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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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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洛霍夫学术史研究》结合肖洛霍夫研究进程中相关的评论材料，梳理了肖洛霍夫学术史的结构脉络、探讨了肖洛霍夫学术史研究中广受关注的问题，梳理了俄罗斯苏联、中国、美国、法国、德国的等国的肖洛霍夫研究家的某些论争的观点，提出了作者刘亚丁等的学术主张或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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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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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洛霍夫创作了《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斩获斯大林奖、诺贝尔文学奖等殊荣，无疑是苏联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本书分别对苏联俄罗斯、中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肖洛霍夫研究学术史进行全面梳理，力图在回到研究现场的过程中把握特征，探析缘由。对肖洛霍夫在批评史上的奇特命运作了深入考索，分析他在拒斥庸俗社会学压力中进入苏联文学中心的复杂过程，追溯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形象在批评史上的戏剧性转折，探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苏俄肖洛霍夫研究的边缘化表征及其原因。在本书中，我国的肖洛霍夫研究者剖析这位作家小说的内在肌理，因而多有领悟，勾画出肖洛霍夫在20世纪苏联文学大格局中的特殊位置，凸显其卓绝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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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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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丁，男，四川荣县人，1959年6月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吉林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川大教学名师。兼任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斯塔夫罗波师范学院访问学者。著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苏联文学沉思录》《顿河激流——解读肖洛霍夫》《佛教灵验记研究》，在我国、俄罗斯和韩国发表学术论文。已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带领团队翻译俄罗斯汉学家撰写的6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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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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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第一编 肖洛霍夫学术史
第一章 20世纪30至40年代苏联的肖洛霍夫研究
第一节 《静静的顿河》的研究
第二节 《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的研究
第二章 20世纪50至70年代苏联的肖洛霍夫 研究
第一节 《静静的顿河》的研究
第二节 《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研究
第三章 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苏联俄罗斯的肖洛霍夫研究
第一节 《静静的顿河》的研究
第二节 《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研究
第三节 肖洛霍夫研究的传记化倾向
第四章 中国的肖洛霍夫研究
第一节 20世纪30至40年代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研究
第二节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的肖洛霍夫研究
第三节 中国新时期以来的肖洛霍夫研究
第五章 其他国家的肖洛霍夫研究
第一节 肖洛霍夫接受和在德国的研究
第二节 法国的肖洛霍夫研究
第三节 美国的肖洛霍夫研究
第二编 肖洛霍夫学术史研究
第一章 肖洛霍夫的中心化与边缘化
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拒斥庸俗社会学
第二节 自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中心化的表征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中期：边缘化的表征
第四节 质疑与回应
第五节 从文学场外到文学场内的考察
第二章 葛利高里的毁与誉
第一节 “两个葛利高里”
第二节 戏剧性演变
第三节 三个重要转折
第三章 《 静静的顿河》：成人童话的消解
第一节 两种对立统一的话语
第二节 《静静的顿河》的独特性
第三节 历史性叙述与隐含作者的功能
第四章 《 一个人的遭遇》：小说或默示录
第一节 平常的人和大写的人
第二节 蕴涵象征的召唤结构
第五章 肖洛霍夫的写作策略
第一节 中心与边缘的分野
第二节 疏离与归依之际
第三节 中心与边缘之间
结语
附录一 重要文献
附录二 人名中外文对照及索引
附录三 书、报、刊、篇名中外文对照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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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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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世纪 30-40年代苏联的肖洛霍夫研究
这个时期，苏联文学批评的语境经历了比较复杂的演变，“拉普”一度实行宗派主义，唯我独尊，对被视为“同路人”的大量作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早在1925年就开始逐渐形成文学团体规范，1934年确定了新的文学体制化进程，并且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类似于文学宪章的地位。以阶级观点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批评成为批评话语的基本模式。该时期肖洛霍夫经历了由被贬斥到开始被经典化的转折。
第一节《静静的顿河》的研究
1928年，肖洛霍夫发表史诗性巨著《静静的顿河》的第一部，以一个大作家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整套书的出版历经坎坷，到1940年才出齐。《静静的顿河》的出现，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的广泛兴趣。如果说肖洛霍夫早期作品所受的关注度还相对较小的话，那么至《静静的顿河》出现，这一局面大为改观。未待作品出齐，评论家就已各抒己见，臧否非一。评论的色调异彩纷呈，褒贬不一。甚至有谣传说肖洛霍夫从评论家哥洛乌舍夫那里剽窃了《静静的顿河》手稿：后者的旅行札记和生活随笔也取名为《静静的顿河》，而且其中多处提到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之名，这令肖洛霍夫苦恼不已。此类谣言的出现给不明真相者和心怀叵测者提供了毁谤的借口，同时给后几卷的出版制造了麻烦。
一
20年代后期，在拉普的主导下，庸俗社会学批评盛行，文学批评中阶级斗争的意味甚浓。对一部部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审查”，对不符合“标准”的作品肆意攻讦，妄加曲解。与当时出版的一些立场观点明确的主流文学作品相比，《静静的顿河》已出版的部分似乎显得另类，这就为批评家们断章取义、进行多种阐释提供了条件。
对肖洛霍夫来说，问题更加复杂。1929年6月，斯大林在致费康（Кон, Ф.）的一份信中写道：“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谢尔佐夫，波乔尔科夫（波得捷尔柯夫），克里沃什雷科夫等人物做了简直是不确实的介绍，但是难道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静静的顿河》是一本毫无用处的书，应该禁止出售吗？”尽管这封信当时没有发表，但那时有不少人知道这封信的内容。b当时以庸俗社会学方法对《静静的顿河》大加贬斥的代表人物有扬切夫斯基（Янчевский, Н.） 和马伊泽尔（Майзель, О. ）等。扬切夫斯基把《静静的顿河》称为“反动的浪漫主义作品”，他明确指出：“肖洛霍夫反动性的实质何在？这部反动的浪漫主义作品是由哪些元素构成的？首先，肖洛霍夫不是以过去为将来的出发点，而是相反，让人重回过去。第二，他夸大了过去，‘静静的顿河’的过往。他浓墨重彩地描绘过去那种卑鄙无耻、令人生厌的图景，希望让读者也沉迷于过往的生活。我可以说，他的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并且同时还有色盲症。”“无产阶级作家肖洛霍夫究竟完成了参与革命前的农村阶级斗争的哪个阶级的任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准确而确定的。有一种最客观的意见：肖洛霍夫客观上完成了富农的任务……结果肖洛霍夫的作品甚至成了白卫军喜欢的东西。”此类上纲上线的评论一出，不啻给肖洛霍夫当头一记闷棍。一旦被列入阶级敌人的行列，后果不堪设想。不过，也有一些评论家对此作出反驳，如科列斯尼科娃（Колесникова, Г. ）认为这些指责都是歪曲事实。《静静的顿河》不是没有反映阶级斗争，第三卷中阶级斗争已经白热化了。马兹宁（Мазнин, Д.）则发文与扬切夫斯基展开讨论，他认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否认《静静的顿河》的客观认识意义，应该说：“肖洛霍夫为广大的苏联读者展示了顿河的面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哥萨克固有的矛盾。在强调了哥萨克的特殊之处后，他同时又描写了我们工作中对哥萨克村镇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面临的困难。小说的这些正面因素不能贬低。”还有一些评论家既肯定了小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指出了他们认为的不足之处：“在这一阶段（《静静的顿河》前两部），肖洛霍夫划分哥萨克主要不是根据其社会特征，而是根据抽象的道德特征。从而表现出对作为阶级斗争史的历史的推动力的不恰当理解。麦列霍夫的形象是小说中全面展开的一个形象，是最接近肖洛霍夫这一阶段世界观的一个形象。《静静的顿河》第三部（1929— 1932）有了很大的进步，肖洛霍夫已懂得用阶级观点创作小说。”米赫（Мих, А.）高度肯定了《静静的顿河》成功之处表现了俄罗斯农民的这一军事组织的一部分推向敌人阵营的力量……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有许多独特、幼稚而又野蛮之处……愚昧，情欲旺盛的人们；浓烈的君主制的保守的麻醉剂……肖洛霍夫成功地描写了这一切。”
由此可见，肖洛霍夫一方面要潜心创作，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应付外来的干扰，澄清自己的创作意图。彼时的情形从肖洛霍夫1929年致《高潮》编辑部的信中可见一斑。信中写道：“《布尔什维克接班人报》（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смена ）第206号上《纯文学的创造者》（Творцы чист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一文的作者尼普罗柯菲耶夫（Прокофьев, Н.）， 指控我是富农和反苏分子的帮凶，并且引了一些‘事实’作为例证。这种指控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有义务声明，在苏维埃经济改造时期，压制囤积余粮的富农，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仅仅根据这一点，我就不可能是富农利益的保卫者。”a面对着各种的评论，肖洛霍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不得不求助于高尔基与绥拉菲摩维奇（Серафимович, А. ）。高尔基曾就此专门致信法捷耶夫（Фадеев, А.），明确表示支持肖洛霍夫，信中写道：“《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是一部具有很高价值的作品，我看，它比第二部更有意义，比第二部写得好……肖洛霍夫非常有才能，他可以造就成为很优秀的苏联作家。”b高尔基的这番话对帮助肖洛霍夫摆脱困境起了很大的作用。
综观这一时期研究《静静的顿河》的成果，多数研究者们的讨论基本循着社会历史分析路径，围绕着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情节、风格等几方面展开论述。当然，在从社会历史角度分析作品时，又不时夹杂着庸俗社会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将人物的阶级属性、阶级立场、作品中是否反映阶级斗争作为考察作品的重要依据。下面，我们就从上述几个方面入手，仔细梳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二
《静静的顿河》的主题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给予了阐释。在那个年代对《静静的顿河》的评论中，社会历史话语明显占据主流话语地位，当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如运用得当，不去一味穿凿附会，依然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批评方法。
《静静的顿河》以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等几个哥萨克的家庭的经历为主线，描写了1912至1922年顿河地区的社会变迁。这十年对俄罗斯而言，是社会剧烈动荡，新旧势力殊死搏斗的十年。其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肖洛霍夫的春秋之笔是想勾勒一部顿河地区哥萨克的变迁史，抑或是希望通过一个地区的巨变折射出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许多评论家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列日尼奥夫（Лежнев, И. ）认为：“肖洛霍夫想写一部我们时代哥萨克的历史，旧哥萨克阶层的艺术百科全书。”“《静静的顿河》的主旨是摆脱哥萨克的等级制度及其反动的传统。”“肖洛霍夫的主题就是我们祖国过去极度落后反动、斗争特别残酷的地区新革命因素的胜利。肖洛霍夫着重强调了胜利的道德方面。”列日尼奥夫明显将《静静的顿河》的主题肤浅化，“阶级化”了。
还有很多评论家也将《静静的顿河》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讲述哥萨克的一部重要作品。谢尔宾纳（Щербина, В.）则觉得这种理解过于狭隘：“肖洛霍夫小说的主题与反映的问题宽泛得多：它们具有全民族的意义……肖洛霍夫的真正主题是崭新的人的意识的形成。”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基尔波金（Кирпотин, В.）和A. 托尔斯泰（Тостой, А.），二者都认识到了《静静的顿河》的全民族意义，肯定了肖洛霍夫点面结合，经纬交织，微观中见宏观的笔法。基尔波金将这种写法视为《静静的顿河》艺术魅力所在。“《静静的顿河》的艺术魅力何在？其魅力就在于我们看到了对人民生活的全景式描写，在于其中讲述了在革命中，同时在自然有机地与整个历史进程的融合中，作为人民有机组成部分的哥萨克的命运。”A. 托尔斯泰尽管对葛利高里这一形象颇有微词，但对作品的主题把握还是很有见地：“他（肖洛霍夫）以描写在社会斗争的痛苦与悲剧中诞生新社会的主题而进入文学。他在《静静的顿河》中展示了来自哥萨克生活的史诗般的、充满土地气息的、生动绮丽的画卷。但这并没有使小说的主题受到局限：《静静的顿河》就其语言的感情真挚、富有人性和优美的特点来说，是一部整个俄罗斯的、民族的、人民的作品。”阿尔登斯（Арденс, Н.）在肯定了《静静的顿河》的全民族意义后提出：“这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讲述的是：目标是为了将来过上独立自主的苏维埃生活的人民战争的故事，其复杂的推动因素，以及在战争过程中人们自身也得到重铸的主题。” 他的观点一方面有片面拔高顿河哥萨克的阶级意识之嫌，另一方面却又同谢尔宾纳的意见有些近似。的确，在战争中，在社会动荡时，人作为个体，不断经受着各种考验，思想意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得到重铸”。这种变化是多向的，既有普通哥萨克农民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变化，又有生性淳朴的哥萨克农民获得权利后不由自主的变化。波得捷尔柯夫（即波乔尔科夫）即为一例：“早在入选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前，他对葛利高里及其他一些相识的哥萨克的态度就已经变了。说话的口气已带有优越感和傲慢。这个生性淳朴的哥萨克已经陶醉在权势中而不能自拔。”正是这种变化导致了葛利高里的反感。此外还有经历了社会动荡之后哥萨克对生活本身意义认识的变化等等。潘苔莱的认识最深：“如果说，从前他管理家业，驾驭生活，像是骑着一匹训练有素的马……那么现在，生活却像一匹发了疯的、跑得浑身起汗沫的马驮着他狂奔，他已经无力驾驭这匹马……”“直到现在老头子才明白自己为使生活照老样子过下去的努力，全是枉费心机。” 试问，身处社会洪流的旋涡中，又有谁能置身事外？又有谁的思想意识不发生变化，不“得到重铸”？
可惜的是，作为作协书记的法捷耶夫却不认同这一说法，一方面，他高度评价了《静静的顿河》的优点，另一方面又指责小说缺乏全人类思想：“肖洛霍夫有着怎样巨大神奇的吸引人的力量啊。可以直率坦白地说，当你读他的作品时，会体验到一种真正的创作上的嫉妒心情，觉得他写的是那么好，真想偷走许多东西。你会看到，这些作品确实很好，无与伦比。尽管如此，在他的书中人们同样感到缺少一个伟大的、包罗万象的全人类思想。” 他的观点明显是吹毛求疵，真的是以嫉妒的心情看待一部成功的经典之作。
《静静的顿河》主要以哥萨克农民为反映对象，反映了他们在社会巨变中的尴尬处境。肖洛霍夫成功地描写了这一时期哥萨克农民的生活变化，悲欢离合。
戈芬舍费尔（Гоффеншефер, В.）强调了肖洛霍夫的描写农民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世界文学史上，《静静的顿河》首次将描写农民，描写他们的生活、斗争和心理提高到对所谓的文化阶级描写的经典类型的层面。”莫登廖娃（Мотылева, Т.）也持类似的观点：“事实上，肖洛霍夫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第一个以全新的方式描写农民的作家，如同高尔基描写无产阶级时一样，肖洛霍夫主人公的内在美正表现在同过去的决裂中，表现在破旧寻新之中。”不过，后者明显将肖洛霍夫笔下的农民人为地拔高。《静静的顿河》中的主人公，无论是葛利高里，还是普通哥萨克，大多是处在一种寻找什么的过程中。尤其是一些普通哥萨克农民，他们在没有尝到新社会带来的好处前，更多的是对旧有的、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的怀念和眷恋。当革命的洪流喷涌而至时，他们无所适从。潘苔莱这个旧式哥萨克农民，一直按传统的方式生活，在战争中才晓得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老头子才明白自己为使生活照老样子过下去的努力，全是枉费心机”。以潘苔莱为代表的哥萨克农民尽管感觉到了变化，可向什么方向变、怎么变，他们是茫然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列斯尼科娃（Колесникова, Г.）和普利斯科（Плиско, П.） 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试图表现摇摆不定、充满矛盾、形形色色的哥萨克怎样转向苏维埃政权，揭露被土地俘虏的哥萨克农民的私有者本性，他们觉得倒塌的仓房比自己的自由更值钱，他们买卖自己的妻子，出卖自己的感情。”a“肖洛霍夫创作的关键主题是哥萨克中农转向革命一方的问题。肖洛霍夫在早期作品中已触及这个主题，但不断地触及这个主题则是在其大型史诗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中。”这一时期的评论还涉及到了《静静的顿河》中对农民的心理描写。莫登廖娃将《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视为反映十月革命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创新之作，认为二者反映了农民在这两场大的运动中的心理变化：“当苏联文学反映由十月革命和农村集体化引起的农民在日常生活和心理方面的巨变时，农村主题就需要另外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在这方面肖洛霍夫的作用极大。《静静的顿河》与《被开垦的处女地》许多方面不同，但却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相似之处：两者都展示了在准备和实现最深刻的革命变革时期的农民。” 而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什克洛夫斯基（Шкловский, В.）则更深入地研究了肖洛霍夫描写农民心理的创新之处，即肖洛霍夫没有静止地、僵化地呈现农民的心理，而是以一种变化的、发展的过程予以呈现。“陌生化诗学不是艺术的最高标准。当我们出现时间感、历史的不间断感及对其负责的感觉，当我们感到我们的历史正在对十月革命作出自己的结论时，历史和现在就显得很清楚。肖洛霍夫正是这样书写着宏大而又朴素的东西……几百年以来，从塞万提斯到巴尔扎克，再到托尔斯泰，都在描写农民心理的不变性。肖洛霍夫成功地展现了处于非常复杂的关系中的哥萨克农民……同时展现出他们的心理变化，展现出他们思想与行为体系翻天覆地的变化。” 德罗兹多夫（Дроздов, А.）肯定了《静静的顿河》的生活真实性，并且认为小说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农民主题，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肖洛霍夫的鸿篇巨制就思想的深度和内容的广度而言已超越了普通的农民主题，是一部革命的史诗，是一幅反映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的一个转折时刻的人民生活的真实画卷。”
在肖洛霍夫的早期作品中，已显露出作者描写大自然的独具的匠心。在《静静的顿河》中，大自然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科列斯尼科娃认为：“肖洛霍夫顶礼膜拜的大自然—太阳、天空、风—表现得总是和人的心情一致。”这一点可以在小说中描写阿克西尼娅久未同葛利高里见面，与其相约待司捷潘走后见面的场景中得到验证。
《静静的顿河》中对爱的主题的表现贯穿始终。不过，由于环境局限，研究者对其他主题大书特书时，对爱的主题的探讨却着墨不多。小说中男主人公葛利高里一直处在同阿克西尼娅和娜塔莉娅的情感纠葛中：同阿克西尼娅经历了分分合合，最终走到了一起；而明媒正娶的妻子娜塔莉娅则饱受冷落。科列斯尼科娃据此认为：“阿克西尼娅的整个罗曼史就是本能的胜利，是作者对人的激情的赞歌……肖洛霍夫的生物主义是对本能力量的崇拜，对其威力的讴歌。但只看到葛利沙和阿克西尼娅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生物关系则是错误的。葛利沙与阿克西尼娅的爱情是对现存生活制度的反抗，是对旧的、行将就木的婚姻习俗的挑战，是对用一箱子物品、两头牛即可买一个妻子的陋习的挑战。”科列斯尼科娃在这里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万恶的旧制度对人性的戕害之深，但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爱不是赤裸裸的情欲之爱，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娜塔莉娅是旧婚姻制度的牺牲品，葛利沙同阿克西尼娅走到一起是对现存生活制度的挑战。可评论家却忽视了肖洛霍夫苦心孤诣的谋篇布局：娜塔莉娅和阿克西尼娅谁也没有取得胜利，二者的结局同样悲惨，都在小说中死去，只剩下葛利高里孑然一身回归故里。肖洛霍夫这样安排结局是有自己的考虑的，遗憾的是评论者并没看到作品的结局，影响了自己的判断。
肖洛霍夫的书写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他的笔端饱含着对在战争和社会动荡中受苦难的普通劳动人民的同情。从他写给斯大林的一封封信中就可以看出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恰尔内（Чарный, М. ）看到了这一点：“《静静的顿河》中饱含着对人民群众的温情、对他们的爱以及对他们受苦难的同情，为妇女，特别是为母亲感到的痛苦更是如此。”恰尔内认为，战争中受到最大伤害的是普通人民，《静静的顿河》描写的殊死搏斗，无论哪一方胜利，老百姓都要承担很大的牺牲。尤其是母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在战争中死去，在战争中变为仇敌，互相残杀，自己却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景就发生在自己身边，那种切肤之痛，痛入骨髓。但是，当任何一方的“儿子”受到伤害时，母亲们的那种博大的母性之爱又会占上风。伊莉妮奇娜就是这样一个母亲。本来幸福的家庭随着社会的动荡变得分崩离析。长子和丈夫先后离她而去，心爱的小儿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女婿恰是自家的仇敌。可当仇敌生病时，“伊莉妮奇娜对‘刽子手’微驼的身形和蜡黄的脸，看得越仔细，内心就越发强烈地感觉到一种不舒服的和矛盾的感情。在伊莉妮奇娜的心里忽然对这个她恨之入骨的人产生了一种不期而来的心情—一种刺心的母亲的怜惜之情，这种感情可令最坚强的女人心软。她已经不能控制这种新的感情……”这种爱在以伊莉妮奇娜为代表的母亲身上得到升华。恰尔内认识到了这一点，可惜的是他老调重弹，把人道主义精神庸俗化了。他认为：“《静静的顿河》的深刻的人道主义主题与揭露表现在生活的旧秩序中的社会的恶直接相关，与被革命唤起的希望相关。《静静的顿河》的革命力量首先在于全面否定革命前的旧生活。”
综上所述，20世纪30至40年代针对《静静的顿河》的主题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历史、爱、自然及农民等几个方面，相关的论点尽管囿于“火药味”较浓的时代，却也不乏精辟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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