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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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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几十年读写生涯的经验之谈并2、记录了陈寅恪、胡适等人的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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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丛书简介：本套丛书是季羡林唯一亲定自选集，是作者晚年在医院疗养期间亲自编选的作品集。文集收录了作者在各个人生阶段的代表作品，涵盖散文、随笔、游记、回忆录、日记、学术著述等多种体裁，集中体现了季老的治学之志、文章之风和人格之美。
本书简介：本书集结了季羡林关于读书、治学和写作方面的心得，另收录了他对陈寅恪、胡适等人治学理论的论述。做了一辈子学术研究的季羡林，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坦诚地拿出来与人分享，于广大学生和学者而言，都是很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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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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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语言学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散文家，被称为“学界泰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翌年作为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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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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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做真实的自己（代序）1
第一辑 读书
开卷有益5
我最喜爱的书8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12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15
坐拥书城意未足18
我的书斋20
推荐十种书23
藏书与读书27
我和北大图书馆30
我和外国文学33
漫谈散文41
我对散文的认识49
散文的两大类54
中国散文与世界散文57
1994年我常读的一本书—《陈寅恪诗集》62
读朱自清《背影》63
我读《蒙田随笔》66
我和东坡词71
第二辑 治学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77
我的学术研究的特点和范围80
我和外国语言83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102
如何搜集资料104
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107
如何利用时间109
才、学、识111
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115
关于义理、文章与考证122
学术研究发展的轨迹—由考证到兼顾义理 130
为考证辩诬132
再谈考证135
我的考证138
我的义理141
一些具体的想法144
广通声气 博采众长154
“模糊”“分析”与“综合”156
谈翻译160
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167
汉语与外语170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194
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197
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199
胡适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227
第三辑 写作
作文243
写文章249
写日记251
文章的题目255
我的处女作257
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261
我在小学和中学的写作经历265
文以载道273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276
多读一点中外文学作品280
多注意“身边琐事”283
语言混乱数例290
惨淡经营与信手拈来292
怎样写散文295
语言与文字302
谈谈“炼话”305
获奖有感309
跋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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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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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义理、文章与考证
谈义理
清代桐城派主将姚鼐《复秦小岘书》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与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我觉得，这种三分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它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是十分自然的，它也为我所服膺。
在三者之中，我最不善义理，也最不喜欢义理。我总觉得，义理（理论）这玩意儿比较玄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矛盾，矛盾了几千年，到现在还没有哪一个理论家真正说透。以我的愚见，绝对纯之又纯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没有的。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显然也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符合。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以来，有一些理论家，或者满篇教条，或者以行政命令代替说理，或者视理论如儿戏，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最终让读者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正社会科学的理论不像自然科学的实验那样，乱说不会立即受到惩罚。搞自然科学，你如果瞎鼓捣，眼前就会自食其果，受到惩罚。社会科学理论说错了，第二天一改，脸也用不着红一红。因此，我对于理论有点敬鬼神而远之。这类的文章，我写不出，别人写的我也不大敢看。我对理论的偏见越来越深。我安于自己于此道不擅长，也不求上进。
这并不等于说，我抹杀所有的理论。也有理论让我五体投地地佩服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经过了几十年的学习与考验，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完全反映了客观现实，包括了历史、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即使马克思主义仍然要不断发展，但是迄今它发展达到的水平让我心服口服。
这种轻视理论的做法是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呢？可能是的。一个人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即使是偏见吧，我目前还不打算去改变。我也决不同别人辩论这个问题，因为一辩论，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弄得大家一起坠入五里雾中。我只希望理论家们再认真一点，再细致一点，再深入一点，再严密一点。等到你们的理论能达到或者接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水平时，无须辩论，无须说明，我自然会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你们脚下。
说文章
谈到文章，我觉得里面包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专门搞文章之学的，一个是搞义理或考证之学而注意文章的。专门搞文章之学的是诗人、词人、散文家等。小说家过去不包括在里面。这些人的任务就是把文章写好，文章写不好，就不能成为诗人、词人、散文家、小说家。道理一清二楚，用不着多说。搞义理或考证之学的人，主要任务是探索真理，不管是大事情上的真理，还是小事情上的真理，都是探索。至于是否能把文章写好，不是主要问题。但是，古人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孔子要求弟子们在讲话方面要有点文采，是很有道理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义理学或考证学的专家们，有的文章写得好，有的就写得不怎么好。写得好的，人家愿意看，你探索的真理容易为别人所接受；写得不好的，就会影响别人的接受。这个道理也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我认为对不专门从事文章之学的学者来说，认真把文章写好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论考证
谈到考证，亦称考据，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也是清代朴学大师所最擅长的东西，同时又是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一些人责难的东西。最近我写了一篇短文《为考证辩诬》，这里不再重复。我在这里只谈我的想法和做法。
首先，我觉得考证之学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没有一些人加给它的那种作用，也没有令人惊奇的地方，不要夸大它的功绩，也不要随便加给它任何罪状，它只是做学问的必要的步骤，必由之路。特别是社会科学，你使用一种资料、一本书，你首先必须弄清楚，这种资料、这本书，是否可靠，这就用得着考证。你要利用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证明一件事情，你就要研究这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研究它们原来是什么样子，后来又变成了什么样子，有没有后人窜入的或者更改的东西？如果这些情况都弄不清楚，而望文生义或数典忘祖，贸然引用，企图证明什么，不管你发了多么伟大的议论，引证多么详博，你的根据是建筑在沙漠上的，一吹就破。这里就用得着考证。必须通过细致的考证才能弄清楚的东西，你不能怕费工夫。现在间或有人攻击烦琐的考证，我颇有异议。如果非烦琐不行的话，为什么要怕烦琐？用不着的烦琐，为了卖弄而出现的烦琐，当然为我们所不取。
其次，在进行论证时，我服膺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两句话已经被批了很长时间了，也许有人认为已经被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了。现在人们都谈虎色变，不敢再提。可是我对此又有异议。过去批判这两句话，批判一些人，是在极左思想支配下—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冒充辩证法，鱼目混珠，实际上是伪辩证法—来进行的。头脑一时发热，在所难免，我自己也并非例外。但是，清醒之后，还是改一改为好。我现在就清醒地来重新评估这两句话。
我个人认为，古今中外，不管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哪一个人在进行工作时也离不开这两句话。不这样，才是天大的怪事。在开始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时，你对于这个课题总会有些想法吧，这些想法就是假设。哪里能一点想法都没有而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呢？为什么要“大胆”？意思就是说，不要受旧有的看法或者甚至结论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或者甚至胡想力，提出以前从没有人提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不然，如果一开始就谨小慎微，一大堆清规戒律，满脑袋紧箍，一点幻想力都没有，这绝对不会产生出什么好结果的。哥白尼经过细致观测，觉得有许多现象是太阳绕地球旋转说解释不了的，于是假设了日中心说。这真是石破天惊的假设，大胆的假设。没有这个胆量，太阳恐怕还要“绕”地球运转若干年。没有大胆的假设，世界学术史陈陈相因，能有什么进步呢？
那么，大胆的假设，其罪状究竟何在呢？
有了假设，不等于就有了结论。假设只能指导你去探讨，去钻研。所有的假设，提出来以后，都要根据资料提供的情况，根据科学实验提供的情况来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客观材料证实了多少，你就要在假设中肯定多少。哪些地方同客观材料相违，或者不太符合，你就要在假设中加以修正。这样可能反复多次，十次，百次，几百次；假设也要修正十次，百次，几百次，最后把假设变成结论。有的假设经不住客观材料的考验，甚至必须完全抛弃，重新再立假设，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凡是搞点科学研究的人都能了解其中的味道，或甘或苦，没有定准儿，这就叫作小心的求证。
那么，小心的求证，其罪状究竟何在呢？
也有人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假设，自己认为是神来之笔，是灵感的火花，极端欣赏，极端自我陶醉。但是后来，客观材料，包括实验结果证明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在这个关键时刻，真正有良心的科学工作者应该当机立断，毅然放弃自己的假设，另觅途径，另立新说。这是正途。可是也有个别的人，觉得自己的假设真是美妙绝伦，丢掉了万分可惜。于是不惜歪曲材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选取对自己的假设有利的材料，堆累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迁就自己的假设的结论。这是地道的学术骗子。这样的“学者”难道说是绝无仅有吗？
这就是我理解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这是丝毫也无可非议的。
但是确实有一些学者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再搜集材料，来证实结论。“以论带史”派的学者，我认为就有这种倾向。比如要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他们从什么人的著作里找到了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在搜集材料时，凡有利于这个结论的，则统统收进来；凡与这个结论相违反的，则统统视而不见。有时甚至不惜加以歪曲，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最后磨出一个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而让步政策则是“修正主义”。研究清官与赃官问题时，竟然会说赃官要比清官好得多，因为清官能维护封建统治，而赃官则能促成革命，从而缩短封建统治的寿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研究方法根本用不着假设，不大胆的假设也用不着。至于小心的求证，则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衡量一切，谈不到小心不小心。
对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来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必须彻底批判的。
对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的结论是先验的真理，不许怀疑，只准阐释。他们是代圣人立言，为经典作注。
用这样的方法，抱这样的态度，来研究学问，学问会堕落到什么程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我服膺被批判了多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理由就是这一些。另外可能还有别的解释，则非愚钝如不佞者所能知矣。
统观自己选出来的这些文章，不管它们是多么肤浅，我总想在里面提出哪怕是小小的一点新看法，要提出新看法，就必须先有新假设。假设一提出，还不就是结论。不管假设多么新，在证实之前都不能算数。我经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设，个别时候甚至被迫完全放弃。有的假设，自己最初认为是神来之笔，美妙绝伦；一旦证实它站不住脚，必须丢弃。这时往往引起内心的激烈波动，最终也只能忍痛丢弃。我的做法大体上就是如此。鹦鹉学舌，非我所能；陈陈相因，非我所愿。我也决不敢说，我的这些所谓新看法都是真理。一部人类的学术史证明了学术一定要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将来有新材料发现，或者找到了观察问题的新的角度，自己的看法或者结论也势必要加以修改，这是必然的。
现在归纳起来可以说，我过去五六十年的学术活动走的基本上是一条考证的道路。可是原来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到了今天，通过这个自选活动，我才真正全面而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考证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无非是寻求真理而已。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的。”这句话可以有多种解释。什么叫真理？大家的理解也未必一致。有的人心目中的真理有伦理意义，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事情是什么样子，你就说它是什么样子。这是唯物主义，同时也是真理。我体会爱因斯坦在这里所说的真理就是这样的真理，他这一句话颇耐人寻味。同样是真理，事情却有大小。哥白尼倡日中心说，这是大事情上的真理。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弄清楚一个字或一句话的古音古义，这是小事情上的真理。事情有大有小，而其为真理则一也。有人夸大考证的作用，说什么发现一个字的古音，等于发现了一颗新星，这有点过分夸张。这样的发现与哥白尼的日中心说是不能比的。不管怎样，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历史，这一点恐怕是无法否认的。从事各种工作的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内追求真理、探索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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