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是高产作家，一生写了20部长篇小说，9本短篇故事集，31个剧本，以及大量的随笔、评论。毛姆是人气作家，曾是“狄更斯之后受欢迎的英国作家”，生前拿到的版税高达数千万美元。毛姆也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赞他的人视他为“文学天才”，贬他的人觉得他只是个“畅销作家”。1946年，美国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写过一篇文章，叫《被神化的毛姆》（The Apotheosis of Somerset Maugham），给他贴了个“二流作家”的标签。毛姆后来也以“二流作家中的佼佼者”自居。就文学史地位而言，他赶不上伍尔夫、乔伊斯、劳伦斯，但高于贝内特、威尔斯、高尔斯华绥。他于1947年设立的“毛姆文学奖”颁奖70余载，让多丽丝?莱辛、奈保尔、麦克尤恩等一大批当代名家受益。毛姆已离世半个多世纪，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影响有增无减。近年来，国内兴起的又一轮“毛姆热”就是明证。
毛姆是“亲中派”（Sinophilia）英国作家之一。他两次踏访中国，写出旅行随笔《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1922）、以北京为背景的剧本《苏伊士以东》（East of Suez，1922）以及读者手中的这部长篇《面纱》（The Painted Veil，1925）。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以中国为背景或带有中国元素的短篇小说。在众多涉华题材作品中，《面纱》是著名的一部。它初在纽约的《大都会》、伦敦的《纳什》杂志上连载，单行本问世后，不断重印或再版。这部小说被三次改编成电影，以2006年中美合拍的版本知名度。导演将很多外景地选在了中国。影片播出后，“毛姆大叔”在中国又收获了一大茬观众和拥趸。
毛姆的书名典出雪莱的一首十四行诗《别揭开这五彩面纱》（Lift Not the Painted Veil，1818）。他在扉页引用了如下诗行：“别揭开这五彩面纱，芸芸众生都管它/叫生活……”。书名若直译，可译作应是“五彩面纱”、“彩色面纱”或“华丽面纱”。这个书名也让人想到了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1820）。在第三场幕第三幕场中，大地回答亚细亚的死亡之问时说：“死亡是一道面纱，活着的人都管它叫生命/他们睡了，面纱被揭开了。”英文“veil”一词还有“帷幕”、“幕帷”的意思，译法也不尽相同。查良铮的译文是：“别揭开这画帷：呵，人们就管这/叫作生活，虽然它画的没有真象。”邵洵美的译文是：“死是一重幕帷，活着的把它唤作生命/大家睡了，它便完全揭开。”毛姆的书名隐喻了主人公历经生死磨难后对人生真相或生命真谛的领悟。
《面纱》的素材来自作家早年游览佛罗伦萨对但丁《神曲》的研读，这在小说的序言中有专门介绍。毛姆妙手丹青，将一个红杏出墙的传统母题写成“现代故事”。他以女主人公凯蒂作为聚焦中心（focalizer），描述了她的性格与心理成长过程。年轻的凯蒂愚蠢、轻浮、浅薄、势利、虚荣、没有头脑，但后来获得了明确的自我认识。在小说快结束时，她直面旧情人，作了一次深透的灵魂自白。她说：“我觉得我不是人，而是动物，是一头猪，是一只兔子，是一条狗。哦，我并不是在谴责你，我自己也很坏。我对你投怀送抱，是因为我也需要你。可是，那个人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不是那个面目可憎、刻薄寡情、好色贪欲的女人，我与那个女人分道扬镳了。我的丈夫尸骨未寒，你的太太待我宽厚仁义，她的宽厚仁义真是难以言表，而那个女人却在床上与你纵欲求欢。那个女人绝不是真正的我，而是我心中的一头野兽，黑暗而可怕的野兽，犹如一只恶魔。我与这头野兽一刀两断，我憎恨它，我鄙视它。从今以后，只要一想到它，我的胃就会翻江倒海，我就会恶心欲吐。”
毛姆喜欢写情欲、背叛与谋杀，擅长用冷冷的笔调揭示虚伪、自私、冷酷、残忍等人性的阴暗面。例如，他在短篇名作《信》（又译《香笺泪》）与《丛林脚印》中讲述了白人殖民者上层因为婚外恋而发生的冷血或离奇的谋杀故事。毛姆似乎对人性有点儿绝望。而《面纱》却略有不同。一方面，他用深刻的洞察力与犀利的穿透力解剖人性，但另一方面，他又用爱、宽恕与善良涂抹了一层暖色，其微讽笔法透着对人物的深切的理解与同情。
在《面纱》中，毛姆以殖民地香港与中国内地某城市为故事背景，让西方读者体验到了来自东方的“异国情调”。毛姆描绘了瘟疫肆虐的中国城市，脏乱差的中国街道，意味深长的中国牌坊，以及瘆人的中国棺材，勾勒了中国佣人、厨子、乞丐、弃婴、苦力、军官、士兵、官员、小脚老太、古董店老板各色人等的画像。毛姆笔下的中国或中国人，既是写实的，也是想象的。而海关官员维丁顿与“满族公主”的爱情故事则更多带有猎奇乃至虚幻的成分。不过，毛姆对中国的观照不完全是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整篇小说中，他试图透过凯蒂的眼睛来重新审视中国。叙述者说：“此前，凯蒂耳中所听到的中国，尽是什么颓废堕落啊，肮脏不堪啊，还有糟糕得难以言表啊。眼下却是她重新认识中国的好时机，仿佛遮蔽中国的一道帷幕被迅速掀起了一角，她在飞快的一瞥中，窥见了一个丰富多彩、意味隽永的世界——这是她在梦中都没见过的世界。”在这里，“帷幕”被赋予了跨文化认知的主题内涵。
《面纱》的深刻与迷人之处，读者自会判断，此不赘述。毛姆素有“故事圣手”的美誉，其娓娓道来的高超叙事技巧也自不待言。他喜欢用平实无奇的语词，中规中矩的句子，以及平易亲切的语调，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从语域（register）来看，他的叙述语言大多出自英语的“共核”（common core）。国内众多英语教材喜欢选用他的作品，道理即在于此。因此，翻译《面纱》时，译得佶屈聱牙、古朴晦涩，自然有问题；译得满纸俚俗、过于口语化，亦似不妥。不过，如何忠实于原作的语言风格是一个翻译难题。本译稿秉承“语体对等”的原则，尽量以汉语的“共核”来迻译。这么做是否合适，只能交由读者、方家来评定了。
《面纱》的翻译还涉及到回译问题，这里也交代一下。书中写到香港的“太平山顶”、“域多利道”等地名，回译起来相对简单。而“中国通”维丁顿对凯蒂“道”来“道”去的那部分，却不好译。毛姆借鉴或直接引用了英国汉学家小翟里斯（Lionel Giles）的《道德经》英译本，即《老子语录》（The Saying of Lao Tzu，1905）。若采用回译法，让一个英国老头大段背出《道德经》的原文，对着他的同胞满口之乎者也，什么曲则全，枉则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专气致柔，能如婴儿，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胜人者有力，自胜者自强，等等，实在是有点儿错位。如果对书中《老子语录》的引文疏于明察，随意翻译一气，又有点儿不太严谨。考虑到小翟里斯的译本并非逐字逐句的直译，本书采用所谓“释译”法，是否妥当，也祈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余光中先生说过：“一本译书只要够分量，前面竟然没有译者的序言交代，总令人觉得唐突无凭。译者如果通不过学者这一关，终难服人。”这本译作是否有分量，译者不敢说，但译完一本书，不写点儿序跋，总感觉对读者缺少诚意。校完《面纱》清样后，写下上述文字，权作译后记。
张和龙
2017年5月19日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译后记
毛姆是高产作家，一生写了20部长篇小说，9本短篇故事集，31个剧本，以及大量的随笔、评论。毛姆是人气作家，曾是“狄更斯之后受欢迎的英国作家”，生前拿到的版税高达数千万美元。毛姆也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赞他的人视他为“文学天才”，贬他的人觉得他只是个“畅销作家”。1946年，美国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写过一篇文章，叫《被神化的毛姆》（The Apotheosis of Somerset Maugham），给他贴了个“二流作家”的标签。毛姆后来也以“二流作家中的佼佼者”自居。就文学史地位而言，他赶不上伍尔夫、乔伊斯、劳伦斯，但高于贝内特、威尔斯、高尔斯华绥。他于1947年设立的“毛姆文学奖”颁奖70余载，让多丽丝?莱辛、奈保尔、麦克尤恩等一大批当代名家受益。毛姆已离世半个多世纪，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影响有增无减。近年来，国内兴起的又一轮“毛姆热”就是明证。
毛姆是“亲中派”（Sinophilia）英国作家之一。他两次踏访中国，写出旅行随笔《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1922）、以北京为背景的剧本《苏伊士以东》（East of Suez，1922）以及读者手中的这部长篇《面纱》（The Painted Veil，1925）。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以中国为背景或带有中国元素的短篇小说。在众多涉华题材作品中，《面纱》是著名的一部。它初在纽约的《大都会》、伦敦的《纳什》杂志上连载，单行本问世后，不断重印或再版。这部小说被三次改编成电影，以2006年中美合拍的版本知名度。导演将很多外景地选在了中国。影片播出后，“毛姆大叔”在中国又收获了一大茬观众和拥趸。
毛姆的书名典出雪莱的一首十四行诗《别揭开这五彩面纱》（Lift Not the Painted Veil，1818）。他在扉页引用了如下诗行：“别揭开这五彩面纱，芸芸众生都管它/叫生活……”。书名若直译，可译作应是“五彩面纱”、“彩色面纱”或“华丽面纱”。这个书名也让人想到了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1820）。在第三场幕第三幕场中，大地回答亚细亚的死亡之问时说：“死亡是一道面纱，活着的人都管它叫生命/他们睡了，面纱被揭开了。”英文“veil”一词还有“帷幕”、“幕帷”的意思，译法也不尽相同。查良铮的译文是：“别揭开这画帷：呵，人们就管这/叫作生活，虽然它画的没有真象。”邵洵美的译文是：“死是一重幕帷，活着的把它唤作生命/大家睡了，它便完全揭开。”毛姆的书名隐喻了主人公历经生死磨难后对人生真相或生命真谛的领悟。
《面纱》的素材来自作家早年游览佛罗伦萨对但丁《神曲》的研读，这在小说的序言中有专门介绍。毛姆妙手丹青，将一个红杏出墙的传统母题写成“现代故事”。他以女主人公凯蒂作为聚焦中心（focalizer），描述了她的性格与心理成长过程。年轻的凯蒂愚蠢、轻浮、浅薄、势利、虚荣、没有头脑，但后来获得了明确的自我认识。在小说快结束时，她直面旧情人，作了一次深透的灵魂自白。她说：“我觉得我不是人，而是动物，是一头猪，是一只兔子，是一条狗。哦，我并不是在谴责你，我自己也很坏。我对你投怀送抱，是因为我也需要你。可是，那个人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不是那个面目可憎、刻薄寡情、好色贪欲的女人，我与那个女人分道扬镳了。我的丈夫尸骨未寒，你的太太待我宽厚仁义，她的宽厚仁义真是难以言表，而那个女人却在床上与你纵欲求欢。那个女人绝不是真正的我，而是我心中的一头野兽，黑暗而可怕的野兽，犹如一只恶魔。我与这头野兽一刀两断，我憎恨它，我鄙视它。从今以后，只要一想到它，我的胃就会翻江倒海，我就会恶心欲吐。”
毛姆喜欢写情欲、背叛与谋杀，擅长用冷冷的笔调揭示虚伪、自私、冷酷、残忍等人性的阴暗面。例如，他在短篇名作《信》（又译《香笺泪》）与《丛林脚印》中讲述了白人殖民者上层因为婚外恋而发生的冷血或离奇的谋杀故事。毛姆似乎对人性有点儿绝望。而《面纱》却略有不同。一方面，他用深刻的洞察力与犀利的穿透力解剖人性，但另一方面，他又用爱、宽恕与善良涂抹了一层暖色，其微讽笔法透着对人物的深切的理解与同情。
在《面纱》中，毛姆以殖民地香港与中国内地某城市为故事背景，让西方读者体验到了来自东方的“异国情调”。毛姆描绘了瘟疫肆虐的中国城市，脏乱差的中国街道，意味深长的中国牌坊，以及瘆人的中国棺材，勾勒了中国佣人、厨子、乞丐、弃婴、苦力、军官、士兵、官员、小脚老太、古董店老板各色人等的画像。毛姆笔下的中国或中国人，既是写实的，也是想象的。而海关官员维丁顿与“满族公主”的爱情故事则更多带有猎奇乃至虚幻的成分。不过，毛姆对中国的观照不完全是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整篇小说中，他试图透过凯蒂的眼睛来重新审视中国。叙述者说：“此前，凯蒂耳中所听到的中国，尽是什么颓废堕落啊，肮脏不堪啊，还有糟糕得难以言表啊。眼下却是她重新认识中国的好时机，仿佛遮蔽中国的一道帷幕被迅速掀起了一角，她在飞快的一瞥中，窥见了一个丰富多彩、意味隽永的世界——这是她在梦中都没见过的世界。”在这里，“帷幕”被赋予了跨文化认知的主题内涵。
《面纱》的深刻与迷人之处，读者自会判断，此不赘述。毛姆素有“故事圣手”的美誉，其娓娓道来的高超叙事技巧也自不待言。他喜欢用平实无奇的语词，中规中矩的句子，以及平易亲切的语调，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从语域（register）来看，他的叙述语言大多出自英语的“共核”（common core）。国内众多英语教材喜欢选用他的作品，道理即在于此。因此，翻译《面纱》时，译得佶屈聱牙、古朴晦涩，自然有问题；译得满纸俚俗、过于口语化，亦似不妥。不过，如何忠实于原作的语言风格是一个翻译难题。本译稿秉承“语体对等”的原则，尽量以汉语的“共核”来迻译。这么做是否合适，只能交由读者、方家来评定了。
《面纱》的翻译还涉及到回译问题，这里也交代一下。书中写到香港的“太平山顶”、“域多利道”等地名，回译起来相对简单。而“中国通”维丁顿对凯蒂“道”来“道”去的那部分，却不好译。毛姆借鉴或直接引用了英国汉学家小翟里斯（Lionel Giles）的《道德经》英译本，即《老子语录》（The Saying of Lao Tzu，1905）。若采用回译法，让一个英国老头大段背出《道德经》的原文，对着他的同胞满口之乎者也，什么曲则全，枉则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专气致柔，能如婴儿，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胜人者有力，自胜者自强，等等，实在是有点儿错位。如果对书中《老子语录》的引文疏于明察，随意翻译一气，又有点儿不太严谨。考虑到小翟里斯的译本并非逐字逐句的直译，本书采用所谓“释译”法，是否妥当，也祈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余光中先生说过：“一本译书只要够分量，前面竟然没有译者的序言交代，总令人觉得唐突无凭。译者如果通不过学者这一关，终难服人。”这本译作是否有分量，译者不敢说，但译完一本书，不写点儿序跋，总感觉对读者缺少诚意。校完《面纱》清样后，写下上述文字，权作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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