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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卡莉菲奥莉娜
世界*影响力的女性，也是富有争议的商界传奇人物之一。
她拥有一颗勇者之心，敢于挑战自我，并且努力成为业内的佼佼者。
她历经职场大起大落，静看风云变幻，宠辱不惊。
谢丽尔桑德伯格
福布斯评出的全球*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荣登《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并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影响力的人物！
她是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具有天生的管理天赋。
她是美国薪酬*的女高管之一，被美国媒体誉为硅谷*有影响力女人。
这两位全球杰出的成功女性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她们成功背后不为人知的辛酸与坚定。众所周知，世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作为职场女性，尤其是成功的职场女性，必然承受着比常人更大的压力，并且需要平衡家庭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这在普通人看来，确实很难做到，但她们用自己的故事证明，想要拥有满意的事业和幸福的家庭，这是可行的。只要认真规划未来，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勇敢面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挫败和挑战，就能够拥有、自己想要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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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直面挑战》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卡莉菲奥莉娜不仅是惠普前首席执行官、一位知名的女高管，她还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她被全美女性奉为男权社会的变革者，她的成功也是女性获得商业社会平等权益的胜利。
2006年，卡莉菲奥莉娜出版了畅销书《勇敢抉择》。之后，她经历了一系列人生挑战：与癌症抗争，丧女之痛，在美国加州竞选参议员却未能胜出。直面人生的种种挫折，她依然勇敢无畏，并撰写了这本《直面挑战》。
她说：这些经历是上帝对我的馈赠，我从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我知道人生的价值不是用时间去衡量的，我们付出的爱、为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和懂得感恩，决定了我们不平凡的人生。
作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卡莉曾经掌管科技巨头惠普公司，也担任过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她是一个积极参政议政的公民，她也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她指出了美国当前遇到的最大难题：未能充分发掘其人民乃至整个国家的潜力。很多现行制度阻碍了美国人发挥个人的潜能，无法在工作中取得巨大进步，无法推动经济发展。太多的人已经丧失了对生活的希望。太多的人缺乏利用个人禀赋去追求美好生活、实现生命使命和价值的机会。
通过分享自己身处逆境的人生体验，卡莉对如何摆脱人生的困境与挑战、如何战胜自我、如何自强不息、为梦想而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每一位对生活感到迷茫、对未来缺乏信心的读者都能在阅读本书后重拾希望，直面挑战，学做生活的勇者。
《向前一步》
作为全球最成功的女性之一，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深刻剖析了男女不平等现象的根本原因，解开了女性成功的密码！她认为，女性之所以没有勇气跻身领导层，不敢放开脚步追求自己的梦想，更多是出于内在的恐惧与不自信。她在书中鼓励所有女性，要大胆地往桌前坐，主动参与对话与讨论，说出自己的想法。她还为女性提出了如下成功密码，激励女性勇于接受挑战，满怀热情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
向前一步，勇敢进取
通常女性在总会在无意识中妨碍自己的发展、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甚至很容易就放弃工作，放弃获得更大成就的可能性。与男性相比，女性在职场中的态度仍然不够积极、不够进取。
平衡工作与生活
伴侣的支持非常重要。那种认为女性只有抛开家庭才能达到事业巅峰的说法其实并不成立。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的成功女性都拥有一位相当支持自己事业的人生伴侣。
拥有更加开放的心态
女性应该对事业上的挑战持有更开放的心态。如果一份工作能让她学到新的技能，并且更快乐、更满足，那就意味着她在自我提升中不断发展。
在这本全新升级珍藏版中，谢丽尔桑德伯格不仅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提供了非常实用的职场技巧，同时也增加了很多真实案例，真诚地鼓励所有年龄段的女性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从事她们真正热爱的职业，并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之中，体验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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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卡莉菲奥莉娜
（Carly Fiorina）
1954年9月出生于美国，获得斯坦福大学学士学位、马里兰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学院理学硕士学位。她曾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及其拆分后的朗讯科技公司担任过多项高管职务。卡莉在1999年至2005年担任惠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2000年至2005年担任惠普公司董事会主席。2006年2月被迫辞职。
卡莉曾连续多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全美最有权威的商界女性。
目前，卡莉是美国两大慈善组织机会国际和Good360的首席执行官，她还担任美国保守者联盟联合会的主席，牵头解放个人潜能的项目。
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1969年8月28日出生于华盛顿。曾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办公厅主任、谷歌全球在线销售和运营部门副总裁。现任脸谱网（Facebook）首席运营官，被媒体称为Facebook第一夫人。她也是第一位进入Facebook董事会的女性成员。同时，她还是福布斯上榜的前50名最有力量的商业女性精英之一。2013年，她荣登《时代周刊》杂志封面，并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目前，她已经成为千百万女性眼中集家庭与事业于一身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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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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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挑战》
第3章 与病魔抗争
就在那一刻，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我感觉恐惧油然而生。是的，我的确得了癌症。
我在墨西哥的时候，第一次发现了腋窝下的肿块。当时，我正在浴缸里泡澡。
那天，我刚上完普拉提课程。任何做过平板支撑的人都知道，运动后，腋窝疼痛和胸痛是难免的。我躺坐在浴缸里泡热水浴，希望能让劳累一天的自己放松下来。我按摩着身上疼痛的肌肉。这个肿块有1美分硬币那么大，就在腋窝中间。我的本能反应是往后靠了一下，心想可能就摸不到这个肿块了。可是，我还是摸到了。这个肿块已经长在那里了。我心想：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感觉一切正常啊！我刚照过乳房X射线，而且我现在还在度假呢！
我转念一想，还是不要瞎猜了。两天后，还是在洗澡时，我发现肿块依然没有消失。我告诉弗兰克，我们回去后得去看医生。
我原本在两个星期后预约了常规的体检。不过，我比较担心自己的状况，就提前给医生打了电话。她认为没什么大碍，她知道我之前刚做过乳房X射线检查，但她还是建议我再去检查一下。在医院里，她体查了我身上的肿块，并告诉我：我觉得，这不会是恶性的。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做一下活体检查比较好。她一再向我保证。活体检查的时间很短，也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疼痛。我再次把这件事情抛在了脑后。
我是2009年2月20日去检查的，检查项目很多。按照约定，我需要在上午9~10点到达医生的办公室。检查完之后，我将前往三藩市中心的彭博电视台接受采访。之后，弗兰克、我的好友黛博拉鲍克和我准备一同驾车前往加州萨克拉门托参加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我要在那里发表几场演说。到了医院之后，我还在满脑子想着当天的行程。我在想，看完医生后，我得回家和黛博拉、弗兰克稍微休息一下。当时，我的行李都收拾好了，正准备随时出发。
萨拉沃森医生通常很准时，但那天她却没有准时来见我。我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病号服，在一间冰冷的检查室里等到了上午9点15分。她还是没有来。上午9点30分，9点40分，我开始有点儿担心起来。上午9点45分，沃森医生进入了房间。她脸色苍白，坐了下来。她连声说不好意思，说她之前一直在电话中确认不好的消息。你得癌症了。她告诉我，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癌。不过，我们需要马上检查。
听到这个消息，我虽然有些意外，但也觉得一切在意料之中。我的外婆在我妈妈10岁的时候就死于胃癌；我的姨妈一直在和乳腺癌做斗争。从小到大，我在潜意识里就一直有某种感觉，自己某一天也可能会得癌症。也许，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恐惧。就在那一刻，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我感觉恐惧油然而生。是的，我的确得了癌症。
我觉得头晕恶心，甚至都站不稳了。但我想让自己尽可能地保持平静。每次碰到突发情况时，我总会做一件事情：冷静思考。由于沃森医生说她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癌症，所以我就算想要提出更多有关诊断的问题，也无从开口。我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以实际和辩证的角度看待一切。回想当时，我提出了一些看似非常明显的问题，其实我是想尽快明白到底该怎么去解决。我需要化疗吗？是的。我需要手术吗？需要。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我不知道。
沃森很快给我列出了我需要做的化验和要见的医生清单。一旁的我，感觉庆幸，毕竟她知识渊博，具有专业的素养和经验，知道我该去找谁。我的生存本能要求我努力地关注一点：接下来我必须要去做什么。当时，上午10点已过。
她写完这张清单后，我说：我知道不该这样说，但是我必须得在15分钟内离开。我需要在离开前进行宫颈抹片检查。她听我说完后吓了一跳，但还是很快给我安排了检查。在她操作的过程中，她给我提出了一条非常中肯的建议。
卡莉，目前你最重要的事情是决定是否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沃森说：如果有人突然想要打听你的消息，或者想要告诉你他们的事情，你不要觉得意外。你要知道，你永远有权利说：够了，我自己能应付！
她还告诉我，可能会有很多人无法接受我已经患癌的事实。这些人中，有的会逐渐远离我的生活，有的则会带给我惊喜。他们会一路陪伴着我，直到战胜病魔。
时间将会告诉我她所说的是否正确。一旦你公开了病情，一切都会发生改变。人们都将把话题集中在你的身体状况上。曾经受过这种病症折磨的人，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家人，会觉得和你有同病相怜的感觉。这些陌生人会和你交流他们自己的病史和故事，并对你表示出真正的关切。
很多关切都是温暖人心的。但当你生病或者感到恐惧时，这些关切和担心就会成为你的负担。
离开医院之前，萨拉医生又给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她随手给我开了一瓶安眠药说：它可以保证你有充足的睡眠。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我曾经于198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见过黛博拉鲍克。当时我在美国电讯电报公司工作，靠着自己的实力受到提拔，当上了经理。之后，公司送我去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黛博拉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于是，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但一直保持联络。2005年，我离开惠普公司后，黛博拉和我决定成为商业合作伙伴。我们的丈夫都认为，合伙做生意肯定会影响彼此的交情（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想错了）。2007年，我们成立了卡莉菲奥莉娜公司。那天早晨，我去看完医生后，按照约定，黛博拉要先陪我去彭博电视台录制节目，然后再和弗兰克两人轮流开车带我去萨克拉门托。我从医院出来时，就给黛博拉打了电话，告诉她，我生病了。
接电话的时候，黛博拉正坐在我家门前的车里，等着我回来。和往常一样，她比约定的时间提早到了。我问她：我该怎么办？我很担心自己的情况，但是我更担心的是弗兰克。我该怎么告诉他？我是否应该按照原先的安排去参加在萨克拉门托召开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我在医院里刻意保持镇定，但此刻，这些情绪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我再次问黛博拉，这次我的语气更加急切了，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我和黛博拉之所以合得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性格很像。她听到我生病的消息后，感到很震惊。她告诉我，她会尽一切所能帮助和支持我。然后，她说到了非常实际的问题：卡莉，如果你不能去萨克拉门托的话，我觉得问题也不大。没有人会责怪你。黛博拉接着说：但是，你要想清楚。如果你不去，你和弗兰克两个人就会整天坐在家里，手握着手，不断地焦虑。那样的话，也不见得对你有帮助。
很快就要到家了，我又想了想黛博拉的话。她是对的。所有的检查都要等到星期一才能去做。在这之前，我也没法做其他的事情。如果和弗兰克待在家里，整整48个小时，什么都不做，我只会胡思乱想，这样也不见得好。回到家后，我就和弗兰克在客厅里坐了下来。一年半以后，也是在这个客厅里，警察通知了我们洛丽的死讯。我告诉弗兰克，肿块是癌症。但是，医生们不知道是什么癌。我想着黛博拉还在外面的汽车里等着，就赶紧把话题转到了当天的重要问题上：我们还应该去萨克拉门托吗？
对此，弗兰克一开始表示了反对。他担心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立即否定了他的想法。对于我要去和已经有三届任职经验的芭芭拉博克瑟竞选，人们本来就有诸多猜测。我当时已经在认真地考虑参选了，去参加萨克拉门托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就有机会碰到很多活动家和潜在的捐助者。我要去做几场演讲，包括在星期六的早餐会上做主题发言。对我而言，有事可做，就能让我不去想自己生病的事。我还告诉弗兰克，我们要出席这个大会的消息已经传开，如果我没到场，人们肯定会有更多的臆测。以后，再想要对公众说明我的病情，就很难解释了。
最后，弗兰克妥协了，我们一起出发去了萨克拉门托。弗兰克一直深爱着我，对我照顾有加。到达会场后，演讲就开始了。整个周末我们几乎都是连轴转，忙着和不同的人见面、互相介绍、在招待会上寒暄，在演讲中交流。那个时候能有事情做，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这样，我就不会胡思乱想了。那个周末对弗兰克而言，则非常难熬。我在忙着工作的时候，他也在忙着到处打电话，告诉其他家人我生病的消息。最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他对我的病况了解甚少。我感到很不舒服，在淋巴结上也查出了癌细胞，这可不是好的征兆。但我们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么一点儿有限的信息了。
我曾打算把出席这次大会当作一次和政界人士相识的聚会。我也曾预想过，当人们问我是否要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我也可以给出很肯定的回答。而如今，我的癌症诊断结果强迫我暂时无法给出坚定的答案。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去参加竞选。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复原，我连自己能不能活下去都不再肯定了。那个周末，我并没有向人们表现出我能打败芭芭拉博克瑟的决心。我感谢大家，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告诉他们，我还在考虑中，没有最终决定是否参加竞选。
因此，当2009年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我的身体情况并没有改变我对加州的别样感觉，即便有宿命论者说加州注定是政治家的滑铁卢，即便加州的债券评级最低，人均资本预算赤字位居美国最高。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加州人口外流严重，数目高达400万。这里的房价很高，学校质量一般，道路坑洼不平，就业前景黯淡，很多年轻的中产阶级家庭纷纷决定离开。高昂的税收和不堪的监管负担，也让企业不断付出。
可以说，加州的中产阶级已经纷纷远离这个地方了。只有穷人和富豪选择留在这里。几年以后，这种现象和贫富差距将会成为让自由民主党派人士头疼的头等大事，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虽说如此，当时在民主党的治理下，2009年的加州还算不错。2012年，当奥巴马总统和自由民主党人士在讨论加州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中产阶级远走他乡的原因时，认定这就是因为保守的管理政策所致。面对这样的论调，我实在无法苟同。事实上，我认为，加州之所以会有这些问题，恰恰是自由主义政策盛行的结果。
5年前，你要是对身为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我说，我将会参加2009年的美国参议员竞选，我肯定会觉得这是玩笑话。事实上，当年有人建议我弃商从政的时候，我的确笑过。掌管惠普这家全球财富前20名的跨国公司，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我也深刻地从中吸取了很多有关个人发展和前途的教训。我对于自己所做的决定非常满意。我也非常明白自己对惠普公司所做的巨大贡献，尽管人们曾经公开抨击过我。但是，当我们真正经历过被诋毁的感觉后，就会明白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其实并不能界定自己、左右自己。是我们的选择和行为，而不是外界的声音，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我曾经犯过错误，但我知道，我已经以正当的理由尽可能地做了我自认为正确的事情，我就心安理得了。当我从惠普公司离职的消息铺天盖地时，我因为明白我是如何用自尊和良心捍卫了自己的抉择，因此依然能骄傲地跟他人分享这段经历。当我在写回忆录《勇敢抉择》最后一章的结束语时，我写道：我的灵魂是我自己的，如今的我心静如水。
我也知道在政府过度干涉的时候，企业有多么脆弱。我的从业经历告诉我，员工和顾客都很重要。我知道我们需要对公司董事会和股东负责，我只是没明白究竟需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来和政府打交道，无论是地方政府、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在美国国会工作的某些人认为，当我还在惠普公司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征收互联网税。然而，如果开始征收名目繁多的互联网税，不断提升税收代码的复杂性，并在网络中加以推广，就会明显加大与互联网有关的一切运作成本。我知道，这对惠普公司而言，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惠普公司有上百号律师和会计师供我调遣，一同理顺政府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很多小企业来讲，这无异于灭顶之灾。
那个周末，我在萨克拉门托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从我个人的从商经历出发，分享了我的政治观点。对我而言，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就是责任和机会。按照我的看法，没有什么能比责任更好地区分商界和政界的运作方式。萨克拉门托公共雇员联盟多年来积攒的财政收入不足和政治争夺问题，让整个加州政治体制陷入瘫痪。尽管，华盛顿成功地掩盖了这一史无前例的赤字问题。美国国会为此还通过了一项篇幅长达1 000页、价值约为8 300亿美元的开支账单，其实这份账单没有人能看懂，也唯有如此，大家才不会追问这些钱的具体流向。
我告诉美国国会代表，你可以想象有一家公司，每年从政府索取和获得的拨款都比上一年更多，而这家公司内部却没有明确的赏罚机制，无论效益好坏，员工都是吃大锅饭。这家公司没有竞争者，他们的客户也没有其他的替代产品或者供应来源。最后，这家公司还无法向投资者交代他们投入的资金去向，钱怎么花的，花在了什么地方，这些问题全部无从知晓。对于纳税人而言，我们就是政府的投资者和顾客。除了面对政府，没有哪个投资者或者顾客能容忍这样的情况。大家要求的是一个将责任落到实处，信息透明公开，绩效评估公正的政府。
我也从亲身经历中了解到机遇是多么的重要。当我在一家只有9名员工的小机构里担任秘书时，有两个人告诉我可以做点儿别的事情，这就是我的机会。但是，机遇不会从天而降，政府有权利创造机遇或者扼杀机遇。加利福尼亚曾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商业重地，这里欢迎每一位拥有良好商业理念、富有创业热情的企业家。但如今，这种优势已经不再。从创业的环境来看，加利福尼亚的商业环境是整个美国最不利于创新的。这是一种难以治愈的内伤。我们有义务为创新者、企业家和小型企业主提供更加便利的环境，帮助他们实现梦想，为人们创造就业机会，激发人们的潜能，从而让整个社会受益。我们需要的就是能够开启人们潜能的领导力。
我本以为这个周末将是我踏上政坛、准备领导加州的第一步。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人生处处充满变数。我一边向代表陈述我们所在的州和所在的国家在正确的领导下，能够做些什么，一边环视四周，我发现弗兰克已经不在那里了。
他在外面的公园里，来回踱步，他对我得知自己得了有可能丧命的癌症后，竟然还能泰然自若地向大家发表演说感到非常不解。
从萨克拉门托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平复了很多。对诊断结果的震惊也在慢慢消散。路上，弗兰克、我和黛博拉制订了下一阶段的计划。我最恐惧的就是癌细胞已经转移，这一点恐怕也是弗兰克最难以承受的。我们不知道癌症的性质，也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癌症的原发病灶。我在黑暗中想象着自己浑身长满肿瘤的样子。我们商定，回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和我的好朋友、斯坦福癌症研究所的肿瘤学家岚嘉娜阿德瓦尼碰个面。我和岚嘉娜的丈夫曾在惠普公司共事，后来就成了好朋友。我得癌症了以后，岚嘉娜一直对我关怀备至。从萨克拉门托回来后的那个星期天，她就来看望过我。她对我进行了检查，并告诉我，她觉得癌症并没有扩散。我觉得这是乳腺癌，我们能治好的。她对我说，不过，你得做了化验后才能确诊，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我那天晚上安心地睡了一个好觉。
周一上午6点30分，弗兰克陪我在斯坦福医院接受检查。在我腋窝里发现的肿块，有可能是各种类型肿瘤转移的结果。所以，医生得用排除法确诊。他们要我做的第一项检查是全身的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摄影（PET）。我喝了好几加仑的药水，然后颤抖着躺着冰冷的仪器上，恍如隔世。
经过好几天的各种扫描检测，包括核磁共振和乳房X射线检查，我们最终有了比较确定的诊断结果：就是乳腺癌II期，因为在我左乳的肿瘤还比较小。不过是恶性的，已经转移到了淋巴结，而乳房X射线检查并没有捕捉到这些转移的癌细胞。显然，我很幸运。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之后，美国健康和社会服务部改变了乳腺癌的筛查程序。他们建议女性每隔一年做一次乳房X射线检查，告别了过去的自我检查模式。奥巴马政府认定，这一程序的改革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虚假病情警报和检查成本。美国健康和社会服务部声称，原先的旧程序给女性带来了太大的创伤，引起了不必要的关注，所以要施行新的政策，这让我觉得很愤怒。他们口口声声说，女性很坚强，完全可以应付这些。但要是我遵守了这些规定，可能现在已经小命不保了。
我的左乳有肿瘤，右乳有癌前病变细胞。虽然癌细胞已经转移至7个淋巴结，但预后情况良好。医生们建议我做双乳肿瘤切除手术，去除癌变组织，而不是做全乳切除手术。当时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让我后来很后悔。2008年3月2日，我接受了手术。之前，我已经决定要在手术时对外界公布我的癌症情况。考虑到外界对我要竞选参议员的种种揣测，我希望能明确地知道：当消息传播给大众之后，我们该如何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状况。因此，黛博拉已经提前拟好了当时我们准备要发布的第二份声明。
几天后，医生给了我更具打击性的消息。在手术中切除的癌细胞组织边缘，也发现了癌细胞。医生们对此很不放心。除非切口非常干净，否则他们无法肯定癌症是否会复发。这个消息意味着我不得不接受更多次的手术，同时推迟化疗的时间。
第二次进行手术的时候，我的心情比较低落。当时，我一个人躺在担架床上，等着进入手术室。眼泪无声地掉下来，一个我不认识的护士走进来，握着我的手，用关切的眼神看着我说：我知道现在是你非常艰难的时刻，但一定会好起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眼神，却极大地鼓舞了我。在与病魔的抗争中，我受到了很多陌生人的恩惠和关怀，这个护士就是其中之一。她可以说是我人生黑暗时刻的一缕阳光。
得了癌症以后，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和医生们聚在一起商讨病情。他们个个表情严肃，不停地告诉你他们推荐的医疗措施存在风险和副作用。病人对他们的病症已经感到恐惧，你还要强迫他们坐下来仔细聆听治疗中可能出现的新状况，这简直就是折磨。医生们建议我，除了化疗，还要进行放射性治疗。他们告诉我说，虽然我的身体能够承受放疗，但放疗有可能会引发继发性肿瘤。如果我不幸得了继发性肿瘤，情况就会变得非常麻烦。
面对这些信息，弗兰克和我不知所措。我的预后状况良好，但我们获得的所有信息都是负面的。不过，有两件事情还是让我感到非常幸运。一件事是，岚嘉娜就像是我的守护神，她不仅是一个肿瘤学家，也是一位乳腺癌康复者。她有能力帮助我，让我知道即使这些信息很恐怖，让人感到困惑，我们依然要往乐观的方面去想。最重要的是，她一直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每次化疗都是她在陪伴着我。她陪着我在医院里度过了无数个艰难的夜晚，虽然她身为医生，工作非常繁忙。她给我的恩情，我无以回报。
另一个幸运是，我在面对问题时，已经养成了从容不迫的心态和进行正确判断的习惯。我意识到，医生往往关注于治疗的负面消息，因为他们觉得无论是从法律、职业操守，甚至是道义上都有义务把话说清楚。医生要求我做的事是全面了解风险的概率，从而更好地配合治疗。虽然这让我当时感到不堪重负，但我依然感谢医生们的坦诚。我很幸运能有世界上医术最高明、最尽职的医生给我治病。他们是我的主治医生罗伯特卡尔森，我的外科手术医生弗雷德德巴斯，以及我的乳房再造手术医生劳伦格林伯格。他们充分了解我的情况，熟悉我的病情，他们能毫无顾忌地向我提出他们认为的最佳治疗方案。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担心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有可能会威胁医患关系。当你在面对痛苦的消息时，比如可能攸关生命的诊断时，医患关系决定了一切。你的医生是你信任的人，是有资格给你提建议，也是最了解你的人。当官僚主义的做法和成本计算挡在了你和医生之间，整个治疗过程都将受到影响。面对这种情况时，人们很难心平气和地投入治疗。
治疗中，我最怕的一个项目就是化疗。我曾经听人说过化疗的痛苦，至少我以为我有思想准备。我担心自己的体力能否抵抗这种疲劳、恶心还有其他的副作用。医生们曾跟我说过，我的身体状况很好，足以应付化疗。他们给我开出了比较积极的化疗时间表，4个月内8轮化疗。第二次手术又一次拖延了化疗开始的时间。现在，让我最难过的是，医生告诉我，他们依然不能确定乳房肿瘤切除手术是否已经完全清理了癌症组织。我还得再进行一次手术，但是化疗的时间不能再拖了。因此，我得等化疗结束后，再进行一次手术。
化疗果然不同凡响。4个月内，我入院三次。第一次是接受大量的输液，与许多化疗病人一样，由于我无法承受化疗的副作用，我出现了脱水症状，一度进入危险期。第二次入院是因为我感染了肺炎。在化疗过程中住院三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我的第三次是为了输血。我的心脏在化疗期间，情况持续恶化，最后一度停跳。我们不得不停止化疗，赶紧接受心脏治疗。当时，真的是很难熬的时期。一直以来，我都是非常健康活跃的人，但是在化疗期间，我却常常在想，我还有没有可能康复。当我最终赢回健康时，那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我感觉，健康就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感受到了拥有健康的轻松自在。每当我不想去健身房健身的时候，我都会深呼吸一下，回想当时我虚弱到无法走完一条街时的状态。这就是我坚持健身的动力。如今能恢复健康，也是上帝的恩赐，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再把健康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7月底，我的手术结果没有达到医生期望的效果，但我感觉我已经受够了。 医生、弗兰克和我自己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实现了心中所想，也在精神上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我决定进行双乳切除手术。我不怀疑医生力主保留女性双乳的好意，也不质疑他们认定肿瘤切除术对我而言是最理想的选择，我也不会责怪那些想要力图保留乳房的乳腺癌病人。我只是不想继续接受这种治疗的方法了！我最终完成了8月的手术。
那年9月，我在圣迭戈参加由《财富》杂志主办的一场高端女性论坛，并和很多其他的癌症康复病人一起出镜。当时，我依然在接受日常的放疗，但还是出现在了镜头中。伊丽莎白爱德华兹是一位乳腺癌复发病人，癌细胞已经转移，她也在镜头中露了面。我告诉人们，我很幸运，我是真的这样觉得。不仅是因为我战胜了癌症，而且从手术、化疗，再到放疗，这些经历让我更加相信自己在被神灵保佑。当时，我住在斯坦福大学癌症研究中心附近，那里有最前沿的癌症研究成果和治疗条件。我有机会面对恐惧，战胜恐惧，重拾信心，重建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
最重要的是，我完全康复了。这真的是我的幸运。如今，我已经度过了术后5年危险期，这对于任何一个癌症病人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期限。乔治华盛顿大学医术一流的医生、医疗机构合伙人瑞秋布雷姆、克里斯汀蒂尔、南希加巴和贝佑敏都一致认为，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
我在竞选美国参议员的时候，经常开玩笑说，我连化疗都经历过了，芭芭拉博克瑟和政治似乎就不再那么难对付了。而今，我的放疗即将结束，我很清楚：在卸下世界财富20强公司首任女性首席执行官的这个头衔后，我已经做好准备开始新的征程。我要弃商从政，继续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中为争取自由坚持奋斗。这是一项值得我们去打拼的事业！我毫不畏惧，矢志不移。
得知母亲即将离世和从惠普公司离职成了全球各地新闻报纸的头条消息这两件事情，已经算得上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经历了。只是我没有想过，其实人生还有更多的挑战等着我。虽然我不希望任何人得癌症，但我很庆幸自己的人生有了这样一段特别的旅程。我体会到了亲人给予我的最深沉的爱，也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友谊的温暖、信念的救赎和陌生人的善意。
《向前一步》
第9章 全能女人是个神话
拥有一切也许是女人遭遇的最大陷阱。在各类交谈中、报纸头条和文章里，人们总是很随意地提到这句话。这几个简单的词原本是想表现女人的理想状态，却让我们力不从心。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或男人敢断言：是的，我什么都有了。因为不管我们拥有什么（不管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多么感恩），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他想要的一切。
我们也无法拥有一切，拥有一切这个概念公然地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定律与常识。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莎伦波兹特（Sharon Poczter）对此解释说：拥有一切这种已经过时的说法忽视了各种经济关系的基础，即交换的概念。我们所有人都在进行人生的约束优化（constrained optimization），试图在事业、孩子、关系等要素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竭尽全力去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资源。由于资源的稀缺，没有人能拥有一切。如果非要有人这么说，那么他很可能是在撒谎。1
拥有一切最多被看成是一个神话。就像很多神话一样，它可以传递出有警示作用的讯息。想想伊卡洛斯（Icarus）的故事，他戴着人造的翅膀飞上高空。父亲警告过他不要飞得离太阳过近，但伊卡洛斯没有听从这个建议，甚至飞得越来越高。当他的翅膀渐渐融化，他又重重地跌落地面。一个人同时追求职业和个人生活上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当然值得尊敬。女性应该学习伊卡洛斯为自己设定高目标，但要记住，现实是存在局限性的。
与其思考我们是否能拥有一切，不如去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我们能做到一切吗？答案显然是不能。每个人总是在不断做出选择，比如：事业和家庭，运动与放松，与别人相处的时间以及给自己独处的时间。为人父母就意味着每天都要在时间上做出调整、妥协和牺牲。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牺牲和辛劳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做的事情。在美国，65%有孩子的家庭中，父母双方都在外工作，因为养家糊口基本上要依赖两人共同的收入，2让一个人来挣钱养家比从前困难得多。美国有孩子的家庭中，30%都是单亲家庭，而这其中有85%的单亲家庭由女性独自承担养家的责任。3在中国，单亲家庭中约有57%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问题，其中大多数也是单亲母亲家庭。4
在外工作的女性总是不得不面对这些挑战。演员蒂娜菲曾注意到，当她与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男主角史蒂夫卡雷尔在宣传电影《约会之夜》（Date Night）时，记者会特别关心她如何平衡生活与工作，却从来不会向男主角提这个问题。她在《天后外传》（Bosspants）中写道：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最粗鲁的问题是什么？是你今年多大了，还是你体重多少？都不是。最烂的问题是：你是怎么兼顾所有事情的？人们总是在问我这个问题，而且目光里还有谴责的意思。其实你搞得一团糟，不是吗？他们已经用眼神这样说了。5
真是一针见血。全职妈妈和全职爸爸都要辛苦地履行很多责任，但女性还不得不忍受粗鲁的问题和谴责的目光，被人们提醒自己在工作和孩子身上的投入都在打折扣。和我一样，我认识的大多数女性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她们也经常担心自己不称职。我们会拿自己工作上的努力程度和同事（常常是男性）作对比，而他们所做的家务却比我们要少得多；然后我们又拿自己在家里的努力程度与那些全职妈妈们作对比。旁观者的议论让我们感觉自己在挣扎应对的同时还在滑向失败，这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试图做到一切还期待做得超级完美，这必然导致希望落空。完美主义是我们的大敌。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话很贴切：你不可能做到一切。没有人能做两份全职工作，不仅把孩子照看得很好、一天三餐都下厨，还可以在凌晨享受性高潮女性运动反对的就是女
超人。6
美国康奈尔医学院的院长劳丽格林奇博士（Laurie Glimcher）认为，在养育孩子的同时追求事业，关键要学会自己应该在哪方面集中注意力。我们得决定哪些事重要、哪些事不重要，并且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力求完美。她得出的结论是：科学数据必须完美，但评论意见和其他琐碎的行政事务能做到95%就够好的了。格林奇博士还说，在合理的时间下班是自己首要考虑的事，而且到家之后绝不能为了衣服是否叠好或橱柜是否打理整洁而焦虑。她提醒我们说：你不能过度地迷恋那些不重要的事情。7
还没做母亲时，我曾在帕洛阿尔托当地一家企业集团的女性论坛上发言。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执行官被问到她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时（这是个避不开的问题），她回答说：我可能不应该公开承认这一点随后就向大家坦白，她让孩子们穿着校服睡觉，这样早上就能省出宝贵的15分钟。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噢，她的确不应该说出这件事。
当了母亲以后，我才觉得这个女人简直是个天才。一个人的时间和耐心总是有限的。我虽不至于让孩子们穿着校服睡觉，但很多个清晨我真希望头天晚上自己真能这么做。即使我规划得再好，也不能完全准备好去应对为人父母带来的各种挑战。事后想想，我很感激这个女人的坦率。秉着和她一样的坦率精神，我可能也不应该公开承认下面的事情。
去年，我带着孩子们出差去参加一次商业会议，参会的还有硅谷的其他人员，包括易趣网（eBay）首席执行官约翰多纳霍（John Donahoe）。他很好心地邀请我一同乘易趣的专机。航班延误了几个小时，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不让他们打扰到其他成年乘客。通过让他们不停地看电视、吃零食，我顺利地渡过了几个小时的难关。随后当飞机终于起飞时，我女儿开始挠自己的头。妈妈，我的头痒！
因为头上戴着耳机（还得让她继续看电视），她叫得挺大声。我没多想什么，直到她挠得越来越厉害，叫声越来越大。我让她声音小一点，检查完她的头皮，我发现了一些白白的小东西。我很肯定是虱子。这架商务机里就我带着小孩子，而现在我女儿身上有虱子。接下来这一路我陷入了无尽的恐慌。我想方设法把她和别人隔离开，让她小声说话，不让她抓头，同时上网疯狂搜索治疗虱子的方法。飞机着陆以后，每个人都坐上了出租车陆续去往开会的酒店。我让他们先走，因为我需要拿点儿东西。我冲到最近的药店，医师证实了我的判断。幸运的是，在飞机上我成功地避免了任何人和我女儿有直接接触，所以虱子没有扩散，我也就不用尴尬地请其他人察看自己头上有没有虱子。我抓起有治疗效果的洗发水，一晚上都在房间里给女儿和她哥哥洗头。当晚，我没去参加会议的开场晚宴，有人问起时，我回答说孩子们太累了。说实话，我也很累。而且，就算我想尽办法避免被传染上虱子，我也还是挠了几天的头。
当你做父母时，真的没办法控制住所有的变量。那些善于提前规划、努力进取获得成功的女性，她们在成为母亲后通常很难接受生活突如其来的混乱。心理学家詹妮弗斯图尔特（Jeniffer Stuart）研究了一群耶鲁女毕业生工作后的生活状况，得出结论说，对于这样的女性，既要事业又要做母亲，尤其容易导致焦虑和压力。由于她们对工作和家庭都有完美主义倾向，所以面临的风险非常高。而且一旦达不到理想状态，她们很可能会彻底地往后退从职场完全回到家庭，或是截然相反。8
脸谱网的很多海报标语我都很喜欢，其中有一幅海报上印刷着大大的红色字母：完成，好过完美。我已经以此为座右铭，终于对不能达到的完美目标选择了放手。追求完美，最好的结果便是心生挫败感，最糟的结果则是完全麻木。1996年诺拉埃夫龙（Nora Ephron）在威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上作演讲，当她谈及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的女性时，她提出了一个我极其赞同的建议。她说：生活总会有点儿乱，但接受这样的混乱吧；生活还会有点儿复杂，在复杂里苦中作乐吧。事情绝对超乎你的想象，有惊喜是好事，不要害怕，你随时都可以改变主意。看看我，我已经有4份职业和3个丈夫了。9
我相当幸运，因为事业初期就已经有人提醒过我，要面面俱到是个非常危险的想法。1994年我在麦肯锡公司实习时，拉里卡纳里克（Larry Kanarek）是麦肯锡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主管。有一天，卡纳里克召集了所有人，跟大家解释说因为他是办事处负责人，所以员工辞职的时候都会去找他。时间长了，他就注意到，人们辞职只有一个原因：他们都感到筋疲力尽，厌倦了无尽的工作和出差。卡纳里克说，他很理解这样的抱怨，但他不能理解的是，其实每个辞职者都还没主动休过假。直到离职那天，他们才发现公司要求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完成，而且自己的确做得太多了。
卡纳里克诚恳地请求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业。他说，麦肯锡对我们时间的要求是无止境的，所以工作的决定权其实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有责任划定界限。我们需要决定一天中工作多长时间，一个月出差几个晚上。如果工作成绩不尽如人意，我们也会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力。但有违直觉的是，在工作上不断取得成功，则需要尝试着不要去完成公司交代给我们的每一项事情。为生活和事业腾出空间的最好方法，就是有意识地做出选择，并设定好界限，然后严格地遵从这些界限。
我在谷歌的头4年里，每天都会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当时我负责管理全球的运营团队，认为自己尽可能地亲力亲为非常重要。没人要求我工作这么长时间，一如许多硅谷的公司，谷歌不是那种给员工规定固定上班时间的公司。然而，那时谷歌的文化还是很鼓励废寝忘食地工作的。儿子出生时，我想休3个月产假，又担心休完产假我的工作岗位就没了。生孩子之前，所有的事都让我感觉不轻松。谷歌正在快速成长，公司结构常常会重新调整，我管理着公司最大的团队。同事们常常建议重新调整团队结构，这就意味着他们将做得更多，而我会做得更少。还有几个月就到预产期时，有些同事（都是男人）愈发努力，主动要求在我离开期间代理我的工作；有些人甚至跟老板提到，我可能不会回来工作了，所以有必要开始着手让大家分担我的职责。
我试着采纳拉里卡纳里克的建议，为自己设定界限。我决定把精力集中在母亲这个新的角色上。我下定决心要真正地放松，甚至还公开地表明这个决心这是个策略，可以提高它的可信度，从而促使我更坚定地执行这项决定。我宣布，我要完完全全地休假3
个月。
可是没人相信我。我的一些同事还互相打赌，猜生完孩子后我能坚持多长时间不查邮件没有一个人下注选择一周以上。要不是他们比我还了解我自己，这种做法肯定会惹恼我。生完孩子当天，一回到病房我就开始上网查看邮件了。
随后的3个月，我根本就不可能对工作完全撒手不管。我总是在查看邮箱，在起居室里开电话会议，这期间还可能要给孩子喂奶，一些人很可能会因此崩溃。我试过在儿子睡觉的时候开会，但小孩子可不会乖乖地遵从你的时间安排。重要的会议我会带着孩子去办公室开。尽管我和儿子也一起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时光，但回忆起来，那段产假休得并不开心。每个人都知道我没有信守最初的承诺，比这还糟糕的是，我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我正在损害自己的威信。
3个月后，我所谓的产假结束了，我又回到了我热爱的工作岗位上。但当我把车倒出车库，正要去办公室开始回归工作的第一天时，胸口突然出现了一种重压感，接着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下来。虽然休假期间我一直在工作，但那时儿子基本上一直都在我身边。而回到办公室则意味着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会急剧减少。如果我还是和从前一样每天工作12个小时，就得在他醒来时离家、在他睡着时到家。若要保证陪孩子的时间，我就必须调整工作时间，而且要坚持下去。
从此，我开始早上9点到公司，下午5点30分离开公司。这样的时间调整让我可以在上班前、下班后及时地给孩子喂奶，然后再哄他睡觉。我很担心我全新的出勤记录会损害我的公信力，甚至让我丢了这份工作。为了弥补这一点，我不得不在早上5点就开始查收邮件。是的，孩子醒来之前我就起床了；每天晚上孩子入睡后，我会再回到电脑前继续当天的工作。我竭尽全力不让大多数人知道我的新时间表。我的天才助理卡米尔出了个绝妙的主意，建议我每天的第一个会议和最后一个会议都在其他办公楼进行，这样可以让我实际到达和离开办公楼时不至于太招摇。如果必须从我的办公室直接下班，我就会先在大厅里观察停车场，瞅准没人的时候才会冲出去发动我的车。（鉴于我的做法非常笨拙，大家都应该松口气，还好我只是为财政部而不是中情局工作过。）
回想起来，我发现这种顾虑源自内心的不安全感。谷歌是一家锐意进取、竞争激烈的公司，但它的创业文化也非常支持员工兼顾事业与家庭这种立场显然源自高层管理者。卡纳里克和谢尔盖参加我宝宝的洗礼仪式时，各自送了我一个礼物1小时特许状，让我方便照顾宝宝。（我从没用过特许状，如果真有这样的东西，就像和巴菲特共进午餐那样，我绝对拿它来做慈善拍卖了。）苏珊沃西基有4个孩子，她是谷歌资历最老、最重要的员工之一。她会在保姆生病时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我的老板奥米德以及团队中的资深高管戴维费希尔，都对此表示了坚定的支持，他们也没有让别人接管我那部分工作。
渐渐地，我开始明白，我的工作并不真的需要让我每天都花整整12个小时待在办公室。我开始更加高效地工作：只有在参加或主持必要的会议时，我的注意力才会更加集中；在离开家的每一分钟，我都坚定地把自己的工作效率提升至最高水平。我开始留意那些以我为中心的工作时间，也取消了不必要的会议来保证这些重要的时间段。我试着只关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作为我的座右铭之一，我也坚信：完成，好过完美。完成，说明这件事虽然有挑战性，但结果证明它是能够实现的，也常常让人如释重负。因此，当我第二次休产假时，我不仅彻底放松了（在大多数时间里），而且真的非常享受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光。
我的弟媳埃米是位医生，她也在心态上经历了几乎和我同样的变化。当生完第一个孩子，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还试着在上班的时候用抽乳器。她告诉我，我想在家里利用有限的时间和孩子建立起联系，所以好些时候我都在晚上一个人照顾她。我认为别人也都期待我这么做工作是老板的要求，在家陪护是我女儿的要求。但说实话，我完全是在折磨自己。生第二个孩子时，她做了些调整。我休了3个月的假，用我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条件重新处理工作。尽管之前有担心，但我的声誉和效率并没受到一点儿影响。
我深深地理解那种担心别人认为自己是把家庭凌驾在事业之上的女强人的心理。任何一位母亲都希望别人认为，她们对家庭的投入远大于对工作的投入，结果出于一种补偿心理，导致她们的工作也过了头。即使在那些对工作时间要求并不严格或是非常灵活的公司，女性也担心减少工作时间会危及事业前景。10而且，这个问题并不只是出于她们的感觉。灵活工作时间政策下的员工常常会在薪酬上付出代价，而且会被认为不如其他人热爱工作。11对于职场里的母亲们来说，这种代价会更大。12情况需要改变，尤其已有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在家办公更有效率。13
我们很难判断工作中有哪些条件是真正必要的。这些情况很难分辨，也很难设定界限。埃米告诉我，有一次她参加一个内科医生的团体会议晚宴，同行的同事中有一位几周前刚生完孩子。晚宴进行了差不多2个小时，这位新妈妈看上去很不自在，不停地翻看自己的手机。出于同为母亲的敏感，埃米悄声问她：你是不是得回去喂奶了？她不好意思地承认她已经把孩子和自己的母亲都带过来了，而且她母亲刚发短信给她说孩子要吃奶。埃米让她马上赶过去照看孩子。这位新妈妈刚走，她的导师、一位年长些的男医生就说自己根本不知道她把孩子也带来了，他要是知道的话，一定会同意她早点儿离开。在我看来，她这样折腾自己实在没必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建议女人们往桌前坐。
科技进步也在改变着严格按照工作时间办公的传统，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即时办公及远程办公。尽管很少有公司能够提供像谷歌和脸谱网这样灵活的工作制度，但一些行业也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不幸的是，通过观察出勤次数而非工作结果来判断工作业绩的传统做法还在持续着。所以，许多员工更关注自己在办公室里待了多长时间，而不是如何尽可能高效地达成工作目标。如果把焦点转移到工作结果上，就会让员工个人受益，公司的运行效率也会更高、更有竞争力。14
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将军在他的新书中说，他脑子里的领导者形象不是一个成天泡在办公室、不顾自己行为对员工影响的忙个不停的怪物。他解释说，在我做过的所有的高管工作中，我都试着创造一种倡导专业精神、高标准严要求的氛围。当必须完成一项工作时，我会期待我的部下鼓足了干劲儿工作。如果不是当天必须完成的，我就希望他们能正常工作，正常上下班，回家陪孩子们玩耍，享受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光。有空的时候读一本小说，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做做白日梦，让自己劳逸结合。我希望员工在工作之外拥有自己的生活，我给他们薪水是基于他们的工作质量，而不是工作时间。所以，我创造的这种工作氛围通常会取得最好的工作业绩。15
工作时间的延长影响了许多美国人的生活。16 2009年与1979年相比，中等收入水平的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间多出8.5个小时。17这种增长趋势在专业人士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特别是男性）身上尤其明显。18对企业界高收入专业人士的调查发现，62%的人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10%的人每周工作超过80个小时。19欧洲各国则没有出现这种趋势，因为限制工作时间的国家政策已经得到了落实。20
科学技术虽然能把我们从实际的办公室中解放出来，但也相对延长了工作时间。2012年一项对职业人士的调查显示，80%的调查对象在离开办公室后还会继续工作，38%的调查对象在餐桌上查收电子邮件，69%的调查对象上床前一定要再看看收件箱。21
我母亲认为，我这一代人正因为这种无休止的工作时间而备受折磨。在我的童年，一份全职工作意味着每周工作40个小时从周一到周五，朝九晚五。她总是跟我这样说：你们这代人压力太大了，这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但对很多人来说，这就是生活的常态。
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常态，意味着白天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多年来，我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克扣睡眠时间这是最常用却常常导致低效的一种方式。发现这种方式不可行，部分是出于我对孩子的观察，我看到他们会因缺觉几个小时就哭闹个不停。事实证明，成年人也没什么不同。每天只睡4~5个小时对大脑的损害，就好比超标的血液酒精含量对驾驶者的损害。22缺少睡眠会导致焦虑、易怒和思维混乱。如果时光能倒流，让我对那些年的生活做一个改变，我会强迫自己多睡会儿。
不仅是上班族的父母觉得白天时间不够用，即便没有孩子的人也会工作过度，或许程度更严重。当我还在商学院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咨询行业的女性座谈小组。3个组员里有两个已婚有孩子，一个单身没孩子。两个已婚女人谈起平衡生活多么困难，单身女人突然插话说，她烦恼的是人们从没认真想过，她自己也有生活。她觉得已婚的同事总是赶回家和家人相聚，却把她留下加班。她争辩道：同事们应该理解，我晚上要去参加一个派对，这和他们去看孩子的球赛一样合情合理。因为只有参加派对，我才有可能真正遇到某个人，组建一个家庭，在某一天去看我孩子的球赛！我常常讲这个故事，确保单身的员工知道，他们完全有理由享受充实的个人生活。
当我考虑离开谷歌去脸谱网时，关于事业和家庭的平衡的问题又冒出来了。我在谷歌待了6年半，各个部门都有强有力的领导者。谷歌已经有20 000多名员工，业务流程也非常顺利，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能回家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餐。另一方面，脸谱网当时只有550名员工，是个刚创立不久的公司。晚间会议和通宵的编程成了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并被员工广为接受。我担心的是，接受一份新工作会破坏我好不容易实现的生活工作平衡状态。戴夫当时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入驻企业家（EIR，entrepreneur-in-residence），所以他基本能够控制自己的日程安排，这真是帮了大忙。他安慰我说，他会在家多负担一些，为了这个家他愿意和我一起努力。
刚到脸谱网的头6个月，我的工作相当辛苦，我知道我应该说具有挑战性，但辛苦更符合事实。公司里很多人都会学扎克伯格像夜猫子一样工作。如果我安排和某人在早上9点开会，那个人很可能不会出现，因为他会以为我说的是晚上9点。大家都在公司时，我也需要在公司，我担心下班太早会让我看起来过于特殊甚至是倚老卖老。我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和孩子们共进晚餐的机会。戴夫告诉我他在家陪孩子，他们都很好。但我的感觉并不好。
我回忆起此前在麦肯锡听到拉里卡纳里克所说的那些话，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再不对这种状况加以控制，就无法把这份新工作坚持做下去。我会因为见不到家人而懊悔，很有可能还没等到休假就决定辞职。我开始强迫自己在每天下午5点半离开公司。虽然我身体里每一处好强、进取的细胞都在尖叫，让我留下来，但除非是有特别重要的会议，否则我都会毅然地准时走出办公室。一旦这样做了，我就发现其实我能做到。我不是宣称我一周只能工作40个小时，我也从来没这样说过。在谷歌时，我的工作地点基本在加利福尼亚，但在脸谱网则常常需要出差。所以不出差的时候，我都会按时下班赶回家陪孩子们吃晚餐。
因此，我每天都设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实现平衡。实际上，我认识的每个女人也都是这样，而且我比起她们中的大多数要幸运得多。我拥有很好的资源：我的丈夫，一个真正的人生搭档，他有能力帮助我，还能对我的时间安排提出很好的建议和意见。我还有个好妹妹，她就住在附近，很乐意帮我照看孩子。正巧她还是个儿科医生，所以我的孩子不仅能得到家人的关爱，在健康方面也有专业的保障。不是所有人都和家人很亲近，不管是在地理上还是感情上。幸运的是，我的家人能够互相依赖，为彼此提供这样的支持。
如果说这个时代的工作形成了一种新的常态，那么家庭也一样。正如人们预期工作时间在大幅增长一样，人们预期母亲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也在增加。1975年，全职母亲平均每周花11个小时在家照顾孩子（包括日常照料以及培养孩子能力的各种活动，比如阅读和专注力游戏等），在外工作的母亲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是6个小时；今天，全职母亲平均每周在同样的事情上要花17个小时，而上班族母亲则要花11个小时左右。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上班族母亲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和1975年的全职母亲一样多。23
我记得当自己还是个孩子时，母亲总在身边，但她不会总是围着我转，我和弟弟妹妹也没有密密麻麻的活动时间表。我们三人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四处乱转，没有成年人的管束。我们的父母有时候会看看我们的作业，但很少会在我们做作业时守在旁边。今天，一个好妈妈总是围绕在孩子身边，对孩子关怀得无微不至。社会学家称这种新现象为强度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这种现象从文化上强调女性应该花大量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24由于上班族母亲被认为有悖于现在这种高强度的标准，所以现代女性看上去好像活得很失败，就算我们陪孩子的时间与母亲以前陪我们的时间一样长。
当我开车送孩子上学，看到有其他母亲留在学校做义工时，我很担心由于我不能整天陪着他们，会导致他们的成绩每况愈下。翔实的研究数据帮了我大忙：多项研究表明，社会给女性施加了种种压力，比如她们应该待在家里、做对孩子们最好的事，但这么做其实是基于情感因素，而非事实依据。
1991年，由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协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主办的早期儿童护理研究网（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发起了一项范围非常广泛的研究，按时间记录儿童看护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对比了由母亲专职照顾与一般看护的结果。此研究网有30多个研究儿童发展的专家，他们来自美国的各大高校，花了18个月对研究进行构思设计，之后对1 000多名儿童进行了为期15年的跟踪研究，其结果已经发表为若干篇论文。252006年发表的一篇成果汇总报告说：由母亲专职照料的孩子和那些由母亲和其他人同时照料的孩子在个体发展上并无不同。26他们在认知水平、语言表达、社交能力、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以及母子感情方面都没有什么差距。27父母的行为因素，包括责任心强、积极乐观的父亲，主张孩子自主行动的母亲，以及较高的父母婚姻感情亲密度，这些因素对孩子的影响比任何形式的看护照料要多出2~3倍。28其中一项发现更值得细究：母亲的照料与孩子的发展并无关联，因此，母亲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选择工作就会对孩子不利。29
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参与、关爱、照料、陪伴以及注意力的倾注，但上班族父母也完全能够给予孩子一个充满爱与安全感的童年。有些数据甚至表明，父母都是上班族，对孩子尤其是女孩的成长是有益的。30
尽管我掌握着这些数据，也很清楚我的事业没有危及孩子，但有时候我还是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焦虑。我的一个朋友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她和心理医生进行了讨论，并与我分享了以下心得：心理医生告诉我，当我开始因为不在孩子身边而感到焦虑时，这种分离焦虑感事实上更多地源自母亲而非孩子。我们谈论这件事貌似是孩子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主要与母亲有关。
我总是想抽出更多时间与孩子们相处。由于工作原因，我曾错过了很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没能如约带他们去看医生，没能参加他们的家长会，甚至在他们生病的时候也会出差。我曾问一位孩子同学的母亲，是否认识一年级的其他孩子，心想她应该能说出一两个名字吧。结果她用20分钟告诉我班上每个孩子的名字，并描述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他们各自的兴趣爱好。她怎么可能把这些全记住？我对此一无所知，这是不是说明我是个糟糕的母亲？而且，我为什么会为此烦恼？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答案。烦恼的原因在于我对自己的选择也并不完全满意。还是那一年，我有一次送孩子上学。他穿着最喜欢的蓝色T恤，刚一下车，那位无所不知的母亲就说：今天是圣帕特里克节，他应该穿绿色的衣服。噢，谁记得今天是圣帕特里克节？然后我心里想，我真是个糟糕的妈妈。
对母亲来说，控制负罪感和时间管理一样重要。当我休完产假回去工作时，其他上班族妈妈都告诉我要有心理准备，因为有一天我儿子可能会哭着要保姆而不是妈妈。果不其然，当他11个多月大，能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爬来爬去，有一次被玩具绊倒了，他大哭着向保姆而不是我伸出小手。我的心都碎了，但戴夫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他的理由是，在儿子的生活中我们是核心人物，但对照顾他的人形成一种依恋感则有利于他的成长。我理解他的逻辑，尤其是现在，但当时我真是难过得要死。
直到今天，我还是会计较有多长时间没陪孩子们，一旦错过和他们吃晚餐或是没能在晚上陪伴他们，我都会感到难过。真的一定要出这趟差吗？这次演讲对脸谱网真有那么重要？这次会议到底有没有必要？戴夫远没有像我这样焦虑，他认为我们能经常回家吃晚饭就已经做得很好了。和他的同辈人相比，戴夫是个相当顾家的父亲；而我和同辈人相比，我不在孩子们身边的时候会更多一些。一项对双薪家庭父母的深度访谈揭示了类似的结果：母亲常常会因为工作对家庭的影响倍感自责，但父亲通常不会。31正如白宫计划（White House Project）的创始人玛丽威尔逊（Marie Wilson）所提到的：如果有人能找到一个没有负罪感的女人，那么我就能向你证明其实她是个男人。32
我习惯于花时间去想自己没做到什么，和很多人一样，我擅长自虐。即使我可以得到很多支持，但有时候仍觉得事情多得分身乏术。当我不再那么关注冲突和妥协，而更关注手头的工作时，我就会镇定下来，而且还颇感满足。我喜欢我的工作，也喜欢那些既有才干又有趣的同事们。当然，我也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对我来说特别棒的一天应该是这样的：从鸡飞狗跳的办公室冲回去和家人吃顿晚餐，然后躺在摇摇椅上，让孩子们爬到我腿上。我们一起摇着、一起读书，这算是他们一天当中最安静（好吧，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安静）、最快乐的时刻。之后，他们不情愿地上床睡觉，而我也不情愿地（好吧，是一路小跑地）坐回我的电脑前。
当我的两个世界相撞时，也挺有意思的。有那么一段时间，马克扎克伯格会在每周一晚上要求大家召开战略会议，这样我就没法回去吃晚饭，所以会带孩子们来我的办公室。脸谱网对员工家属的友好令人惊讶，对孩子们来说就像到了天堂：进屋就有比萨吃，糖果取之不尽，而且工程师们也很乐意和这些小访客分享一大堆乐高玩具。我很高兴孩子能和同事们结缘。扎克伯格一度教我儿子怎样击剑，他们有时候还会拿着仿制的宝剑进行练习，那场景很有意思。
我从没说过自己能每时每刻都保持平和的心态，或是完全集中注意力，我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每次我都会先提醒自己，世上没有完人，之后再确定在家里和在公司时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于是心情就会好很多，工作效率也会更高，很可能还是个更好的母亲。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詹妮弗阿克尔（Jennifer Aaker）的研究显示，设定一个可达到的目标是幸福的关键。33我们需要追求的不是完美，而是要以可持续、可实现的计划为目标。我们需要问的不是我能做到一切吗，而是我能不能做到那些对我和家人来说最重要的事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快乐、健康地成长；而且，在圣帕特里克节穿不穿绿色衣服都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我必须为成功下个定义，那就是：成功，是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并且接受它们。记者玛丽柯蒂斯（Mary Curtis）在《华盛顿邮报》中指出，为任何人所能提供的最好建议就是：女人和男人都要放下负罪感，即使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没什么奥秘带着你已拥有的，尽可能地去努力。34
2010年12月，我和帕特米切尔站在一起，等着上台做我的TED演讲。前一天，我送女儿上学时，告诉她我要去东海岸出差，所以晚上不能陪她了。她抱着我的腿，央求我不要走。我脑子里一直抹不掉这个画面，最后一刻我问帕特能不能把这一段加进演讲。当然可以，一定要讲。帕特说，其他女人也有这种经历，你坦白地分享你遇到的困难，对她们来说是种帮助。
我深吸一口气，走上讲台，真诚地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向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网上的观众）宣布，我根本不能做到一切。帕特说得对：接受这个现实，并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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