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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为学者型书人刘苏里与梁文道、金雁、吴思等十二位当今社会人文各学科重要学者围绕“重温经典”这一主题开展的对谈。
本书所讨论的对象包括潘恩、韦伯、凯恩斯、马基雅维利，老子等，他们或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观念领域，或深刻影响了人类的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实践。
刘苏里站在一个历史上稀有的“原点时刻”进行思考与发问，与和他旗鼓相当的十二位谈话对手，以开放的、富于政治想象力的、尚未被技术化驯服的思维，为我们展现了人类智慧转化为中国智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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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苏里，学者，万圣书园创始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作者为声名远播的学者型书人、中国图书界的民间观察者，任多个图书奖评委，长期为报刊撰写评书荐书专栏。近年来，与国内外知名学人就社会人文领域重要话题的对话受到各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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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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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潘恩的《常识》到梁氏《常识》
与梁文道谈常识
辩论是通向合法性的道路
与萧瀚谈美国宪法
美利坚的政治基础
与于向东谈《论美国的民主》
德意志的费希特：激情与迷途
与高全喜谈费希特
先知马克斯·韦伯
与阎克文谈韦伯
知识人的镜子
与卢跃刚谈科尔奈
东欧共产主义及其殉难者
和金雁谈纳吉与吉拉斯
伯林问题及其两难
与钱永祥谈伯林
站在人类立场上言说
与郑也夫谈凯恩斯
君主与美德
与刘小枫谈《君主论》
《1984》何以开出《美丽新世界》
与止庵谈奥威尔与赫胥黎
老子曲线
与吴思谈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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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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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潘恩的《常识》到梁氏《常识》
与梁文道谈常识
梁文道作家、媒体人。1970年生于香港，在台湾接受中学教育，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从1998年开始不断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知识界，身跨大学讲师、自由撰稿人、主持人等多种职业，参与或领导环境保护、动物保护、艾滋病人权益维护等众多社会公益活动。著有《常识》《味道》《我执》《关键词》等书。
缘起
无人不晓美国独立战争。但知道潘恩的人可能不多。知道他写的鼓动北美独立的小册子《常识》的人，可能更少。小册子翻译成中文，满打满算才55个页码，3.7万字。可就是这不足四万字的小册子，吹响了北美独立战争的第一声号角，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助产士，影响了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为新生的美国制定宪法，打下第一道尖桩。
独立战争前夕，北美大陆13个殖民地，总人口才二百来万，据说《常识》发行了15万。那时没有汽车、火车，没有报纸、电报，只靠马车传递信件和书籍，小册子竟然发行了15万！天文数字。也佐证了它非凡的影响力。
《常识》作者潘恩，其实是个英国人。北美13个殖民地，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北美独立，是独立于大英帝国。英国人潘恩，跑到自己国家殖民地鼓动独立，是有超越性的，虽然形迹可疑，有叛国嫌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有超越性的不止潘恩。他的母国在形迫势紧之下，也具有了某种超越性。否则潘恩回到母国，不受绞刑，恐怕也难逃监狱伺候。他后来确实吃官司坐牢，但是在法国，——因为支持吉伦特派，被囚巴黎的卢森堡监狱。被营救出狱后，暂居法国，后又回到美国，又去了法国，又回美国，反对当政者政策，在独立战争开战后的第34年，客死纽约。
《常识》发表于1776年1月。我手上的《常识》，是收在《潘恩选集》中的版本，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了四千五百册，是当年发行量的三十三分之一，而1981年中国人口是10亿左右，是美国1776年人口总数的（约）500倍。你可以说，这些比较数字没多大意义，证明不了什么。可绕到数字背后，局面可能便不一样。
我更想强调的，是潘恩及其《常识》的核心价值：政治是分正义和非正义的，良好的政治具有坚实的道德基础。正是这一点，使得英国公民潘恩，不怕被扣上“叛国”“英奸”的帽子，毅然跑到北美鼓吹独立。也是这一点，催促他“闹”完北美，“闹”法国，——参加法国大革命，之后，回到美国批评当国者政策，而不致穷困潦倒，甚或坐牢。
其实，潘恩的《常识》，讲的都是大白话，一言以蔽之，批驳所有怀疑、反对北美独立的论调，指出大英帝国统治北美的丑陋与不义，坚决主张北美殖民地人民起来自己管理自己，按照自己期望的样式生活。大白话，讲常识，使其成为美国立国文献中的不朽者。
2009年初，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同名《常识》的书，作者梁文道，大陆读者、观众熟知的作家、媒体人。首印的三万册，元月10日左右上市，虽隔了个春节，却在2月中旬脱销。不可谓不惊人。全文108篇，像是108条好汉，分上下篇排了座次，曰“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和“窥视世界的局部角度”。梁文道先生在谈话中说，起名《常识》，偶然又必然。那好，请大家与我一起分享梁先生的“偶然又必然”。
你的《常识》，我在新书发布现场翻阅，回家又接着看，让我一下子有了当年读潘恩《常识》的那种感觉。
处在急剧转变时代的很多中国人，包括多数知识精英，都比较迷茫。虽然有人觉得他自己是某种什么主义者……但中国变化之快、之复杂，吊诡的事情、非想象能力所能及的事情之多，会让大多数人感觉很糊涂。这时候，有一个厕身于外，有距离但又不太远，眼睛和内心都非常关注这些事件的“边缘人”，——他比较清醒，既有国外、港台的资讯，学理训练有素，能对中国现实问题和各种不可思议的事件保持敏锐，贴近“常识”谈问题，便非常难得。你和你的《常识》就是很好的范例。而且我发现，你的中文表述很贴近大陆读者的口味。此外，不论是你的引证，还是对问题事件、对过程的事实把握，包括你观察问题的角度，都有不同于大陆知识人的新意。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即使讲常识，可以讲这个常识也可以讲那个常识，比如你看泰国政局和他信倒台等，……你常给我的感觉，是和大陆人谈这些件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姑且将你的《常识》称作“梁氏《常识》”好啦。
短则七八百，长的几千字，读起来，几分钟、十几分钟一篇。这点很重要。读完全书，我更想知道的就是，无论你平时写作，还是这次结集，你要表达的与潘恩的“常识”之间，是否有某种文本或精神上的联系？
一定有，当然有。其实这个书名起得是很意外的。当广西师大出版社把编完的稿子让我再看一遍时，他们说就差一个名了。我回到酒店认真翻了两天，当他们再找我的时候，我就说这本书还是别出算了。他们就问怎么不出了，我说写得不好。他们说怎么不好？我说实际上不值得出，因为，我突然冒出“常识”这两个字。因为我写的都是常识！没什么了不起。虽然这是意外得到的书名，但是我必须说我在精神上一直很认同潘恩的那种传统。
什么传统呢？从两个意义上讲：第一，小册子作家的传统，其实是16世纪在欧洲开始的一种写作方法。我后来才发现小册子这个东西，联合国居然还有官方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金会的网页上面说：小册子就是一本印刷品，它不能少于5页，也不能多于48页。很搞笑吧。它有很悠久的传统，就在报刊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小册子是一些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时的方法，要特别轻、薄、浅、短，让人易读。潘恩说：“我将仅仅提供一些简单的事实、明显的论据和常识”。小册子就是这样写的，它不会去写一些很深奥，宏大的理论，它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并且最适宜谈论公共事务。单刀直入，都是谈具体问题。
对。而且小册子有一个目的：“把真相、真理交给公众”。后来潘恩跟伯克（EdmundBurke）关于法国大革命有一场很有名的辩论。那场辩论里面双方都在打这种角色之战。双方的支持者、反对者聚集了150多本同类小册子在流传。虽然后来很多学者都认为伯克比较有深度，伯克胜了，但这是后来的讲法。以当时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的小册子作者都支持潘恩。而且潘恩书的销量也比伯克的高。他们两个的辩论就是一种典范：
把真理交给公众。这里面的意思并不是说知识分子高高在上，从上往下传播理论，而是我相信我的读者们有理性，能判断是非，懂逻辑，我们就来写东西，谁是谁非，真理是什么，然后交给公众判断。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小册子这种形式虽然出现于报章没有普及的年代，但即使在报章普及得不得了的时候，它仍然存在，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在写。像布厄迪尔（PierreBourdieu）在法国就写过小册子。赖特·米尔斯（CharlesWrightMills）也写过相当多的小册子，只不过现在大家不认为它们是正经的学术著作就没怎么翻译。为什么有了报纸还要写册子呢？就是作者觉得有些东西必须超过一般报章篇幅才能说清，但它又不是一种论着。我非常认同这个传统，认同这种写作的方式和体裁，我觉得我要把自己归为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传统底下，我不是一个坐在庙堂里的人，我是一个要用简单的语言，直接的论证，乃至是谈论常识的态度来跟我的读者说话，让他们去判断这个事到底是不是这样。
第二，从学术上来讲，今天一般人都觉得潘恩不是一个大思想家，他很多想法其实是总结了前人的东西，他受洛克（JohnLocke）影响很深。整个辉格党的传统在他身上影响很深。他是一个能把以前的诸多理论、哲学用很简单的方法表述出来的人。这也是我所认同的。
当然，最后还有一点，“常识”这个名字本来不是他取的，而是他朋友建议的。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当时《常识》在北美卖到特别好，整个北美洲加起来才200多万人，它就卖了15万册。特别恐怖，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非常恐怖。二十分之一，几乎20人中就有一本。几乎能识字的，包括那些军人。卖了15万册，但看的人不止吧，一本有几个人看。当年的《常识》几乎是人人看过。
问题就来了。我们今天谈潘恩的《常识》，却很少谈另一个问题，就是它为什么那么畅销？我觉得理由之一就在于：他说的话大家认同，他说出来的话大家都觉得对。有点像梁启超，我也很喜欢梁启超，梁启超说的话，让人觉得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潘恩在书当中也写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人想说不会说，他说得好。还有些人想说不敢说，他敢说。
没错，所以这个就是常识。其实他讲的那套东西是总结前人的思想，而前人那些想法已经片片断断的散布出去了，已经有这个气氛了。比如他开篇区分社会和政府：社会是出于人的需要；政府则为了惩罚和控制人而存在。这种区分不是他的原创，这种想法早就在了，北美洲的人都这么想。而且北美和英国还不一样，北美这个殖民地一开始就是自治状态，他们太了解什么叫社会是人自己创造的了。西部片里就有一个人随便说自己是警长，然后就担起了警长的职责。没有什么国家，就是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才觉得需要一个政府。所以北美人看了之后，觉得对啊，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啊。所以它畅销，因为它说出的是常识，这个常识一直存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缺一张口，没有人说，现在终于被说出来了。
我很欣赏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三条路线下来的潘恩。至于他是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我暂时先不谈。
当然我不是写小册子，我是在写报章评论，但我运用了这样一种体裁，我想表述的方法、理念、信念跟这个一致，所以我不觉得我写的是让人们大吃一惊的东西，其实很多读者跟我反映，说我的东西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没什么了不起。
当年北美只有二三百万人，分在13块土地上，信息也不发达，只有邮局，没有报纸的时候还能够如此多的写作者蜂拥在小册子这样一种文本上。而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受众，有这么多的问题，有多少写作者愿意为它效力？是时代倒退了，还是写作者退步了？
你刚才说的小册子传统，其实即使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勇敢的问题。因为当时主张美洲独立，虽然很多人的内心是这么想的，谁要站出来，还需要勇气。当
时有一派相对温和，说我们跟英国和解。他不仅反对反独立派，还要对和解派，他与之战斗的对象不止是那些亲英分子，还有主张和解的力量。他就在这个背景下阐述为什么北美要独立。
我认为潘恩确实走出了这一步，站起并走出来了。
今天大家没有意识他对美国的贡献，乃至于“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都是他发明的。但我们可别忘了他其实不是美国人，他是一个英国人，富兰克林请他去北美的。跑到美国去跟他们说你们该独立。然后他又跑到法国去，跟法国人说你们要闹革命。
他在三个国家都很出名，最后跑法国还做了国民议会议员。
对。在法国当国会议员。所以你看到他首先有地方去，他身体是自由的。让我联想起某种程度的民国时期也是这样，知识分子是有地方跑的。
第二，更妙的是其实潘恩后来回去过英国，他跟伯克在辩论的时候人在英国。我们要注意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他鼓励完美洲独立后，这是一个叛徒回国。所以你想象英国是什么样的。
18世纪八十年代，一七八几年。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勇气是有支持的。他是一个叛徒，一个鼓吹分裂的人从分裂了的地方回到首都来。他敢回去。虽然后来还是有事，但是一开始没大事。这个状态很特别。我们要考虑到当时的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土壤？当时的英国虽然没有达到今天的民主程度，但是自由气氛的酝酿底下，这个东西匍匐前进，自己的一个国民公开宣布分裂国土，完了还回来待着没事，还出书和人吵假。你能想象吗？
这个传统怎么回事，应该是从文艺复兴以后就是这样。很多人，一弄就坐着马车跑到另外一个国家漫游去了，为了躲王室的……
而且还有一点，当然欧洲这种背景很复杂，欧洲对于民主问题和国家问题的宽容有很多理由，一来当时民族国家的建立还不完备，它是一个刚刚从过去的家族王朝过渡的时期。第二，英国有一个相当浓厚的言论宽容传统，这个传统我觉得跟英国当年脱离天主教会有关。而且我觉得英国自由宽容的传统也建立在当时没有绝对王权，没有人能说了算。所以这依赖于国家的权力是不是一元化的。
第二，我最近看到法国的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谈法国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今天我们讲法国知识分子，通常会想到从佐
拉开始的那一种，萨特站在汽车厂的油桶上演讲；福柯的光头被警察棍打……都是对抗政府的场面。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法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纳粹德军入侵时的表现。当时，纳粹德军入侵法国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有多少人投笔从戎呀？像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克，多英勇啊。布洛克是打过“一战”的，他是少尉。“二战”的时候他其实已54岁，是成名大学者，美国叫他走，他不去，他跑到里昂发传单，搞地下活动，后来被逮了。受了四个月的酷刑，拔指甲，泡冰桶，拿火烫，盖世太保最后还是要对他行刑。四个人一排站，站他旁边是一个16岁的小伙子，那小伙子年纪轻发抖，他问布洛克疼吗？布洛克说不疼，放心，一会就过去了。这就是这位史学大师的遗言。还有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新小说大家克劳戴尔，也是搞地下军的。这些人是抗德英雄，爱国吧？问题来了，同一批人，在世的那一批人有一大部分战后不久就加入一场运动，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当时很多人就指责这批人是卖国贼，说你们叛国，你们怎么能够支持殖民地独立？同一批人愿意为国捐躯，现在怎么那么叛国？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法国古典学大师让·皮埃尔·韦尔南的一段话：当年对我们这批人来讲，要让纳粹侵入我们的国土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要奋战到底；同样的，你要把我们这种用生命捍卫的权利从阿尔及利亚手中夺走，也是不可能的，这是统一的，一贯的。人家访问他为什么那么英勇，勇气来自于什么。他说勇气不是来自于情绪性的主体，不是个别的主体。不是跟某个国家情绪的连接，也不是来自于一种地方身份。而是一种把自我完全脱落之后进入到普遍领域（普遍律则），那个普遍律则在某一霎那时机底下的爆发就叫做英勇。
时空变了，但理念没有变，原则逻辑没有变。
今天的中国不一样，我们把爱国知识分子跟公共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起来的，觉得是两种不同的人，但刚刚那个例子他们却是同一种人。
而且爱国不能空洞的爱。当年那帮抗德的知识分子在后来仍然觉得他们是爱国的，就算他们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他们还是爱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的是：国家是有理念的。这个理念是什么，他们就回溯到法国大革命，我们这个国家怎么建立起来，自由、平等、博爱。这是理念。基于相同的理念我们对抗纳粹，基于相同的理念我们支持阿尔及利亚，这是捍卫国家尊严。
国家的建立应该有道德基础，政治也分正义与非正义，否则就走形，国家建立的基础就变成瓦解自己的毒素。不分是非地爱国，我只能说你是假的，伪的。
对，他做这些行动的时候，他在用自己的身体、语言，文章示范什么叫法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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