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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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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是否拥有健康、高尚的精神生活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逻辑向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人的精神生活物质化倾向日益凸显，这一全球性的现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也是当前公共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精神生活的物质化，给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良序运转以及国家的文明进步都造成了不利影响，超越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物质化倾向，成为公共文化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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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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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积累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经济资本的积累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文化体制和制度的供给是文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方面。公共文化的发展呼唤改革的同时，需要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的保障。本书针对当前公共文化改革与发展领域的问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以及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文化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并提出了对策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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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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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威，辽宁省沈阳市人，研究员（正高级），经济学博士，艺术学理论博士后。从事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和文化经济、文化政策研究十余年。主持和参与课题近五十项，出版著作两部，参与完成著作一部，发表各类文章三十余篇，三次获省部级以上学术成果奖。多次参与国务院、中宣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要文件的研讨和起草，其中作为重要成员参与起草的文件《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实施意见》于2015年7月1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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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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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上篇理论篇
第一章公共文化面临的最大背景精神生活物质化及其超越 003
第一节精神生活及其本质 004
一、精神生活的内涵及其界定 004
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对的特殊性 005
三、社会总体生活中的精神生活定位 006
四、精神生活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009
第二节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物质化倾向及其原因分析 012
一、物化与精神生活的物质化 012
二、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物化倾向的表现 017
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物化倾向致因分析 023
小结 029
第二章文化资本与公共文化 030
第一节文化资本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032
第二节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文化产品和制度发展的关系 036
一、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 036
二、文化资本与文化产品 040
三、文化资本与制度发展 041
第三章理性、工具理性与公共文化 047
第一节古希腊哲学中理性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048
一、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萨哥拉逻各斯与努斯观念的提出 048
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理性观念发展的贡献 052
三、亚里士多德理性分裂的初步显现 055
第二节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危机 058
一、笛卡尔主体性原则的确立 058
二、康德理性立法原则的确立 062
第三节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 064
一、韦伯的合理性理论 065
二、启蒙辩证法和工具理性批判 072
三、马尔库塞的工具理性批判 081
小结 088
下篇对策篇
第一章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 091
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理论探讨 092
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基础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095
三、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要成就、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 097
四、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对策建议 099
第二章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改革研究 103
一、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的概念界定及理论来源 103
二、我国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的实践探索及成效 113
三、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20
四、其他国家和地区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的经验及启示 127
五、加强和完善我国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的对策建议 135
结语 146
第三章国有文化经济的市场定位与战略性调整研究 148
一、文化体制改革进程和国有文化经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分析 149
二、文化体制改革新阶段与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 150
三、国有文化经济的市场定位与发展方向 152
四、推动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意义 155
五、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 157
第四章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研究 162
一、国有文化企业发展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163
二、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意义 166
三、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标模式 168
四、政策建议 170
参考文献 172
致谢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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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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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人除了物质存在之外，还有精神存在。精神存在是人们对自身文化存在方式的确证，是人之为人所独有的生命领域。国民是否拥有健康、高尚的精神生活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将精神和物质相分离的尝试源于前苏格拉底时代的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提出努斯（nous）的理念，该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人类认识到精神世界可以置身于物质世界之外，思考、推动着世界秩序。努斯具有超越有限感性的能力，去追求无限和自由，代表着精神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自此人类文明发展的努力方向便是超越物质而指向精神和自由。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逻辑向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人的精神生活物质化倾向日益凸显，这一全球性的现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也是当前公共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精神生活的物质化，给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良序运转以及国家的文明进步都造成了不利影响，超越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物质化倾向，成为公共文化的重要使命。
超越精神生活物质化的基础是文化资本的积累，没有对文化资本的尊重和积累，很难想象一个社会或者是公民个人能够实现精神对物质的超越。文化资本积累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即公民个人化的文化资本积累，以文化产品的供给（具体包括公共文化供给和文化产业供给）进行的文化资本积累，以及在文化制度方面的文化资本积累。文化资本积累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是推动文化资本积累最大化。文化资本积累对于经济资本的积累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
文化资本积累的不足和工具理性的泛滥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物质化倾向的深层次根源。由于受人文精神的浸润和洗礼不足，导致社会文化更快速、更全面的落入了工具理性的陷阱，呈现出文化层面的非理性倾向。公共文化要超越工具理性，培育公民崇尚精神价值的文化追求，就要回到古希腊以来的伟大人文传统中。
古希腊以来的人文传统是理性的发展和超越的过程。早期的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等人提出逻各斯的概念，提出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一个唯一的逻各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也就是说人的活动要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的核心是要认识自己的灵魂，而灵魂是神圣的，因为它是理性和智慧的所在。认识你自己必须通过理性，理性是神圣的，灵魂只有在理性中才能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并不是认识自己的外表和身体，而是要认识自己的灵魂；认识自己的灵魂是认识灵魂的理性部分。通过理性，人能得到确定不移的绝对知识。后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理念又有所发展。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性概念的不同方面，使得理性发生了分裂，后来的思想家沿着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继续探索，到康德最终将理性的分裂固定下来，从而预示了工具理性理论的出现。
思想发展到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定了主体性原则，树立了理性的标杆地位，康德以其三大批判确立了理性至上的原则，直至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等人提出工具理性的概念并加以批判。工具理性的本质是在祛魅前提下用一种技术化的精于计算的方式来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价值理性则与工具理性不同，它强调的是某种目的或行动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不是结果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出发点、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义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简明地说，工具理性，是行动者纯粹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的，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价值理性，是行动者从动机和出发点的正义、正确与否的角度考虑的，而在一定程度上不管行动的结果如何。工具理性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上，导致了集体非理性，最终也必然导致个人的非理性，工具理性的本质是非理性。
理性是人类追求知识和智慧的方式，可是一旦沦为工具理性就丧失了理性最初的本质，一味地任由工具理性膨胀，就会造成很多困境和危机：在公民个人层面，出现精神生活物质化带来的内心焦虑，个人价值感失落、幸福感的缺失等；在人际关系层面，出现信任危机，戾气沉重、道德滑坡等现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对资源过度开采和浪费，造成环境污染；在人与历史层面，出现漠视历史遗迹和历史记忆，为追求城市发展盲目拆迁历史建筑和老城区的现象等。社会在追求GDP的同时，对人的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关注不够，对于文化以及文化对人内心、道德乃至幸福生活的塑造重视不够，结果导致经济发展对社会人文精神产生大量负外部性。这些都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失衡的结果。
为回应这样的失衡，必须重视公共文化，公共文化为公民提供健康的文化生活，提升公民的文化资本，创造有精神价值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要明确公共文化的方向是全社会精神和人文价值的建设，目的和价值是超越工具理性，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最终培育公民崇尚精神价值的文化追求，实现国家和社会文化资本的最大化积累。
从历史到现实的角度上看，自周秦之变后中国文化所经历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现代中国之变，到今天为止并没有结束，中华文明发展方向相信是在持续的文明对话中不断地超越自身以及西方文明，指向更具普遍意义的世界文明，这是中华文明面对历史、当代世界以及未来的最大尊严所在。实现这一超越的根本在于文化资本的积累，这是一种源于布尔迪厄而又超越于布尔迪厄意义上的文化资本积累。这样一种文化资本积累，不仅具有文化意义，而且具有经济和社会意义，它可以抵御经济增长率逐渐下滑以及潜在的经济周期的威胁，同时又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
文化体制和制度的供给是文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方面。公共文化的发展呼唤改革的同时，需要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的保障。本书的下篇对策篇，针对当前公共文化改革与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以及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文化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并提出了对策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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