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思考》 - [英]马尔科姆?麦金托什[Malcolm McIntosh] - 中信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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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21世纪思考

書城自編碼： 292334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經濟→經濟學理論
作者： [英]马尔科姆?麦金托什[Malcolm McIntosh]
國際書號(ISBN)： 9787508666198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11-01
版次： 1 印次： 1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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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 北京大学教授李国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齐晔、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铮，联袂推荐。
2. 《21世纪思考》以全球先锋视角认识世界的现在与未来，前沿探索建立新型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所需的五项变革：全球化与地球意识，科学的平衡与敬畏，和平与女性化的决策，制度机构的重组，进化、适应与学习。加速构建新世界秩序，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內容簡介：

通过一系列复杂而深远的理论交融和反思，《21世纪思考》用富有启发性的语言，激励我们去面对建立新型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所需要的五项变革。本书提出的五项系统性变革包括：全球化与地球意识，科学的平衡与敬畏，和平与女性化的决策，制度机构的重组，进化、适应与学习。这五项变革之间彼此相联系，但是把这些变革作为整体放在一起进行剖析，是十分罕见的。
本书认为，这五项变革已经开始发生，但还需要加速推进。结合科学、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本书尖锐地质疑了资本主义当前的模式，呼吁世界各国构建新秩序。当新自由主义经济所构建的体系走向失败，本书提出的新体系就应该成为构建新世界的新选择。本书不仅选取了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运动的先锋视角，而且独创性地将理性分析、个人日志和批判反思融为一体，为21世纪的发展提供了一条突破性的前进道路。

關於作者：

马尔科姆麦金托什（Malcolm McIntosh）
英国皇家艺术与人文学会会员，自1990年开始从事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和写作，一直在沃维克和考文垂大学工作，并在以下大学担任访问教授：诺丁汉大学、巴斯大学、布瑞斯托大学、斯泰伦博斯大学、怀卡托大学和悉尼大学。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格里斯菲大学创办了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企业中心，并担任教授。独立或联合撰写了27本著作和许多文章，经常活跃在世界各地的电视和广播节目中，围绕社会问题、企业责任和可持续公司进行研究和评价。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特别顾问，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劳动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工作，为英国、加拿大和挪威等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并为辉瑞制药、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联合利华等全球企业以及众多非政府组织提供管理咨询。担任Journal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创始主编和审稿人。

目　录

致谢011

序言013

前言023

第一章拯救全球性00

第二章科学与敬畏的再平衡0

第三章共存、和平与女性化0

第四章重组与政治经济学0

第五章沉静的领导之道：进化、适应与学习

注释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序言

这是一本关于当前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书，我们也可以称这种当前正在发生的变化为快速进化。快速进化是变迁的、必需的、正在发生的且不可避免的。这本书既涵盖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也涵盖了理论与实践。书中包含证据、奇闻趣事、思考感悟和热情。该书定位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在我接受癌症治疗期间完成的写作。写作以及我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优秀医疗团队，使我可以继续活着，并有坚定的决心要用正能量来对抗这种深刻变迁的过时的生活方式。与舆论界通常所描绘的不同，这并不是一场战争或斗争，而是一种正常的进化。写作期间我仍然活着！癌症对所有人而言是不速之客，但这就是人生，像坐过山车一样有顶点也有低谷。如果有一天我的精神状态影响到了我的写作，那么我乐于重新看待和评价生活，愁苦主义不是办法。

自我怀疑、反思和批评是奋发有为的思想家和自视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最重要资产。如果你把生命花费在预言、预测和武断地发表言论（有时被认为是教导）上，那么这些事情可以维持你的智慧，但不能让你有能力去公平地回溯和发现细微差异并进行演绎，如果那样我们就什么也不是，只是我们自己，或者说只是一个物种。进化、适应和学习才能使我们成为进步的人类，爱、欢笑和学习也能使快乐的人生和社会成为可能。

在我的事业、写作、公开演讲、电影制作和教学人生中，有时我想去说和去做的事情与我成功说到和做到的事情之间会出现差异。小说家威尔塞尔夫（Will Self）对此表述得很好：总是尝试写东西，但总是感觉失败，漂亮的、响亮的、精确的和感人的、痛苦的精神内容，与纸面上沉重的、犹豫的语句之间的脱节，似乎是可怕的不足之处。1

写作时将读者放在心里非常重要。我曾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了多年，其间我经常问我的同事他们的电影是为谁而制作，他们心目中的观众是谁。一位曾获得国际奖项的非常著名的制片人称，他制作电影通常不是为了广大观众，而是为了养育他长大的姑母。其他人通常会说他们想到的对象是恋人、搭档、同事或者在他们最喜欢的酒吧里的某人，然后他们才会想到更广大的观众。

我在撰写本书时心中想的是下一代。为了那些身处不同大陆、拥有不同性情的人，为了这个世界的孩子们，希望他们能拥有一个可以栖息的世界。他们是未来。如果要我指出一个特定范围，那么这本书是为了南非的孩子们。从1998年开始，我每年都会去南非访问。在纳尔逊曼德拉94岁生日那天，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我得到特权：可以参与来自斯泰伦博斯（Stellenbosch）附近林妮道什（Lynedoch）小学的所有5~11岁孩子的早会，与他们一起唱祝曼德拉生日快乐。漂亮可爱的笼中小鸟也一起清晰地唱着。

曼德拉去世之后那几天，格拉萨马谢尔（Graa Machel）和温妮曼德拉（Winnie Mandela）的宁静端庄挽救了那个滂沱大雨之中举行的追悼会。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升高语调强调曼德拉释放囚犯和狱卒，并将南非反对种族隔离与美国的争取公民权利联系起来。同样的后殖民主义斗争也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从澳大利亚到中东。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金钱成为裁决所有美好事物的标准，以及由这种意识形态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种族歧视。

这本书是乐观的。我曾经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但是现在我重生了。就像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说：有时错误并没有害处，特别是当一个人可以迅速发现它时。不过这已经花费了我一生的时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也同样赞赏试错法的艺术：批评可能难以让人愉快，却是必需的。它履行着和人体一样的作用，可以唤起我们对改善事物不健康状态的注意。如果危险可以被及时发现，那么就有可能去避免它发生；如果被忽视，那么就有可能暴发致命的疾患。

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你可以通过反复阅读获得启示，也可以读到一些有关人类和宇宙进化理论和实践的真知灼见。特别是以下人物的思想让我受益匪浅，其中包括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和毕翠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和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和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托尼朱特（Tony Judt）和乔纳森格拉夫（Jonathan Glover），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和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大卫康纳汀（David Cannadine）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和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和丹尼道灵（Danny Dorling）。

我不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受到托尼朱特和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著作《20世纪思考》（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启发而感到惭愧，因为他们得益于后见之明，而我却在经历先知先觉的挑战。

这本书涵盖了宇宙学家、进化理论学家、小说家、管理论者、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等背景迥异群体的观点，表明这是一份关于发散法的、跨学科的、精练的清单，所以适合那些赞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观点的人，我们所能经历的最美妙的事情就是神秘，它是真正的艺术与科学的源泉。一个人如果心存疑惑却不想去探寻，也不再感到惊讶，那他其实如同死去一般，就好像一支熄灭的蜡烛2。

恐惧、自满和行动

这本书阐明了五个简要论点，虽然它们的内涵一点儿也不简单。这五项系统变革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正在发生的。它们是必需的且不可避免的，即便会具有随机性且不一定同步。或许它们必然发生是因为它们必须这样，也或许它们的发生源于生命形态所具有的生存倾向。书中讨论的这些变革是过渡性的、正在发生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需的。

我们作为物种的困境是恐惧和自满。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可以发现一个有用的例子。这部戏剧在伦敦国家剧院演出时，我不想去观看下半场，即便我们都知道这部戏剧是如何结尾的，就是罗里金尼尔（Rory Kinnear）演绎了完全令人信服的罪恶的伊阿古（Iago）的角色［后来罗里金尼尔因他的表演获得奥利弗奖（Olivier Award）］。我非常想像以前的很多人一样，跳到舞台上去阻止奥赛罗，因为他的妻子苔丝狄蒙娜（Desdemona）与他最好的朋友卡西奥（Cassio）传出了绯闻，他要杀死他的妻子。这在我看来蕴含着生命的寓意：我们知道什么可能会增加死亡率，即便它们不是永垂不朽的，但我们一直被驱动，直到我们再也不能通过即刻行动来拯救未来时为止。

很多人已经对这种看起来安逸实则伴随着罪恶并在我们当中发展的状况做出了评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63年在对早些年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希特勒的一名中尉）的审判进行评价时，用了恶之平庸这样的表述。

我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观看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的《为奴十二年》时感同身受。我感觉我成了残酷行为的一部分。我感觉通过对《圣经》中奴隶主和奴隶交易的引用，我被卷入了每一个罪恶的行动中；我感觉每一步我都与受害人在一起，唱着每一首歌，乐意去践行每一个善意的行动。然而，就像电影中的奴隶一样，在那时我无法行动，我只能坐在观众席中看着不公正在我眼前结束。我想要呐喊！跟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也因耻辱和痛苦而哭泣，直至电影结束。21世纪初期的澳大利亚仍然有原住民生活着，他们直到现在还活在星期五晚上他们的伙伴被处以私刑的记忆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们还没有投票权，在宪法中被当作动植物一样对待。我想要呐喊！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因耻辱和痛苦而哭泣。

活跃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领域有时会产生同样的挫败感。对于作为与不作为需要有纯粹的想法和明确的意图。从世界范围来看，快餐食品已导致大量肥胖和疾病的产生，并增加了医疗保健费用，但需要多少新闻报道才能使这个庞大的行业停止运营？再如，银行业自从2008年崩溃之后，如何才能使它们投入同恢复自身一样多的资金去服务于社区需求？

就像现代快餐业一样，手枪使用不当也会导致死亡：需要多少疯狂的行动才能阻止这件看起来容易的事情？2012年小野洋子（Yoko Ono）在推特发布了一项统计数据，自从她的丈夫约翰列侬（John Lennon）于1980年12月8日在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达科他公寓建筑外的街道被枪杀至今，美国已有1057万人死于枪击。小野洋子的消息已被15万人在推特转发或引述，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

1964年，母亲带我去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听一位她认为非常重要并且以后将成为更重要的人的演说。母亲说他是一位道德领袖，并且希望我能向他学习，当时我11岁。我们站在一根柱子后面，却能从柱子旁边看到这位演说者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他当时是前往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路过此地。我已经记不得那天他都讲了些什么，但是我感谢我母亲可以让我站在这样一位伟大的领导人面前。4年后，1968年4月4日，他去世了，在美国孟菲斯市被人用手枪射杀。但是直到2013年1月，奥巴马总统才开始进行第一次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枪支暴力犯罪研究，并声明枪支犯罪是关系国家健康的紧急事件。

有时这种情况也会打消人的积极性：尽管付出了意义深远且善意的努力，但是世界的每一天看起来都和前一天相差无几。很多时候这是由不知如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社会引起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政治生活都以失败告终，我想知道是否换成优秀的领导人还会如此。但是他们并不像政治家，可能是他们没有时刻意识到他们作为领导人的角色。作为残暴或不负责任的对立面，优秀的领导人可能并不认为他们是领导人，直到有人轻拍着他们的肩膀并告诉他们：你已经带我们攀上了这座山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并要求应允的国土。

个人的问题往往过于接近主观，导致人们深陷日常活动和沉思的泥沼。但是，个人的即政治的，而政治可以带来行动。

我慢慢开始明白环境可持续性只不过是人类困境的反复，这一点显而易见，而且得到了当今知识的支持。当我们得知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即我们的生存已经受到威胁，我们所爱的人实际上正在我们眼前慢慢死去，这是对我们圣洁本质的最后考验。许多气候变化专家告诉过我，当他们晚上睡觉或谈论到他们孙子孙女的未来时，必定会感到内心冲突的痛苦，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地球家园的极差状态。

当这些我会定期联系的科学家告诉我那些关于气候变化的显而易见的真相和启示时，我不想去干扰、对抗或者反驳他们。在我能够理解这个说法之前，我不是不相信他们的科学，而是不相信我们如同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iek）和其他想让我们相信的人说的那样正生活在终结时代3。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一名乐观主义者，如果进化、适应和学习意味着人类不能长期繁衍生息，那就顺其自然吧。尘归尘、土归土、星归星。我们要成为一个灿烂的、不可思议的奇迹。顺其自然，随他去吧。正如最古老的宗教典籍吠陀经中所说：诸神生于创世后。

气候变化和冲突

眺望山谷，可以欣赏到绿树、红花、远山、高产田地、林鸟雀跃的美景，海鸥高亢鸣叫、蜜蜂嗡嗡作响，还有割草的味道，所以我不相信没有未来，而且我不认为这是某些心理学家所谓的我个人的自我否定。因为当我以中长期视角回溯地球历史和我们的历史时，我对进化的事实充满希望。我甚至不想去深入研究即使我们不这样做，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等论点。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我的一个常规问题，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讨论，来自多个知识性学科且被视为各个领域的专家参与到讨论中，科学已经超越和脱离了纯粹的气候变化学科，这是个好现象。

启示总是跟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思考得太多，我们的思想容易感知到威胁、真实和想象，而且我们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有一种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代欧洲人和北美人的产物。对他们来说，增强稳定性、积累经济财富、增加自由度和参与度，以及延长寿命已经成了人生主题。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分子，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一片狼藉中的英格兰，成长于满怀壮志的60年代，经历了对社会变迁要么走无私、集体路线，要么走利己主义、新自由主义路线的70年代和嬉皮士一代。但是这些路线之间相互交叉，传递出了各自的愿景，并相互纠葛地走过了40年甚至更久。

我接受读者将这本书作为气候变化的科学书籍进行阅读（但是请看第二章的标题《科学与敬畏的再平衡》），所以这本书并不仅是关于气候变化，而是关于既然我们知道，那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本书备选的副标题可以是：《既然我们了解我们知道什么，那我们该怎么做？》《这对人与地球的关系意味着什么？》《这对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

我承认已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以碳为基础的经济必须停止。这意味着现代生活的一些主要产品会有显著变化：交通、供暖、农业、化学品、塑料领域的变化是最基本的。一方面，这些变化中所包含的创新、企业和学习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涉及深刻的变革、混乱和破坏；另一方面，从碳依赖中解脱出来，依靠最初快速长期增长的投资和之后慢慢减少运营成本才是长久之计。就像修建的桥梁可以维持上百年，一座教堂或寺庙可以屹立数千年。我们已经做到过，我们可以再次做到。

我们一直都在追寻理想国度，但是，是否通向理想国度的旅程一定是布满荆棘的，它能否是一种自然进化的过程？是马克思、达尔文和霍布斯认为的过程充满冲突的说法正确，还是《易经》中隐喻的欣快和自然的观点正确？

企业责任和进步

从前我以协调人、积极分子、出版者和教育工作者的身份积极从事企业责任运动。我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以及其他很多慈善部门、利益相关者行动的成员。我们努力让企业行为改变成为我们认为道义的一方，或者是我们认为的那样。这些都是好事，但是我现在认识到它们还远远没有达到目标。实际上，演讲中的承诺以及一大批自发的企业社会责任举措可能起到了先导作用，使我们可以开始进行更多触及根本制度问题的更重大的变革，而不是对边缘部分修修补补。

企业责任运动有几个基本要素，它们都是善意的且有用的，但是根本上是自利的、自我吸收的，且很难带来制度变革。

没有人会支持缺少先进议程却十分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和积极分子，如果他们正在通过谈话、谈判和妥协的方式积极致力于他们的目标，则将有可能描绘出更好的资本主义蓝图。我们认为企业有可能变得更加宽容、更加具有同情心，企业可以通过二战结束后形成的社会契约这种看不见的手的形式以及国家的发展来传达它们的变化，同时私人和公共部门也承认了彼此的优势，并且共同转型为一种混合经济模式。有时公共部门会需要调整，有时私人部门会表现得过度贪心。但是在欧洲和其他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地区，至少通过分权制衡，实现了1945~1980年的黄金时代，实现了增加平等、延长寿命、普及医疗保健、好的福利保障网、全面的就业和日益发展的物质繁荣，在繁荣的民主中一切都在变好。

甚至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欧洲在几乎所有文明指标上的得分都很高：寿命长、提供全民医疗、街道安全、男女平等、腐败率低、收入平等、和平宁静、民主政治、控制枪支、没有死刑4。我们既然已经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加拿大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等世界其他地区见证了这些，那么为什么不能让它们更加普遍和实现全球化呢？

我最近认识到的一件令人高兴和惊奇的事情，就是身处群体当中会更有效力。二战结束至今已经70多年，不仅欧洲、北美部分地区、澳大利亚和日本发展得比较好，而且全世界都比以前更加和平了。从统计学上看，无论是婴儿死亡率、教育、和平还是寿命指标，都显示出人类发展已经兴旺起来，作为群体一员，我为我们的成就感到自豪。尽管存在反对者、末世论者以及世界末日学说等，但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如果世界的总体情况是令人满意的，那么为什么进行根本性变革又是必需的呢？答案就是我们现在具有的、做得相当好的范式，未来将不再发挥作用。作为一个有智慧的种族，我们知道这个事实，并且具有先见之明；我们必须明白，只有认识到我们是如何发展到当前境地的，我们才能将短期的成功继续下去；必须明白转型对这个世纪的人类意味着什么，并且承认如今转型是必需的。

于罗宾斯奥查德

英格兰德文郡南汉姆区

2014年9月

前言

这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躬逢盛世。本书的开端来自联合国顾问小组的一个陈述，标题为《新型政治经济》。2012年，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个关于全球可持续性的高级别小组通过呼吁新型政治经济，提倡跨学科和跨行业知识，以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宽泛的名词，包含环境与经济的多种利益。
长久以来，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以及环境科学家们彼此交谈，几乎都使用不同的语言，或者至少是不同的行业术语。统一各学科，为可持续发展开发一种能够跨越不同领域的通用语言的时机已经到了；换句话说，使主流经济学成为可持续发展范式的时候到了这就是该小组认为国际社会需要新型政治经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原因1。
我终生穿梭于世界各地，演讲、研究、写作、制作电影，为政府、企业和联合国提供建议，有时也常常外出闲逛，观察这个世界的运转，但这些并没有使我明白我们之间存在差异（尽管一些差异确实存在，并且它们经常是直接而强烈的），而是让我知道究竟是什么蒙蔽了我们。我认识到了我们之间的共性，以及我们共同参与的这段历程，并且懂得了进化、适应与学习的含义。

我认识到，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是思想（理念）、制度和科技。在现代社会，这些很容易被追求利益的企业传播开来，如同其他媒介一样。在这种时候，企业成为一种惯用手段，是促进传播的一种常用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社交媒体也许是很多人消遣时光的方式，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它被认为是消耗一切并且完全自由的，并且现在被追求利润的利益集团支配。但或许可以这样想，它是否仅仅是一个媒介。这是一种连接我们与世界的科技，给了我们接触更多思想的通道，但它也同样颠覆性地增加了我们的消费。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廉价、能够便利地获取科技与思想的时代，一切都能够市场化、商品化与具体化，甚至包括如何保护或毁灭这个世界。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例如，16世纪的欧洲需要一个有效的措施来应对肆虐社会的大瘟疫（正如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那样），最终的结果是，到威廉莎士比亚去世时，欧洲的人口仅相当于他出生时的一半。在那个时代，在分娩时妇女和婴儿死亡的情况十分普遍，正因为如此，莎士比亚很少在他的戏剧中提及这场灾难。

在1850年，伦敦的人口增加到了一百万，迫切需要解决交通问题。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决定就这样诞生了，伦敦开始修建后来被称为地铁的设施，1863年，第一辆列车开始在大都会线上运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还见证了排水系统的引进，将粪便运出街道，尽管最初只是简单地使它顺流而下，倾泻到泰晤士河。

在1914年的英国，健康成年男性不断奔赴战壕与工厂的强制征兵制度唤醒了人们对医疗服务系统的需求。这导致30年以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1948年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立为标志，世界上首个免费的医疗系统诞生。

此外，还有1968年威廉比尔安德斯（William Bill Anders）从月球上拍下了地球的第一张照片，1989年柏林墙倒下，1994年南非的白人终于将权力交还给民主政治，1973年条形码首次应用，1989年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及其同事发明了万维网，2004年美国开始使用无人机轰炸平民，1996年7月5日多利羊出生（死于2003年）

五种必要的、正在发生的且不可避免的系统变革

本书讨论的这五种系统变革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演进和整个地球系统的连通，关乎人类如何学会生活在地球的限制范围之内。它们是正在发生的系统变革并且包含全球化观念的转变。这并不是革命：这是进化、适应与学习。革命很少会完全颠覆；相反，从较远的时间以一个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流动的河水中的浪花，或者说是过往时间中的一种必然。

本书认为这五种不可避免的系统变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并且我们不认为某一种系统变革相对于其他来说是更为进步的主要领域，它们是互相连通的，并且彼此交融。

考虑到人类历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对他人以及两个集团互相对抗的环境的恐惧这通常会导致战争，本书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每一个人全都处于相同的轨道上，实际上，使我们产生分歧的因素也在使我们团结，因为分歧的观念对所有国家、部落、集团与群体来说是普遍的。大卫康纳汀在其著作《不可分割的过去》（The Undivided Past）中指出，对身份的认同已经成为强调不同群体差异的一种方式，然而差异恰恰是人类的本质含义之一。而与此相反，我们分享着彼此的特色，却同时使我们更加团结2。这种身份冲突往往会被我们的神话、集体记忆与宗教所强化。但是，退一步并且延伸我们的时间轴来观察，我们会看到过去地球上短暂、粗野且时常互相争斗的生灵现在正在变得不同。我们正处于一场巨大、快速且不可逆转的观念与认知的转变中，这将引领我们面向群星，再一次进发。

个体的生命总是处于充满成功与不幸的奋斗之中。我们从原始的污泥中走出，用爬行动物的大脑指导着我们饮水、觅食、吞咽与排泄，寻找一个可以坐下来思考片刻的地方，如果幸运的话，我们可以寻找到一个在各种知觉中获得意识觉醒的地方，可以看到下面肥沃的山谷的地方。对地球上所有活着的生命而言这是自然的本性，此时此刻的21世纪距离上一个冰川世纪大约117万年，距人类离开非洲的起源地开始缓慢旅程约6万年3，距原始人类首次在地球上行走约40万年4，以及星际尘埃稳固下来形成这个星球以后454亿年，我们就有了足够的知识来理解，我们是拥有意识的，我们作为自己固执行为的受害者，独自在宇宙中漂泊。换句话说，在同一时间、同一种族中，信仰科学与自由的意志，或者相信命运、敬畏神明，都是可能的。前文曾经引用过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我们所能经历的最美妙的事情就是神秘，它是真的艺术与科学的源泉。一个人如果心存疑惑却不想去探寻，也不再感到惊讶，那他其实如同死去一般，就好像一支熄灭的蜡烛。5

个体的生命是重要的，生命的道义目标之一是对人类同胞表示同情。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集体才是最令人有兴趣去研究的，因为一个个体仅仅是更大整体中的一部分，是人类、地球和宇宙的一部分。

本书的核心部分有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我们现在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换句话说，作为人类，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知识对我们自身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二，作为人类，我们在不同的群体之中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这些群体、民众、组织是如何反映出我们怎样运行到今天的地步的？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怎样了解彼此？

2012年联合国报告《有适应力的人，有适应力的星球：值得选择的未来》提倡一种新型政治经济，但可持续发展并不是本书讨论这五个问题的唯一原因。

我们需要新型政治经济的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与可持续发展及其附属主题、全球化与地球意识等有关，我们第一次在心里把世界作为一个实体来看待和感知。全球化与地球意识指的是容纳思想的一个共享空间。这涉及我们对人类历史和地球历史一个更好的了解，以及在宇宙中一个叫地球的小地方，需要对生物学、物理学、神经网络有更为根本的理解。当看到自己处于无限的宇宙中时，我们会再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脆弱。

第二个原因涉及进化的最高阶段知识的进化，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知识、思考需要与我们的感觉、直觉、讨论之间平衡发展。我们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敬畏与奇迹已经被科学、现代化、科技、消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排斥在外，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已知与未知、科学与敬畏之间的平衡。科学与无神论通常有微妙的差别，有时候会存在联系，但经常是完全没有联系的。新的知识总是向旧的做事方法和策略发起挑战，而从新知识中诞生的新技术往往使一群人能够战胜另一群人，并阻碍他们的发展。从学习中得到明明白白的知识和从信仰、仪式、宗教中得到的神圣庄严，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很不牢靠，正如市场与民主之间的平衡一样。

第三个原因是共鸣与社会性的兴起，或许还有全球化和凝聚力，这是前面概括的两个系统变革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我把这种精神的培养称为决策和治理的女性化，因为公认的观点是，人类种族的成功与发展离不开竞争、侵略和男性气概，同样也离不开共鸣、社会性、分享和群体协作，我们正处在重新平衡阴阳两面的进程中。尽管在我们（以及孩童）的头脑里持续不断地上演着暴力的画面，但是自1945年以来，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和平了。这个结果的产生是因为相对于此前的历史时期，暴力与体力的使用在如今已经大大减少了。很多工业、建筑业、制造业活动的机械化使传统的男性气概受到威胁，并且一种新型男人出现了：女性化的男人，他们温和，富有同情心，乐于分享，涂着保湿霜，待在家里推婴儿车。如果工业革命是从体力到机械的转变，那么如今的信息时代则是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变，这两个转变都相似地具有破坏性精神。

第四个原因是关于我们如何组织人类自己当下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我们组织团体和体系的方式一直在不可阻挡地改变着。我们的团体和制度反映着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以及我们发展的方式，但是它们内部隐含的惯性如今正在阻止我们前进。我们的组织原则对这个星球和我们自身而言可能是不协调的，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将难以做出必要的转变。因为这些制度和组织是预先设定并且不断坚持下去的，我们在它们泰坦尼克式注定毁灭的旅行中只是盲目的牺牲品。然而，如果没有大量民众的支持，取得制度的控制权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当前的受益者想要终止这种强大的力量，尽管它至今已经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第五个原因是发展的成功与人类的生存取决于我们的学习能力、学习适应能力以及我们通过学习而做出改变的能力。我们学习的方式和接受教育的途径（这两者的含义应该是相同的）将决定我们生存的概率。我们不应该将发展的过程置于危险的境地。我们或许善于适应，并且学得很快，但我们仍然只是一种动物，为了使我们每个人脱离爬行动物低端的思维和行为，需要持续的努力和永久的警觉，从而适应一条关于自由的代价的清晰路线6。

这五种变革是必要的，即便惯性与保守主义试图阻碍它们，这些变革仍然正在发生着。正如飓风、气旋、干旱和洪水等随机的恶劣天气发生的频率似乎正在增加，1945年后的社会共识也结束了。在过去的60年里，社会福利结合生产力的大量改革促使财富进行大规模的再分配，大部分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但这些也许即将走到尽头，因为社会精英们不再需要雇用这么多人在他们的血汗工厂里来传承1%的世界财富。长久的和平可能将要结束，就像英国强权下的和平走向美国强权下的和平一样，我们如今正在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平时期（其实我们只要能防止一个政治狂人用核武器把我们全部毁灭就足够了）。

约翰列侬曾经唱过，你或许会说我只是一个梦想家，此前，捷克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clav Havel）重复了这首《想象》，他写道，有些人说我是一个幼稚的梦想家，总是试图把对立的事物联合起来：政治和军事。哈维尔在提到宣称已经科学地理解了世界全部历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时认为，这种想法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所能理解的范围，即世界实际上或许已经被真理、真话、自由思想、良知与责任的力量所改变，没有枪，没有对权力的渴望，也没有政治上的钩心斗角7。这也是为什么说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新生的和渐变的。从长远看来，一些我们认为充满争议的力量在事实上已经不可避免地存在。

可持续性的神话

可持续性是西方社会的一个超越自然、永恒生存的神话，不过我更乐于思考适应、弹性、暂时性、尊重与和谐。我身体的一部分将永远待在这里，即使我已经死去，而我可憎的思想与自我意识将不会休息，并且认为它应该永久地存在下去。只要我们停止讨论可持续发展和永续性，回忆起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将更加开心地认识到自己是善于适应、善于学习、乐于分享、乐于生活，并且终有一死的物种，我们拥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去爱、去学习、去敬畏或是制造欢乐。爱、欢笑、学习，这些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类的原因。正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所宣称的那样，我不惧怕死亡，因为在出生之前，我已经死去万亿又万亿年了，而我并没有感到任何不便。

目前最需要立刻注意的、实际的政治上的挑战是：理解我们对地球岩石圈，特别是碳循环之间的关系；发展全球公民与地区生活的关系；从金融业与银行业到跨国公司与政府，改变运营着我们生活的社会系统与体系。

这些并不难做到，并且改变已经正在悄然发生。气候变化正伴随着我们，社会的、交互的、网络的商业模式正在开展，一个全球神经系统的革命正在进行中，爬行动物式低端和丑陋的男性气概正在总体层次上缓慢让位于精致、复杂的女性化气质。

本书的灵感

蕾切尔卡森开创性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以及无数值得一读再读的书籍启发了我。卡森在书的开头写道，在美国的中心曾经有一座城镇，所有的生命看起来都和周边环境和谐地相处。
卡森曾被拿来与另一领域的开创者达尔文相比较，卡森的灵感来源于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我们用满意的目光看着大自然，经常看到粮食的富足，而我们没有看到或者忘记的是，无所事事地围绕着我们歌唱的鸟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昆虫与种子存活，也正因如此，它们的生存被不断地毁灭。

卡森出生于达尔文之后的一百年，他们有同样的思想传承：都是优秀、自律的自然科学家与社会改革家。

他们都改变了对生活和政治的看法，因为证据显示这一转变将自然和科学呈现在他们的实地考察中。能看到他们作为博学家与自然哲学家的回归，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

早在达尔文出生的80年前，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詹姆斯赫顿（1726~1797年）就已经通过他们的作品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方式产生了与达尔文和卡森一样的影响。卡森和达尔文常常被拿来与詹姆斯洛夫洛克相提并论，这是没有争议的。由20世纪步入21世纪，我希望把这些在管理、商业和经济学领域的人物与一些最开明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这些人物的代表之一彼得德鲁克逝世于2005年，享年95岁。他于1939年出版了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于1999年出版了最后一本书《21世纪的管理挑战》（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他强调，资本主义和商业是社会结构，应该为社会服务。

在21世纪，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类思想，但是我们更需要挤出时间来理解它们。这本书会追溯其他的思想家和作家，以便看到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可能会对21世纪哪些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这是非常乐观的，不是因为我想要反对所有悲观主义者如斯拉沃伊齐泽克、马丁里斯或者其他人，而是因为我想表明，在未知的世界中，只要我们拥有坚定的信仰和慰藉，就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在2013年出版的《必要的过渡》（The Necessary Transition）一书中，我在其引言部分指出：毫无疑问，虽然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转变时期，但是你可以选择你的转变点。8我列举了气候变化、社会公正、人口和金融系统作为重大转变点。我认为：

为了将当地的和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经济转化为一种社会范围内的、公正的和可持续的企业经济，转变是必要的。9因为人类、地球上的生命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的生态系统处于巨大的变化时点上，先前的变化为我们提供可以学习的经验。关键词是学习适应和转变。10
这本书延续了这些观点。格雷戈里贝特森在《意志生态学入门》（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中指出：我们应该遏制住对控制世界的渴望，特别是在我们完全不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下然而，我们的研究可能是被一个更古老的、如今看来不太光彩的、动机不足的好奇心所启发：我们对我们生存的这部分世界的好奇。这类工作的回报不是权力，但很美好。11

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惧的年代，特别是在美国，一些宗教、种族、民族和部落之间不会互相容忍。我们已经采用消费主义和技术作为自己的目标，似乎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吸引力促使我们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和金融利润。古典经济学已经演变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切已经金融化。我们执着于一个特定的经济学模式，奴役人类，掠夺地球，甚至摧毁那些维系着我们的事物。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本质是错误的，经济学仅仅是一个研究、学习和发展的领域。然而，真正错误的是坚持一个特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模式，这一模式以理性的、真实的、最终的和绝对的方式被牧师（和一些女祭司）宣传。目前的经济模式占据了科学理性和道德的制高点它具有宗教的和非理性的狂热感，而不是被视为边缘参差不齐的一种探索。讽刺的是：其倡导者宣称如果允许市场自由流动，市场将会是理性的，并且可以自我平衡和自我创新。牧师们声称市场是理性的、道德的和有益于社会的。自我创新可能是理性的或者直观的吗？

当前的经济模式公然反对启蒙思想，而这些启蒙思想强调宽容、未知、探索、平衡、尊重他人观点以及敬畏艺术与科学。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即时的答案、满足和明显理性的世界里。约翰凯在经济处于逆势的时候说道：沉迷于对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的思想，满足了固执的人们的需要。甚至，特别是如果这个答案可能很难找到的时候。在电脑游戏中，这是用线性模型组成的缺乏社交性的人工世界。许多经济学家同样是缺乏社交性的。经济学是迄今为止最具男性色彩的社会科学，这可能并不是偶然。12但是更多的有关这个主题的内容将在第三章讲述。

人类的历史是对条件变化的适应，是建立在成功基础上对未来的向往，同时，应该认识到成功源于学习。这个世纪与过去所不同的是，相对过去的时间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流逝，现在它像泛滥的洪水一样快速流逝。然而，不久之前，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后代的生活将和自己一样，如今我们知道，我们的后代在未来将过上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或应该希望减缓时间的变化，但是这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来自何处以及我们肩负的重担。

人类发展的工业化阶段刚刚超过200年。一代人通常被认为是25年左右，所以工业革命仅仅用了不到10代人的努力，这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忘记。但是，在20世纪末，当我的祖母在97岁去世时，她已经度过了这个人类工业化时代的一半。在20世纪的下半段，她喜欢告诉我们，她看到马成为汽车，鸟类成为飞机，报纸成为电视新闻，信息变得更加及时，以及世界大战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她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收集过巴尼特山的马粪，收留过犹太难民，令人骄傲的是她在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行业工作了近40年。这个故事的重点是说我们有可能认为工业革命的诞生只是存在于三代以前出生的人的记忆中。她总是喜欢说，在她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在通信技术、武器装备和运输领域的革命后，她意识到未来的发展速度加快，并不是一个旧时代的标志。

在世界各地的大学，站在一群热情的学生面前并解释信息访问的及时性，是十分普遍的事，也是现在普遍被接受的状况。而这曾经是在蒂姆伯纳斯-李和其他人的眼中闪烁的一种革命性的想法。事物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让人觉得如今革命似乎发生在一个瞬间。但我想问：我们今天生活的基础是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被决定好了吗？像每一代人都认为已经发明了的性、自由和未来。这是不是基本原理没有改变的情况呢？

在地球资源的限制下，如果我们可以和平地、可持续地生活，这个世纪将成为人类社会的转折点，正如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在那个时候所起的作用。

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必要的转变，对一些人来说是和平的，甚至是快乐的事情，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转变是被人强加的，是一个混乱和毁灭的时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也同样如此，首先发生在英国和德国，紧随其后的是法国与欧洲的其余地区，最后是美国。随着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组织模式的爆发，它的核心是科学的应用、技术的发展、地球的岩石圈被大规模开采，肌肉力量主导的时代宣告结束。这使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境地：或崩溃或繁荣的边缘。我相信后者将会发生，尽管伴随着近乎灾难性的副作用，但人类总是有一段颠簸的旅程。现实或理想主义的启蒙思想一直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诚然，许多人会说，对未知的恐惧驱动着人类进步，并且这种恐惧是所有宗教、科学和抱负的体现。

因此，我选择的包括这本书中的作者们都是根本性转变的典型代表，这种转变思考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但仅仅局限于过去的几百年中。通过他们的思考，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明白我们是如何思考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思考的诸多事情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但我也指出，如果他们不被误导，或如果他们用充满智慧的头脑更认真地考虑，则他们的思想也许会更具有说服力。

关于本书的创作

我于2012开始撰写这本书，当年发生了不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事件。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同时里约热内卢于2014年举办了国际足联世界杯，2016年举办了奥运会。2012年的会议称里约 20峰会，这是自1992年在里约举办的第二次环境方面的世界大会以来的又一次盛会，关于人类和环境方面的第一次世界大会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2012年8月的奥运会在伦敦举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导致世界各地城市中心的600个职业都在颂扬公众游行、自由思想和民主行动的权利。

这些事件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如同是通过国际行动和全球公民来共同画的一张全球的图片。我一直想问：什么是真理，它又是谁的？心中有了这些疑问，我打算解决最大的、最重要的和一些最令人兴奋的21世纪的问题。我想起了关于我们的1382亿年的宇宙历史和人类历史两个悖论，这可以追溯到百万年前。我们忘记了在过去我们遇到危险时的进化过程。

一个悖论是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都是有趣的、令人兴奋的和积极的，特别是当我们处于一个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全新世界的边缘时。未来绝不是乌托邦，尽管从事实来看希望依然永存。然而在人类世界的边缘13，在完全已知和完全未知的边缘（另一个悖论），我们所知道的是，地球上的生命对人类（和所有植物和动物）来说永远是在不断变化的。然而，对于我们几代人之前的祖先，他们的童年和现代人的童年的外观和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但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进化：我们必须睡觉、吃饭、喝水和锻炼，但未必需要性爱、战斗和遗忘。大脑伴随着机器而存在时，我们可能知道的少，但我们认为实际上知道的应该更多。

另一个悖论是我们现在需要在同一时间理解和处理简单性与复杂性，因为它们是同一片叶子的两面，一面暴露在太阳下，另一面吸收着营养物质。就像我们终于认识到，气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同样我们也慢慢地了解到，我们的许多自我创造的社会系统是复杂的，并且不受机械或线性控制。我们需要更多的行动和冥想，同时也需要重要的指挥和控制训练。我们的社会制度可能失控，如果它们不去消费和控制我们，则我们必须夺回控制权。我们不应该害怕复杂性，即使我们有时渴望简单。

人类与地球上生命的短暂相处（或爱因斯坦所谓的短暂停留）即将结束，并且会发生巨大变化。这是生命，但是不为我们所知道的生命，这是科幻电视剧《星际旅行》（Star Trek）中的台词。但伴随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新的组织、商业模式和机构，伴随着从远离地球的地方观测生命的视角，伴随着一代到另一代的更迭，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意识转变，所有关于人类的迹象都令人对未来充满希望。人类世界正在促使相互依赖的时代和行星时代向宇宙时代或真正的太空时代前进。认知是缓慢的，反动势力、保守和惯性会阻碍我们。但是正如布伦特兰夫人在2012年里约热内卢的里约 20峰会之前所说，我们是最先了解人类所面临风险的一代人。14

虽然我反对斯拉沃伊齐泽克的消极悲观，但我接受他对三个威胁的分析：生态崩溃、通过生物遗传学操纵人类，以及数字化控制我们的生活。15我将进一步提出一个新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在知道与不知道之间，在完成、存在和拥有之间，我们越来越无法停止和思考，也难以找到平衡。至少有一些狂热的过度消费可能正在慢慢消失，一个更协调的经济正在产生。时尚专家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创建了朋克运动的工具，并认为，我们身处欲望文化的终结点；我们可能会回到一种必要文化中16。他将卡尔马克思对资本的创造和颠覆、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创造性破坏思想与朋克联系在一起：银行家们可能是他们当中最大的朋克，他们正在进行朋克投资。这种投资必然崩溃。但我们从2008 年9月的全球信贷危机中学到了什么？难道我们已经建立了有效机制来控制我们的全球金融体系，以确保危机不会重复发生吗？

进一步的威胁可能会因此被填充进那些体系里。全世界充斥着各种我们已经创造但脱离控制的病毒系统。机械化和数字化的全球金融体系可能与携带炸弹的疯子一样危险。换言之，我们身处男性世界所创造的组织和机构，被竞争、风险、进取心和贪婪所主导，这也许会吞噬所有人。高盛或可口可乐可能会像从1400年起在欧洲城市中心蔓延的瘟疫一样失控。虽然这样的全球巨头明显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我很乐观地认为，有99%的概率终究能找到一种方式来驯服1%的巨头。而且，正如创作歌手比利布拉格所说，大问题要问责；这不再是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是现实的问题17。我和生殖医学科学家罗伯特温斯顿在一起时，他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人类社会正在改善你是宁愿住在1913年还是2013年呢？18答案可能取决于罗伯特自己所住的地方，但我了解他所说的主旨。

在他们的晚年生活中，与之对应的是这三个富裕的西方人、北欧白人温斯顿、布拉格和麦克拉伦，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并不那么顺畅，那些人的后代，从后殖民的泛英时代过渡到泛美时代，在自由的枷锁下举步维艰，看不到未来。印度历史学家潘卡基米斯拉说过，当后帝国时代的盛况已被埋葬，当首创性的资本主义贪婪模式已通过培育、协作经济实现超越，当风险来自为了互相联系、保护、顺应力以及人类财富所开发的新策略，这就意味着真正的国际化时代将会到来。在这本书的后面有更多来自东方的思想家，另一些话来自潘卡基米斯拉：大多数历史是一部自恋史痴迷西方的理想、成就、失败和挑战19。

我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我们还必须建立我们对历史的共同理解，创造一个基于共享星球认知的未来；基于平衡我们所知和所不知的未来；基于我们能在一个地球社区和平生活认知的未来；基于对这些原则重组的未来；基于厘清进化、适应和学习之间关系的未来。

人类的历史源于进化、适应和学习，但是我们身体或精神能多快适应它们仍有不少限制条件。通过对往事的回溯，可以寻找出答案。为此，本书分析了一些有助于我们摆脱目前困境的信号，引用了许多作家的想法，希望人们能换一种视野来理解。只有用全新的视野和不同的观察方式，我们才有可能设想未来。一方面，我们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来弄明白这个疯狂膨胀的世界，以使我们在脆弱的信息基础上决定当下；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释放直觉和女性化的一面：重新平衡阴和阳思考、感受和领会和谐的意寓。但一种更强大的领会世界的方式是认识将事物之间彼此联系的能量体系。正如弗里乔夫卡普拉所说：
系统性思维是与所有的专业和学术学科相关联的与生物、社会系统或生态系统相关。系统思维从本质上来讲是多学科的系统思维的语言来自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所面临的危机。自从笛卡尔之后，他们一直在寻找最小的粒子从生物细胞到分子夸克。但是，当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物质的基本成分时，他们突然意识到并不存在基本成分。这其实是各种各样的网络连接和相互关系。因此，系统性思维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所面对的所有问题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没有独立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系统的解决方案。20这种关联性是至关重要的。在本书中讨论的五个关键问题都是相互联系且显而易见的，而把这些问题整合在一起思考和剖析在过去却鲜有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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