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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座楼，一群人，一些书，一种文化。
在回忆与感念中，
定格时代与文学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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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的搬迁。它是在即将告别的怅惘情绪下，由一群与这座大楼有关的人，为某一天必将消失的它，留下的见证和念想。
六十六篇回忆录，三百多幅珍贵老照片、老书影，定格时代与文学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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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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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写在前面陈彦瑾 1
忆大楼
朝内大街320号的老景儿、旧事儿罗君策 3
喜丧屠岸 15
楼与人的记忆李国文 21
人文社招待所的房客朱正 24
它是一座文学殿堂谢冕 27
人文大楼的故事蒋子龙 34
那年我的朝内大街166号丁帆 41
我与文学出版社的几间房子刘文忠 50
享受生活刘会军 57
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王培元 64
棋逢对手管士光 68
四楼与三楼李丹妮 73
时光深处的记忆碎片孙顺临 84
中国文化的地标朝内166杨新岚 89
后楼小记郭娟 99
幽灵眼睛叶显林 104
忆人事
阅读冯雪峰许觉民 109
我与王任叔同志做邻居张柏年 123
于细微处见精神周达宝 127
聂绀弩的六个字文洁若 134
漫忆楼适夷同志绿原 140
记忆严文井孟伟哉 149
记韦君宜冯骥才 157
你不可改变她张洁 164
蒋路：编辑行的圣徒王培元 171
忆绿原艾珉 181
青春期的人文社现编室岳洪治 187
他曾困于牢笼，他曾苦苦跋涉郭娟 197
追忆张守义先生谢施基 204
记写出版社两位老人王晓 212
怀念两位亡友聂震宁 219
亦师亦友忆老刘管士光 224
朝内166四人祭之一冯海粟刘国辉 230
忆出版
文革中人文社第一部长篇小说
《激战无名川》出版记陈早春 239
记忆中的几件事（19711975）任吉生 246
编书的故事弥松颐 253
五四文学著作编辑杂谈白崇义 258
《当代》，一个美好的记忆孟伟哉 267
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鲁彦周 275
这是我的幸运王蒙 278
编辑日记摘抄朱盛昌 280
《文学故事报》创刊之初的故事张福生 292
何谓益友陈忠实 302
说说《白鹿原》在《当代》发表时的那些事常振家 313
朋友与书与出版社张炜 318
邀请路易艾黎出席冯雪峰纪念座谈会始末张小鼎 321
能不忆选刊刘茵 328
我在外国文学出版工作委员会的一段时光胡真才 337
《牵手》进入市场经济的一次大练兵龚 玉 344
朝内166号的《长征》脚印 349
我与名著名译插图本何婷 354
忆岁月
零零碎碎的记忆楼适夷 359
大寿薄礼舒芜 379
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说起杜维沫 390
为整理工作正名刘岚山 395
锦衣为有金针度陈新 401
春风秋雨五十年何启治 407
文学进修班的故事张福生 430
朝内大街166号往事王瑞琴 441
回顾美术编辑室五十年李吉庆 447
回到：文学胡德培 461
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宋红 470
在精神家园经受历练魏新民 478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分社的历史沿革宋强 494
致敬，一六六！廉萍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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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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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与人的记忆
李国文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站在这幢建筑物前，手里拎着一个包，包里装着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手稿，很冒昧地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想请他们过目一下，是否有采用的可能。当时，这幢五层楼给我留下蛮高大、蛮气派的印象，而且，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文学书籍出版大社，那门面也相当匹配，显得挺庄重，挺堂皇的。然而，三十年后，自从那座四脚八岔，形象丑陋的过街天桥建成以后，就把心目中的这座文学殿堂团团包围住了。每次我到朝内大街166号，经过这座设计得不伦不类的过街天桥，就有一种缺氧的窒息之感。如今的这幢楼，蜇居于天桥之下，一副局局促促、窝窝囊囊、可怜兮兮、没精打采的样子。
我有时也诧异，人到老年，会比他年轻时，要矮上一截，难道建筑物与人相似，有了年头以后，也会缩水吗？后来，我明白了，不是这幢楼矮了，而是它的左邻右舍都长高了。整个一条朝内大街，连当年的菜市场，也玻璃幕墙地洋气起来，发出灼眼的亮，显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灰秃秃的，矮趴趴的。按说是新中国首家文学书籍出版的老字号，却益发地暗淡，益发地寒酸。
那时，我将一大堆足有数公斤重的手稿，送到这家出版社，因为它是全国范围内出版文学书籍单位之中的佼佼者。现在，如同朝内大街上出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样，它已不是在文学出版领域独领风骚的先行者了。也许，这就是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它马路对面的九爷府一样，数百年如一日地纹丝不变，恐怕不仅仅意味着文学完了
为进步高兴，为发展高兴，也应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栋楼，早早晚晚即将拆迁的明天高兴。大家都说建筑物是要讲究风水的，我虽不大相信，然而又不得不信，自从那座水母章鱼式的过街天桥落成以后，就意味着这幢楼即将画上句号，果然，拆迁和重建的话题开始甚嚣尘上。
虽然，这幢五层楼的建筑物，基本上就是一部固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所有当代中国作家，在我以前的前辈，在我以后的后辈，都与这幢建筑物，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论理，要比那些二三流的名人故居，更具有保留的价值。然而，依我之见，这幢楼的将要拆和最终拆的必然结果，也许并不是坏事。第一，无论如何，活着的人要比死去的人更重要，未来要比现实更值得关注；第二，将来更高层更亮堂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或许更能代表中国文学大发展的形势。
不过，我对这幢怀着深深敬意的建筑物，还是有着难舍的眷恋之情，我还记得1980年的春天，有点冷，有点风，有点沙尘暴的一个傍晚，我从社里的发行部拿到刚从印刷厂拉回的样书，这是我平生的第一部铅字印刷，而且是人文社出版的，是我自己写出来的书，那份难以言表的激动之情，可以想象得知。管书库的一位大姐，看我愣在那里发呆，关心地问，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吧？接下来，我来到出版社拐弯的南小街一家小饭馆，时值下午，客人尚未上座，我选了一个避人的角落，要了一小壶酒，一小碟花生米，捧着那本带有油墨气味的新书，尽管我努力压制住自己，但眼泪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无论如何，那是我被流放二十二年以后，在蜗居里一字一笔写出来六十万字的大部头，终于成为上下两卷的印刷物，这点挂在脸上的泪水，也就不怕人见笑，随它而去了。想到二十二年前，为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改选》，而罹无妄之灾，被扼杀的文学生命，又从手里拿着的这本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复活，能不思绪万千，泪水难忍么？所以，我对这幢楼，有着特殊的感情。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于我这样第一次出书的作者来说，确实使我生出一种母校的归属感。正是三十年前从我走进这幢建筑物开始，所跨出的第一步，也就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路。
如果，有人对那堆手写稿说不；如果，怎么拎去怎么拎回来，那么，现在的我，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那也只有天知道了。
二十多年，长期流放于深山老岭，劳动改造于铁路三线，不但远离社会，远离城市，同时还远离文学，远离文人。所以，当年走进这幢建筑物时，心存忐忑的我，既不认识任何人，同样，任何人也不可能认识我。然而，隔了不多久，我终于获知冬天里会有春天，而且在春天里更有润物无声的春雨。两位文学前辈对于我，对于我这部作品的特别关注，使我终生难忘。
一位是韦君宜，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一位是秦兆阳，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这两位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很久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在我的心中。那时正是他们意气风发的年代，也正是新时期文学发轫的年代，提携新生力量，扶持新鲜作品，这两位先生可谓不遗余力。韦君宜说：这个李国文，我50年代就注意到，你们一定要认真地，当回事地对待他的这部新作。秦兆阳说：我把我的办公室腾出来，让这个李国文就住在我们社里，来改他的这部作品。
于是，我与这幢建筑物，有了一段缘分，有了一点感情。
大多数建筑物，终究是有其寿命的限制，拆迁是肯定的。文学也是同样，绝大部分作品，总有销声匿迹的一天。然而，记忆这东西，对于当事人来讲，却是轻易不会淡忘的，这也许就是人们为什么特别看重历史的原因。
2012年11月30日
人文大楼的故事
蒋子龙
从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坐落于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就是我心目中的文学圣殿。像我这样的业余作者们，私下里都把人文社称作中国的皇家出版社。可想而知，当我突然收到人文社的信，要我去修改一部稿子，该是如何地意外和感动！具体时间记不得了，但肯定是1976至1978年间，我已经不再被监督劳动了，并开始参与车间的管理工作，否则就不可能获准离开工厂。
我在车间被监督劳动了近十年，很想出去透透气，舍不得放弃这次机会，就拿着那封信直接找厂党委书记请假。书记是个刚被落实政策的老干部，把人文社的改稿信当成是中央文艺部门给我这个写过大毒草的人落实政策，也认为是好事，应该去一趟。但嘱咐我到北京后看看情况再说，刚不挨批了，别轻易再写什么新书；再说当时车间的事情也太多了。书记最后只批给我三天假。但只要厂部的领导能放行就好办，我还存着一些倒休的班没有歇，跟车间商量好可以离开一星期。
其实是人文社的一位编辑读了我以前写的一篇表现工厂题材的小说，觉得我很有生活，便约我在那篇小说的基础上发展成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或另起炉灶也行。那个时候出版社也刚恢复秩序，像撒大网似的约稿，有鱼没鱼的先撒一网再说。但我接触的是位大编辑，有水平，没架子，热情很高，似乎对我也很有信心，却又不是摁着鸡抠蛋，给我过多的压力。他有一种从容的大气，真让我这个曾摔过钢笔、声言再也不写小说的人动心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每天都能见到编辑，有问题可以随时请教。这是什么地方？别说我还写过小说，即便是一头牛，在这个楼里待上一年半载的也能写出一部长篇。我先利用这一周的时间拉出提纲，或者把大架子支起来，回去慢慢写，有点眉目了再想办法回到人文大楼里修改。
谈妥后他领我到招待所住下，买了饭票。当时天快凉了，住在招待所改稿的作家不多，一个房间有两张床却只住一个人。住我隔壁的是一位呼和浩特的小说家，晚饭后我们结伴去大街上散步，他跟我讲了不少人文大楼里的故事。他说我住的那间屋子出作品，时乐濛就在里边住过，有时他进入创作状态后像梦游一样，手里拎着痰桶盖就出了大楼，在朝内大街上晃悠，路人还以为他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当时的机关和楼堂馆所的楼道走廊里都有公用痰盂，上面有个木盖，木盖的中央直立着一根半米多高的木把，人们在使用痰盂时可不必弯腰。我想象着这位大作曲家手里甩搭着这种一头带着圆木盖的指挥棒，在大街上晃荡，倘若口中再哼哼着什么旋律，那的确是够招摇的了。小说家还说，招待所的楼道里有部公用电话，正好离时乐濛的房间比较近，他有时接到找自己的电话，也会在楼道里喊两嗓子：时乐濛电话！时乐濛电话！若没有人应声，便说句他不在，就把电话挂了。有时挂了电话，才想起自己就是时乐濛。
我奇怪，时乐濛不是作曲家吗？怎么住到人文社来？小说家解释说，可能也是在写一部什么书。另外，人文大楼有灵气，凡是搞创作的都愿意住到这儿来可能也就是我辜负了这幢有灵气的圣殿，当时虽然在编辑的帮助下拉出了一个长篇提纲，也自觉有点开窍，知道该怎样写长篇了。但回到工厂后却未能写出那部书。主要原因是那段时间工厂里思想混乱，我工作上的压力很大，没有情绪写作。大概有三年多的时间一个字都没写，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那恐怕是我写作生涯中一个很大的遗憾。
几年后到文学讲习所学习，有一位同学曾托我给《天津文学》带过三个短篇小说，都没有被选中。连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没法向这个同学交代，便仔细读了他的小说，觉得实在是很一般，退稿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在讲习所的学习结束后，他住进人文社的招待所，一两年之后他先是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然后是获长篇茅盾文学奖，像换了一个人，令讲习所的同学们都大吃一惊。所以，不能不相信人文社确实能点石成金，人文大楼就是凤凰窝。
但无论是什么鸟，即或是一只鸡，要变成凤凰总要有个较长的能脱胎换骨的时间。而我第一次进社只待了五六天，太短了。就这短短的几天工夫，对我以后的写作也有着重要影响，实实在在地接触了一些名头响亮的作家，知道了人家是怎么写作的，没事的时候听他们讲了许多文坛上的故事，让我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也认识了在文学界堪称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如人文社的秦兆阳先生。
后来讲习所请秦先生担任导师并带两个学生，秦先生挑选了广东的陈国凯和我，一南一北两个写工业题材的作者，并多次为我们讲课、改稿子。1981年老先生约我为《当代》杂志写部中篇小说，我受宠若惊，想着几年前就欠了人文社一部长篇的债，这次不能再说话不算数。那时我负责车间的生产管理，极少有按时下班的时候，如果情绪好，到家后吃点东西然后铺开稿纸就干，写到凌晨三点睡觉。如果没有情绪，回家吃完饭就睡觉，三点起床干到七点，然后去上班。到了该交稿的日子，正好是星期二，工厂歇班的日子，想到交稿后可以大睡，前一天干了个通宵，但没想到还是未能刹住。早晨七点多种，老婆上班远已经走了，我负责送两个孩子，一下楼就看见人文社的编辑贺嘉正在楼前转悠，他是奉秦先生之命，乘从北京到天津的头班火车来取稿。
我只好让儿子先把妹妹送到幼儿园再去上学，我陪贺嘉回屋。那时我住工厂分配的一个独厨，即一间卧室外加一个自己使用的厨房，两户共一个单元。贺嘉跟着我胡乱吃了点早饭，我告诉他小说还差个尾巴，估计再有三五千字就差不多了。我拿出已经写好的六七万字，请他在卧室的小写字台上审阅，我将切菜板搭在厨房的水池子上写结尾。直干到傍晚，我写完了，他也看完了，提了几处小意见，我当时就处理了。他说大主意等秦老看过稿子之后再说。没过多久，我接到秦先生一封七页的长信，告诉我稿子已经发排，并详细分析了这部小说的得失这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创作过程，也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中篇小说奖。但我却一直把这个奖看作是人文社送给我的。
后来我还到人文社的招待所住过两次。一次是看校样，根据编辑意见做些修改。其实还有一件附带的事，我有一天津第一机械工业局的朋友，是北京人，读书很多，有点书呆子气，他的父母就住在人文大楼附近的一个老院子里，房子许多年没有刷浆了，北京又没有人可帮忙就求到了我，我借那次去人文社的机会就帮他把房子刷了。另一次是为《人民文学》杂志改稿，李季、吴芝兰先生跟我谈稿子都是在我住的房间里。可见人文大楼确是整个文学界的风水宝地，好像只要是跟文学有关，谁都可以到人文招待所订房。这两次进人文大楼时间也都不长，一是任务简单，二是囊中羞涩，虽然招待所的饭菜很好，对北京人来说也很便宜，但天津的工资比北京低两三级，对我来说比在家里的花费可就高了，有时就干脆错过吃饭时间，等饿了到人文大楼的西边那个很大的朝内菜市场，买点面食、榨菜，回到房间就着茶水慢慢享用。其他作家也有这么干的。那时我的身体之所以禁得住折腾，跟这种生活状态有关，特别符合现代养生观念，经常处于一种不饥不饱的最佳火候，既饿不着，也撑不着。有天下午又去菜市场，发现里边正在卖咸带鱼，这可是好东西，而北京人竟然没有排队疯抢，我赶紧买了一点，用废报纸包好，拿回来搁在窗台外边。不敢放在屋里，怕臭气烘烘的弄得全楼都是腥味。然后匆匆交了稿，当天就跑回了天津。说来惭愧，就这么点出息，怎么可能当个好作家！
但咸带鱼带回天津，除去送人，自家还吃了很长时间，这也算是进过人文大楼的另类收获。但我真正对这幢大楼动了感情，一种说不清是为它惋惜还是庆幸的复杂感情，那是在2000年前后。某天接到福建《中篇小说选刊》创始人章世添先生电话，邀我赶紧进京，面商一件大事，北京的梁晓声等人已经在他下榻的宾馆等着了，张贤亮、李存葆等也从各自的所在地动身正往北京赶我怎么也得问个明白，是文坛地震，还是战争爆发？他告诉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楼太旧太破，已成危楼，他要给建一栋新的人文大楼。呀？这种事怎么会轮上他来做？电话里不便细说，欲知详情速速来京。
因我和上面提到的那几位都挂着《中篇小说选刊》顾问的虚名，根据多年交往的经验，凡章世添呼叫就赶紧过去，你不去他就会带着人马过来，或者就在你家里开会了，谁好意思端这个臭架子？等我赶到北京，他的房间里已经高朋满座，大家都脸放红光、异常兴奋，显然都受章世添的鼓舞，正处于激动之中。章世添的计划确实不一般，他在海外找到了一家投资商，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修建一幢四十二层的豪华办公大楼。豪华到什么程度？建成后将成为北京市的标志性建筑，也会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文学景观。
这话若听别人忽悠可不必太认真，但从章世添嘴里说出来，却不能不信。他可能是当代文坛最早见过大钱、干过大工程的编辑，上世纪的80年代初，中国的房地产业还在襁褓之中，他就看出苗头在武夷山风景最优美的地段买了一片地，准备修建别墅群、文学院，既为《中篇小说选刊》赚大钱，又可为文学造福。而且很快就举办了大型奠基仪式，请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和作家到场助兴，我也曾站在里边凑数。我问他，这家外国投资商不会是为了热爱人文社才来盖大楼的吧？他若是为了赚钱，你给他什么回报？章世添说，他在陕北买了十五口油井，有一半井出油建这栋人文大楼就有富余。我听着有点悬，他的口气越来越大，不像个文学期刊的主编，倒像是国务院副总理。我又问了一句：石油是国家资源，油井还能买卖？不等章世添说话，在座作家就嘲讽我太老实，实际他们想说的是我太傻，现在还有什么是不能合资的啊！
我忍不住又说了句傻话：我知道过去的人文社大概有多少编辑室，再加上招待所、后勤供应，也用不了那么大一栋楼呀？作家们七言八语，好像大楼已经建好，正等着他们给分房子：人文社都是大编辑，要每人一间大办公室，里面有跟作者谈话、喝茶的地方；人文大楼里要有资料馆、报告厅、展览馆我觉得自己说什么都有点不合时宜，便不再吭声。其实我还想说，人文大楼如果真要拆掉的话，应该到人文社招待所再住一晚，那儿的饭菜也不错，自己年近花甲，有些怀旧。但章世添已经在酒店订好饭菜，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正等着好好喝两杯，为人文大楼的更新庆祝哪。
自那天之后就再无消息了，几次向人文社的编辑打听大楼翻新的事，也没人能说得清楚。偶尔和章世添通电话，他一向都是信心满满，但言语间也流露出陕北的油井有点问题。后来就得到他病倒的消息，他是一个执着而活力充沛的人，朋友们都没有多想，谁料他竟丢下这么多未了事宜撒手西去。他对人文大楼的这份热情和善意，至今还令人感念。
许多作家都跟人文社有联系，那儿更是我的福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蛇神》就是在人文社的《当代》杂志上发表的，书里有诸多关于文革的描写，若不是由《当代》杂志首发，这部书在那个时候很可能就出不来。
我自己最看重也是下功夫最大的一部长篇《农民帝国》，也是由人文社出版的。这也是我获民间奖最多的一部书，有网络评的，有读者评的，有报纸杂志评的我比较珍惜的是美国华文协会给的东方文豪奖。此奖公布时有记者问我，这个奖名头很大，谁得奖谁就是东方文豪了！我说你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绝对不会是鲁迅，诺贝尔奖也不是发给诺贝尔的，这个奖不过是东方文豪选中了《农民帝国》。这部长篇小说能够以现在这样的面目问世，应该说得益于人文社，写作过程中我曾走火入魔，总想用一种自己影影绰绰能感觉得到却还没有抓住的形式，写出一种自己大半生所追求的精神品格。但进展缓慢而艰难，越写越没有信心，写到二十多万字的时候交给人文社的编辑包兰英看，她否定了我那个云里雾里、枝蔓横生的结构，她有几句话点醒了我：形式的变化不该妨碍内容，小说就该用最自然流畅的方式写出自己最想说出的话。这部书断断续续耗费了我十一年的时间，其实真正成书就是在后两年。
或许是由于视野和所处的高度不同，人文社的编辑个个都很厉害。有一年人文社出我的小说集，无意间听到责编说，我的短篇小说里写得最好的是《阴阳交接》。只这一句话就让我心服了，我自己也喜欢这篇小说，但发表后没有人注意它，没有收获一个字的评论。到底还是人文社的编辑，看得准，能看到作者的心里去。
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大楼见过无数，有更高的，更豪华的，年代更久远的，但每想起人文社大楼总有种特别的感觉：温暖、智慧、从容。相信文坛不会忘记这幢大楼，它将永远矗立在当代文学史上。
2013年9月5日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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