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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樊树志教授精心择选明史的十二个重要面向,既包括朱元璋屠戮功臣、燕王朱棣“靖难”、张居正万历新政、“万历三大征”之朝鲜战争这样戏剧性很强、具有鲜明明朝标识的事件,也有海禁与倭寇、晚明与“全球化贸易”、西学东渐、安内攘外两难抉择这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变局事件,可以说,几乎囊括了明史所有主要方面,让你一册在手,遍览明朝。
◎作者积几十年研究功力与讲授经验结撰成的这部《明史十二讲》,以基本史实和常识为底,以权威观点和*成果引领,对各种复杂事件均能抽丝剥茧,细论其关键所在,字里行间又处处融渗着作者对历史及当事人“同情之了解”,共同呈现出一幕幕有血有肉的“历史活剧”,令读者仿佛置身现场,不忍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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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明太祖朱元璋通过什么手段空前集权?燕王朱棣又是怎么把自己的侄子赶下皇位的?倭寇、白银、西学,晚明面临着怎样的大变局?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成功了吗?四百多年也发生过一次朝鲜战争,结局到底如何?先安内,还是先攘外,明代的选择如何给后人以借鉴?文人从政,难道必然导致悲剧?……明史权威、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紧扣明代历史发展十二大关节,讲述来龙去脉,还原历史现场,为我们描画出明代的全景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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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樊树志,复旦大学教授。代表著作有:《重写晚明史:王朝的末路》(2019)、《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2019)、《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2018)、《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2018)、《晚明大变局》(2015)、《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明史讲稿》(2012)、《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大明王朝的后十七年》(2007)、《国史十六讲》(2006)、《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国史概要》(1998)、《崇祯传》(1997)、《万历传》(1993,2020)、《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晚明大变局》入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新浪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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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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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讲 太祖高皇帝与胡蓝党案
一 “士大夫朝簪绂而暮累囚”
二 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胡惟庸党案
三 李善长的灭门之祸
四 皇权与将权的矛盾:蓝玉党案
五 太祖高皇帝的“免死铁券”
第二讲 建文帝“削藩”与燕王“靖难”
一 “封建的第四次反动”
二 封建的祸患:燕王靖难之变
三 建文帝下落之谜
四 “诛十族”与“瓜蔓抄”
第三讲 海禁·朝贡·走私·倭寇
一 海禁政策与朝贡体系
二 日本的朝贡关系与宁波争贡事件
三 “嘉靖大倭寇”的真相
四 所谓“倭寇王”王直
第四讲 晚明中国的“全球化”贸易
一 葡萄牙与澳门贸易的黄金时代
二 尼古拉·一官与“海上马车夫”
三 西班牙与“马尼拉大帆船”
四 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流入中国
第五讲 名士风流,群星灿烂
一 “卑视一世”的李梦阳
二 康海的名士风度
三 唐寅、祝允明与文徵明
四 徐渭的幕僚生涯
五 陈献章与王守仁
六 王门后学:王畿、王艮与李贽
第六讲 张居正与万历新政
一 转折年代的铁腕人物:徐阶、高拱与张居正
二 张居正与万历新政
三 “不加赋而上用足”:财政经济改革
四 “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第七讲 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
一 耶稣会士的东来:利玛窦的前辈
二 利玛窦神父的“本土化”传教活动
三 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
四 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第八讲 1590年代的朝鲜战争
一 丰臣秀吉的“大东亚构想”与朝鲜战争的爆发
二 明神宗的决策:东征御倭援朝
三 关于“封贡”之议
四 战端再起和它的戏剧性结局
第九讲 东林书院:质疑旧说追究真相
一 “虚和闲止,不关世事”: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
二 顾宪成与李三才:东林书院如何成为“东林党”
三 东林非党论
第十讲 魏忠贤阉党专政
一 市井无赖如何登上权力?
二 阉党的“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三 “六君子之狱”与“七君子之狱”
四 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
五 朱由检:“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
第十一讲 安内与攘外的两难选择
一 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二 杨嗣昌:“必先安内方可攘外”
三 “灭寇雪耻”成泡影
四 陈新甲:秘密议和的替罪羊
五 王朝的末路:出征、南迁、勤王
第十二讲“每于败局算残棋”:钱谦益的悲剧
一 从吴晗的《“社会贤达”钱牧斋》谈起
二 党争延续与钱谦益“革职听勘”
三 “丁丑之狱”与温体仁的垮台
四 钱谦益与马士英、阮大铖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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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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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不独中国人热爱,世界各国人民也都艳羡不已,赞颂不绝。几个世纪以来,外国的汉学研究从不间断,汉学家名人辈出,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历史,硕果累累。每个朝代的历史,对他们都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确实,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
比如威名显赫的唐朝。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剑桥插图中国史》把它定位为“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谢弗(Edward H. Schafer)的《唐代的外来文明》称颂那个时代是“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这个世界性帝国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概,对自身充满信心,愿意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这就是盛唐气象。
再比如宋朝,在旧史家笔下,常常遭受非议——“积贫积弱”,在与骑马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较量中,始终处于下风。历史是立体的、多侧面的,假如换一个视角,观点就完全不同了。墨菲(Rhoads Murphey)的《亚洲史》对宋朝高度评价:“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到宋朝,已呈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在此之前,王国维就说过,宋朝的科学与文化,是之前的汉唐,之后的元明望尘莫及的。陈寅恪也说,中华民族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到宋朝登峰造极。我们真的应该对宋朝刮目相看了。
那么明朝又如何呢?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把它放到全球史的框架中考察,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它也有唐宋所不及之处。
15世纪末、16世纪初,号称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航海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以及通向东方的新航路,继而又实现了环球航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大航海时代。
其实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早已领先一步。
明朝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郑和率领27800多人,分乘208艘木制帆船,从太仓刘家港出发,开始了持续二十八年的下西洋壮举,到达亚洲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航线之长,持续时间之久,在当时世界上无人可以与之比肩。郑和的次远航,比哥伦布首航美洲早八十七年,比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一百一十六年。因此,把郑和下西洋称为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是当之无愧的。无怪乎西方学者对郑和下西洋表达了的敬意,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关于郑和的专著,题为《当中国称霸海上》;孟席斯(Gavin Menzies)关于郑和的专著,题为《1421: 中国发现世界》。
大航海时代值得炫耀的成就,就是开启了波全球化贸易。中国先是被动卷入,继而转化为主动出击。澳门进入了黄金时代,一跃而为葡萄牙与印度、中国、日本贸易的枢纽港口,几条国际贸易航线把中国商品运向世界各地。尤其是澳门—马六甲—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航线,使得中国商品直通欧洲,超越了以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更引人注目的是,福建月港对外开放以后,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太平洋丝绸之路。中国商品由月港出发,运抵马尼拉,搭乘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然后转销美洲各地。这是以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无法达到的境界。
于是乎,优质的生丝、绸缎、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运销全球,换回的是数量惊人的白银货币,西方学者称之为“丝银对流”,创造了一个世纪的奇迹: 约占全球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白银货币,通过贸易渠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名著《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指出:“‘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可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在他看来,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在中国。
随着商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在传布天主教教义的同时,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培养了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开启了一个新的启蒙时代,思想解放的潮流席卷中华大地。
这就是晚明大变局。中国开始从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各个方面,融入世界。
这样的明朝是不是很值得一看呢?
那么,就让我们来细细打量这段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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