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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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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问题一直是香港、内地以及国内外媒体关注的问题，香港近期出现的占领中环旺角暴乱香港立法会宣誓事件等体现出香港*分离主义和港独思潮甚嚣尘上，威胁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权，危害香港特区政府管治。《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香港人的政治心态》三本学术专著是香港著名学者、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问题专家刘兆佳教授的系列学术论文集，刘兆佳教授结合香港政治领域*重要的政治体制（政制）、社会、法律层面的焦点问题进行分析，在如何稳定政局，如何通过政制改革达到*的共识，如何调节香港民众的政治心态，如何更有效地管治香港社会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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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近几年来，香港的反对势力与港独思潮相互配合，不断提出各种分离主义的主张和制造各种社会事件。研究香港问题的本质和变迁对解决目前香港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使香港政治常态化具有重要意义。
《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通过对香港政治、社会、文化的历史分析，展现其社会特质，为香港政制改革提出更切合实际的诉求和建议。作者在大量分析香港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着重指出，香港的局部民主化，导致推行选举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并存，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分离，香港政党呈现弱化和分化的趋势以及缺乏有群众基础的本地政治领袖。优秀的本地政治领袖和强有力的政党是推动香港政制改革的重要因素。为了保持稳定和有效的管治，未来香港一方面要加强与内地的联系，倚靠内地中央政府的力量加强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要重整政治体系内的权力结构，提高核心官员的领导地位，培养优秀的本地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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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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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兆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原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香港政府首席智囊之一，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从事香港问题研究近40年，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1993~1997年），刘兆佳先后以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中央主导的香港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就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提供意见。2002~2012年出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为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治港提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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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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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部分 社会与政治
第1章 社会容纳政治
第2章 城市化与工业化背景下的华人家庭主义
第3章 社会变迁、官僚管治和新兴政治问题
第二部分 选举政治
第4章 区议会选举
第5章 1985年区议会选举与殖民地的政治动员
第6章 媒介环境和选举
第7章 认知动员与对香港民主党的选举支持
第三部分 非殖民化下的政制改革
第8章 政制改革的矛盾与选择
第9章 中英协议后香港的政制变迁
第10章 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
第四部分 回归与政制发展
第11章 《基本法》与新政治秩序
第12章 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
第五部分 精英与政党
第13章 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的分离
第14章 政治精英从团结走向分裂
第15章 残缺不全的政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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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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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社会容纳政治
社会科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政治不稳。当然偶尔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很多例子显示，经济快速发展会扩大贫富差距，造成社会阶级相互对立，并严重削弱政治秩序的认受性。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威权体制，这可以视为就政治体制做出的最激烈回应，试图以此规管或压制因重大经济变革而产生的社会冲突。
香港的特殊之处在于，在过去几十年间，虽经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显著的收入不平等，以及大众参与政治的正规与非正规渠道仅有轻微扩展，却保持相当稳定的政治局面。社会基层华人在政治上无声无息，这表现在：他们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只有少数政治领袖会代表他们发声，综合他们的诉求；他们自行发起的集体行动极为稀少。简而言之，迄今为止，香港经济的两极化还没有转变为社会上层和社会基层的政治对立。
本章通过调查香港年轻工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来解释这个政治上的悖论。本章使用的理论命题是：若工人可以循非政治渠道，获取足够资源来满足其重要需求，那么他们和政治制度的关系就微不足道了，也就是说，政治制度不会因无法满足大量来自社会基层的诉求而负担过重。另外，若在工人看来，政府和社会上层并没有特别明显地霸占更多基层满足自己需求的机会，那么政治稳定性将会加倍增强。我们假定这两个因素在香港都起作用，为这个殖民地带来社会容纳政治的效果。
我们将根据一项于1978年年中进行的问卷调查所得展示社会容纳政治的运作过程。受访者从九龙观塘区的蓝田邨抽选，因为那里是香港最大型的公共屋邨之一，其居民可代表香港的低收入工人阶层。调查成功完成373个访问，受访者中，有173对夫妇，另有27位女性（值得注意的是，样本中的女性数量较多，难免更凸显研究所得的政治保守主义）。大多数受访者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在职受访者中，81%的男性及84%的女性是体力劳动者。大多数家庭的月收入在901～1 800港元之间，按照香港标准属于偏低。受访者的教育水平也偏低，67.5%只接受过小学教育，21.5%上过中学，11%没受过正规教育。所有受访者都有子女，平均每个家庭有2.15名。一般来讲，受访者是拥有完整家庭和稳定工作的年轻工人。研究这样的工人群体对当代香港特别有意义，因为功利家庭主义是维系香港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与上一辈相比，年轻工人的规范和行动是否更少受功利家庭主义的影响？倘若如此，对香港的政治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重要需求与分化的资源网络
我们的调研从挑选一些特定需求开始，即先列出一些具体的需求，再询问受访者循哪些渠道获得满足。这些需求之所以被选出，主要是根据我们过去接触香港社会基层的经验，认为它们对受访者特别重要，并且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包括政治行动）得到满足。这些需求涉及居住条件、人际交往、财政问题、找寻工作及婚姻问题。在解释数据时，不适用意指有关需求对受访者不重要，这意味着该需求可能已被解决，或受访者不太看重。从收集来的数据判断，多数情况下，前一解释看起来更合理。
在居住条件方面，当被问及若对居住环境不满，会向哪里寻求帮助时，约40%的受访者认为这个问题不相关，也许成功入住公共屋邨，便可以让他们觉得有关需求已获得满意的解决。对认为有需要解决居住环境问题的受访者而言，有20.4%找政府寻求帮助，9.7%找朋友和工友，8.6%找亲戚，7.2%找父母。选择其他途径（例如，邻居、志愿团体和社会头面人物）的比例极低，也有少数受访者会同时利用多个渠道获取资源。值得关注的是，在表示有此需求的受访者中，超过半数选择什么都不做。
在人际交往方面，当被问及若人际关系出现麻烦，会向哪里寻求帮助时，约64%的受访者认为这个问题不适用于他们。一些学者已指出，华人会尽量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并且害怕和不能容忍社会冲突。这种心理和文化上的倾向，可能导致受访者不太关注人际关系的需求。对感到有需要解决此问题的受访者而言，很明显，大多数从来没有寻求过任何帮助，仅12.9%找朋友和工友寻求帮助，10.4%找父母，5.3%找亲戚，4.6%找邻居。选择其他途径（例如，政府、志愿团体、律师和社会头面人物）的受访者比例更小。
在财政问题方面，仅约23%的受访者认为这个问题不相关，考虑到他们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不难理解。在感到有需要解决财政问题的受访者中，49.5%找朋友和工友寻求帮助，38.2%找亲戚，33.3%找父母。较少受访者选择其他途径，包括11.5%找邻居，10.3%找雇主，6.3%找政府，4.5%找有借贷功能的志愿团体。找借贷公司、志愿团体和社会头面人物解决财政问题的受访者更少。
在找寻工作方面，受访者的回应与上述情况非常不同。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有这方面的需求，仅约6%的受访者认为和自己无关。香港全民就业的经济现实和劳工市场紧张造就了以下局面：香港工人有大量机会另觅新职，那些新工作提供了更高的金钱诱因。结果，工人换工作的频率极高。在这样的环境下，有关新工作职位的信息和可以协助其进入其他工种的能力，就是受访者寻找的有价值资源。在感到有需要获得这些资源的受访者中，朋友（包括工友）、报纸和亲戚是最关键的渠道，各有66.8%、26.4%和22%的受访者曾利用这些渠道。不太重要的渠道是通过邻居、父母、政府、志愿团体和社会头面人物解决这种需求。
在婚姻问题方面，一般来讲，受访者可以很好地适应、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只有约45%的受访者认为存在这方面的需求，其中，大多数倾向于不寻求他人帮助，仅20.8%的受访者找父母解决婚姻问题，11.8%找亲戚，10.8%找朋友。几乎没有受访者通过其他途径（例如，邻居、志愿团体、政府、律师和社会头面人物）解决婚姻问题。
上文考察了年轻工人对需求的感受，以及为满足这些需求而获取资源的多种模式。从这个考察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上文列举的大多数需求与受访者的日常生活并不特别相关。这些需求或已被解决，或即使未被解决，受访者也能容忍。一种说法是，受访者对未能得到满足的需求有极大容忍度。为证实这种说法，我们必须证明，在需求未被解决的情况下，受访者仍相当满意生活现状。相关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非常满意家庭生活现状，55.8%表示满意，另有31.9%表示还好。我们可以据此推论，受访者能够容忍未被解决的需求，没有产生挫败感并进而转化为政治行动。
另一相关问题是，逾半受访者似乎认为他们的需求已被解决，并因此视这些问题与他们无关，那么政府在满足受访者的需求时扮演了何种角色？若政府能预先考虑到社会基层的需求，并提供渠道予以满足，那么此举带来的政治稳定很明显就是行政吸纳政治。通过这种做法，潜在的、会带来麻烦的政治问题就被安全地扼杀在萌芽之中。然而，本次调研的数据还提出另外的解释。从常识的角度看，对选择利用公共服务来解决自己需求的人来说，政府提供的资源明显远远不够。数据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政府提供的服务不是满足其需求的重要渠道，也很少向政府求助。另外，他们不寻求官方协助，并不是因为不知悉公共服务的存在，社区需求研究已反复证实，香港的普罗大众非常清楚有哪些公共服务可以利用。因此，在满足社会基层的需求上，政府的作用十分微弱，这个情况也可以从越来越多的请愿和示威行动略见一斑。
那么，从调研数据得出的结论就是，受访者和他们的家庭能利用不同的资源网络解决重要需求。本文提及的资源网络是指社会关系网络，它的边界虽然狭窄，却不那么清晰。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个人和家庭可以动用资源以解决需求。因为每一个这样的网络都是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因此可以称它为家庭中心网络。受访者构建的资源网络是分化的，要利用不同的资源获取渠道解决不同需求，没有一个网络可以解决全部需求。在构建这些资源网络的过程中，工具主义考虑占突出地位，每一个相关的核心家庭都高度理性，这表现在接受和排斥资源网络的参与者（个人或群体）上，无论是接受还是排斥，都要达到资源流动最大化的目的。即使从短期来看，这种资源网络相对稳定，但长远来看还会有变化，这是因为环境的改变和家庭本身的流动性（包括社会阶层上的和地域上的）。
有很多因素影响这些资源网络的组成和结构，较重要的因素包括：亲属传统的重要性、志愿团体的普及程度、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通信和交通设施的效率、居住的模式、家庭的结构、手足情谊的风气，以及相关人士的重要需求、年龄和职业模式等。
从调研数据看，在香港年轻工人中，政府和邻居都不是重要资源网络，只有在与居住条件有关的需求中，政府才是他们寻求帮助的对象，这可能仅仅是因为受访者都住在由政府拥有和运营的公共屋邨。志愿团体也是如此。众所周知，海外华人非常有能力自行组织互助性质的志愿团体，在香港，志愿团体却不是重要的资源获取渠道，这颇出人意料。考虑到香港仍存在一定数量的志愿团体，调研数据显示它们的用处不大，就意味着它们可能缺乏资源，或用来解决城市生活问题的资源不能通过这种形式的组织来提供。华人的传统和先赋纽带日益疏离、提供社会和地区层面服务的需求日趋强烈、所需资源越来越细化，也导致志愿团体的重要性减退。受访者也很少使用专业人士（例如，律师）提供的服务，可能是因花费太高，以及专业人士的专业能力还未完全被受访者认可。在其他社会，头面人物通常作为恩主、政治中间人、领袖、政党实力派等，在向民众提供和分配服务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但在香港，这种情况并不存在。香港没有具重要政治意义的选举制度，这可能使民众缺乏筹码与想要谋公职兼手握资源的人进行互惠交换。地域流动和城市管理的复杂多变也阻碍形成长期持续的主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网络，即使有选举也是如此。
香港的政治实力派依靠政府获得权力和地位，这个事实说明他们疏远民众，也不想与民众建立主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头面人物在受访者的资源网络里不具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
在香港年轻工人的资源网络里，可作为资源获取主要渠道的是父母、亲戚和朋友（包括工友），而朋友（包括工友）具有极大重要性。数据显示，家庭和血缘纽带都不如朋友关系重要，并且除面对掺杂情感因素的问题（例如，婚姻问题），工人更多依靠由朋友和工友关系形成的网络来解决工具性和短期性的问题。
香港独特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香港工人主要动用的资源网络越发分化，他们能灵活操纵这些网络以解决问题。此外，香港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之处在于，规范网络成员间交换行为的互惠原则看起来并不特别显著：43.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帮助的人之前从未帮助过他们；50.1%表示不期望他们帮助的人将来会做出回报。我们不十分肯定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然而，人们看起来并不强调直接互惠关系，但因缺乏证据，我们还不能分析间接互惠关系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受访者相当满意其生活现状，因为他们能成功解决自己的需求，或者通过个人努力或刻意构建的多样化资源网络获取所需资源。若需求得不到解决，受访者也能容忍由此产生的不便和挫败感，并控制他们的不满。
对替代性资源获取渠道的认知
香港年轻工人构建的各种资源网络主要基于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关系，政府、政治实力派、社会头面人物、专业人士、志愿团体和公共团体的作用并不明显，因此这些网络必须保持较小的规模，包括参与的人数和交换资源的数量。通过这些网络，年轻工人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社会领域存在这种资源获取渠道且相对有效，结果令年轻工人的需求很少被政治化。也就是说，需求很少会转变成政治诉求，要求政府部门予以解决。社会有能力吸纳一些可能会被政治化的问题，我们称这一现象为社会容纳政治。考虑到调查样本代表香港年轻工人现时的需求构成，以及分化的资源网络可以用来满足需求的结构性安排，我们也可以说，这些需求的政治显著性相对偏低。
作为满足需求的一种结构性安排，分化的资源网络并非香港年轻工人获取资源的唯一方式。若社会容纳政治是香港政治稳定的主要原因，那么利用这些网络就必须被视为解决需求的唯一可取手段。获取资源的替代性渠道（特别是政府和社会上层）就必须被视为不相干的，甚至是不可取的方式。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目标取向行为与政治对象没有任何关系时，矛头便会指向非政治的对象，其行为亦没有政治意义。
我曾在其他文章指出，华人以家庭和家庭利益为重，不太在意政治行动的作用和意义。港英政府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刻意不干涉华人社会的群体组织，以及极少介入香港的经济事务，都表明政府不会阻碍香港年轻工人自行解决需求。实际上，港人对政府的角色要求不高，主要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守护者。如果政府在社会福利和收入再分配领域能起到更积极的作用，一定会受到社会基层的欢迎，但民众并不强烈要求政府这么做。当受访者被问及是否觉得政府有责任照顾普罗大众时，19%表示政府有重大责任，71.8%表示有责任，而仅3%表示没有任何责任。考虑到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偏低，以及政府在过去10多年也开始向穷人提供社会服务（虽然微不足道），受访者对政府的看法还算正面，有0.3%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很有意愿照顾普罗大众，37.5%认为有这种意愿，32.2%认为至少有一点意愿。一般来讲，迄今为止，港英政府的执政表现符合受访者对政府的角色期待。
同样地，受访者并不认为针对社会上层的政治行动是获取资源的可取渠道。香港是个开放的经济体，依附于国际市场，这一现实让很多港人相信，零和博弈的原则并不适用于香港。社会上层的财富和地位并不被视为源于经济剥削、强占社会基层应享有的份额。为探究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在香港，一个人要靠攫取他人的钱财才可以致富。答案颇具启发性：91.2%的受访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仅4.8%同意这种说法。因此，受访者对社会上层的敌对情绪极度微弱。事实是，很多香港工人都尊重靠自己努力致富的人。
在一定意义上，香港年轻工人已个体化（privatized），正如洛克伍德（Lockwood）所言，个体化工人的特征之一是，主要以金钱指标来看待社会关系，不认为社会或是被划分为高低等级不同的群体，或是被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阶级。在个体化工人组成的社会里，个体间相互联结或相互分离，与其说是因为某种类型的社会交换，倒不如说是基于个体收入和财富的数量。结果是：
权力不被理解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力，而是一个人获得其他东西的能力，例如，购买力。社会地位也不意味着地位相同的人组成群体，分享类似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完全被视为一种生活水平，有多少能力便可达到何等水平。一个人未必容易挣到足够的收入来达到特定的生活水平，因此进入不了那个更富裕的阶层；但除了收入，并没有其他社会阶层流动的障碍。
香港年轻工人普遍相信自己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会变动，这种信念进一步增强了不敌视社会上层的态度，以及随之产生的以金钱来衡量社会分层的看法。60%的受访者认为港人都有向上流动的社会机会，这种观点有利于消除阶级矛盾。
使阶级关系趋于缓和的另一因素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行为方式与受访者持有的角色期望相契合。当被问及富人是否有责任帮助穷人时，8.3%的受访者认为有很大责任，56%认为有责任。换言之，受访者对富人并没有很高的期望。数据亦显示，他们对富人并不表示特别失望。即使无人认为富人很有意愿帮助穷人，仍有19.9%的受访者认为富人有此意愿，36.5%认为至少有一点意愿。
当民众对政府角色和社会上层的认知有限，再加上普遍相信政府和社会上层已或多或少满足了社会的期望时，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受访者解释其生活现状时，只是基于个人努力和从个人资源网络所能获取的资源了。不过，当被问及处于困境时应依靠谁的帮助时，受访者的答案有些令人迷惑。我们逐一询问他们或可动用的渠道时，75.3%的受访者认为应依靠家庭成员，64.6%认为是亲戚，70%认为是朋友，65.6%认为是志愿团体和慈善组织，67.9%认为是政府，34%认为是社会头面人物。这些数据说明，在受访者的主观看法上，除社会头面人物，其他所有的资源获取渠道在理论上都重要。然而，之前的数据显示，受访者实际上很少依靠政府、志愿团体和慈善组织获取帮助。另外，我们在上文也已指出，港人仍有一些需求未获满足，但这种情况不知为何还能被容忍，而不多利用有关渠道的做法也相当难以理解。如下设想或可解释这个迷局，即将这部分数据视为反映受访者抱有微弱期望，这种期望源于他们从大众传媒和其他信息来源获知存在这些资源网络，但他们没有认真考虑，并从内心接受这是可以利用的资源网络。
为支持我们对数据中不一致情况的解释，可以借鉴一下其他信息。当被问及如何解释香港穷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时，有11.3%的受访者归咎于命运，38.6%认为是因为穷人懒惰，22.8%认为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当进一步问及穷人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改善生活时，81.2%的受访者认为靠自己的努力，4.3%认为靠子女的成就，5.1%认为靠穷人团结一致争取自己的权利，2.4%认为靠政府帮助。当把所有数据都放在一起分析时，我们能相当清晰地看到香港年轻工人是如何看待哪些因素可以构成向上流动的社会机会的。如果民众不认为直接针对政府和社会上层的行动有助于获取资源以解决需求，那么很大程度上会排除用政治手段来达到目的。结果，政治的显著性会进一步降低。
阶级意识与对集体行动的认知
香港年轻工人的金钱取向，以及相信社会存在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对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的感受不明显。我们在这里可以添加的观察是，在香港年轻人心目中仍占据重要地位的是，他们渴望当老板，这符合中国人传统的理想。通过个人努力实现向上流动，阻碍了阶级意识的形成。与此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年轻工人人均收入的提高，已使他们沿着社会经济阶梯向上攀升，与父辈相比，他们是成功的。其他社会的相关研究表明，经济的繁荣阻碍了阶级意识的形成，在香港，这两种现象之间的逆向关系非常明显。意识形态分歧严重阻碍工会发展、工会四分五裂、家长式的雇佣关系，以及工人阶层内部受先赋和特定纽带（例如，宗族、宗教）的影响，这些因素严重地限制了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的发展。
工人阶级缺乏团结和积极性（过去几十年的低罢工率可资佐证）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相对而言，数据给出的画面稍微令人惊讶。至少在主观层面，受访者认同工人的利益，也声称希望参加阶级行动以改善共同的利益。当被问到假设现在的情况是穷人已组织起来争取利益，他们会如何做时，46.6%的受访者表示会加入，13.4%表示犹豫不决。对工人身份认同的另一种描述是，65.7%的受访者更乐意看到邻居买得起彩色电视机，虽然自己可能办不到，而不愿意看到一个陌生的富人挣到更多的钱。考虑到很多人会选择工友（特别是邻居）作为参照群体，上面这个结果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79.1%的受访者指出，当通过比较，发现很多港人过得不如自己时，就会满意自己的生活。把这些数据结合在一起分析就会看出，受访者似乎知道自己和其他香港工人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尽管如此，这种认知并不完全会在工人心中扎根，迄今为止，它只是很有限地转化为公开行动。考虑到受访者对社会上层的看法，承认工人的共同利益似乎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对富人的敌视。
在解释受访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时，主观看法和行为方式的不匹配再次出现。一方面，受访者的主流看法似乎是希望有更多的参与，但很少转化为明确的行动。当被问及在过去是否采取行动，以反对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政府政策时，88.5%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在表示曾采取行动的7.8%的受访者中，大多数看法都是关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大厦维修、噪声污染等），采取行动的方式亦极为温和（例如，向报纸写信揭发，向相关政府官员投诉）。另一方面，在主观看法上，他们看起来更积极。例如，46.9%的受访者声称，若在未来他们的利益因政府政策而受损，就会采取行动。当被问及打算采取何种形式的行动时，56%受访者拒绝回答，说明他们仍不清楚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向政府表达意见。至于有确定答案者，他们的选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34.5%的受访者选择亲自接触相关的政府官员，22.4%选择通过大众传媒表达不满，8.5%选择从居住大厦的互助委员会和其他形式的非政府组织获得帮助，7.3%选择向港督或其他高级官员请愿，6.7%选择向市政局或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寻求帮助，3%选择公开表达意见或向电视台、电台、报纸爆料。
总而言之，在行为层面上，香港年轻工人与社会上层及政府的关系符合社会容纳政治精神，直接针对后两者的行动非常少。那些为数不多的行动本质上是个体化的，很少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出现。然而，在认知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年轻工人的看法正在改变，虽然只是渐进的。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以集体行动的方式主张自己的权利，也逐渐意识到存在这样的渠道。这些主观倾向不会完全转变为政治行动，这也许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构建的社会网络仍有充沛资源，足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政治行动带有更高的成本且存在风险，因此被当作次要选择。我们认为，社会容纳政治的机制将逐渐衰退。在未来，越来越多的资源需从政府那里获取，年轻工人的主观倾向也将促使他们进一步参与政治行动。
经济发展、社会基层的去政治化与政治稳定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维系政治稳定，绝不能轻视社会基层去政治化的作用。这意味着必须避免社会基层（在多数情况下，与社会的中上层相比，他们并非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成为政治冲突的源头。特别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基层的去政治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期望他们能做出牺牲，甚至是被迫做出牺牲，才能释放资源，进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资本。我们可从规范与结构两个角度观察去政治化。
规范上的去政治化至少指3个方面：一，发展出意识形态共识；二，意识形态在现实政治的影响力减退，这相当于意识形态论述和政治实践在功能上分离；三，意识形态论述的显著性下降。理论上，我们很难找到去政治化的规范概念有什么错误。然而，它所规定的条件很少能被满足。在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甚至是被认为已进入意识形态终结时代的国家或地区，意识形态差异盛行。对那些看起来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国家或地区进一步深入分析通常会发现，所谓的意识形态一致，只是被强迫的一致。同样地，香港年轻工人在政治上不积极，不能被解释为他们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看法远不是事实。在香港，种族、文化、经济和意识形态差异比比皆是，我们无法寄希望于这样一个社会能依靠意识形态共识来完成对社会基层的去政治化，并因此巩固政治稳定。
去政治化在结构层面具有更大的理论效用，其主要的理论假设是，去政治化是社会结构安排带来的后果，尽管社会上不乏政治现实的角力和意识形态的分歧，社会基层基本上处于去政治化的状态。去政治化是通过以下几种主要结构性模式和机制来实现的：一，强制；二，政治代表；三，受规管的政治参与；四，通过精英参与政治，这种机制可以再分成两种，即联盟合作型和主从关系型；五，统治阶级作为利益代表。这几种去政治化的结构模式只是粗略的、理想型的，现实世界里通常是几种模式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然而，香港的特别之处在于没有用上述任何一种结构安排来达到社会基层去政治化的目的。首先，这些去政治化的结构模式都是以政治安排的形式出现的，去政治化的运作原则就是剥夺社会基层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和需要。换句话说，政治制度有意侵入社会领域，以达到去政治化的目的。除强制模式（它故意不考虑社会基层的利益）外，其他几种模式都特意利用政治手段构建社会基层需要，并将其需要导入政治领域予以解决。与强制模式相比，其他几种模式通过诱使社会基层接受正统政治游戏的规则，试图在社会基层中建立一种认可接受现存政治制度的氛围，而这种认受性在相关社会是统治阶级保证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
然而，在香港，社会基层的去政治化走了另一条路。它与上述几种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社会安排的模式出现。这种模式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社会容纳政治，在这种模式下，社会基层存在一个复杂、精细和高度分化的组织网络，这个网络有能力汇集足够的资源去照顾基层需求。结果，这些需求（因为华人社会基层的容忍能力强，这些需求的范围本来就不大）能被免于引导进入政治领域予以解决。通常，这种基层组织网络能够涵盖很多小的群体，网络中的个人从事资源互换，并在情感上相互依赖。香港的政治制度不仅没有干扰社会领域的事务，反而精心算计，尽可能地提供条件促进社会领域进一步发展。
香港的政体和社会相互分离是容许社会容纳政治出现的基本结构特色，这就是说，联结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作用机制是有限的，而有限的机制也无甚实效。在其他社会，分离的政体和社会会由一系列的正规安排（例如，政党、立法机关、选举制度等）予以联结，当然成功的程度各不相同。但在香港，能将社会基层整合进政体的正规结构安排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些号称可以起到这种作用的制度（例如，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市政局、民政司署）大都缺乏行政和法定权力，社会基层也很少利用它们。非正规的联结机制（例如，大众传媒、政府开展的民意调查、利益团体、与政府官员直接接触、请愿等）也没有做得更好。大多数有影响力的利益团体（例如，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旨在代表香港精英阶层的利益，与社会基层完全不相干。香港政体和社会的分离导致社会领域近乎自给自足，任何未被满足的需求亦难以脱离社会领域，进入政治领域。
为确保社会容纳政治的有效性，还需要其他关键因素，但在这里只能简略提及。香港精英近乎铁板一块，从而防止了部分精英因心生不满而动员民众以满足私利。迄今为止，精英和民众间没有明显的冲突，这是因为经济的开放性（因此排除了阶级利益以零和博弈的形式出现）、经济持续繁荣、人均收入提高、全民就业，以及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有机会向社会上层流动。另外，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工会的角色受限，组织能力的疲弱不堪和自身的四分五裂让香港年轻工人难以有组织地进行集体行动。再者，年轻工人各自为政，分化为众多细小的资源互换网络，这些都不利于对他们进行政治动员，鼓动其参与政治。
结论
我们在本章已论证，通过社会容纳政治的机制，迄今为止，香港在经历经济快速发展和因此导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同时，依然可以维持政治稳定。与其他导致社会基层去政治化的模式（主要以政治手段实现）相比，社会容纳政治取决于两种现象的共同存在，一种是政治领域相对未开发，另一种是社会领域相对过度开发，因此这是以社会手段达成的去政治化。社会容纳政治在香港是可能的，这主要取决于社会和政体的分离、统治阶级奉行不干预管治哲学、社会领域的资源充沛、经济繁荣，以及工人阶级难以被政治动员。社会容纳政治带来的后果是，社会领域的议题和需求不会通过政治手段予以解决。
从长远看，作为去政治化机制，社会容纳政治会越发没有实效。需要在社会层面予以解决的问题会增多，特别是在住房问题上，而社会用以满足需求的资源会消耗殆尽，因为社会中的基本资源网络（特别是家庭）在逐渐瓦解，向上层社会流动亦有助于个人意识抬头。根据我们的调查，香港年轻工人已认为政府应承担更广泛的职能，自己也会扮演更积极的政治角色，他们看起来已经在心理上做好准备，要进入政治竞技场，想在那里碰碰运气。过去10多年间，越来越多的积极知识分子和学生在社会基层成立组织（多以社区和街坊邻里为基础），为基层争取权益，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联结社会和政体的桥梁正缓慢成形。在这个新生背景下，如果出现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而政府又拿不出措施予以纾缓，它肯定会陷入政治麻烦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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