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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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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必须知日，知日必读《菊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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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日本，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一手造就了一场世界大战，另一手造就了二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战中的日本为什么要扮演令人发指的侵略者？日本的野心到底有多大，真的想吞掉美国吗？成为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又是怎样迅速复兴崛起的？当今经济衰退、政局混乱的日本，是否还秉持大国情怀所有问题都能在这本《菊与刀》中得到解答。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既抓住了日本文化细致的地方，又将它置于东方文化与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视野里。时至今日，她被公认为历史上最懂日本人的作者，《菊与刀》这本书被公认为史上描写日本文化的第一书。此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其极大的影响至今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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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1887-1948），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
1887年出生于纽约，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本尼迪克特与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合作，在研究中结合心理学方法论，创立博厄斯学派中的一个支派， 即文化心理学派或称种族心理学派。该学派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因此，本尼迪克特的作品以分析文化形态的《文化的类型》和分析日本国民性的《菊与刀》最为著名。
1944年，作者受美国政府之托研究日本民族，《菊与刀》即为此一成果。《菊与刀》奠定了作者在人类学、民族学的不朽地位。此书影响至今不衰，不仅在于此书对日本人深刻而细微的分析，指导了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管理和改造；更令人赞叹的是，作者凭借自身的学术积累，仅仅依靠日本发布的宣传片、与日裔美国人的访谈以及战俘审讯记录，即完成如此精确的研究，值得当代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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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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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安其分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义理最难承受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九章 人之常情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孩童启蒙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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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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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孝道和中国的不一样，其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人的祖先崇拜只限于近祖。祖坟墓碑上的文字，每年都要见新，但如果是现存后代已无记忆的祖先，其墓碑也就无人过问了，家里佛龛上也没有他们的灵位了。日本所重视的孝道对象，只限于记忆中的祖先；他们注重的是现时现地。许多专著都论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构想非现实形象的兴趣。与中国对比，日本人的孝道观恰好印证了这种论点。他们这种观点的最大、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孝道义务限于现存者之间。
不论在中国或日本，孝道不仅是对双亲和祖先的尊敬与服从。对子女的照顾，西方人的说法是出自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东方人则认为出自对祖先的孝道。日本人对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回报祖先之恩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受到的照顾转移给儿女。日语中没有特指父亲对子女的义务的专门词汇，所有这类义务全都包括在对父母及祖父母的孝道之内。孝道包括了落在一家之长头上的不计其数的义务：扶养子女、教育儿子和自己的弟弟、管理财产、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亲戚以及其他无数类似的日常义务。日本制度化家庭严格限制了承担这种义务的人数。按照孝道的义务，若儿子死亡，父母有义务抚养儿子的遗孀和儿女。同样，若女婿死亡，也要收养女儿及其子女。但对丧偶的外甥女、侄女的收养与否，就不在义务之列了。如果收养，那也完全是履行另一种义务。抚养、教育自己的子女是义务，如果抚养、教育侄甥辈，习俗认为就是在法律意义上把侄子收作自己的养子。如他们仍然保持侄甥的身份，那么让他们接受教育就不是叔伯辈的义务了。
对于贫穷的直系亲属的援助，孝道也不要求必须出于敬意和慈爱。被收养在某一家庭中的年轻寡妇，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们吃的只是冷饭剩菜。她处在家庭的边缘，任何人谁都可以指使她，而且对于有关她自己的一切决定，只有唯唯诺诺地服从。她们是穷亲属，她们的子女也是一样。在特殊情况下，她们也会受到较好的待遇，但这并不是那家的家长有义务必须善待她们。兄弟之间也没有义务要互相友爱地履行义务，即使彼此都承认势如水火，但只要哥哥履行了对弟弟的义务，就仍能得到赞扬。
最为激烈的冲突存在于婆媳间。媳妇是作为外人进入这个家庭的。她有责任必须熟悉婆婆的喜好，并学着去做。在许多情况下，婆婆会毫不客气地宣称这个年轻的媳妇根本就配不上自己的儿子，我们也可以推测，婆婆心怀相当的妒忌。但正像日本的谚语所说：可恨的媳妇照样生出可爱的孙子，因而婆媳之间也总有孝道存在。媳妇在表面上总是低眉顺眼的。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温柔的媳妇都会变成苛刻、唠叨、吹毛求疵的婆婆，与自己以前的婆婆一样。她们年轻时做媳妇不能表达自己的不满，但并未因此就真的成为温顺的人。到了晚年，她们就仿佛把多年积压的怨气发泄到媳妇头上。现在的日本姑娘们公开谈论，最好嫁给一个不继承家业的男子，这样就不必与霸道的婆婆一起生活了。
尽孝并不意味着在家庭中必然获得爱。在有些文化中，这种爱是大家族中道德的基石，但在日本却不然。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日本非常重视家庭，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大重视家庭中的每位成员及成员相互间的家族纽带。[1]当然，实际情况不一定完全如此，但大致是这样。这里的关键在于义务的承担和报答，年长者责任重大，而责任之一就是监督年轻人，要求他们作出必要的牺牲。即使他们不愿意，也不得不遵照长辈的意思，否则就是没有履行义务。
日本的孝道中还有一个特点，即家族成员之间可以看到明显的相互怨恨。这种现象在与孝道同等的义务即对天皇尽忠这一重大义务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日本的政治家巧妙地将天皇奉为神圣领袖，而使之与人间喧骚的生活完全隔离。只有这样，天皇才能起到统一全国国民，一致为国家效力的作用。说天皇是国民之父是不够的，因为父亲在家庭中虽然可以要求子女尽一切义务，但他的形象却是虽然可以获得一切，但不会获得很高的尊重。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道德，它必须成为一种对幻想出来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诚仰慕。明治初期政治家在考察西方各国之后写道：那些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回国后，他们在宪法中写道，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不会对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负责。天皇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承担责任的国家元首。约近七百年来，天皇从未作为实际统治者发挥作用，因此让天皇继续充当后台角色是不难的。明治政治家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让全体日本人在思想上对天皇绝对忠诚，确立这种最高的道德。在封建时代，日本人的忠是对世俗首领，即将军的义务。这一漫长的历史警示明治政治家们：在新体制下，要实现他们的日本精神统一的目标，他们必须付出些什么。在以往几个世纪中，将军是大元帅和最高执政的统一，尽管其下属对他也尽忠，但阴谋推翻其统治以至杀害其生命者屡见不鲜。对将军的忠诚常常与对封建领主的忠诚相冲突，而且对领主的忠往往要比对将军的忠更有强制性。因为对主君的忠诚建立在直接的主从关系上，相形之下，对将军的忠诚就难免要淡薄些。在动乱时期，侍从武士更是为逼迫将军退位、拥立自己的封建领主而作战。明治维新的先驱及其领导者高呼忠于天皇的口号向德川幕府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斗争，而天皇则深居九重，每个人都可以按其意愿来塑造天皇的形象。明治维新正是尊王派的胜利，也正是由于把忠的对象从将军转移到象征性的天皇，1868年的事件才有理由称之为王政复古。天皇继续隐居幕后。他赋予阁下们以权力，而不亲自管理政府或军队，也不亲自决定政策。仍然是一些经过选拔的顾问执掌政务。真正的根本性变动是在精神领域，因为忠已变成每个日本人对神圣首领最高主祭者和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的报恩。
忠的对象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天皇，毫无疑问，得益于古老的民间传说，即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但这一靠传说来巩固天皇并不像西方人所想象的那么重要。实际上，那些完全否定这种神学观点的日本知识分子，并未因此而对效忠天皇提出质疑，甚至接受天皇神裔论的一般群众，其理解也不是西方人设想的那样。神（カミ），在英文中被译成god，其词义是至上，即等级制的顶点。在人与神之间，日本人并不像西方人那样有巨大的鸿沟。每个日本人死后都将变成神。在封建时代，忠被献给等级制顶点的首领，即便他没有神性。在把忠的对象转移至天皇的过程中，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尽管西方人会说这种万世一系的说法乃是欺人之谈，因为，皇位的继承规则与英国、德国均不一样，但这种指责是无用的。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根据这一规则，皇统就是万世不坠的。中国历史经历了三十六个朝代的更替，日本则没有。它虽然经历了各种变迁，但社会组织并未瓦解，其模式一直未变。明治维新以前一百年间，反德川势力利用的正是万世一系这个论据，而不是天皇神裔理论。他们声称，既然忠应当献给等级制的最高者，那么就只能献给天皇。他们把天塑造成国民最高主祭者的地位，这种角色并不必然意味着神性。但这比天皇神裔说更加重要。
近代日本做了种种努力来改造忠，使之对象转向具体的人并特指天皇。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代天皇是一位杰出、威严的人，在漫长的统治期内，他很容易地成为全体臣民瞻仰的国体象征。他极少在公众面前出现，仅有的几次出现，都隆重布置仪式，极尽崇敬。国民匍匐在他身前，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于抬头看他一眼。二楼以上的窗户都禁止打开，以保证任何人都不得从高处俯窥天皇。他和高级顾问的接触也同样是等级制的。日本没有天皇召见执政官员的说法，而是少数有特权的阁下们，受赐拜谒天皇。他从不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布诏书。所发的诏敕内容都是有关道德、节俭或者是针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宣布某项事务的终结，并安抚民心。当他驾崩时，整个日本几乎成了一座大寺院，所有的老百姓都在为他虔诚祈祷。
经过种种方式，天皇成了超然于国内一切政治纠纷之上的象征。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超越一切政党政治一样，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对国旗安排了某种仪式，而且认为这种仪式对人是完全不适用的。而日本人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的最高象征者的价值。人民可以敬爱天皇，天皇也可作出反应。老百姓听说天皇关心国民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奉献一生为了使陛下放心。在像日本文化这种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在教授时，如果说人的最高义务就是爱国，他就会被指责不够，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
[1] 野原，《日本的真相》（Nohara,
K., The True Face of Japan），第4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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