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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人，开辟了一个时代，是经济学史上三位划时代人物之首，世人尊称他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本书是一部经济学经典著作，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就整个国民经济运作的过程做了比较系统、清晰的描述，对英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促进作用。
★本书被列入很多国际知名大学的课程必读书目，不仅对于经济学界的学生和研究者，对于每一个在自由市场中生存和寻求财富的人，这部书都是一部值得阅读的经典。
★孙善春先生是一位资深翻译家，对文字内容的把控深刻到位，简明平易，李春长是一位才华横溢，具有广博知识的译者，本译作是两位翻译家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值得品读收藏。
留下它的理由：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10部书之一、影响人类文化进程的100部经典之一
★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文章曾被无数次的引用和解读。为了真正理解他的经济思想之原貌和全貌，每一个人都应该读一读《国富论》的全译本。
★亚当斯密是一位具有丰富哲学素养，具备敏感感情的人，他的经济学著作不会像一般理论那样枯燥，这本书让你从自己的角度理解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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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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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名直译为《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自一七七六年出版以来，全世界的学术界，都曾赫然为所惊动。甚至于各国的支配者们，都相率奉之为圭臬。世界上每个大的或小的经济学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对之推崇到无可进一步推崇，甚至于自命为斯密信徒的人们，亦会从中取出几个章句来批评；反之，对之批评到无可进一步批评，甚至于公然反对斯密主义的人们，亦莫不从中采纳几种意见，作为自己的根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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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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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17231790），出生于苏格兰的柯卡尔迪，青年时就读于牛津大学。17511764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并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由此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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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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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总序张炯
译者前言
绪论与本书计划1
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进步的原因，兼论劳动产品在不同阶级人民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
第一章 论劳动分工7
第二章 论造成分工的缘由14
第三章 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18
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和作用22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即用劳动表示的商品价格与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格28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42
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49
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57
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77
第十章 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87
第一节 起因于用途本身的性质的不平等88
第二节 起因于欧洲政策的不平等105
第十一章 论地租127
第一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129
第二节 论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142
第三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与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二者价值比例的变动154
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积累和用途
引 言229
第一章 论资财的划分231
第二章 论作为社会总资财一个特殊部门的货币，或论维持国民资本的支出238
第三章 论资本积累，或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275
第四章 论贷出取息的资财291
第五章 论资本的各种用途298
第三篇 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
第一章 论财富的自然发展315
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所受的阻碍319
第三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的兴起及其进步329
第四章 论城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339
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引 言355
第一章 论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356
第二章 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375
第三章 论对来自贸易差额被认为于我不利的国家的各种商品的进口实施特殊限制393
第一节 论即便根据重商主义原则，这种限制也不合理393
第二节 论即便根据其他原则，这种特殊限制也不合理406
第四章 论退税416
第五章 论奖金420
第六章 论通商条约454
第七章 论殖民地465
第一节 论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465
第二节 论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473
第三节 论发现美洲和发现经由好望角到东印度的航道给欧洲带来的利益496
第八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541
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或论把土地产物看作是各国收入或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559
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 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583
第一节 论国防开支583
第二节 论司法开支598
第三节 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开支608
第四节 论维护君主尊严的开支686
第二章 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来源689
第一节 专属于君主或国家的资金或收入来源689
第二节 论赋税696
第三章 论公债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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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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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张 炯
只有人类才有思想。人类作为能动的主体，它的意识就不仅仅是存在的反映，还能够超越存在，改造存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正因为人的思想具有能动性。人的能动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的能动性，然后才作用于人改变世界的实践。人的思想能够从实践提升理论，从现象透视本质，从已知透视未知，从历史透视未来。构成人类思想的感性和理性，逻辑推理力以及想象力和幻想力，使人类的思想成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思想家正是以自己的杰出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有益人类历史进步的卓越人物。
前些年，欧洲曾把孔子和马克思推崇为人类历史千年以来的两大思想家，当然都基于认识到他们的思想对人类的历史进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仅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精神支柱，对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也产生过仍然有益的借鉴。直到今天，孔子思想中的积极部分，仍然滋养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对全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已无人能够否认！
思想是无国界的。可以说，人类自脱离动物界成为高等动物以来，就不断在借鉴和分享彼此的思想。有益的思想也只有获得更多人群的享有，才能通过人们的广泛实践，产生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能获得更多促使人类进步的思想资源，就越有利于使自己强大，使自己走向历史前进的潮头！
我想，这就是作家出版社与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前提下合力打造的这套大型思想家书系的初衷。这套书系计划精选、汇集自古以来人类精神思想文化长河中最为璀璨耀眼的传世名著，以及当代探寻社会发展的深刻的人文思考，争取覆盖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社会科学、文学理论等多个重要领域。出版方致力于译文流畅、精准和学术严谨、可靠；并参考已有译本，力求文字浅显、通俗，版式和纸张达到鲜亮、悦目，易于贴近普通读者，宜于读者捧读、收藏。
我国正在为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和发行，必将有益于我国思想文化资源的广泛积累，也必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并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于北京
译者前言
经济学著作现在作为必读书跻身于普通读书人书架的或许真的不多，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无疑应该是其中之一。发表于1776年的这部巨著，现在仍被许多经济学大师推崇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经典著作，同时，由于其语言通俗，论述明晰，实例生动，它也一直是后人进入经济学世界的最佳启蒙读本。不仅如此，在经济理论的框架下，学识渊博、世事洞明的斯密还在书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知识和见解，包含了作者对人性、对社会全面而深刻的观察，可说是一种社会学式的、包罗万象的写作。因此，不仅不同的人读《国富论》会有不同的收获，而且读者往往会有意外收获。
在经济学领域，《国富论》是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之作。可以说，《国富论》为经济学确定了完整的架构。200多年以来，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这个架构上做一些修补工作，完善、细化其分析。《国富论》书分五篇，用我们今天划分经济学学科门类的术语，斯密的论述结构如下：
第一篇包括：一、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即著名的分工学说。二、货币理论。他认为货币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分工，这与今天的货币理论很不相同。三、价值理论，即交易理论。因为分工必然需要交换，要理解分工，就必须理解交换的价值和价格。四、分配理论，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划分。斯密讨论分配问题的目的是弄清资本积累过程，因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决定因素无疑是收入之大小。
第二篇包括：一、资本理论。引人注目的是，斯密明确将人的才智和知识列为资本，现代经济学之人力资本理论红极一时，斯密是该理论之先声。二、货币、银行及信用理论。三、资本积累（包括储蓄的动机分析）。四、利率理论。五、资本的有效利用（已经阐释了资本不同运用途径之边际取舍原则）。
第三篇包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长期趋势。包括农业、工业、商业的渐次演进，欧洲及世界各国经济制度之演变。斯密著名的分成租佃无效率论断即在这一篇有详细分析。对于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而言，斯密对各国经济制度演进的分析仍具有重大价值。
第四篇详尽讨论了斯密之前和他同时代的各种经济学说，包括：一、重商主义学说之谬误。二、对各种政府管制措施之详尽分析（包括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如关税、奖金、贸易同盟等等）。三、殖民地理论，包括对各种特权和垄断的精彩分析。四、重农学派之精髓及其与重商主义之比较。五、自由经济学说和自由经济体系理论。斯密在这一篇中提出了自由放任的主张，并以此成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极大的影响了后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
第五篇的主题是政府的职能范围以及政府如何履行其职能。包括：一、财政理论。二、政府职能范围及其如何履行（包括行政、司法、立法、军队等多层次的详尽讨论）。
可见，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几乎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经济学的全部，是一个逻辑井然、前后一贯的体系，其基本主题是国民财富的来源和增长。今天，《国富论》中的许多学说虽已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突破，但斯密所确立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影响深远，他富有预见性的洞察和诸多明确、实用的见解也总能引起后人的重新思考。
在另一方面，正因为斯密写作的是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而且当时的学术又极大地依赖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归纳，所以他不得不尽力分析和交待他所论述的事物的来龙去脉，因此《国富论》也具备了历史著作的丰富内容。在经济学各主题下，并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斯密的论述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涵盖了劳动史、货币史、银行史、制度史、贸易史、教会史、教育史、哲学史、军队史、殖民地史等诸多社会历史领域，这些如今或许要被分门别类的领域在斯密那里还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且，对这些复杂的论述对象，斯密往往有着清晰明了的透彻分析。只是通过常识性的眼光和判断，有时再加上详尽的统计数据，他就使自己的论点具备了强大的说服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斯密之经济分析有直探事物本质的千钧之力。他的分析工具或许显得原始粗糙，但他运用分析工具的本领绝对超一流。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分析，作为道德哲学和经济哲学教授，同时在文学、修辞学、法学、语言学和科学等学科都有深厚造诣的斯密在每一个社会领域都有着出色的智慧和理解力。因此，《国富论》作为经典文化名著，具有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厚魅力。在斯密之后，要另起炉灶再写一部如此完备、如此广博的经济学著作或许已经是不可能。
通常说，写《国富论》的只是半个亚当斯密，因为他还写下了另一部传世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并且与国富论的立论方向背道而驰。要了解一个完整的斯密，确实得关注他的两部著作之间的张力。斯密写作的时代，是英国市民社会与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都在经历一场大的变革。斯密的研究热情，正是在于解答以下问题，即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基础究竟落实在何处。简单地说，在后一方面，斯密信赖人的同情心和利他心（《道德情操论》），但在前一方面，与其说斯密认可人的自私心和利己心，不如说他信赖自然（nature）（《国富论》）。
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既是他对经济秩序的深刻观察，也是他自己的信念。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在经济学的社会世界中窥测到了牛顿在天空的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这不仅仅是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而且更重要的也是他关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基本思想：
在政治实体（political body）之中，自然的智慧有充分的准备来修正人类的愚蠢和不公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正如它在人体之中修正人类的懒惰和放纵的不良后果那样。
甚至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也相信自然能调和私利和共同利益的矛盾：
因此，物种自我保卫和繁殖的机能架构，似乎是自然界给予所有动物的既定目标。人类具有向往这些目标的天性，而且也厌恶相反的东西；人类喜爱生命、恐惧死亡、盼望物种的延续和永恒、恐惧其物种的完全灭绝。虽然我们是如此强烈的向往这些目标，但它并没有被交给我们那迟缓而不可靠的理性来决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导我们运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来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饥饿、口渴、寻求异性的情欲、爱情的快乐、和对于痛苦的恐惧，都促使我们运用这些手段来达成其本身的目的，这些行动都将实现我们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结果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
把人类组织和人类群体看成自然有机体，信赖它的自我实现和更新的能力，这正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性思想，尽管斯密此时还没有使用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概念。这一思想在百余年后获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有力支持，并最终改变了人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使社会学得以发展成一门科学。可以说，面对现代社会，亚当斯密是通过《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建造了理解生活世界的两根支柱，而在事实上《国富论》无疑更大程度地成为了后人解释世界和应付世界的依靠。
我国国内目前已有数个《国富论》的中译本。此书的卓越性和重要性也多少减轻了我们对重译的忐忑。同济大学的孙善春负责本书第一、二、三篇的翻译，其中，同济大学英语系的顾思兼老师也贡献了一臂之力；浙江大学的李春长负责翻译第四、五篇，并对全书作了修改和统一。为了保持作品的原貌，我们基本没有作删节，而不影响理解原文要旨的注释则从简。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避免了一些错译，在语句和段落衔接上则力求通顺晓畅，不留疑义，减少读者阅读的障碍。不过，亚当斯密作为文体大师（他的著作在一些英语国家的英文系也是必读书），我们的译文实难与原文的老练相匹敌。错讹浅陋之处，首先应向这位伟大的作者致歉。也欢迎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
李春长
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进步的原因，兼论劳动产品在不同阶级人民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
第一章 论劳0动分工
劳动生产力最大的进步，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的运用中体现的大部分的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通过研究劳动分工在某些具体制造业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它在社会一般产业中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在某些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中劳动分工实施得最细；可是这也许并不是因为小制造业真的比其他更大的制造业分工更细。在那些为少量需求做出供应的小制造业里的工人总数必定很少，不同工作部门的工人通常可以集中到同一个厂房中，同时受到观察者的注意。相反，大型制造业为大多数人供应巨大的需求，每一个工作部门都雇用大量的工人，无法被集中在同一个工厂之内，我们在同一时间地点几乎只能看到在一个小部门中所雇用的工人。因此，比起那些小制造业，这种制造业实际上分成了更多的部门，而分工却不是十分明显，因此较少被人注意。
所以我们且举一个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为例，其劳动分工常常被人注意：制针业。即便再努力，一个没有业务经验且不会熟练使用机器（该机器之发明可能也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的工人，一天可能连1枚针也造不出来，更不要说20枚了。按照这种制造业的运行方式，不仅全部工作是一个专门的行业，而且其中大部分部门也都分成专门的行业。一人抽丝，另一人拉直，第三人切断，第四人削尖，第五个人磨光顶端以便安装针头；做针头就要求有两三道不同的操作；装针头是一项专门的业务，把针刷白、甚至将针装进纸盒中也是一项专门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约分为18道工序。在一些工厂，这18道工序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当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道。我见过一个这样的小厂，那里只雇用了10个人，有些人必须担任两三道不同的工序。他们虽然很穷，必要的机器不足，却能每天造针12磅，每磅有中等大小的针将近4000枚。因此，10个人每天能制针4.8万枚，就是说每人每天制针4800枚。如果他们全都独自分别工作，没有一个人受过专门训练，那他们每人每天肯定不能制造20枚针，或许连1枚也造不出来；这就是说，肯定不能完成他们现在由于适当分工和各种操作的结合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的1240，甚至连14800也不能完成。
在其他各种工艺和制造业中，劳动分工的效果也总是与这种小制造业一样，尽管它们之中的许多行业中的劳动不能如此细分，每项工序也不能简化到如此简单的程度。但是在每一种工艺中，只要劳动采用了分工，生产力就能取得相应的增长。各种不同行业和职业的各自分立也是这一好处的结果。产业与生产力的增加程度很高的国家，其各种行业的分立一般也极其细化。在野蛮社会中一人从事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一般都由数人从事。在所有进步的社会，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制造业者也只是制造业者。而为生产任何一种完全的制造品所需要的劳动，却往往分由许多劳动者合作完成。以麻织业和毛织业为例，从生产亚麻和羊毛，到漂白和烫平麻布，最后到呢绒的染色和整理都由不同的人担任。当然，农业的性质与制造业不同，不容许做那么细致的劳动分工，也不容许将一种工作同另一种截然分开。不可能把畜牧人的工作同谷农的工作彻底划分，像把木匠同铁匠普遍分开那样。纺纱工同织布工几乎总是由不同的人分担，而犁地、耙地、播种和收获则常常由同一个人进行；每年随季节重复着这些劳动，一个人不可能只专门从事一种劳动。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这就是它的生产力的提高总比不上制造业的主要原因。最富强的国家在农业和制造业当然都优于邻国，但制造业的优越程度必定更远超过农业。富国的土地一般都管理得较好，在土地上投入的费用也比较多，农业产品也与土地面积、肥沃程度成正比。尽管生产量较大，但就比例而言，所得也不会大大超过所花的较大劳动量和费用。在农业方面，富国生产力虽然都比贫国生产力高一些，但不像制造业那样悬殊。因此，如果品质相同，富国谷物在市场上的售价一般不比贫国低廉多少。论富裕和进步的程度，波兰远不及法国，但波兰谷物的价格与品质同样优良的法国谷物同样低廉。法国也许比不上英格兰，但法国出产的谷物其品质和价格却大致和英格兰相同。然而，英格兰的谷田比法国耕种得好，法国的谷田比波兰耕种得好。贫国的农业管理尽管不及富国，但在品质及售价方面，贫国生产的谷物却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富国竞争。但是在制造业上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富国的土壤、气候、位置都适宜制造业的情况下，贫国就无法与之竞争。法国绸比英格兰绸又好又便宜，就是因为至少在现在原丝进口税很高的条件下，织绸业不十分适合于英格兰，而更适合于法国气候。但英格兰的五金和粗毛织物却远胜于法国。就相同品质的物品来说，英格兰货在价格上比法国低廉许多。而波兰除了少数国家生存不可缺少的粗糙家庭制造业外，据说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们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第二，节约了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损耗的时间；第三，发明了很多的机器，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儿。
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势必增加他完成的工作量。分工的结果使每个人的工作简化成某种简单操作，并使这种操作成为劳动者终生从事的唯一职业，也必然大大提高他的熟练程度。一个普通铁匠习惯使用锤子，但对于制造钉子很陌生，如果有必要让他试着去做，我相信他一天做不出二三百枚钉子来，而且做出来的也是劣质品。即使惯于制钉的铁匠，如果不以制钉为主业，哪怕竭力工作，每人每天也制造不出800枚或1000枚钉子。我曾见过几个不满二十岁的专业制钉工人，努力工作时每人每日能制造2300多枚。然而制钉绝不是最简单的操作。如果只有一个人完成整个过程，他必须承担鼓炉、调火、烧铁、挥锤、打制，在打制钉头时还得调换工具。相比较而言，制扣针和制金属纽扣所需的操作要简单一些。而终生以此为职业的人熟练程度通常也高得多。因此，在这样的制造业中，有些操作迅速得简直难以置信，若非亲眼见过，谁也不会相信人手可以干得如此快速。
第二，从节约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所丧失的时间中所得来的好处，比我们乍看之下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工人不可能从一种工作很快地转到另一种在不同地点、使用不同工具的工作。一个农村织布匠如果同时耕种一小块土地，他必须从织布机转换到田野，又从田野转换到织布机，这必然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如果两种工作能在同一地点进行，损失的时间无疑要少得多。但即使在同一地点场合，效果也是很差的。一个人把他的手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时一般都要闲上片刻，当他开始新的工作时也很少能全神贯注；犹如人们所说的，他心不在焉，注意力并不集中在工作上，情愿干些无用之事，也不去干正经工作。如果一个农村劳力每隔半个小时就得改变工作，每天几乎要干二十种活计，他必然会养成闲荡和漫不经心的习惯，几乎总是懒懒散散，就算最紧迫的情况下也不会让他全神贯注。因此，除了熟练方面的欠缺，单是这个原因也必然大大减少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即最后一点，我们肯定都知道，应用适当的机器能在多大程度上简化和方便劳动。这就不必举例了。使劳动得以如此便利和简化的发明最初似乎都是劳动分工所致。当一个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单一目标、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时，他们就有可能更容易、更迅捷地达到目的。由于劳动分工，每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某个非常简单的目的上。因此，我们自然可以预期，从事每一个具体劳动的劳动者中总会有某些人不久就会找出比较容易和迅速的方法去完成工作，只要工作的性质容许做出这种改进。在劳动分工最细的制造业，大部分使用的机器最初都是普通工人发明的，他们每个人都从事非常简单的操作，自然要用心去找出完成工作的最迅捷方法。参观这些制造业的人常常会看到一些非常精巧的机器，它们是工人们发明出来便利和简化工作的。最初使用蒸汽机时，工厂常常雇用一个男孩，他在活塞上升或下降时负责打开或关闭汽锅与汽缸之间的通道。一个贪玩的孩子注意到如果用绳子把开闭通道活门的柄系在机器的另一部分上，活门就能自动开闭而不需要他的看管，他就可以和伙伴自由玩耍。自从这种机器发明以来，最大的改进之一就这样由一个想节约自己劳动的孩子发现了。
然而，机器改良绝不是全由那些有机会使用机器的人发明的。当制造机器成为一个专门行业的时候，许多改进都来自机器制造者的聪明才智；也有些改进是出于所谓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才智，他们的职业不是做某一件事情，而是观察每一件事情他们常常能把相距极远和极不相同之物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哲学家或思想家也像每一种其他职业那样，变成了某一类公民主要的或唯一的行业和职业。像每一种其他的行业或职业一样，哲学也能细分成很多不同的分支，兴趣不同的哲学家可以在其中找到不同的职业。而哲学行业的细分也像每一种其他行业一样提高了熟练程度，节约了时间。每一个人都变得对他自己那个特殊部分的工作更加在行，就整体而言也就完成了更多的工作，而用科学手法做统计的工作量也由此大大增加。
在治理良好的社会，分工使得各种行业的产量倍增，普遍的富裕可以惠及最底层的劳苦大众。除满足自身需要以外，一种产品的制造者还有大量产品可以出卖；另外一种产品的制作者的境况也基本相同。如果需要，每个劳动者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或换得与产品等值的货币。他能充分供给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自身所需的，也能得到别人的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也就普遍富裕起来。
在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家中，如果看一下最普通的工匠使用的生活用品，你会知道，为了使他们能享用它，必须贡献自己工作的一小部分（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的人多得不可胜数。例如，尽管看起来很粗糙，工人穿的毛织品上衣也是大量工人一起劳动的结果。牧羊人、选毛人、梳毛人、染工、梳理工、纺工、织工、蒸洗工、缝纫工和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必须结合他们不同的手艺才能完成这种很常见的产品。此外，把材料运输到最遥远的地方需要有多少运输从业者啊!需要多少商业和航运，需要多少造船人、航海人、制帆人、制绳人，以便把染匠所使用的不同染料带到一起这些染料常常来自世界各个最遥远的角落!可见为生产最普通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需要经过多少种类繁多的劳动！且不谈如航海人的船舶、磨坊工的磨坊或织布匠的织机那些复杂的机器，我们只来看看牧羊人用来剪羊毛的剪刀这一非常简单的机械，它的产生就需要各种不同的劳动。采矿工、熔炉制造工、伐木工、烧炭工、造砖人、泥水匠、炉工、铁铺的设计与建筑者、锻工、铁匠必须把他们的不同手艺结合起来，才能生产出剪刀。假如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考察剪羊毛工人的衣着和家用器具，他贴身穿的粗麻衬衫、他脚上穿的鞋、睡的床以及床的所有不同部件；他准备膳食的厨房和炉灶，烧饭用的煤炭（这或许是通过遥远的海路或者陆路运来的），他厨房中所有的器皿，餐桌上所有的用具比如刀叉，用来盛饭菜的陶瓷和锡盘，他吃的面包喝的啤酒，抵御风雨、保持屋内温暖、使室内明亮的玻璃窗户、发明玻璃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艺（没有玻璃，在世界北方地区生活的人们就不可能拥有非常舒适的住所），连同生产这些便利品中所使用的所有工具；哎呀，假如我们考察一下所有这些物品，看看每一种物品要使用多少不同的劳动，我们就会明白，没有成千上万人的互助和合作，一个文明社会中最卑贱的工人也不可能得到他最简易的生活用品，即使根据我们的虚假想象他们是可以得到的。同富贵人家的极度奢侈相比，他的生活用品无疑极其简单而平常；然而以下说法也许是真的，即一个欧洲君主的生活用品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的生活用品，但是其超过程度却也比不上这农民的生活用品超过许多非洲君主的程度这些君主可是数以万计赤裸野蛮人的生命与自由的绝对主宰。
第二章 论造成分工的缘由
劳动分工有诸多好处，可是它最初却并不是由于人类智慧的结果，不是由于智慧预见到它可以带来普遍的富裕。它是人类某种倾向非常缓慢的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倾向没有很强的功利性，而只是以物易物、以货换货和用某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
这种倾向是不是人性中一种无法深入解释的根本原则，或者更有可能是理性和语言出现的必然结果，这都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倾向，而动物就不懂交换或其他任何种类的契约。两只猎犬追逐同一只兔子，有时似乎在互相帮忙，每一只狗都把兔子赶向它的同伴，或在同伴把兔子赶向它时力图拦截。然而这并不是任何契约的效果，而只是在某个时候同一目标欲望的偶然一致。没有人看到过两只狗用两根骨头进行有意识的公平交换。没有人看到过一只动物通过姿势或嚎叫向另一只动物表示：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这个交换那个。当一只动物想要从人或另一只动物得到什么东西时，它除了获得对方的好感之外，没有其他的劝诱手段。一只小狗向母狗摇尾乞怜，一只长毛垂耳犬做出千般姿态吸引餐桌上主人的注意以得到食物。人有时对他的同胞也使用相同的手腕，百般奴颜婢膝、阿谀奉承，企图博得对方欢心。可是他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去做的。只要在文明社会生活，他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大量的合作和别人的帮助，虽然他的整个一生中也许交不上几个朋友。在动物世界，每一个体当到成年时都是全然独立的，不需要其他动物的帮助。但是人总是需要其他同胞的帮助，而单凭别人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帮助的。如果激发别人的自利之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他们自己是有好处的，他才更有可能如愿以偿。任何想与他人做买卖的人都是这样行事的。给我所需，你也得到所需，这就是每项交易的意义；我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自己所需的绝大部分帮助的。我们得到自己的食物并不是由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我们从来不谈自己的需要，而只谈对他们的好处。除了乞丐之外，没有人完全依靠同胞们的好心来生活。即使乞丐也不完全依靠他人的仁慈。虽然乐善好施者的施舍为乞丐提供了全部的生存资源，但是没有也不可能随时随地满足他的需要。他的大部分日常需要是通过和其他人同样的方式去满足的，即通过契约、交换和购买。他用别人施舍的钱去购买食物，用别人给他的旧衣服去交换其他更合身的旧衣服，或者是住所、食物或钱，用这些他又能随意购买食物、衣服或住所。
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而互相取得的，而最初造成劳动分工的也正是这一互相交换的倾向。例如，在狩猎或游牧民族中，善于制造弓矢的人常拿自己制成的弓矢与他人交换家畜或兽肉。慢慢地，他发现与其亲自到野外捕猎，不如与猎人交换更方便。这样他便成为武器制造者。又比如，另外一个人能把小茅屋或可移动房屋的框架和屋顶建造得又快又好，就往往被人请去建造房屋，得到家畜和野兽的肉作回报。他也渐渐也发现，如果全心全意从事这一工作自己便能从中获利，这样他就成为一个建筑工人。同样，有的人成为铁匠或铜匠，有人成为硝皮匠或制革匠，毛皮皮革是野蛮人类最初的主要衣料。这样，人们都一定能够用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换取自己需要的别人剩余的劳动产品。这就鼓励每个人投身于专门职业，并为之培养和完善各自的天赋之才。
实际上，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小得多。对成年人来说，使人们从事不同职业的不同才能与其说是劳动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两个迥异之人间的差异，例如哲学家与一个普通街头搬运工之间的差异，似乎并非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造成的。在六岁或八岁之前，他们很可能非常相像，他们的父母或伙伴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显著的不同。随后不久，他们开始从事非常不同的职业。于是，才能的不同之处开始被他们自己意识到并逐渐扩大。直到最后，哲学家的虚荣不肯承认任何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没有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彼此交换的倾向，每一个人就必须为自己筹办每一种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所有的人都要履行相同的责任，做相同的工作，这样就不可能有职业上的巨大差异和任何重大的才能差异出现。
就像造成了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才能的巨大差异一样，交换倾向也使得才能差异变得有用。许多被认为属于同一种类的动物，其天资的差异比起人们在未受到风俗和教育熏陶以前所表现出的差异要显著得多。在天资方面，一个哲学家的天赋同一个街道搬运工的天赋之差异远远不及猛犬之于猎犬，或猎犬之于长毛垂耳犬，或长毛垂耳犬之于牧羊犬的差异。可是这些动物虽然属于同一类，却对彼此没有任何用处。猛犬并不因猎犬的迅速、长毛垂耳犬的伶俐或是牧羊犬的驯良而有丝毫的改善。由于缺乏交易和交换的能力，这种天资和才能之间的差异不能变成一种共同的财富，使同种的动物得到较好的供应和便利。每一动物仍然不得不独自维护自己，丝毫得不到自然赋予它同伙的不同才能的好处。与之相反，在人类社会，最不同的才能也都有益于彼此。通过互通有无与以物易物，人们各自发挥才能创造的产品变成了一种共同财富，每个人都可以从其他人创造的产品中购买到自己所需的任何产品。
第三章 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正如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如果市场太小，就没有谁会完全投身于一种专门的职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
有些种类的产业，哪怕低级，也只能在大城市而非别处进行。例如一个搬运夫在城市之外就找不到工作供给自己衣食。对他来说，一个村庄过于狭小；即使是集市也很少大到让他维持稳定的职业。在那些散布在苏格兰高地荒凉地带的独家住宅或非常小的村落中，每一个农民必得为他和其家庭屠宰牲畜、烤面包和酿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能找到一个铁匠、木匠或泥水匠，在20英里以内，更难找到另一个同行。离他们最近的人家也必须到8英里或10英里之外。农民们必须学会为自己干大量的零活儿。在人口较多的国家，他们可以叫那些工匠来帮忙。乡村工人几乎到处都要干大体上使用同一种材料的所有不同行业。一个乡村的木匠要做以木材为原料的每一种工作；一个乡村铁匠要做以铁为原料的每一种工作。前者不仅是木匠，他还是细木工、家具制造人、雕刻工、车轮制造者、耕犁制造者以及手推车和四轮马车的制造者。后者的行业更加多种多样。比如，在位于苏格兰高地的穷乡僻壤没有制钉这一行业。专业制钉工人每天能造1000枚铁钉，一年工作300天，按照这种速度，他每年能造30万枚铁钉。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售出1000枚铁钉，即全年中一天的工作量。
水运为每一种行业开辟了陆运无法单独完成的更加广大的市场。因此在海岸和通航河道的两岸，各种产业开始自然而然地分工并不断得到改进。但是常常要等待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些改进才能推广到一国的内地。一部由两个人驾驭、八匹马拉的宽轮运货马车，在大约六个星期之后才能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将近四吨货物。大约在同一时间内，一艘由六人或八人驾驶的轮船却可以在伦敦和利斯两个港口间来回运送200吨货物。可见，借助水运，在同一时间内，六个或八个人可以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由100人驾驭、400匹马拉动的20部宽轮运货马车所能运送的同样多的货物。因此，用伦敦至爱丁堡最廉价的陆运所能运输的200吨货物就要开支100个人三个星期的生活费，以及与这种生活费大体相等的400匹马和50部大车的损耗费。而水路运载的同一数量的货物，却只需开支六个或八个人的生活费、一艘载重200吨船只的损耗以及陆运和海运保险之间的差额。所以，如果两地间只有陆运没有水运，那么除了那些重量不大而价格很高的货物，其他的货物便不能由一地运至另一地了。受其制约，两地间的商业就会只存在一小部分，而这两地对彼此产业发展提供的便利也就只是如今的一小部分，而世界各地之间就不可能有多少商业存在，甚或根本没有。在伦敦与加尔各答之间，什么货物才能负担得起陆地运输的开支？即使有，又如何使其安全通过众多野蛮民族的领域？可是，这两个都市现在就进行着大规模的贸易，相互提供市场，并可大大促进彼此的产业发展。
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巨大，工艺和产业的改良都在水运便利的地方开始就是很自然的了。这种改良总要隔很久才能普及到内地。由于离河海太远，在很长时间内，内地只能在邻近地方销售其大部分产品，而不能运到很远的地方。因此，在长时间内，该国的市场范围必定也只能和邻近地方的财富与人口成比例，其改良也总落后于临海临河国家和地区。我们在北美殖民地所开发的大种植园都沿着海岸和河岸延伸，很少扩展到离海岸或通航河道很远的地区。
根据最翔实的记载，最先开化的国家就是那些地中海海湾各国。地中海是世界最大内陆海，没有潮汐，如果没有风则波澜不兴，再加上岛屿繁多，离岸很近，对于世界早期航海事业极为有利。那时由于还不知道有指南针，人们不敢离开海岸太远，又由于造船技术还不高明，人们不敢在惊涛骇浪中航行。在古代，航过直布罗陀海峡被长期看作是最不可思议的、最危险的航行伟绩。就连当时以造船航海事业著名的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也是过了许久才敢尝试。而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有他们才敢做此尝试。
在地中海沿岸各国中，埃及的农业和制造业似乎都取得了重大开发与改良。北埃及的繁华地带都分布在尼罗河两岸数英里内。尼罗河在南埃及的部分发展成了无数大大小小、分布全境的支流；只要略加整修，这些支流不但可在境内各大都市，而且可在各重要村落甚至在村野农家之间形成便利的水上交通网。这种情形与今日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和麦斯河一样。如此广泛和便利的内陆航运正是埃及早期得以改进的原因。
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各省和中国东部的某些省份，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进的历史也非常古老，虽然其古老的程度没有得到我们这一世界中人相信的历史权威证实。在孟加拉省，恒河以及其他几条巨大河流形成了大量可以航行的河道，像尼罗河在埃及那样。在中国东部各省分布着几条大河，它们的各个支流形成了一个交错的河道网，为内陆航行提供了比尼罗河、恒河，甚至比两者加在一起更为广泛的领域。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古埃及人、古印度人还是古中国人都不鼓励对外国的贸易，他们似乎全都从内陆航运获得其巨大财富。
非洲内陆、黑海和里海以北遥远的亚洲地区，古代的塞西亚、现今的鞑靼和西伯利亚，一直都处于野蛮落后的未开化状态，现在还是这样。鞑靼海是不能通航的冰洋，虽然也有若干世界著名大河流过鞑靼，却终因彼此距离很远而大大限制了商业和交通的发展。欧洲有波罗的海与亚得里亚海；欧亚之间有地中海与黑海；亚洲有阿拉伯、波斯、印度、孟加拉及暹罗诸海湾，这些海湾把海运和河运连接起来。非洲没有这样的大内海，也没有大的港湾，境内诸大河又相隔太远，较大规模的内地航行很难实现。另外，一国虽有大河穿过，但支流很少，其下游和出海口又属他国，这也是它商业不能大规模盛行的原因，因为上游国能否到达海洋不是自己单独能决定的，而要受到下游国的限制。这就是多瑙河对于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各国作用甚微的原因。如果这三国家的任何一国独有该河流入黑海之前的流域，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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