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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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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野火集》是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的一部随笔集。自从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那一天起，他一生都在为教育改革呐喊，像啼血的杜鹃，为了教育，昼夜哀鸣。书中无论是直接针对教育的反思，还是与众多授业或未授业的学生的深厚情谊；无论是怀念与众多知交的往事，还是对社会现象的思考，以及为师、生、友写的序或跋，都无不透露出作者对教育的深切关注、担忧、实践和奋争！让人感叹、感慨、感动万千！在百年武大的历史上，刘道玉成就了一段传奇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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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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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职务。1985年获得法国政府授予密特朗总统最高勋章；2008年被全国媒体评选为30名教育风云人物；2012年被《南方周末》评选为中国梦践行致敬杯获得者；2013年被《科学中国人》杂志评选为杰出的大学校长。出版教育专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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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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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 序 冷眼看教育 我的创造教育观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学评估 校长实名推荐制不是改革举措 校长应当是理想主义者 怎样根治大学的学术腐败？ 一次小型的教育沙龙 千万不能死读书 教师的伟大职责 我听成功素质教育汇报 一桩鲜为人知的逸事 教育的智慧 孝心也是创造的原动力 一门被忽视的重要学科 与李绍昆教授的会面 在江汉大学董事会成立会议上的讲话 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又有何妨 一次民间的国际教育交流 可贵的探索精神 夏晓霞与她的幼儿教育 赵恢真教学改革的探索者 这样的教授现在不多了 创造在这里已蔚然成风 我与杨福家校长的对谈 大学生怎样成为创造性的人才 对江汉大学大学生的演讲 读书到苦方觉甜 智慧是逼出来的 新年寄语南方科技大学 诚信是学术的生命线 教育必须要有博爱精神 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 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走得更远 再谈模仿思维的危害性 什么是成功的家庭教育 英语退出高考是短视症 怎样才能破解钱学森之问 写在钱学森之问提出10周年 中国必须创新教育价值观 必须解放中国的少年派 从哲学已死看当下高教改革 走出选择专业的烦恼 为高考学生填写志愿解惑 大学如何成为创新的发动机 大学校长应该有怎样的担当 桃李满天下 与数学系学生的聚会 一个创造性的摄影艺术家 二十年后再聚首 关爱学生是教师的本分 一盆蝴蝶兰 有缘千里来相会 不能做飞人，要当蛙人 与大学生在校园里散步 一个有个性的学生 医院注射室里的谈话 我与美国人保尔的故事 探望服刑的学生张二江 对黄进校长的临别赠言 往事历历在目 重阳节的礼物 我为什么鼎力推荐周锴博士 她们如愿以偿了 冒雨参加读书会的座谈 大学生应当有梦想 她是当代大学生的骄傲 中国当代学分制的第一个受益者 做一个诲人不倦的人 可贵的反骨精神 为师的最大幸福 在易中天教授文集首发式上的讲话 千里迢迢来从师 他想成为教育企业家 为了教育孩子的实验 科技双刃剑 500年难逢的天象奇观 魔术变幻与创造 最伟大的科学实验 创造生命的奇迹 极端天气灾难是怎样造成的 创造精神永不死 杞人忧天天未坠 一则误报的讣告催生了诺贝尔奖 人类应当怎样应对奇点的迫近 应当从雾霾灾害中吸取教训 臭氧层空洞的形成与危害 转基因作物:福兮，祸兮? 社会广角镜 打造一词不宜滥用 文化是人类精神原子弹 走马观澳门 百年沧桑话武汉 中国足球问题的病根在教育 寻找经济社会发展的支点 中国当代的马太效应 人生五味斋 怀念一种精神 患难知忠交 忆诤友季啸风司长几件往事 我们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记我与朱清时校长的谈话 志同道合者的聚会 迥然不同的两个22年 我与眭依凡校长 七十六朵红玫瑰 致杨弘远院士和夫人的一封信 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 书香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我恪守的两个信条 悠悠思念情 沉痛悼念裘法祖院士 祝贺陈庆云院士80华诞 别开生面的白寿宴 回忆高尚荫院士的几件往事 祝贺潘懋元教授90华诞 吊唁民主斗士谢韬先生 在盛蓉生教授安魂和追思会上的讲话 沉痛悼念马克昌教授 他的解脱是最好的选择 祝贺与缅怀 在黄耀曾院士百年华诞纪念会上的发言 中国当代的亚里士多德 悼念于光远先生逝世 渡尽劫波学问在 纪念姚梅镇教授百年诞辰 勤奋严谨治学的楷模 热烈祝贺钱长涛先生八十诞辰 缅怀老朋友姚禄安教授 序跋与书评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有效的学习方法（代序） 世事洞明皆学问（代序） 一本独创实用的教育工具书 《英汉教育大辞典》读后感言 不畏浮云遮望眼（代序） 多重视角的莎士比亚（代序） 开启想象 呵护童年 评童话小说《穿裙子的云》 希望都来为教改而呼喊 读《儿子的呼喊》后的感言 序 言 为《有机建构主义教育》作序 《阳光心态看世界》序言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代序） 诗情画意的人生（代序） 可贵的教育探索精神（代序） 一幅山水农庄的画卷（代序） 游走于学商界的成功之道（代序） 七八十年代天才少年现象的启示（代序） 教育管理者必须加强自身修养（代序） 《师恩浩瀚》的序言 《大学通识学科综合化》序言 序 言 为文学作品《红肚兜》作序 《曾昭抡日记》序言 创意是作文的生命力（代序） 风骨凛然的杜鹃精神（代序） 《新闻教育改革论》序言 营造自由开放的育人环境（代序） 管理干部学者化的正确方向（代序） 教育的境界决定教育的高度 评傅东缨力作《教育大境界》 后 记 自 序 冷眼看教育 我的创造教育观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学评估 校长实名推荐制不是改革举措 校长应当是理想主义者 怎样根治大学的学术腐败？ 一次小型的教育沙龙 千万不能死读书 教师的伟大职责 我听成功素质教育汇报 一桩鲜为人知的逸事 教育的智慧 孝心也是创造的原动力 一门被忽视的重要学科 与李绍昆教授的会面 在江汉大学董事会成立会议上的讲话 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又有何妨 一次民间的国际教育交流 可贵的探索精神 夏晓霞与她的幼儿教育 赵恢真教学改革的探索者 这样的教授现在不多了 创造在这里已蔚然成风 我与杨福家校长的对谈 大学生怎样成为创造性的人才 对江汉大学大学生的演讲 读书到苦方觉甜 智慧是逼出来的 新年寄语南方科技大学 诚信是学术的生命线 教育必须要有博爱精神 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 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走得更远 再谈模仿思维的危害性 什么是成功的家庭教育 英语退出高考是短视症 怎样才能破解钱学森之问 写在钱学森之问提出10周年 中国必须创新教育价值观 必须解放中国的少年派 从哲学已死看当下高教改革 走出选择专业的烦恼 为高考学生填写志愿解惑 大学如何成为创新的发动机 大学校长应该有怎样的担当 桃李满天下 与数学系学生的聚会 一个创造性的摄影艺术家 二十年后再聚首 关爱学生是教师的本分 一盆蝴蝶兰 有缘千里来相会 不能做飞人，要当蛙人 与大学生在校园里散步 一个有个性的学生 医院注射室里的谈话 我与美国人保尔的故事 探望服刑的学生张二江 对黄进校长的临别赠言 往事历历在目 重阳节的礼物 我为什么鼎力推荐周锴博士 她们如愿以偿了 冒雨参加读书会的座谈 大学生应当有梦想 她是当代大学生的骄傲 中国当代学分制的第一个受益者 做一个诲人不倦的人 可贵的反骨精神 为师的最大幸福 在易中天教授文集首发式上的讲话 千里迢迢来从师 他想成为教育企业家 为了教育孩子的实验 科技双刃剑 500年难逢的天象奇观 魔术变幻与创造 最伟大的科学实验 创造生命的奇迹 极端天气灾难是怎样造成的 创造精神永不死 杞人忧天天未坠 一则误报的讣告催生了诺贝尔奖 人类应当怎样应对奇点的迫近 应当从雾霾灾害中吸取教训 臭氧层空洞的形成与危害 转基因作物:福兮，祸兮? 社会广角镜 打造一词不宜滥用 文化是人类精神原子弹 走马观澳门 百年沧桑话武汉 中国足球问题的病根在教育 寻找经济社会发展的支点 中国当代的马太效应 人生五味斋 怀念一种精神 患难知忠交 忆诤友季啸风司长几件往事 我们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记我与朱清时校长的谈话 志同道合者的聚会 迥然不同的两个22年 我与眭依凡校长 七十六朵红玫瑰 致杨弘远院士和夫人的一封信 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 书香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我恪守的两个信条 悠悠思念情 沉痛悼念裘法祖院士 祝贺陈庆云院士80华诞 别开生面的白寿宴 回忆高尚荫院士的几件往事 祝贺潘懋元教授90华诞 吊唁民主斗士谢韬先生 在盛蓉生教授安魂和追思会上的讲话 沉痛悼念马克昌教授 他的解脱是最好的选择 祝贺与缅怀 在黄耀曾院士百年华诞纪念会上的发言 中国当代的亚里士多德 悼念于光远先生逝世 渡尽劫波学问在 纪念姚梅镇教授百年诞辰 勤奋严谨治学的楷模 热烈祝贺钱长涛先生八十诞辰 缅怀老朋友姚禄安教授 序跋与书评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有效的学习方法（代序） 世事洞明皆学问（代序） 一本独创实用的教育工具书 《英汉教育大辞典》读后感言 不畏浮云遮望眼（代序） 多重视角的莎士比亚（代序） 开启想象 呵护童年 评童话小说《穿裙子的云》 希望都来为教改而呼喊 读《儿子的呼喊》后的感言 序 言 为《有机建构主义教育》作序 《阳光心态看世界》序言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代序） 诗情画意的人生（代序） 可贵的教育探索精神（代序） 一幅山水农庄的画卷（代序） 游走于学商界的成功之道（代序） 七八十年代天才少年现象的启示（代序） 教育管理者必须加强自身修养（代序） 《师恩浩瀚》的序言 《大学通识学科综合化》序言 序 言 为文学作品《红肚兜》作序 《曾昭抡日记》序言 创意是作文的生命力（代序） 风骨凛然的杜鹃精神（代序） 《新闻教育改革论》序言 营造自由开放的育人环境（代序） 管理干部学者化的正确方向（代序） 教育的境界决定教育的高度 评傅东缨力作《教育大境界》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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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造教育观是如何形成的 每一种教育形态都有支持它的教育理念，而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也就会造就与这种理念相符合的人才。例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教育，德国赫尔巴特的三段式教育，美国杜威的实用教育，英国贵族学校的天才教育，中国陶行知的大众教育，等等。所以，教育理念是很重要的，它指导人们的教育实践活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有一位叫马尔库塞的西方学者曾高度评价观念的作用，他说: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们能够改变人，而人能够变革世界。 什么是教育理念呢?所谓理念，就是观念或观点，是指人们观察事物时所处的位置或采取的态度。理念是思想意识形态，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大脑中留下的概括形象。教育理念是从教育实践中产生的，这种理念一旦上升到理论，它又对教育实践起着指导作用。 实际上，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他们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在其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无非是自觉或不自觉而已。有人说，中国没有教育家，也有人说，中国只有两个半教育家（指孔子和蔡元培，半个指陶行知）。当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是散布教育家神秘论。教育家并不神秘，应当说每一个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和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都是教育家，一个拥有自己教育理念和论著的学校领导者也是教育家。我国是一个大国，在各类学校受教育的人数相当于美国全国的人口，有着广阔的教育实践天地，应当产生许多教育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教育理论。但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产生有国际影响的当代教育家，亦没有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一统的教育体制造成的，只强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于是造成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局面。很明显，在这样的体制下，很难形成不同风格的学校，也难以产生不同的教育理念。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不必害怕观点的多样化，相反，应当欢迎这种多样化，把它看作有根据解决问题的前提。 我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崇尚教育改革，力图探索办学的新模式。我自学了国内外许多教育家的论著，希望从他们的教育思想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但我又不囿于他们的思想。在教学改革中，我注意研究新情况，尝试新办法，总结新经验。我先后从事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工作24年，其间我撰写了创造教育书系（5种），参加编写的著作多达20种，发表的论文近300篇。在长期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我的教育理念创造教育观。 这个教育观是怎样形成的呢?应当说，一个观念的形成既需要一定的实践基础，又必须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回顾起来，我的创造教育观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是我少年时梦想的延伸。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偶然读了一本关于诺贝尔发明无烟炸药的故事书。我深深地为他的创造精神所感染，决心向他学习，立志做一个发明家，把一生献给人类最美好的事业。进入大学以后，这种欲望更加强烈，我无时不在做着发明家的梦。为此，在学习中，我尝试着自学，成立业余科研小组，努力培养自己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那时教学方法完全是满堂灌，要求的只是死记硬背的能力。我对那种教学方法越来越不满意，但又无能为力。那时，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创造教育，但却很想尝试一下另类教学，这就是我最早的关于创造教育的朦胧意识。 其次，在苏联留学期间，我尝到了独立自主学习的甜头。我在当时的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研究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被迫中途辍学。虽然我在苏联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是那种自由的学习方式却使我难以忘怀。按照苏联授予学位的规定，我们需要通过三门必修课的考试。但是，导师既不给我们上课，也不指定教科书，更为出奇的是连考试时间也不做规定，学生认为准备好了，可以通知导师进行考试（口试）。这样，我就有很大的主动权，采取备考与科学研究并举的方法，以备考促科研，以科研带动备考，最有效地利用了时间。在科学研究上，导师十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权，从科研选题到研究方案设计，都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导师的作用是启发和引导，他们十分乐意听到学生不同的意见，鼓励开展争鸣。那时，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的文化基础与价值观念仍是西式的，所以他们的教育理念也更接近欧美教育。这是我最早接触的西式教育，它使我体验到了与我国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并使我产生了要改革我国教育的想法。 第三，在我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从大量实践中我看到了传统教育的弊端，促使我下定决心进行教育改革，大力推行创造教育。本来，我被任命为校长是一种历史的误会，是被赶着鸭子上架的。我自少年时代起，就梦想当一个发明家，可是当了校长以后，使我失去了发明创造的舞台化学实验室。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自己再从事发明创造已不现实，于是我不得不转换角色，把我的发明梦想转化为另一个梦想，即培养出更多的创造性人才。应当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创造教育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了。但是促使我下定决心的还是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学生，他们是我进行教育改革的依靠力量。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77级学生王小村，他本是历史系学生，但是他对历史毫无兴趣，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为了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兴趣，尊重他们的选择权，我同意了他的要求。的确，他对生物学很感兴趣，在学习期间，他到野外考察，开展科学研究，写出了数篇论文。由于他不重视课堂学习，特别是不愿死记硬背，所以到毕业时，他有两门主课考试不及格，经补考仍然不及格。按照学籍管理规定，他只能获得结业证书，不能发给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但是，他并不服气，拿着一摞论文来找我，并对我说:校长，你是主张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我的这些研究成果是不是我能力的表现?试问全校有几个学生能达到我这样的水平?因此，不发给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是不合理的。我希望校长破例，作为特殊情况准予发给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我的确被他说服了，我的理念不允许我剥夺他应该得到的权利。这是我任职期间唯一的破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后来他又给我出了个更大的难题。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所属的肿瘤研究所工作，应当说这是符合他的特点的。但是，两年以后，他又拿着一摞论文来找我说:这是我两年的研究成果，没有给校长丢脸。但是肿瘤研究所对我不合适，我希望调到一个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单位。为此，我希望校长能把我调回到母校工作，以便加强学校的科学研究。这的确是个难题，当年他毕业时是破例发的毕业文凭，现在要调回来，谈何容易?说实在的，我内心里是很欣赏他的，问题是如何说服生物系的领导，因为他们一直对王小村持反对意见。为此，我三番五次地做生物系领导的工作，但他们始终不同意把他调回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得行使否决权，最后还是把他调回来了。我对生物系的领导说:让我们观察他五年，如果他是个人才，那是学校的幸事。如果他成不了才，请你们拿我是问。令人欣慰的是，两年以后，他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第14届肿瘤学术会议上一炮打响，他的论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会后，他被聘为英国皇家生物化学学会会员，同时他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做博士后研究。有谁能想到，一个连学士学位都拿不到（如果不破例的话），更未能得到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居然被邀请到美国著名大学去做博士后研究，难道这不是对他水平的认可吗? 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创造性的人才成长是不容易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发现他们，而且还要敢于保护他们。当然，像这样的人才不只王小村一个人，还有其他许多例子。应当说他们是在教育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同时他们的成功又进一步增强了我实施创造教育的决心。此时，我对创造教育不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而已经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且形成了我较为系统的创造教育观念。 我的创造教育观是如何形成的 每一种教育形态都有支持它的教育理念，而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也就会造就与这种理念相符合的人才。例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教育，德国赫尔巴特的三段式教育，美国杜威的实用教育，英国贵族学校的天才教育，中国陶行知的大众教育，等等。所以，教育理念是很重要的，它指导人们的教育实践活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有一位叫马尔库塞的西方学者曾高度评价观念的作用，他说: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们能够改变人，而人能够变革世界。 什么是教育理念呢?所谓理念，就是观念或观点，是指人们观察事物时所处的位置或采取的态度。理念是思想意识形态，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大脑中留下的概括形象。教育理念是从教育实践中产生的，这种理念一旦上升到理论，它又对教育实践起着指导作用。 实际上，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他们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在其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无非是自觉或不自觉而已。有人说，中国没有教育家，也有人说，中国只有两个半教育家（指孔子和蔡元培，半个指陶行知）。当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是散布教育家神秘论。教育家并不神秘，应当说每一个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和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都是教育家，一个拥有自己教育理念和论著的学校领导者也是教育家。我国是一个大国，在各类学校受教育的人数相当于美国全国的人口，有着广阔的教育实践天地，应当产生许多教育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教育理论。但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产生有国际影响的当代教育家，亦没有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一统的教育体制造成的，只强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于是造成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局面。很明显，在这样的体制下，很难形成不同风格的学校，也难以产生不同的教育理念。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不必害怕观点的多样化，相反，应当欢迎这种多样化，把它看作有根据解决问题的前提。 我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崇尚教育改革，力图探索办学的新模式。我自学了国内外许多教育家的论著，希望从他们的教育思想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但我又不囿于他们的思想。在教学改革中，我注意研究新情况，尝试新办法，总结新经验。我先后从事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工作24年，其间我撰写了创造教育书系（5种），参加编写的著作多达20种，发表的论文近300篇。在长期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我的教育理念创造教育观。 这个教育观是怎样形成的呢?应当说，一个观念的形成既需要一定的实践基础，又必须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回顾起来，我的创造教育观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是我少年时梦想的延伸。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偶然读了一本关于诺贝尔发明无烟炸药的故事书。我深深地为他的创造精神所感染，决心向他学习，立志做一个发明家，把一生献给人类最美好的事业。进入大学以后，这种欲望更加强烈，我无时不在做着发明家的梦。为此，在学习中，我尝试着自学，成立业余科研小组，努力培养自己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那时教学方法完全是满堂灌，要求的只是死记硬背的能力。我对那种教学方法越来越不满意，但又无能为力。那时，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创造教育，但却很想尝试一下另类教学，这就是我最早的关于创造教育的朦胧意识。 其次，在苏联留学期间，我尝到了独立自主学习的甜头。我在当时的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研究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被迫中途辍学。虽然我在苏联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是那种自由的学习方式却使我难以忘怀。按照苏联授予学位的规定，我们需要通过三门必修课的考试。但是，导师既不给我们上课，也不指定教科书，更为出奇的是连考试时间也不做规定，学生认为准备好了，可以通知导师进行考试（口试）。这样，我就有很大的主动权，采取备考与科学研究并举的方法，以备考促科研，以科研带动备考，最有效地利用了时间。在科学研究上，导师十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权，从科研选题到研究方案设计，都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导师的作用是启发和引导，他们十分乐意听到学生不同的意见，鼓励开展争鸣。那时，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的文化基础与价值观念仍是西式的，所以他们的教育理念也更接近欧美教育。这是我最早接触的西式教育，它使我体验到了与我国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并使我产生了要改革我国教育的想法。 第三，在我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从大量实践中我看到了传统教育的弊端，促使我下定决心进行教育改革，大力推行创造教育。本来，我被任命为校长是一种历史的误会，是被赶着鸭子上架的。我自少年时代起，就梦想当一个发明家，可是当了校长以后，使我失去了发明创造的舞台化学实验室。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自己再从事发明创造已不现实，于是我不得不转换角色，把我的发明梦想转化为另一个梦想，即培养出更多的创造性人才。应当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创造教育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了。但是促使我下定决心的还是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学生，他们是我进行教育改革的依靠力量。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77级学生王小村，他本是历史系学生，但是他对历史毫无兴趣，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为了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兴趣，尊重他们的选择权，我同意了他的要求。的确，他对生物学很感兴趣，在学习期间，他到野外考察，开展科学研究，写出了数篇论文。由于他不重视课堂学习，特别是不愿死记硬背，所以到毕业时，他有两门主课考试不及格，经补考仍然不及格。按照学籍管理规定，他只能获得结业证书，不能发给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但是，他并不服气，拿着一摞论文来找我，并对我说:校长，你是主张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我的这些研究成果是不是我能力的表现?试问全校有几个学生能达到我这样的水平?因此，不发给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是不合理的。我希望校长破例，作为特殊情况准予发给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我的确被他说服了，我的理念不允许我剥夺他应该得到的权利。这是我任职期间唯一的破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后来他又给我出了个更大的难题。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所属的肿瘤研究所工作，应当说这是符合他的特点的。但是，两年以后，他又拿着一摞论文来找我说:这是我两年的研究成果，没有给校长丢脸。但是肿瘤研究所对我不合适，我希望调到一个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单位。为此，我希望校长能把我调回到母校工作，以便加强学校的科学研究。这的确是个难题，当年他毕业时是破例发的毕业文凭，现在要调回来，谈何容易?说实在的，我内心里是很欣赏他的，问题是如何说服生物系的领导，因为他们一直对王小村持反对意见。为此，我三番五次地做生物系领导的工作，但他们始终不同意把他调回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得行使否决权，最后还是把他调回来了。我对生物系的领导说:让我们观察他五年，如果他是个人才，那是学校的幸事。如果他成不了才，请你们拿我是问。令人欣慰的是，两年以后，他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第14届肿瘤学术会议上一炮打响，他的论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会后，他被聘为英国皇家生物化学学会会员，同时他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做博士后研究。有谁能想到，一个连学士学位都拿不到（如果不破例的话），更未能得到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居然被邀请到美国著名大学去做博士后研究，难道这不是对他水平的认可吗? 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创造性的人才成长是不容易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发现他们，而且还要敢于保护他们。当然，像这样的人才不只王小村一个人，还有其他许多例子。应当说他们是在教育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同时他们的成功又进一步增强了我实施创造教育的决心。此时，我对创造教育不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而已经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且形成了我较为系统的创造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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