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系我于2005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原著的中文修订版。中文原版由马建标先生翻译，收入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人文经 典书库》并于2008年出版。2018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慨然决定出版此书修订版。《人文经典书库》的主编陈恒先生费尽心血，找到该书中文原版的清样，为修订工作解了燃眉之急。建标在百忙之中，为修订版帮助校对中文引文。Verna Yu女士和 张宁曦先生不辞辛苦，对全书进行仔细审核和修订。魏兵兵博士在引文核对上也提供了宝贵协助。四川人民出版社张春晓主任为此书的及时出版，贡献良多。对上述单位和个人的奉献和帮助，我借此机会表示十分感谢。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英文版系在我1999年完成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通过对多种国内外档案进行解读并运用国际史方法分析，我得出以下结论：中国与一战的互动，标志着 中国人真正意义上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开始；通过国际史视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战的双重意义：一是因为古老中国的积极参战，让所谓的大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二是因为大战的爆发及影响，让大战成为中国历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因为中国的参战，中国得以参加巴黎和会，第一次向世界提出中国的平等诉求，表达中国作为平等一员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国际联盟的宪章里有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一战因此成为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 同及国际化的一个里程碑。直言之，中国与一战关系意义非凡!一战让中国人大踏步走向世界，同时也把世界带向中国。
自20世纪90年代撰写关于一战与中国的博士论文以来，本人一直在国际学术界强调 一战与中国关系之密切，并撰写了四本相关的英文学术著作。除《中国与大战》外，尚有201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战中的华工》（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201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亚洲与大战：一个共有的历史》 （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以及五洲传播出版社在 2017年和2018年相继出版的中、英、法文版《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西线华工的故事》等。
值此一战结束百年之际，全世界都在反思这场战争的遗产。美国在 2018年即有上百个一战纪念碑或纪念馆建成。一战战败国德国的大众汽车 公司在汉诺威有一个很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从2013年起该机构就连续四年每年主办一战方面的学术讨论会，本人有幸参加了其中三次。德国政府在2014年以欧洲的一战爆发百年思考的名义在其外交部大楼召开一战讨论会，德国外交部部长亲自出席晚宴，各国学者济济一堂，从多种角度反思这场大战。本人也十分荣幸，受邀躬逢其盛。剑桥、牛津等大学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专著，从高雅的学术层面对这场战争加以研究，本人有幸参与由耶鲁大学温特教授主编，并于2014年用英、法两 种文字出版的三卷本《剑桥一战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的撰写工作，并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撰写了亚洲与一战 的专著。2019年为巴黎和会召开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界早在2016年即 筹备2019年6月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和会的意义、遗产和展示最高学术水平。本人应邀出任会议国际筹备委员会委员。2018年夏天，委员会已结束明年参会论文遴选。这些个人卷入的经历似乎可以说明，一战的国际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中进行。
美中不足的是，国内学术界对一战的关注以及对一战与中国的关 联尚缺乏深入研究，2018年国内固然有好几个关于一战的学术讨论会，但整体水平似乎有待提高。长期以来，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关系的认识似乎并不充分。实际上，早在1914年秋，英国和日本即在青岛与德国军队激战。1915年日本更利用列强集中一战，无法分心之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意欲浑水摸鱼，置中国于日本控制之下。在一战期间，大约有14万华工来到欧洲，在一战西线战场为英法两国效力，出生入死。
中国与一战的密切关联直接影响到战后的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列强把山东割让给日本，从而导致在中国和世界局势中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中国拒签《凡尔赛条约》和因此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其中的重要遗产。我在2009年接受《西湖》杂志长篇采访时，甚至大声疾呼，没有一战''，何来五四? 所以，依个人浅见，一战和一战中的华工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一战及一战中的华工同时也是世界文明 史中的重要篇章。
中国参加一战，从小处着眼是为了应付日本，为了在战后和 会上占一席之地，但从长远看，则是为了加入国际社会，为了国际化，为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发言权。在巴黎和会上，正因为中国代表团的 据理力争，并大义凛然地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才把所谓中国问题带到了世界最高论坛，并为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结束后的迅速解决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不但没有完全失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如果当时没有参战及 拒绝签订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的经历，中国不可能在1921年很快同德国 签订平等条约，并在1922年迫使日本归还山东。中德于1921年所签订 的《中德协约》系近代中国与一个欧洲大国签订的第一个界定双边关系 的平等条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上积极参与战后新秩序的建立。例如顾维钧系起草《国际联盟盟约》的15人委员会委员之一，对宪章的撰稿贡献颇多。中国人甚至从大局着眼，支持日本代表团在和会提出的种族平等条款。凡此种种，不仅让国际社会听见了中国的声音，并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成熟外交的风范。
令人高兴的是，尽管此书英文版出版于十多年前，但自2014年起，在世界各地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举办的诸多纪念活动中，这 本书不仅还经常被人提及，其基本观点也被中外学者广泛接受。这本书 的主题在今天的确更有学术和现实价值。2014年好几家中国媒体对我 的一战研究做过采访或长篇报道。在一战结束百年后的今天，中外学术界及媒体再次对本人的一战系列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和关注。
个人认为，在一战结束百年后，研究一战的历史及遗产对中国和世界仍有重要意义。一战百年，世界经历了巨大变迁，中国也从积贫积弱的国家成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成员。值此一战结束百年之际，我十分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弘扬学术为己任，推出本书的修订版。希望修订版的出版，能够帮助国内学者进一步了解一战的重要意义，促进国内对一战的研究，把国际学术界纪念和研究一战的热潮带进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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