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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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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迄今十五年，世界经济布局逆转，香港经济在新形势下屹立不倒，但人们对特区政府的管制信心下滑，对经济社会现况不满，面对各式各样的矛盾，香港何去何从？经济学家王于渐教授在本书中为我们剖析了矛盾的深层次根源，同时就这些深层次矛盾提供真知灼见，对于关心香港前途和未来发展的人士不啻为一本经济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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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于渐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经济学讲座教授，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经济学教授，香港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曾任香港大学首席副校长，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以及香港特区政府多个委员会之委员，包括中国政策组（兼职）、行政长官特设创新科技委员会、策略发展委员会、经济咨询委员会、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医院管理局、房屋委员会、工业及科技发展局、土地及建筑咨询委员会、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香港委员会）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1999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银紫荆星章，表扬他对香港教育、房屋、工业及科技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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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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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论香港深层次矛盾的根源
02公共政策的矛盾
03在中国荫下的成长路：历史回顾
04联系汇率下的外来震荡与价格稳定
05现行财政政策仍最明智
06深层次人口问题
07经济竞争与结构转型
08全球经济整合与香港住宅财富的分布
09香港楼价缘何高企？
10多元与偶尔的无序：伟大城市的奥秘
11城市、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
12试论创意与创新型经济
13核心价值、功能组别与民主原则
14政治经济学浅说
15征税、规管与理性的政客
16为平等、成长而施教
17公共医疗的资助问题
18十年回报偏低强积金有待改进
19香港能否负担高龄社会保障计划？
20全民退休保障的经济后果
21如何摆脱房屋窘境？
22改革资助房屋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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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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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元与偶尔的无序：伟大城市的奥秘
Jane Jacobs（1916—2006）是美国作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笔者1975 年在芝加哥大学上Robert ELucas Jr教授的数理经济学课时，首次听到她的大名。教授讲述自己一篇相当抽象的论文“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 （《论商业公司的规模分布》）时，提到她对大城市经济生活的观察。
笔者没有想到，甚至不敢说Lucas教授当时是否想到，Jacobs的想法启发了大约十年后面世的新经济成长论，成为这项经济学新理论诞生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
Jacobs永久改变了世人对城市的看法。她观察敏锐、深谙世间的常理，善于用新颖而富有启发性的方式捕捉社会进程。本章会介绍她的研究，看看香港和其他东亚大城市能否从中得益，下章再谈谈经济学界如何从她的研究里获得启发。
街道是重要公共空间
Jane Jacobs 1916 年生于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的产煤小镇斯克兰顿（Scranton），只有中学文凭（她其后修读了不同的大专课程，但没有正式毕业），在美国出兵越南期间，为免儿子当兵，因而北上移民，入籍加拿大。1968年，在一次有关纽约市兴建高速公路贯穿曼哈顿岛南部、将社区一分为二的公众集会上，涉嫌骚乱和刑事罪被捕。
那场保育战令Jacobs投入一宗以小斗大的划时代抗争。她面对的是世界第一大都会专横的官方规划师—— 纽约市城市规划总监Robert Moses。最终反建方获胜。
Jacobs于1961年出版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一书中，狠批当时的城市设计，可说是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美国城市（尤其是纽约市）几乎所有弊病的“起诉书”。
美国当时惯常把市区按功能分割为不同的地段，硬性划定为各种“分区”（zoning），然后铲平贫民窟以腾出空间，把拆迁户重新安置在法国大师Le Corboisieur 式“公园里的摩天大厦”，又或者是英国Ebenezer Howard 爵士理想中绿带环绕、自给自足的“花园城市”。香港麦理浩时代兴建的公共屋邨，可说是这项思维的延续。
Jacobs观察美国街道的运作和市内不同的小区，以此判断一个城市是否运作有方。她认为，当时的设计师对于城市如何运作，其实一无所知；反而只是炮制一些城市“应该”如何运作的理论，再以重建为名，以破而非立的手段来
付诸实践。
崇尚园中高楼的“radiant city”（辐射城市）派和主张城市散开广布的分散（decentralists）派看似相反，其实殊途同归。两派都不明白城市活力的所在，只是为居民打造个人的城堡，让他们不相往来。
Jacobs认为，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要从早到晚都熙来攘往，人人你看我、我看你，才能确保治安和卫生。要由朝到晚都有不同来源和背景的顾客，临街的店铺才会兴旺。小公园会为小区增添光彩，但要与四周相衬。生
气蓬勃的街道让居民有健旺的交流，既有社区生活，又能保持私隐。这样的地区才有魅力，吸引区外人涌来分享。
正因此，Jacobs直斥美国很多二线城市大造文化区，借此证明我也有文化本钱，结果只在有节目上演时派点用场，其余时间渺无人烟，俨如死城。
一个城市如何才能行之有效，Jacobs总结出四个彼此扣连的原则：
一、用途要多。不论社区还是街道，要同时具备几种主要功能。让住宅、商店、办公室、小型工业和公共设施毗邻，相辅相成，增加城市的活力，让街道一天到晚都有人流。
二、街段要短。街口之间距离短，城市流通得快，才不会有街段变成死角。
三、新旧并存。要有一些旧楼，与新楼掺杂共生，还要有不同状况和用途、租用或自用的楼房。旧楼可保留地区的历史，形成地区的性格，楼价一般也较低，令区内的商住物业有广泛的层面。
四、人口要密。人口密度要达到临界点，才能维持文化和经济的活动。人口稠密曾经一度视为过度挤迫，但不同的建筑物本来就是设计予不同的居住密度使用的；人数超出设计密度，才构成过度挤迫的问题。由于把密度与挤迫混
为一谈，有人设计了各种“中庸”密度的建筑，但发觉无论市郊区还是城市，都不适合。
按功能划分可扼杀活力
Jacobs教晓我们，不同用途的建筑物并存，不但不是混乱，反而是高层次的秩序。这是一种有组织的复合体，不是简单的复合体或无组织的复合体可比。香港的湾仔即为明证，干诺道以北是人为的单一地区，以南是自成的多元地区。社区想要运作良好，主要靠市民的行动，单靠人为设计无法达成。
Jacobs的洞见在于，一些城市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多元，甚至看似无序。香港需要鼓励多元，透过立法分区来“净化”某个地区之前，还宜三思。
一个社区太成功，有时候也会扼杀了多元化。人口和商业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争相利用区内的建筑物换取最大的收益，以致扼杀多元性。为免出现这种情形，要多发掘有魅力的社区，增加这方面的供应。至于靠分区来达致多元，问题在于任何人为的划分，最终都难免僵化。
香港制造业北迁后，空置的工业大厦之所以未能改变用途以物尽其用，其中一个障碍就是当年订下的分区限制。更改地区规划的过程通常很缓慢，难以维持区内的经济活力。
灾变性的变革也可能扼杀城市的生命。贫民区是一些人落地生根之前的立足点，不少居民在那里成长，引以为傲。政府兴建住房来取代贫民区，反而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整个社区连根拔起，居民给扔进用途单一、缺乏生气的环境。
想要消除贫民区，只能静待有能力迁出的居民选择留低，循序渐进来达成；Jacobs很看重循序渐进。大兴土木和大型政策表面上是遵循她的原则，但采用灾变性的变革，失败的可能性更大，何况也未能做到新旧楼房并存。
Jacobs认为，一个城市想要成功，就要让不同楼龄的建筑物并存。虽然新楼通常较旧楼受欢迎，但推倒旧区代之以新楼，反会令城市死亡。原因显而易见：新楼租金较高，但租金低，新企业才能生存。以新代旧的重建方式容不下新企业，扼杀成长的动力，令区内的经济难以发展。
1950—196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公营房屋蔚然成风，也惯常以收入来厘定住户资格。换言之，公营房屋是为低收入人士而建，并由政府提供资助。但是，按收入分等不但间接孤立了社区，更形成标签效应，分化社会，造成你我有别，抑制阶层之间的交流和社区的多元性。
零售业要在多元环境下才能兴旺，现在面对公营屋邨的单一环境，觉得发展有限，从而不太热衷经营。再说公营房屋通常规定收入上限，住户日后若事业有成，也就必须迁出（香港的公屋富户可选择缴付双倍租金）。
Jacobs的看法很简单，但相当中肯：住户有归属感，愿意留下，帮忙改善环境，社区才会兴旺；但现在一富起来就要搬走，令区内少了更新的动力。基于其他论据，笔者也曾建议，将住户买断居屋和租住公屋的“补地价”差额，定在住户最初迁入时，而不是在决定买断时的市价。
现在从Jacobs的论点，这方面又多了一个理据：选择买断单位、在公营屋邨生根的业主，有助于社区建设。反过来，选择迁出屋邨的市民也可以为新居所属的社区增添色彩。
一个城市要有活力，市区发展必然不停改变，要能跟上城市生活的潮流，以开放的态度来迎接变化，不能以一成不变的规划和准则作茧自缚。Jacobs相信，按功能划分地区和按收入分配房屋这类规划，看似打造“理想的城市”，但实际上是错误的，只会扼杀城市的活力。一些规划师不但未懂得这样理解自己的城市，也忽略了街头巷尾的平民智慧。
Jacobs说服我们，由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是失败的。市区发展政策牵涉极高的交易成本，对各方面的影响深远，实在无法单靠自发性的市场交易来处理。Jacobs认为城市是有组织的复合体，这个有机体内存在着众多彼此相连的因素，着手处理时，必须同时面对所有的因素，而不能够将各种因素分割斩件，便以为可逐一解决。
这也就需要改变决策方式，着重决策过程，而不是只看决策的后果；要善于归纳，而不仅是演绎，多从小处着眼，留心有启发性的线索，而不只是概括，急于推而广之。城市发展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利害，必须由整个社区和各路持份者参与，共同勾划；要找到各方都觉得合适的选择，这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linor Ostrom 教授研究过一些单靠政府和市场难以解决的政策议题。借着探讨市民之间如何形成各种自愿的集体互动交流平台，这位美国女学者逐步就如何管理集体资源的运用，总结出一套效益和公平兼备的规则。这也许是比较好的决策模式。
香港市区重建局最近发挥创意，建议让遭到拆迁的居民以楼换楼，同时提供临时调迁的安排，此举不单保留，甚至加强了本区的多元性，有关的影响甚至可能超出拆迁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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