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是一支由美国志愿者组成的小规模空军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他们在缅甸和中国西部与日军作战。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和美国正式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飞虎队被称为美国志愿航空队（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人将这些飞行员赞誉为空中飞虎，从此飞虎队的名字就固定了下来。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6月，飞虎队拥有的适航战机基本不超过40架，但是他们击落了将近300架日本飞机。飞虎队的标志举世闻名。他们的柯蒂斯-莱特（Curtiss Wright）P-40战斗机机首绘着鲨鱼牙齿，他们的队标是一只从代表胜利的V字形中跳跃而出的小老虎，这是迪士尼公司设计的，还有其指挥官老头子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的硬汉形象。飞虎队是如此出名，以至于1942年共和电影公司（Republic Films）拍摄了同名电影，由约翰韦恩（John Wayne）出演吉姆戈登（Jim Gordon），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陈纳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描写飞虎队的书籍、文章、纪录片不计其数，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呢？如同新的证据总是能推翻原先的判决一样，新出现的史料也能推翻原先的历史结论。我对飞虎队的兴趣始于2006年。那年我无意间在华盛顿特区父母家的壁橱里发现了一满纸袋的旧文件，它们原属于我的外祖父雷顿（Bruce Gardner Leighton），他生前曾在美国海军任上校。这些文件显示，他在1939~1942年曾参与飞虎队的组建工作，当时他担任美国联洲航空公司（Intercontinent Corporation）的副总裁，这家航空企业如今早已被人忘记了。该公司的总裁是鄱雷（William Douglas Powley），我记得他是我外祖父母的好朋友。
1950年代，布鲁斯爷爷（所有的孙辈都这么叫他）在佛罗里达斯图亚特市（Stuart）附近有一个农场。他高大、秃顶，大部分时候穿着卡其布工作服。我不太记得小时候是否和他说过话，但是在他去世50年之后，通过对这些旧文件的抽丝剥茧，我终于开始了解他。
外祖父是一名早期的海军飞行员。1915年，他在彭萨科拉（Pensacola）海军飞行基地获得了飞机驾驶资格。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他在美国海军航空局工作，直到1928年辞职，当时他的军衔是少校。同年他加入了莱特航空器材公司（Wright Aeronautical），担任首任主管市场的副总裁，很快该公司就和柯蒂斯飞机与发动机公司（Curtiss Aeroplane and Motor Company）合并。1930年代早期，外祖父在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销售柯蒂斯-莱特公司生产的军用飞机。1937年5月，他放弃了柯蒂斯-莱特出口公司相对稳定的职位，加入美国联洲航空公司并担任副总裁。这份新工作将外祖父、他的妻子艾瑟尔（Ethel）和女儿珍妮特（Janet，我的母亲）带到了上海。
尽管我母亲对在香港的生活还记忆犹新，但她并不了解外祖父在中国从事的生意，只知道鄱雷在杭州为中国政府开办了一家飞机制造厂。1937年7月7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个月后我的母亲和外祖母撤退到了菲律宾。不久她们在香港重新安顿下来，而我的外祖父则留在了中国内地。只要是阴天，他就可以搭乘客机飞到香港去看她们。随着日军大肆进攻到长江流域，布鲁斯爷爷和飞机制造厂不得不赶在敌人到达前西迁。1938年年底，美国联洲航空公司最终迁到云南，这里是中国与缅甸交界的地方，当时缅甸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1939年12月，外祖父一家回到美国。他往返于纽约、华盛顿与迈阿密之间，负责管理一家隶属美国联洲航空公司的飞机装配厂。1942年，他再次加入美国海军，作为海军在西海岸的代表，负责联络那些为海军供应飞机的制造商。这些是他搬到佛罗里达的农场前，我了解的全部。
我注意到纸袋中有一个文件夹上贴着中央飞机制造厂、美国志愿航空队（CAMCO，AVG）的标签，母亲在封面写着雷顿关于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过程的记录（BGLs accou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VG）。当时我全然不了解这些缩写字母的意思，但在这袋文件里还有一本关于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小册子，名为《英勇光荣的美国人》（Americans Valiant and Glorious），它一下子触发了我的童年记忆。当年我们还和外祖父母居住在一起时，我很喜欢看这本小册子，因为它封面上的小老虎和色彩鲜艳的流苏镶边。
在《英勇光荣的美国人》一书的开头几页，鄱雷提供了他关于飞虎队诞生的版本。1939年5月，鄱雷、他的弟弟埃德（Ed）以及我的外祖父和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会面。鄱雷问孔祥熙，美国人可以为中国和中国空军提供什么帮助，孔祥熙回答说中国需要一批像拉法耶特中队（Lafayette Escadrille）那样的美国志愿飞行员。在美国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支志愿飞行队协助法军作战。鄱雷说他会尽一切努力向美国有权势的人提出这个想法，由此美国志愿航空队诞生了。
当我问起母亲外祖父与飞虎队的关系，她显得非常茫然；当我问起CAMCO是什么，她更是一无所知。在她看来，她的父亲当时是在为美国联洲航空公司工作。我在互联网上搜索了一下，很快发现CAMCO的全称是中央飞机制造厂，是一家由鄱雷创办的飞机制造厂。这家工厂是1933年鄱雷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合作开办的中美合资企业。事实上，所有的飞虎队队员都与中央飞机制造厂签订了雇佣合同。
我在互联网上搜索了一遍，发现很少有人提及鄱雷和雷顿在组建飞虎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几乎所有的叙述都聚焦于陈纳德所起的关键作用。1942年2月，《时代周刊》（Time）为之后的历史书写定下了基调：组建和招募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功劳不是一个人的。但是从一开始，这支部队的精神支柱就是它现在在缅甸的指挥官，他就是著名的美国飞行员、又黑又瘦的美国空军准将陈纳德，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沃特普鲁夫（Water Proof）。1942年，拉塞尔惠兰（Russell Whelan）撰写了第一本关于飞虎队的书《飞虎队》（The Flying Tigers）。惠兰曾担任美国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的无线电主管，这个联合会是为国民政府搜集情报和筹集经费的机构。根据惠兰的说法，陈纳德创建飞虎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抗击日本人，不论美国与日本是否正式开战。1943年，《密尔沃基日报》（Milwaukee Journal）的记者罗伯特霍兹（Robert Hotz）出版了《与陈纳德将军同行：飞虎队的故事》（With General Chennault： The Story of the Flying Tigers）一书。他的这本书将飞虎队的故事说成了陈纳德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霍兹编辑了陈纳德的回忆录《战士之路》（Way of a Fighter，1949），将自己原先那本书中的内容加进了这本自传。8霍兹很有可能利用他与陈纳德的谈话、他自己的研究和想象撰写了这本传记。贾安娜（Annalee Jacoby）在一篇书评中评论说这本传记的书名很贴切，因为陈纳德曾经和每一个人争斗：有意思的是，这些回忆录的内容颠三倒四、前后矛盾，好像是由三个不同的人撰写的。她与白修德（Theodore White）合著了《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然而，这么多年来通俗历史书的作者都将《战士之路》的叙述奉为信条。从未有人质疑过这本书的主要论断，即陈纳德是飞虎队的缔造者。现在的权威研究者丹福特（Dan Ford）就在他的著作《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1941~1942）》的开篇，将陈纳德描写为飞虎队背后的人。
几乎所有关于飞虎队的书都包含陈纳德的基本履历。1919~1937年，陈纳德在美国陆军航空队（AAC）担任飞行教官、中队长，是闻名的特技飞行员。1937年，蒋介石指派他的夫人宋美龄负责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相当于中国的空军部，主管中国空军部队（CAF）。尽管名义上有位军官掌管中国空军部队，但是作为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的主席，宋美龄才是真正掌管中国军事航空的人。
那些已经在中国开展工作的美国飞行教官知道陈纳德，并且建议宋美龄邀请陈纳德到中国来考察中国空军部队。1937年春，陈纳德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抵达中国。碰巧的是，他晚于我外祖父一周来到上海，很快他们就认识了。1937年、1938年，他们在一起玩纸牌、一起经历日军的空袭；1939~1941年，他们一起商讨组建美国志愿航空队的计划。
1937~1938年，陈纳德担任蒋介石夫妇的空军顾问。根据美国志愿航空队编年史家的说法，1939~1940年陈纳德继续担任这一工作，尽管这一时期他几乎都驻在昆明，担任中国空军飞行学校首席飞行教官。
所有的记述都说，1940年11月，蒋介石请陈纳德前往华盛顿特区，帮助他的私人代表宋子文游说美国政府给予中国空军援助。这些记述说，在接下来的四个多月时间里，陈纳德迅速影响了罗斯福政府的一些主要决策者，说服了他们支持他组建一支驻扎中国的小规模志愿空中作战部队的想法。根据《战士之路》的说法，这支部队的目标是对中国领土上日占区的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并很有可能轰炸东京。一些历史学家称，1941年4月罗斯福不审慎地支持了陈纳德的提议。那之后不久，宋子文就雇佣鄱雷和中央飞机制造厂处理招募飞行员、人事合同以及一部分采购工作。
以上说法是关于美国志愿航空队和中央飞机制造厂缘起的标准版本，而我的外祖父所保留的文件在时间上和主要人物方面都与这个版本相矛盾。一批1940年1~5月的文件记录了我的外祖父和美国海军的会谈，会谈讨论了他提出的在云南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组建一支战术空军部队的建议。这一时期，他的老朋友罗伯特莫滕（Robert Molten）是海军部的高官。莫滕安排他与一些高级军官见面，包括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Harold Stark）。在这些会谈中，他概述了他的公司将如何成立一支完全商业意义上的空中作战部队，由西方的飞行员（不一定是美国人）组成，以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为基地，由此空战部队可以对中国境内的日军目标发动空袭。当面临敌人袭击威胁时，这支机动空军部队可以转移到周边领土，比如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海军部的官员赞赏他帮助中国空中作战的提议，但指出美国当时的外交政策是个阻碍，这样的计划根本不能实现。
另外一批信件的日期是1941年1月中旬，其中外祖父提到了美国联洲航空公司、美国财政部和宋子文关于销售100架柯蒂斯-莱特P-40战斗机的紧张谈判。原来美国联洲航空公司拥有在中国销售柯蒂斯-莱特飞机的专营权，它应得一笔向中国销售P-40战斗机的佣金，但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不愿意支付这笔佣金。这些信件显示，时任海军部长诺克斯（Frank Knox）安排自己的助手莫顿迪约（Morton Lyndholm Deyo）上校联系外祖父，希望他能独立组织援助中国的航空任务。莫顿迪约是我外祖父的老朋友，他们的上一次见面是1937年在上海，当时迪约在美国亚洲舰队的旗舰奥古斯塔号（Augusta）上服役。在给迪约的一封信中，外祖父指出，没有任何人能凭一己之力处理这项复杂的军事供应，只有像美国联洲航空公司这样的机构能够做到。几周后，临近1941年1月底，财政部和鄱雷就美国联洲航空公司的销售佣金达成了妥协。最终，各方都同意由美国联洲航空公司来管理这项中国空军援助计划。此后，美国联洲航空公司一直都在处理与飞虎队有关的事务，直到1942年7月飞虎队解散为止。
在我看来，根据外祖父的文件，1941年1月罗斯福的亲信顾问决定，将一项秘密的对华空援任务外包给美国联洲航空公司，因此它是一家私人军事承包商，即使当时还没有这个术语。由于外祖父没有写明这项任务的真实性质，另一个问题出现了：1941年1月的这个计划与据称陈纳德和宋子文在1941年4月筹划的计划是什么关系？在目前所有关于飞虎队的著作中，我都没有找到答案。
随着我进一步阅读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我对另一些异乎寻常的情况也感到吃惊。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那些年，罗斯福在竭尽全力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但为什么他会支持这样一项有可能在太平洋引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对日空中行动？如果组建飞虎队的目的是抗击在中国的日军，那为什么从1941年7月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们都驻扎在当时尚属于英国殖民地的缅甸？这些矛盾的情况不禁让人提出疑问：谁组建了飞虎队？是什么时候组建飞虎队的？为什么要组建飞虎队？解答这些问题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尽最大可能使用原始资料，以期重现当时组建飞虎队的决策过程。本书的中心论点是，飞虎队并非绝大部分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纯粹是中美两国间的合作。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主要起源于中国和英国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年就开展的军事合作。丘吉尔才是真正推动飞虎队成立的人。
正如本书所示，英国政府一直将美国志愿航空队视作一支正式的作战部队，一旦日本正式对英国宣战，希望它能加强英国在远东微弱的空中力量。出于各种原因，飞虎队故事的英国因素几乎被忽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命名的不同。英国人很少将这支部队称作美国志愿航空队（AVG），他们称之为国际空军部队（International Air Force，简称IAF）。位于伦敦郊外基尤（Kew）的英国国家档案馆保管着大量标记国际空军部队或者援助中国的文件。这些文件从1972年起就对公众开放，但我从来没看到过那些关于飞虎队的历史著作提及它们。
二战在欧洲爆发之前，英国竭尽全力避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一旦他们与希特勒在欧洲交战，他们无法应付两线作战，因此他们继续将战争资源集中在欧洲，而不是亚洲。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美国志愿航空队对防卫英国远东殖民地的战略重要性，因此他们在有限的资源里尽一切努力，帮助美国志愿航空队的主管陈纳德，将其发展成一支战斗部队。
1944年，雷顿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中国同事钱大钧将军。他在信中提到了飞虎队令人瞩目的成就，还有飞虎队组建过程中不那么令人瞩目的重重困难：他和其他人（包括陈纳德）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与政府部门的协议不得不完全靠口头处理；这个项目的真实性质只限于几个人知晓。这个关于飞虎队组建过程的背景故事或许远不如英勇光荣的美国人那样吸引人，但它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说明组建飞虎队的真实用意，这支部队在战前外交的重要性，以及它与1945年美国最终用于击败日本的空战策略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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