到。听完，我更为愧疚！记得鲁迅在《坟·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讲过一个故事：1923 年左右，有一个 学生来买他的书，从衣袋里面掏出钱来放在他手里，那钱上还带着这个青年的体温。这体温便烙印在他的心头。他此后写文字时，便常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鲁迅说：“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回想起来，我每次讲演，无论层次高低，听众多少，我倒都会认真准备，几乎没有毫无顾忌说话的时候。至于内容的正误得失，那是取决于我的水平，倒不是因为态度。不过，随着年岁日高，疾病日增，我举办讲座的机会肯定越来越少。感恩我的这类热心听众，是这些相识或不相识的文友，用他们的热情炙热了我这颗苍凉的心，让我切实感受到了生命的些许价值。
文末还需要补充一点，严格意义上的讲演是一种宣传形式，其讲稿也成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本书所收诸篇有的是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比较口语化；有的是事前写好的讲稿，临场再将书面语言转化为口语，所以文风不尽一致。所以准确地说，这本书书名中的“讲”既含演讲之意， 也含讲解之意，专此说明。
鲁迅经典中的人物
细读鲁迅经典，就会对鲁迅评骘的人物、事件及其思想作出更为全面的评价，使我们既能入于经典，又能超乎经典。记得“文化大革命” 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就引用过鲁迅关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以及“剜烂苹果”的论述（《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鲁迅对众多中外人物的评价精彩纷呈，有的是一语中的，堪称“一字评”。
据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十分憎恶他的论敌。他在家中养了4只猴子，用他4个论敌的名字来为猴子命名，并不时用针刺猴子们的鼻孔，拧猴子们的耳朵，踩猴子们的尾巴，没有一天不施以拳脚。（马 克思《斯普累河和明乔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鲁迅一生论敌甚多：左翼有郭沫若、成仿吾以及“四条汉子”等，右翼有胡适、梁秋实、陈西滢等，此外还有章士钊、顾颉刚、高长虹诸人。鲁迅虽然说过对怨敌一个都不宽恕的话，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原谅过不少曾经跟他发生过笔墨之争的人。比如他帮助创造社的批评家成仿吾跟党组织接上关系，公开宣布他跟郭沫若之间“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 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鲁迅的论争文字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写成的，在特定问题上有明确的是非界限。然而鲁迅在这些文字中对论敌的具体评价，绝不能视为对他们的全面评价，更不能作为对他们的盖棺论定。作为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人，鲁迅当然会有他的爱恨情仇。不过，对于鲁迅厌恶的人物我们应该有更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跳出鲁迅作品的具体语境，从而对鲁迅嘲讽的对象以及对鲁迅作品本身作出更为客观的评价。
比如《热风》中有一篇《儿歌的“反动”》，是讽刺胡怀琛（字寄尘）的一首儿歌。这首儿歌假儿童之口，说有人偷去了半个月亮“当镜子照”，而镜子虽有各种形状，但没有半月形的。如果我们仅通过这篇杂文来了解胡怀琛，就会认为他只是一个“夙擅改削”诗歌的滑稽可笑的人物。但如果我们对胡怀琛有多一点的了解，就会有以下两点认识：一， 鲁迅对他的嘲讽绝不是就诗论诗。因为胡怀琛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 后来他又接编过《小说世界》——这也是一份与文学研究会抗衡的鸳鸯蝴蝶派刊物。鲁迅在《关于〈小说世界〉》的通信中认为这份刊物呈现的是“蝇飞鸟乱”的文坛乱象，“连我们再去批评他们的必要也没有了”。二，胡怀琛在辛亥革命中曾协助柳亚子编《警报》，两人结为金兰。他一生著述甚丰，其学术领域涉及文学、方志、目录学、哲学、佛学，对中国诗歌、寓言、小说均有研究；他对陶渊明的研究尤其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又如，在鲁迅的《两地书》中，陈万里也是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他不但把自己拍摄的照片跟考古文物一起展出，而且常在集会上唱昆曲； 鲁迅甚至用“优伶蓄之”这样的措词来讽刺他，意即陈万里是被厦门大学当局包养的“戏子”。鲁迅对陈万里的鄙薄，除因为陈的某些言行外， 显然还跟他来厦门大学是由顾颉刚推荐有关，而顾是鲁迅众所周知的宿敌。但换一个视角，作为当时在厦门大学开设戏曲史课程的讲师，陈万里业余唱唱昆曲其实并无自玷人格之处。至于陈万里在文物界的重要贡献，更是早有定评。他撰写的《瓷器与浙江》《中国青瓷史略》为中国新瓷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他被公认是中国新一代瓷器研究人才的宗师。他的摄影作品能否跟考古文物同时展出姑且不论，但他在中国摄影史上的成就同样有口皆碑。他在 1923 年组织了中国个摄影艺术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亦称“光社”）；1924 年出版了中国部个人摄影艺术集《大风集》——这本书的序言，被称为中国个摄影艺术宣言；又于 1926 年在上海次举办了个人摄影展。他拍摄的《民十三之故宫》，不但艺术精湛，而且极具史料价值。所以，我们如果仅仅从鲁迅作品中来了解他评论的对象，那就难免产生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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